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何時……站出來？

《歷史學的使命》，[英] 約翰·托什著，劉江譯，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版，52.00元

關于歷史，有不少古老的“老生常談”，如“歷史有什么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等等。英國戲劇家蕭伯納曾引用黑格爾的話說，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就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嗨，這話真是擊中要害！”話說得夠狠的，但是在邏輯上卻有問題：最起碼不是已經學到一樣東西了嗎？還是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說得比較老實：在證明歷史的其他用處之前，起碼可以肯定的是研究歷史有一種永恒的魅力，可以觸發(fā)興趣。十幾年前讀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托什（John Tosh）的《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吳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雖然同類的史學導論性著作有不少，而且有些作者的名頭比托什還要大，但是總覺得他的全面而清晰的闡釋是最出色的，留給讀者的只是領悟深淺的問題而已。

近日讀約翰·托什最新的修訂版著作《歷史學的使命》（原書名Why History Matters， 2019；劉江譯，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發(fā)現它的出發(fā)點很可能是《史學導論》的第二章“歷史學的功用”，但是從中發(fā)展出新的系統(tǒng)性的史學方向：“應用史學”和“公眾史學”。從歷史研究的功能和現實意義來看，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有現實感和最接地氣的專題性史學導論著作。就這個研究視覺與具體議題而言，本來中國歷史學家也是很有（或者是更有）感受和發(fā)言權的，但好像還沒有讀到比托什更有針對性、更有現實感的著述。

該書原書名是“Why History Matters”，譯者說“為了更加凸顯托什大著的主旨，我沒有把書名直譯為‘歷史學為什么重要’，而是取其‘筆法’，定名為‘歷史學的使命’”。（譯后記）從原書的主旨來看，這個譯法當然是對的。但我有點擔心的是因為“高大上”了，可能會掉進語文學者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說的那種流行語境中。因此可能倒不如直譯好一點，不沾那種語境。如果要意譯，或許就“把歷史學當回事”，口語的質樸中還有一點揶揄的挑戰(zhàn)——作者既是向歷史學家和政府決策者呼吁，同時也是對大眾喊話：歷史學是重要的，別不把它當回事！

托什說公眾在生活中面對復雜的政策話題，卻沒有人充分解釋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現狀是如何形成的，公眾也不知道在過去的記錄中有什么是與之相關的。（序）這的確是很現實的問題。應該補充的是，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殘酷的戰(zhàn)爭沖突，公眾更需要知道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歷史背景和現實發(fā)展的可能。

這時候就需要歷史學家站出來說話。當然，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站出來說話的歷史學家未必都是講的人話，在納粹時期不是沒有為反猶和德國侵略戰(zhàn)爭辯護、叫好的歷史學家；二是歷史學家如何才能站出來，也是個問題，托什并沒有站在“使命”的道德高地上要求歷史學家，更沒有把責任推到歷史學家身上。社會不能沒有歷史學家，但在關鍵時候也不能光靠歷史學家。我說約翰·托什的這部書很接地氣、很有現實感，就因為這些問題都是他論述的重要議題。

歷史學家的使命就是履行公民的義務和責任，讓社會能更明智地處理棘手的公共問題——作者的這個觀點其實就是對該書最濃縮的概括。當然，光是依靠歷史學家是不夠的，因此作者說：“我撰寫本書的目的是要說明，在更廣闊的層面理解史學思維可能會更接近培育批判性公民這一理想?！保ǖ?-2頁）應該以史學思維培養(yǎng)公眾，因為知識是一種權力，關于歷史的知識更是一種重要的權力。但是作者看得很清楚：事實上，關于歷史知識的權力分為兩種。一種掌握在某些人手中，把人們牢固地捆綁在對過去的同一性敘述之中，歷史被用來灌輸和強化認同感；另一種權力掌握在有作為的公眾手中，是他們觀察世界、認識現實的思想資源。在生活中這兩種形式的權力并非涇渭分明，但兩者仍然有顯著區(qū)別：第一種權力使人們保持言辭上的一致，第二種則讓思想獲得權力。作者說他探究的是第二種權力的功能，考察如何將其運用于處理當代問題。（參見第2頁）

作者在書中提出了兩個核心概念。一是“應用史學”，指基于學術追求而構建的歷史知識；同時，這些歷史知識又與當前公眾關注的問題有關，要讓史學承擔社會責任。另一個是“公眾史學”，雖然有多種不同含義，其內涵需要被詳細界定，但共同之處是歷史應被公眾而不是學術界占有，因為大部分讀者是普通大眾。因此作者將“公眾史學”理解為同時也是一種專業(yè)史家將其知識提供給大眾的傳播性工作。（第3頁）具體來說，是指專業(yè)歷史學家通過新聞、電視節(jié)目或政策建議使他們的工作引起公眾注意，也是指與博物館和其他文化機構聯(lián)合開展的史學工作，以及支持和建議普通人通過口述史、家族史及其他社群內的項目開展史學工作。（105頁）作者認為，歷史學的真正價值在于使青年人具備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使他們在面對目前存在的各種可能性的時候不會不知所措，能夠區(qū)分當下短暫或持久的現象，能夠使時代中正在進行的變革與自己建立聯(lián)系——“這些都是‘用歷史學來思考’的要點。本書各章將展示這些要點在培育積極有為、參與性強的公民之精神素養(yǎng)方面的作用。”（第3頁）

在上述兩個核心概念之中，“應用史學”的概念顯然更為復雜和更有爭議性。因為恰好是二十世紀的歷史揭示了應用史學與政治的關系中的陰暗面?！皩τ诮洑v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那一代人來說，‘經世史學’確實令人產生不安。納粹德國和……對歷史學術性的歪曲是眾所皆知的……”牛津大學中世紀學者V.H.加爾布雷斯（V.H.Galbraith）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直截了當地指出：“最近國外的經驗表明……帶著實用的偏見來進行歷史研究是可行的，但坦率地說，其代價是將歷史研究變?yōu)樾麄鞴ぞ摺聦嵣?，不可能從歷史中獲得回報?！保?9-20頁）也正是因為這樣，很多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應用性避之不及。托什說，歷史學家個人生活在極權主義之下的體驗有助于解釋為何學術界對“經世史學”充滿敵意。（20頁）但是在今天，作者認為歷史學家對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互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沒有理由因為應用史學在過去曾被濫用、在未來也仍然有這種可能而放棄了歷史學對社會負有的責任與使命。在該書的序言中他就說過：“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歷史知識可以以不受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方式得到有效運用?！保ǖ?頁）他在書中引述的大多數應用史學作品“都是為了增進公眾對如何管理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社會等問題的認識——這就是最廣義的‘政治’”。（21頁）“很大程度上，批判性的公眾史學的價值就是其所傳達的知識的‘張力’。這樣的歷史學向外行傳播得越多，我們就會越明顯地看到，歷史學的價值在于引發(fā)而不是結束質疑，在于揭示選項，而不是堅持尋求答案?！保?2-23頁）無論如何，人們應該相信的是“了解過去，使得我們處于一個更有利的位置，能夠以更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在的情況，并對現在與過去可能存在的差異，以及將來可能會發(fā)生的不同變化保持敏感”。（29頁）

說來容易做起來就難。如何使歷史學與公眾心貼心，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理論或研究成果，只需要拿出實際的行動——通過正式出版物，使歷史回顧與對現實政策的認識結合起來。作者介紹了英國費伯（Faber）出版社在1986年至1991年出版的一套“歷史學手冊”叢書，看起來很有意思。該叢書以簡明扼要的歷史敘述為特色，介紹了失業(yè)、住房、違法者的處罰等特定政策領域的歷史知識。阿夫納·奧弗（Avner Offer）是這一叢書的幕后推手，他非常熟悉美國的公眾史學，并希望對“應用史學”有更敏銳的感知。叢書中的大多數書都關注特定主題的歷史演變，并注意歷史記載所揭示的不同政策方法。但是，這些書幾乎沒有以其歷史研究來影響當前政策的意思。（120頁）作者沒有詳細舉例說明這套書的寫法，我想這些書的作者只是希望為公眾提供歷史知識作為思考現實政策問題的思想資源，這就是讓“公眾史學的思考方式在批判性的公共話語中發(fā)揮的作用”。（同上）

如果說歷史是生活的教科書，那么也可以說生活就是這本教科書的最好推銷商——生活中發(fā)生的大事、輿情關注的超熱點，都可能促使人們從歷史書中尋求答案或慰藉。比如兩年多前疫情暴發(fā)，關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史書就火起來。當歷史學家還在沉默的時候，書庫中的舊版歷史書就已經擺到熱銷書柜臺上來，因為商機來了。由此看來，托什的這部著作還可以增加一個章節(jié)：公眾史學與圖書市場，既培養(yǎng)了公民史學愛好者，又拉動了內需。

總之，歷史敘事早已扎根于公共文化之中，給人們帶來娛樂，同時也有歷史學家正在探索如何在時事熱點中運用他們的知識——通過廣播、網絡以及印刷品——以證明歷史可能具有的重要公共價值，證明歷史可以成為代議制民主下積極的公民能夠調度的重要資源。（第3頁）

在傳統(tǒng)的出版物形式之外，英國有一個創(chuàng)建于2003年的“歷史學與政策”網站（www.historyandpolicy.org）向公眾提供最新的與政策相關的史學觀點。其意圖是既希望影響政府政策的形成，又刊載公眾的辯論。自建立以來，這個網站發(fā)表了近兩百篇歷史學家的短文，關注重點是英國國內問題。在這些文章中，對當下最有說服力和啟發(fā)性的觀點都是運用了歷史主義的核心原則來寫作，比如按照歷史進程進行分析，或在充分考慮歷史差異和歷史背景的情況下進行類比推理；同時也清楚表明，在談論超出尋常范圍的政策和重要事務的時候，歷史學家常能提出一些頗具啟發(fā)性的觀點。（122頁）

托什在書中用了大量實例說明現實生活中的事件、輿情與公眾歷史學的關系，在目前這個經過修訂于2019年出版的第二版（中譯的依據版本）中，作者還更新了引用的事例，并在附言中增加了關于英國脫歐的實例。該書引言的題目就是“英國在伊拉克”，以2003年4月英國軍隊參與美國發(fā)動的伊拉克戰(zhàn)爭為重大實例，討論了重視或輕視歷史經驗所帶來的不同后果：“如果2003年時人們了解伊拉克被征服和被殖民的歷史，就能對英國的前景提出一些有價值的質疑?！保ǖ?頁）另一個重要例子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發(fā)生在英國的艾滋病恐慌。1986年英國有六百一十起病例被記錄在案，在公務員、政界人士和媒體上表現出極度的恐懼和“大恐慌”，因為人們相信這是一個未知的領域：在記憶中，不曾發(fā)生過如此致命的性傳播疾病。于是醫(yī)學史成了備受關注的領域，歷史學家、醫(yī)學社會史權威羅伊·波特認識到在一場由公眾恐慌引發(fā)的危機中廣泛接觸公眾的重要性，于是在這時候他站出來說話。當時輿情的爭論焦點是公眾越來越支持采取強制措施對抗艾滋病，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對公民自由的侵犯。波特和他的同事們以歷史回顧證明了強制不僅侵犯公民自由，也無法阻止傳染病傳播。十九世紀中期，鑒于士兵和水手的性病感染率很高，政府制定的《傳染病法案》（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要求指定地區(qū)妓女中的疑似性病患者接受醫(yī)學檢查，然后拘留她們直到不再具有傳染性，從而遏制性病的傳播。這遭到了公民自由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的強烈反對，醫(yī)學界的觀點也認為法案是不可行的，二十年后該法案就被廢除。道理很簡單，當性傳播疾病被貼上恥辱標簽的時候，患者極少愿意透露病情；采取強制措施時很可能會激怒一些人，這些人的合作對控制該病卻是至關重要。波特以這段歷史說明應該制定的是自愿而不是強制的政策，因為強制措施在對抗艾滋病時并不會更有效。羅伊·波特在《英國醫(yī)學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面向社會公眾的社論，題目很有意思：《歷史學對警察對待艾滋病的反應說不》（History says no to the policeman's response to AIDS）。托什說很少有歷史學家敢這么做，但是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準備詳細論述他們所發(fā)現情況的實際意義。但是他也知道這個例子很特殊，“歷史學的洞察力很少被認為是一種緊迫的實際需求，政府部長也不經常要求歷史學家立刻提供意見”。（119頁）

關于政府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托什也有論述。他說雖然“當今英國的政治領導人明顯缺乏歷史感，也并不意味著政府對歷史漠不關心”。比如官方機構前所未有地參與到所謂“文化遺產”的建設之中，批評者則認為所謂的“文化遺產”實際上只是制造豪宅偶像崇拜，以及制造關于過去的文化共識；那些所謂的“教育景點”實際上只是旅游業(yè)的附庸。（11頁）更有羅伯特·休伊森（Robert Hewison）和帕特里克·賴特（Patrick Wright）等左翼評論家揭露在政府“文化遺產”項目背后隱藏的“政治綱領”，那就是利用人們對當今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懷舊心態(tài)，鼓勵人們回到由傳統(tǒng)價值觀統(tǒng)治的過去社會之中。（10-11頁）至于那些在電視節(jié)目上的歷史劇、歷史欄目，以及參觀遺址、收藏歷史文物等活動，托什的看法更是一針見血：“除了少數電視節(jié)目以外，上述活動都沒有從史學視角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議題產生影響。事實上，這些活動的受歡迎程度減少了從史學視角討論重大議題的公共空間。我們面臨著一個矛盾的局面：我們的社會沉浸于過去，但卻脫離歷史。”（第6頁）

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出現在政治話語中的歷史。當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0年競選總統(tǒng)時，他被要求說出自己最重要的一項資產。他回答說“我想是我對歷史的感覺?！苯又忉屃艘跉v史中認識我們應該反對什么、支持什么。但是托什指出，“在政治話語中，對歷史若即若離也是顯而易見的。二戰(zhàn)后的幾十年里，東西方陣營的沖突使共同的歷史敘事受到重視。只有把冷戰(zhàn)看作自1945年（如果不是1917年的話）以來各種事態(tài)發(fā)展的結果時，這一沖突才能體現其意義。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zhàn)結束時，公眾對此前歷史的理解已經開始模糊了。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1994年寫道：‘本世紀末的大多數年輕人，在一種永恒的當下中長大，與他們那個時代共有的過去沒有任何有機聯(lián)系?！K東劇變意味著我們更沒有理由再堅持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了，因為歷史已經超越人們熟悉的記憶?！保ǖ?頁）談到政治話語，公眾史學并非總是能給公眾帶來愉悅的體驗。一些曾經被封鎖、被遺忘的歷史真相會令人痛苦和不安，從而能夠改變對歷史的道德評判。作者列舉了歷史學家亨利·雷諾茲（Henry Reynolds）撰寫的一本關于澳大利亞定居者與原住民關系的書，該書記錄了原住民曾經遭受的嚴苛政策。另外還有歷史學家對美國奴隸制歷史和英國殖民史的揭露，還有1950年代英國殖民史上鎮(zhèn)壓肯尼亞茅茅起義的真相，這一事件甚至曾經被稱為英國的“古拉格”——作者說“這是一段英國人‘需要知道’的歷史”。（112頁）

公眾史學還有一種模式是比較特殊和備受關注的，那就是歷史學家被要求在法庭或公開調查中為與裁決有關的歷史事實作證，由歷史學家認定的歷史事實和正確運用建立這些事實的研究方法對最后的判決起著關鍵作用。2000年，戴維·歐文（David Irving）起訴德博拉·利普斯塔德（Deborah Lipstadt）和企鵝出版社誹謗的案子就是一例，專業(yè)歷史學家在庭上的證言否定了企圖否認納粹大屠殺的觀點。另一個案件是北愛爾蘭的薩維爾法庭負責調查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事件，當天英國士兵向抗議游行的市民開槍，造成十四人死亡、十三人受傷，法庭請兩名作為顧問的歷史學家負責審查文件和一些新的材料并發(fā)表意見。（113頁）但是，托什顯然并不認為以訴諸歷史來獲得權威和結論的方法是最好的，因為這么做可能導致忽視了史學辯論的主要公共職能是秉持對其他可能性的開放認知，他不希望看到僅僅作為仲裁者的歷史學家。他指出政治家開出的藥方是為了使公眾相信沒有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案，而公眾史學則是希望大眾認識歷史解釋的多元性，而不是接受一些粗糙的刻板成見。以開放性的論辯說服人，這是公眾史學的本質特征，并以此保持與公眾的緊密聯(lián)系，為人們認識現實提供批判性的思維方式。（參見143頁）

托什在論述中反復指出，雖然公眾史學對于幫助社會的正常運作、提升人們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是有現實作用的，但是他強調歷史學家更愿意發(fā)揮的那種作用是歷史為理性評價的證據和論證提供訓練方式，增強了公民對當前問題做出明智判斷的能力，增強了他們參與公共討論的能力，增強了他們明智地行使自己作為國家一員的權利的能力。

說到底，公眾史學是一種公民教育，這一角色更接近歷史學科的本質。（126頁）在呼喚歷史學家站出來的時候，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的是公眾史學站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