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惡戰(zhàn)
海盜使用大炮的目的，并不在于擊沉目標艦船，而是要使其喪失移動能力，并大量殺傷其船員，以方便登船。因而，相對于炮彈可重達60磅（約27千克，這種炮彈能將木制船體擊碎）的重型加農炮，海盜們更偏愛蛇炮（culverin）、半蛇炮（semi-culverin）以及獵隼炮（saker）等輕型火炮——這些火炮相對于加農炮來說，射程更遠，速度更快，其5-15磅重的炮彈能夠穿透船體，擊碎彈道上的一切人和物，但是不至于將目標艦船擊沉。由于海盜們操控的舷炮齊射通常來說相當不齊整——他們的紀律性遠不如正規(guī)戰(zhàn)船上的炮手——這一招并不總是能奏效。比如說，海盜船長羅伯特·庫利福德（Robert Culliford）就通過慘痛的教訓認識到，這種炮戰(zhàn)有多么低效，其結果有多么難以預料：1697年，他的艦船“摩卡護衛(wèi)艦號”（Mocha Frigate）追逐東印度公司商船“多里爾號”（Dorrill）達數(shù)日之久，與其展開了一系列持續(xù)數(shù)小時的炮戰(zhàn)，卻沒能對“多里爾號”造成嚴重破壞，也沒能拉近到足夠距離以便登船。
一旦方向準確的火炮齊射和滑膛槍射擊確實使目標艦船喪失了移動能力，并減少了防守方的人數(shù)后，接下來便是登船以及慘烈的近身肉搏。為此，登船人員通常喜歡使用短兵器，比如手槍、短彎刀、匕首和斧子之類的，這些是在狹窄空間內近身搏斗的理想武器。而防守方則會充分利用（或者說盡量充分利用，起碼在開始階段）長柄武器，例如長槍、長矛或者戟。畢竟，“對付那些想要跳過來，甚至是爬上來的敵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跟他們至少保持一臂遠的距離”。為了配合當時的先進武器，也就是手槍（從16世紀開始）、火繩槍（直到17世紀末）和滑膛槍（從17世紀開始），弓箭等更古老的武器因其準確性和可靠性仍被廣泛使用：與當時的先進火器相反，它們不需要（干燥的）火藥和引信來發(fā)射——這兩樣東西在茫茫大海上經(jīng)常短缺。
被擊沉的海盜船
海戰(zhàn)是漫長而血腥的，這一點一次又一次地在大海上得到驗證。1607年4月，此時的約翰·沃德正率領兩艘突尼斯私掠海盜船在土耳其海岸巡航，尋找著獵物，結果他發(fā)現(xiàn)了威尼斯船只“雷尼埃拉和索德琳娜號”（Renierae Soderina）。這是一艘巨型的拉古薩式（argosy-type）大帆船，重約1500噸。在當時，500噸重的艦船便稱得上是大型船只，而拉古薩商船確實是浮動的海上堡壘。這艘拉古薩商船遠比沃德自己的槳帆船和快速平底船大得多，因此，沃德的小艦隊朝著對方狂轟了三個小時的加農炮，寄希望于對方能因此投降。但是，遭到連續(xù)炮擊的威尼斯船并沒有降旗投降。相反，船員們聚集在船首和船尾的塔樓里，準備擊退任何登船的私掠者。就在這個時候，沃德的兩艘船發(fā)起了最后一輪鏈球彈齊射。威尼斯的官方事件報告描述了這次齊射的結果：
他們的計劃是要形成恐嚇作用，確實也完美地實現(xiàn)了，情況是這樣：防守上層后甲板的海員中，有兩人被一發(fā)炮彈擊中。他們身受重傷——實際上是被炸成了碎片。剩下的人四散而逃，把武器扔在了甲板上，跑回他們自己的財物所在之處，全然不顧正在靠近的兩艘敵船。
威尼斯船長無力平息騷亂并重整秩序，無奈之下只得投降。威尼斯船成了戰(zhàn)利品，而幸存的船員和乘客很快便踏上了前往突尼斯奴隸市場的旅程。至于沃德本人，這次戰(zhàn)斗進一步鞏固了“海盜之王”的惡名。
幾十年后，“高個子本”亨利·埃弗里也走上了人生巔峰。在接管了“查理二世號”［當時已經(jīng)更名為“幻想號”（Fancy）］之后，埃弗里直奔阿拉伯海。他打算捕獲沿著朝圣航線航行的印度船只，這條航線從印度西海岸的蘇拉特（Surat）出發(fā)，途經(jīng)亞丁灣，一直到紅海邊的吉達（Jeddah），如此往返。這些船只不僅載著數(shù)百位朝圣者，還搭載了不少絲綢和香料商人，據(jù)說它們是名副其實的藏寶庫：
眾所周知，東方人出行的排場是極其壯觀的。他們會帶上所有奴隸和侍從、華服和珠寶，船上滿載金銀，還有大筆錢財用來支付陸上旅程的費用?？梢姡绻懿东@這么一艘船，其收獲是難以計算的。
當埃弗里趕到時，已經(jīng)有另外五艘海盜船在這片區(qū)域巡游，他們的意圖和埃弗里完全一樣，其中一艘是“友善號”（Amity），指揮它的是另一位已經(jīng)成名的海盜托馬斯·圖（Thomas Tew）。1695年7月，這支海盜艦隊遇上了一支25艘帆船組成的朝圣船隊。海盜艦隊挑中的第一個目標是大型艦船“法塔赫·穆罕默德號”（Fateh Mohammed），它屬于阿卜杜勒·加法爾（Abdul Ghaffar），蘇拉特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埃弗里讓“幻想號”保持在安全的距離之外，同時遠程開炮，迫使莫臥兒船員們低頭躲避，另外兩艘海盜船趁機沖了過來。很快，莫臥兒船長便發(fā)現(xiàn)自己被數(shù)十名兇神惡煞的海盜包圍，他選擇了降旗投降。從船上掠走的金銀價值5萬英鎊左右，換算成今天的貨幣大約相當于650萬英鎊。即便需要跟其他船上的海員們分享這筆戰(zhàn)利品（但不包括托馬斯·圖，他戰(zhàn)死了），對一天的辛苦來說也算不錯的。更精彩的還在后面：第二天一早，獨自行動的埃弗里（其他海盜船跟不上“幻想號”的速度）打算截擊莫臥兒艦隊的旗艦“無上珍寶號”（Ganji-Sawai）——這名字對于一艘屬于莫臥兒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本人的船來說，可謂是恰如其分。
“無上珍寶號”并不容易得手：船上有大約50門火炮和400名火槍手來保護船艙里的財寶和高級乘客，它不可能不戰(zhàn)而降。這場鏖戰(zhàn)持續(xù)了兩三個小時，最終，埃弗里的好運來了：他的一發(fā)側舷炮擊中了“無上珍寶號”的主桅桿，主桅桿連帶著帆、繩索和角索倒了下來，砸中了不少船員和士兵。這個時候，一門火炮爆炸了，炸死炸傷了不少旁觀人員，場面更加混亂。而真正決定性的時刻也到來了：嚇破了膽的船長易卜拉欣·汗（Ibrahim Khan）倉皇逃下甲板，防守方的士氣終于崩潰，海盜們這才得以登船。接下來，埃弗里的手下們有條不紊地穿過這艘巨艦的甲板，他們殘忍地折磨乘客和船員，有的是為了取樂，有的則是為了逼他們交出藏匿的錢財。他們還強暴女性乘客們。這次的戰(zhàn)利品足以讓每名海盜船員都能獲得1000英鎊的分成——按照今天的貨幣，至少值13萬英鎊。
需要指出的是，這類炮擊戰(zhàn)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概括為：“先爆炸，然后登船和屠殺，如有必要，撤退然后重復這一過程?！?587年11月4日，英格蘭私掠船長托馬斯·卡文迪許（Thomas Cavendish）襲擊了西班牙大帆船“圣安娜號”（Santa Ana），其整個過程便展示了這種可能性。700噸重的“圣安娜號”不是普通的船，而是一艘“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這種大型帆船專門用來運送跟中國貿易所得的利潤，航線是從菲律賓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通常來說，這種馬尼拉大帆船一年只航行一次，船上滿載金銀，一直堆到船舷邊緣?？ㄎ牡显S有兩艘船，一艘是120噸重、配有18門火炮的大帆船“欲望號”（Desire），另一艘是60噸重、配有10門火炮的“滿足號”（Content）。他的小船隊出其不意地襲擊了這艘浮動堡壘，盡管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號”偷襲“圣母無原罪號”的事件僅僅過去了十年，但顯然，那起事故沒有留下任何教訓：跟從前一模一樣，西班牙船上的火炮都被藏在了船艙里，以便騰出空間堆放貨物，船員們也完全沒有做好惡戰(zhàn)的準備。既然沒有交火的危險，卡文迪許決定不先削弱“圣安娜號”的防御便直接登船。但是，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代價高昂的錯誤：西班牙船員們守在船首和船尾的塔樓里，用長槍、戟和佩劍朝著登船的匪徒劈砍戳刺，以阻止他們強行登船；與此同時，他們還從保護嚴密的藏身處，用沉重的壓艙石轟擊低處的英格蘭大帆船。在這次交鋒中，卡文迪許手下有兩個人陣亡、四五個人受傷，他不得不放棄登船的計劃，暫時撤退。直到此時，他才決定要對“圣安娜號”進行所謂的“用我們的重炮和小炮彈重新打個招呼，一遍又一遍地轟炸它，炸死、炸傷他們很多人”。在經(jīng)歷了六個小時左右的轟擊之后，馬尼拉大帆船最終降下了旗幟，很多船員被炸成碎片，一度驕傲無比的海上堡壘也被炸成了殘骸。
托馬斯·卡文迪許對西班牙珍寶船上的英勇守衛(wèi)者大加贊揚——而且，他也絕對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很多經(jīng)歷過此類遭遇戰(zhàn)的英格蘭親歷者都對他們對手的勇敢贊譽有加，那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戰(zhàn)斗得高貴而無畏。英格蘭加勒比海盜（兼作家）巴茲爾·林格羅塞（Basil Ringrose）便是一例，他描述過一場發(fā)生在1680年4月的戰(zhàn)斗的全部血腥細節(jié)，其中一方是兩艘載有60名加勒比海盜的劃艇，另一方是三艘西班牙戰(zhàn)船。最后，他總結道：“確實，要為我們的敵人說句公道話，在這個世界上，從沒有人能像這些西班牙人一樣勇敢作戰(zhàn)?！彼羞@些親身經(jīng)歷的記載進一步駁斥了關于傲慢、懦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戰(zhàn)船上的船員們要么立刻降旗投降，要么在為了面子而漫不經(jīng)心地胡亂開幾炮之后降旗投降的陳詞濫調。正如歷史學家貝內爾森·利特爾（Benerson Little）所說：“這些是西班牙人，而他們也不是童話故事般的當代海盜小說和電影里所描寫的那群穿著緊身胸衣、戴著莫里恩頭盔的蠢笨西班牙人。加勒比海盜們與勇敢的西班牙指揮官及其來自多個種族的船員進行過殊死搏斗，他們深知接下來可能會發(fā)生什么。”不過，所有規(guī)則都有例外，正如我們在前文看到過的那樣，皮埃爾·勒格朗就曾經(jīng)對一幫粗心大意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傲慢——發(fā)動過突然襲擊。
一艘西班牙大帆船
高級海盜活動
另一種常見的策略，是數(shù)艘船像狼群一樣聚集起來，集體攻擊一艘船體更加龐大、裝備更加精良的艦船。在17世紀，活躍于加勒比地區(qū)的早期海盜（仍然主要是法國人）會使用這種戰(zhàn)術，他們有時候也會將其跟偽裝與欺騙的手段結合起來使用，或者選定埋伏地點后實施閃電般的突襲。他們選用簡單的獨木舟或者更大一些的劃艇，并且充分利用嫻熟的槍法，圍住目標艦船，然后一個接一個地解決掉船員。他們尤其會瞄準甲板上的官員和舵手，以此破壞對方的指揮系統(tǒng)，迫使艦船無人操縱。
類似的群狼戰(zhàn)術在東方海域也頗受歡迎：當?shù)氐暮１I船無論是規(guī)模上還是火力強度上，都無法跟他們遭遇的中國和西方艦船相提并論。棉蘭老島的伊拉農人、蘇祿群島的巴蘭金吉人（Balangingi）以及婆羅洲（Borneo）的海上達雅克人（Sea Dayak）等馬來海洋民族就有這樣的名聲：如果偽裝與欺騙的手段沒能奏效，他們便會用這種方式無情地攻擊他們遇到的幾乎所有艦船，而且絕對不會饒過船上任何一個歐洲人的性命，無論這些歐洲人是否抵抗?！皫缀跛小笔侵杆麄兺ǔ荛_那些于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向中國運送鴉片的大型帆船以及裝備精良的東印度商船，這可能是英格蘭航海家兼作家喬治·溫莎伯爵（George Windsor Earl）為什么會——帶著他那個時代典型的帝國主義偏見——認為他們“懦弱而殘忍”的緣由，他曾在1832-1834年航行前往東南亞，在新加坡一帶遭遇過馬來海盜。至于其他類型的船只，一旦航行經(jīng)過這片海域，就必須得提防這些海盜，他們的艦隊有30-40艘快速槳船——稱作“馬來快船”（prahu），每艘船上載有100-150名全副武裝的戰(zhàn)士，配有一些加農炮以及可旋轉的火炮。
如果馬來海盜選擇進攻，他們通常會先用己方的幾十艘船從四面八方將獵物圍住，同時開炮，通過擊毀船舵或者擊落帆桅、索具等手段制服目標。在一些情況下，如果風向有利，個別運氣特別好的船可以設法甩開追趕者，從而逃脫。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如果恰好附近有戰(zhàn)艦，那么它們也可以趕來救援。例如，1838年5月，一艘中國大帆船正被六艘大型伊拉農快船追逐，海盜船頂著炮火快速逼近。英國單桅帆船“狼王號”（HMS Wolf）的出現(xiàn)救了這艘中國大帆船，更重要的是東印度公司的蒸汽外輪船“戴安娜號”（Diana，開啟蒸汽時代的先驅之一）的出現(xiàn)?！按靼材忍枴焙叫胁灰蕾囷L，它可以隨意超越馬來快船，迅速地將整個海盜艦隊及其船員送下深深的海底。但是，像這樣運氣絕佳的脫逃很少見，大多數(shù)時候馬來快船都能追上逃跑的艦船。接著，伊拉農海盜便開始朝著這些倒霉船只的甲板掃射，一邊精確操控滑膛槍的射擊方向，一邊向目標扔出抓鉤，以便將其拉近、防止其脫逃。登船時，他們用長矛和坎皮蘭劍（kampilan，一種單刃劍）砍殺守衛(wèi)，一邊發(fā)出“驚人的喧鬧聲，他們大聲喊叫著，處于一種嚇人的有點恍惚的狀態(tài)……交戰(zhàn)時發(fā)出的尖聲嚎叫，常常讓那些缺乏紀律、訓練不足、拿錢辦事的商船船員心生恐懼，以致他們保護不了自己，也保護不了他們的船只”。
一艘典型的中國大帆船
有時候，船員們眼看著海盜將要登上自己的艦船，非常清楚一旦活著落入海盜手中，迎接自己的會是什么樣的命運，于是他們便會孤注一擲。1806年，一艘商船在邦加海峽（Straits of Banka）遭到40艘馬來快船的圍攻。它的荷蘭船主們意識到，抵抗是徒勞的，死亡是必然的，于是便冷靜地等待著數(shù)十名海盜爬上船，然后將自己的船炸毀了——大概是朝火藥庫開了一炮。此類極端的自殺行為似乎并不少見，也算不上新鮮。17世紀的波斯手抄本《蘇萊曼之船》（The Ship of Sulaimān）的作者們就曾毫不含蓄地稱贊過西方人，或者用他們的說法，叫作“法蘭克人”（Franks）：他們寧愿被燒死在船上，也不愿向海盜投降——不過，他們誤以為這是法蘭克人在國王命令下的長期準則。
說到海岸襲掠，維京人和倭寇所使用的那種“打砸搶”式攻擊仍然是高級海盜活動的一部分。在地中海，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私掠海盜依舊像過去的幾百年一樣互相襲掠對方的海岸地區(qū)。不過也有少許例外，基督徒私掠海盜通常不會離開地中海水域，而部分更有野心的巴巴里私掠海盜則走出地中海，騷擾英格蘭、愛爾蘭甚至遠至冰島等地的沿海地帶。小穆拉特·雷斯（Murat Reis the Younger）就是這樣一位私掠海盜。他本名揚·揚松（Jan Janszoon），1570年左右出生于尼德蘭的哈勒姆（Haarlem），1600年作為一名荷蘭私掠者開始了海上生涯。1618年，他在蘭薩羅特島（Lanzarote）海岸被阿爾及爾私掠海盜劫持，隨即便皈依了伊斯蘭教［或者按照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通用稱呼，叫“變節(jié)的土耳其人”（turned Turk）］，以穆拉特·雷斯的新身份繼續(xù)他的私掠生涯。他非常熟悉北海的情況，因此把那里變成了他最喜歡的狩獵場，甚至還把布里斯托爾海峽（Bristol Channel）的蘭迪島（Lundy）作為他的前哨基地，在此至少待了五年之久（1627-1632）。他最為人知的一次襲掠，是在1631年6月20日洗劫巴爾的摩。巴爾的摩曾經(jīng)是一處臭名昭著的海盜巢穴，但在這個時候它只是一個英格蘭移民聚居的普通小漁村。約有107名不幸的村民被擄走以販賣為奴，隨后雷斯的船隊逃之夭夭，未受到皇家海軍專門建造的海盜獵手“老五崽子號”（Fifth Whelp）的干擾，后者在關鍵時刻似乎并沒有做好出海的準備。
16世紀50年代以來活躍于加勒比海的早期法國私掠者的兩棲侵掠行動，以及17世紀加勒比海盜的襲掠行為，都屬于“打砸搶”式攻擊。它們產生的影響也都同樣有限：盡管對聚居于沿海地區(qū)的民眾來說非常痛苦，對于相當一部分當?shù)鼐用駚碚f甚至是致命打擊，但是幾英里外的生活一切如常。這種恐懼大體上只能被間接感受到，就像曾經(jīng)在林迪斯法恩所發(fā)生的那樣。亞歷山大·?？怂姑妨置枋鲞^幾次這樣的小規(guī)模加勒比海盜襲掠——其中有一次發(fā)生在17世紀中葉，發(fā)動襲掠的是七八艘劃艇，領頭的是一位叫作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的船長。他的小船隊在古巴東北海岸來回航行，期盼能遇上一支難得的西班牙運銀艦隊，但是一無所獲。最后，他們來到了位于佛羅里達東北的大西洋海岸的小城圣阿古斯丁（San Agustin）。當?shù)鼐用癯晒Φ靥舆M了城堡里。在那里，他們和少得可憐的城堡衛(wèi)戍士兵無助地看著自己的家園被洗劫、焚毀。埃克斯梅林沒有明確說明擄獲戰(zhàn)利品的數(shù)量，不過肯定不會太多：沿海的小城鎮(zhèn)都格外窮。另外，當海盜到來時，很多居民有足夠的時間帶上財物逃進深山或者叢林。正因如此，人稱“海盜典范”（epitome of the buccaneer）的亨利·摩根爵士也沒能在1671年對巴拿馬發(fā)動的那場著名襲掠中獲得他想要的戰(zhàn)果。他在入侵之后，被迫在陣地戰(zhàn)中擊退了西班牙守軍組織的數(shù)波猛烈反擊；頂著敵軍嚴陣以待的大炮炮臺和神槍手們持續(xù)不斷的火力壓制，摩根爵士“每前進一步都有弟兄倒下”，直到他手下的火炮“將最后幾名西班牙炮手炸成碎片”。結果，他懊惱地得知，他想要的那筆金銀當中的大部分，在他逼近巴拿馬城的時候就已經(jīng)被匆忙運走了。與此相反，加勒比海盜洛朗斯·德格拉夫（Laurens de Graaf）、尼古拉斯·范霍恩（Nicholas van Hoorn）和米歇爾·德格拉蒙（Michel de Grammont）在1683年5月對墨西哥灣的韋拉克魯斯（Veracruz）所發(fā)動的一場很類似的襲掠中則收獲頗豐。大約1200名海盜乘坐五艘大型艦船和八艘較小的船艇登陸之后，迅速壓制了城內守軍，擊潰了倉促召集的民兵。因此，當?shù)鼐用駴]有足夠的時間來掩藏或是轉移財產。戰(zhàn)利品相當可觀，每個海盜都分到了800枚西班牙銀元（換算成今天的貨幣，約合2.1萬英鎊或2.8萬美元）。這算是相當不錯了，在那個年代，加勒比地區(qū)的海盜每次成功的出海劫掠平均只能拿到10-20英鎊（等同于30-60枚西班牙銀元）。
大約一個世紀之后，鄭一嫂領導的海盜聯(lián)盟也曾經(jīng)侵掠過沿海的城鎮(zhèn)村莊。親歷者理查德·格拉斯普爾（Richard Glasspoole）詳細描述了一次發(fā)生在1809年秋的襲掠，他是“伊利侯爵號”（Marquis of Ely）上的一名英格蘭水手，曾在珠江河口被中國海盜俘虜。格拉斯普爾記述了海盜艦隊在前一天晚上于目標城鎮(zhèn)附近下錨，然后在次日清晨發(fā)動襲擊的過程。海盜們“大聲叫嚷，手執(zhí)利劍，沖進城里。居民們逃進了附近的山里……逃不了的老弱病殘和堅持抵抗的人，不是被擄走就是被慘無人道地殺害了！小船持續(xù)不斷地在大帆船和海岸之間往返，一艘接一艘，滿載著戰(zhàn)利品。這些人身上沾滿了血！250名婦女和少量兒童成了俘虜……城里值錢的東西被洗劫得一干二凈，城市被付之一炬，一上午就燒成了灰”。
東南亞海域的勇者海盜們，比如說前文提到過的伊拉農人、巴蘭金吉人和海上達雅克人，以及布吉人（Bugis），也會對沿海聚居點發(fā)動類似的襲掠。婆羅洲沙撈越（Sarawak）的拉者詹姆斯·布魯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1803-1868）是他們同時代的人，也是他們的宿敵。他指出，這些海盜的活動范圍北至菲律賓，東南至巴布亞島（Papua），向西一直到馬六甲海峽和泰國灣。談及這些襲掠對婆羅洲造成的人口損失時，布魯克寫道：“婆羅洲每年被擄為奴隸的人口數(shù)目龐大，因為在納閩島（Labuan）附近通常會有一支包括六艘或者八艘船艇的艦隊在巡航，它會切斷貿易路線，強擄城市居民。”這些沿海地區(qū)的居民對于從東方吹來的季風——它們也會將海盜帶到自己的家園——有一個生動的稱呼：“海盜風”（pirate wind）。
(本文摘自彼得·萊爾著《全球海盜史：從維京人到索馬里海盜》，于百九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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