“清代學術新視野”工作坊述評——兼論清學研究的新動向

2022年2月11日，由臺灣“中研院”文哲所主辦的“清代學術新視野”工作坊以線上形式順利舉行。本場活動由文哲所的范麗梅、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桑雅如（Sharon Sanderovitch）、臺灣中山大學的黃冠云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戚軒銘共同策劃。作為 “末日前的語文學”系列活動的初響，本次工作坊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北美及以色列的多位明清學術思想史領域的前沿學者。工作坊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擔任主持。首先，來自北京語言大學的馮勝利教授通過對戴震、段玉裁與王念孫在訓詁考證上的個案分析，論述了皖派學者如何通過對假借字的演繹推斷與同源詞的生成類比建立起一種科學化的、能夠論證邏輯必然性（logical certainty）的乾嘉“理必”之學。隨后，來自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石敖睿 （Ori Sela）教授自“皇室科學”（imperial science）與“私家科學”（private science）的視角出發(fā)，闡述了18世紀天算學與禮學、經(jīng)世之學間的密切關系，以及天算學研究重心自皇室向私家的轉移。來自臺灣中山大學的黃冠云教授則通過揭示乾隆帝文章、上諭中對宋學聚黨講學、門戶相爭，以致亂及國事的批判，為考據(jù)學的興起提供了一個政治層面的解讀。最后，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魏寧坦（Nathan Vedal）教授和畢業(yè)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馬瑞彬（Mangus Ribbing Gren）博士分別進行了精彩點評。筆者有幸全程參與了此次工作坊，并認為三位學者的主題演講確實展現(xiàn)了清代學術思想研究的若干新動向，因此不揣冒昧，對所論及的諸多層面嘗試加以梳理，以就正于方家。

馮勝利教授對乾嘉“理必”之學的研究，近年來已多有專論發(fā)表。這些成果背后一以貫之的重要方法，則在于對各考證條目立論過程的細致分析。如此次演講中所舉之首例——《尚書·堯典》“光被四表”，戴震訓“光”為“橫”——馮教授即通過逐行逐句的細讀，闡明戴震何以通過文本、古音、語義、訓詁、文字與句法等六個方面的證據(jù)，而使其論斷“不留余義”，成為邏輯上的“必然”。這種對論證過程的詳細梳理，對于展現(xiàn)自戴段二王至于章黃之學的獨特學術進路，其意義自不待言，而在筆者看來，其方法論價值則更不局限于語文學的學術脈絡之內(nèi)。清代學術既常以“實”字為標榜，其關鍵即在于立論須有依據(jù)。這一論證考信的過程，或資于邏輯演繹，或資于材料徵引，或資于實物質(zhì)測，雖取徑各異，要之不可出于空言，而必采取一定之方法使其結論確然不移。馮勝利教授通過對“理必”論證的邏輯梳理與證據(jù)標注，恰恰展現(xiàn)了這種可信性的微觀建構過程。正是通過這一過程，諸如“橫被四表”一類具有突破性的訓解才能夠成為新知而得到廣泛認可，諸如古音分部等系統(tǒng)性建構才能在往復論辯中成為日趨精密的共識。誠然，“理必”之學所涉及的公理化的演繹思維只在以皖派為主的幾位大家中才有較為典型的展現(xiàn)，這也是馮教授在本次演講與其系列研究中所著重考察的對象。但在方法論上更為“傳統(tǒng)”的考據(jù)學者也同樣不乏組織材料與構建論證的方式，甚至可以頗具特色。如本次工作坊的評議人之一魏寧坦教授就曾在博士論文里談及明代音韻學中所多見的宇宙論式的類比體系。可見對“考證何以可能”的追問，不僅具有一般性，且能通過不同論證范式間的比較進一步彰顯“理必”之學的獨到之處。在此，馮勝利教授的微觀分析對于理解考據(jù)學知識的具體建構過程具有普遍的啟發(fā)意義。

這種對學術知識背后論證方法與材料組織的關注，亦與石敖睿教授演講中一個重要細節(jié)相呼應。石教授指出，在乾隆朝的天算學研究中，科學觀測對文獻記載并無必然的優(yōu)先性；歷史上的記錄與基于科學觀測的結論被視為同樣可靠，甚至前者優(yōu)于后者。而二者孰輕孰重，又往往因人而異。這使筆者聯(lián)想到戴震與錢大昕在“歲實”（回歸年）長短問題上的著名分歧：戴氏自西洋天算學模型出發(fā)，視理論計算較文獻記載更為可靠；錢氏則反其道而行之，以文獻記載的多變性作為西學模型不夠精密的證明。在北美學者胡明輝筆下，這一差異為戴震贏得了“理性主義”的頭銜，恰與馮勝利教授的“理必”思維異曲同工。

此外，筆者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這種知識論立場上的差異同樣廣泛見于對金石器物與自然名物的研究之中。當實物材料與文獻記載、訓詁分析指向不同的結論，應該何去何從？可以肯定的是，在考據(jù)學鼎盛的乾嘉時代，學者對此類根本性問題并無一定之見。細而言之，在同為皖派宗師的戴段二王之間，即便對某一考證問題掌握了相同的文獻材料與分析方法，在材料擇取的優(yōu)先級和方法的偏好上仍能展現(xiàn)出個體差異，而由此得到頗為不同的結論。廣而言之，對漢學持保留態(tài)度的理學家與經(jīng)世學者，他們是否也以其它知識論形式踐行著自己對于“真知”的理解？只不過這種理解的信度并不取決于材料支撐或邏輯推演，而是與內(nèi)心的呈現(xiàn)或實踐的功用息息相關?？偠灾?，對認識論問題的微觀分析既有利于闡明清代考據(jù)學超邁前賢之處，亦對于理解清學內(nèi)部的多元性與學術爭論，乃至學術群體間的差異與學派分歧具有廣泛意義。如石教授在演講中從前述有關文獻記載與科學觀測的討論，即聯(lián)系到精英科學家與身處實際觀測一線的技師、包衣等的群體差異。這里既有知識論偏好上的不同，亦涉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身份背景之別。近年高彥頤、陳愷俊等學者通過對清代文人工匠與包衣官僚的研究，已經(jīng)在手工藝從業(yè)背景對知識論的塑造作用上取得長足進展。如何將這一職業(yè)身份與知識思想間的互動關系推向更廣泛的學術領域，亦是在清學研究中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而提及身份與群體，則將我們自然引向石敖睿教授有關“皇室科學”與“私家科學”的空間維度。前者與歷法制度、宮廷傳教士和學者的為官經(jīng)歷密切相關，后者則主要體現(xiàn)為私人化的學術網(wǎng)絡與個體化的研究興趣。清代科學研究的重心何以在18世紀中后期由前者轉向后者？學者又如何在兩種身份間切換與流動？其中關鍵之處，即在于“西學中源”這一總體論調(diào)下科學與禮學乃至考據(jù)學間的密切聯(lián)系。如石教授在演講中提及具有官方背景的《五禮通考》作為禮學匯編，不僅涵蓋天文歷算方面的大量內(nèi)容，更收錄了江永、戴震等人與當時官方天算學研究有別的私學成果，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有關乾嘉時期科學研究相對于考據(jù)學的從屬地位，自北美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以降已多有論述，在此不贅。但這一聯(lián)系啟發(fā)筆者進一步追問：有關皇室之學與私家之學的劃分，對于理解考據(jù)學的學術生態(tài)，是否同樣具有參考意義？如果康熙是熱衷天算學的“數(shù)學家皇帝”，中后期的乾隆是否亦可視為一“考據(jù)家皇帝”？這一身份不僅表現(xiàn)為四庫館的設立，也體現(xiàn)在御制文集中多見的考證作品，以及由宮廷組織編撰的《熱河考》、《河源紀略》等多種史地著作，而諸如錢大昕、王念孫等一流考據(jù)學者，也恰因早年供職京師而參與此類項目之中。同時這些“皇室考據(jù)”又因其多元的語言背景、宮廷收藏的支持，以及無與倫比的資源調(diào)動能力，在研究方法上與“私家考據(jù)”既有趨同，亦存差異。二者之間的流動、轉化，與相互影響，同樣可成為理解乾隆朝學術的一個重要入口。

而提及皇室學術，特別是統(tǒng)治者自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則離不開政治層面的考量。雖自民國時代，章太炎、錢穆等學人業(yè)已論及清代高壓統(tǒng)治及文字獄與考據(jù)學的關聯(lián)，但近年來在四庫學及清宮檔案研究上的進展，仍為繼續(xù)探索這一層面提供了豐富空間。黃冠云教授以乾隆帝對宋明講學的批判為切入點，通過對《題東林列傳》等御制文字的解讀，展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個人立場的學術引導作用，并由此探討考據(jù)學興起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發(fā)展的可能。在乾隆看來，宋明理學中廣泛存在的講學活動開啟門戶之爭，足以貽亂國事。而這一別有用心的個人立場經(jīng)由上行下效的權力互動，顯著影響了四庫館臣對漢宋之學的評價，并由此開辟了考據(jù)學的新篇章。在演講末尾，黃教授還提及他計劃進一步考察錢大昕等學者在看似客觀化的考證作品中對這一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回應。恰如馮勝利教授的演講啟發(fā)我們從看似瑣碎而技術化的考證文字背后探索具有“義理”高度的知識論見解，黃教授的研究則引導我們順著權力的毛細管網(wǎng)絡，揭示其間的象征之義與微妙之言。

在筆者看來，與此權力互動相關的另一重要面向，尚涉及考據(jù)學與具體政治實踐的關聯(lián)。如果乾嘉學術并非僅是埋首故紙的書齋游戲，而有著豐富的現(xiàn)實關切，如果考據(jù)論證不僅是解讀經(jīng)典文本的有效途徑，更代表了一種認知與思維的普遍方式，那么考據(jù)學家的現(xiàn)實行動就有了特別的研究價值。如王念孫籌理河工、阮元經(jīng)略海防，其間對技術細節(jié)的關注與其學術訓練有無關聯(lián)？又如乾隆帝動用行政力量助益考證，其中可否觀察到行政流程與考據(jù)研究在信息收集和處理上的相似之處？近年來，“技術官僚”（technocrat）日益成為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如何重新審視“考據(jù)”與“經(jīng)世”的關系，亦有待廣泛而深入的探索。

總而言之，此次工作坊確如其主題所示，展現(xiàn)了清學研究中的若干新視角。在更為抽象的方法論層面上，筆者嘗試將其概括為如下三點。一是在對乾嘉學術的研究中充分借鑒科技史的一般方法。有關中國古代天算學、本草學等領域的考察早已從自然科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成熟的史學分支。而清學中音韻、文字、訓詁諸大宗，雖同為高度技術化的專門之學，卻仍缺乏類似程度的歷史考察。在這一點上，乾嘉學術的研究者大有可為。二是對學術思想的具體建構過程及其立論基礎進行深入分析。這種對于“考據(jù)何以可能”的歷史知識論（historical epistemology）式的梳理，既有別于余英時先生自儒學傳統(tǒng)中所提煉的“內(nèi)在理路”性的闡釋，亦不同于近年來占據(jù)思想史研究主流的“語境化”的分析方法，而對二者有裨益之功。三是對學術思想所涉及的不同維度進行綜合性的跨領域探索。無論是考證背后的政治關切，還是禮學與科學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都體現(xiàn)出在現(xiàn)代學科分化之前更為縱橫交錯的知識組織形式。當下有關全球史、邊疆史的研究方興未艾，而思想空間亦如地理空間一般。如何在包羅萬象的清代知識世界里突破現(xiàn)代學科的畛域，以再現(xiàn)其豐富的歷史關聯(lián)，亦是清學研究者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