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辰評《“俾斯麥的使團”》：被遺忘的“步卒”

《“俾斯麥的使團”：德國軍事教官在中國（1884-1890）》，[德]白莎著，孫立新、顧年茂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版，344頁，79.00元

在近代史上，后發(fā)國家為推進近代化而聘請各類“外國專家”，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反過來講，強國通過推薦（甚或強行安插）專家來擴張本國的勢力，也是司空見慣的外交手法。自十九世紀乃至冷戰(zhàn)時期，這樣的案例數(shù)不勝數(shù)。在晚清中國，這種外國專家群體一般被稱作“洋員”（明治日本對此也有一個十分類似的稱謂“お雇い外國人”），有顧問、教習、翻譯等等名目。

清末，鄧世昌（二排左四）與北洋海軍總查英國人瑯威理（二排左五）及“致遠”艦軍官在甲午戰(zhàn)爭前的合影。

鑒于國防建設的迫切需求，晚清中國的軍隊與軍事學堂一直是聘請洋員（特別是教習）的重點領域。而在諸多列強之中，德國是最受青睞的國家之一。這既由于德國在普法戰(zhàn)爭后長期被公認為世界第一陸軍強國，也因為晚清中德關系除膠州灣事件與庚子事變外相對平穩(wěn)。從1880年代起，北洋海軍、盛軍、天津武備學堂、廣勝軍、廣東水陸師學堂、江南自強軍、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護軍營、武毅軍、新建陸軍等單位先后聘用了數(shù)量不等的德國軍人。其中，軍旅生涯最顯赫的無疑是日后曾任德國陸軍部長與總參謀長的湖北武備學堂總教習法勒根漢（Eerich von Falkenkayn），而在國內(nèi)最知名的當推李鴻章的幕僚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直到清末最后的十幾年里，德國人的風頭才被蜂擁而至的日本人壓倒。不過，德國軍人在民國時期又得到施展身手的機會，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等德國來華軍事顧問及其改革計劃，一向是研究者與軍事愛好者津津樂道的話題。

相對于清政府所聘德國軍事教官的規(guī)模與意義，中文學界的研究是相當稀缺的。在這方面，戴海斌教授的長篇論文《張之洞與德國軍事教習》（《近代中國》第二十一輯，2011年）可能是國內(nèi)學界最好的個案研究，但所依據(jù)者僅為中文史料。至于在相關領域（晚清時期的中德軍事交流）綜合運用中德史料（特別是檔案）的學者，筆者能舉出的僅有余文堂教授與徐健教授。余教授曾有兩篇論文研究晚清時期克虜伯公司的對華軍售與晚清首批留德軍事學生（均收入《中德早期關系史論文集》，稻鄉(xiāng)出版社2007年版），徐教授同樣探討了后一個問題（《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德軍事生：動因、表現(xiàn)及影響》，《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上н@些論文數(shù)量有限，而且不太涉及軍事教官。

至于德國學界，相關研究似乎也不多見，譯成中文的更是少之又少。事實上，即使擴展到整個晚清中德關系史，相關譯著也是鳳毛麟角，筆者所能想到的僅有東德學者施丟克爾（Helmuth Stoecker）的《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三聯(lián)書店1963年版）。

筆者去年獲悉德國學者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所著《“俾斯麥的使團”：德國軍事教官在中國（1884-1890）》（哈拉索維茨出版社2002年版）一書（以下皆稱“本書”）即將推出中譯本之后，一直抱著十分期盼的心情。筆者此前撰文探討晚清首批留德軍事學生時，曾借助翻譯軟件磕磕絆絆地閱讀書中的若干章節(jié)，但苦于不諳德語，總是未見全豹。前些時候，本書中譯本終于入手，筆者便在第一時間通讀全書。茲不揣谫陋，略作評介。

作者2006年從海德堡大學獲得漢學博士學位，曾在法蘭克福大學、卡內(nèi)基梅隆大學任教，現(xiàn)任萊比錫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的近代化歷程。據(jù)聞，作者通曉六門外語，尤擅英、中、日語。本書是作者的處女作，系參與費路（Roland Felber）教授主持的“在中國的德國顧問”項目的產(chǎn)物。此外，作者還著有《中國教育中的話語政治，1895-1919》（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rill, 2007），現(xiàn)在正在撰寫《官老爺?shù)狞S昏：捐官與帝制中國的終結》（The Twilight of the Mandarins: Office Selling and the End of Imperial China）一書。國內(nèi)學界此前若對作者有所了解，大約多半是緣于她的中文論文《晚清在華的德國軍事教官概況》（《北大史學》第十三輯，2008年）。這篇長達四十六頁的論文材料豐贍，考證細密，在本書的基礎上將討論范圍延伸到整個晚清時期，并附有詳盡的“清末來華德國教官總表”，嘉惠學林不少。

在自序中，作者將本書的著重點概括為“西學東漸”這一中國習語。而在引言中，又運用了“文化傳輸”（Kulturtransfer）這一西方概念。具體而言，本書的核心問題在于“德國軍事教官究竟發(fā)揮了哪些作用”（第9頁）。至于研究手法，作者稱之為“微觀歷史”。在序言末尾，作者強調(diào)，“希望讀者把那些教官作為個人看待，而不當作某一個國家的代表（其中絕大部分人來華的目標是為了成全自己，而不是為德國做貢獻），斟酌一下小人物在全球化歷史潮流中的角色”（自序，第4頁）。這里所謂的“小人物”，即一群在中法戰(zhàn)爭期間來華的德國軍事教官，作者略帶調(diào)侃地稱之為“文化傳輸?shù)牟阶洹薄麄冎写蠖鄶?shù)人的兵種是步兵。

本書除引言與結論外分為八章。第一章“‘軍事顧問團’的成型”敘述了這批教官受聘的來龍去脈。從1870年起，陸續(xù)有四名德國軍人應聘來華，其中三位炮兵軍士屬于克虜伯公司的“售后客服”，而退役炮兵少尉漢納根則是由天津海關德籍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推薦給李鴻章的。1883年，兩名海軍軍官來華教授魚雷技術，是為德國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批教官。但在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們由于德國奉行中立政策而被召回。盡管如此，清政府駐德公使李鳳苞還是向李鴻章提議“雇德兵官五十人赴華”。除了軍事目的之外，李鳳苞的用意還在于通過此舉促使法國疑心德國支持中國（這完全是一廂情愿）。在他的操辦下，共有二十四名德國軍官、軍士、士兵與文職人員分為三批，于1884年11月至次年1月抵達中國。他們中間的多數(shù)人已經(jīng)退役，但也有預備役與現(xiàn)役人員——這是與德國的中立政策相抵觸的。不過，這些行動本來便沒有經(jīng)過德國政府，德國政府對這些軍人剝奪國籍的威脅也只是流于空談。另外，其時正在緊鑼密鼓地籌辦防務的兩廣總督張之洞，也通過李鳳苞及其后任許景澄聘用了七名德國軍事教官。除去一位身份不詳?shù)能娛?，這三十名來華德國軍人便是本書的主角。他們當時被在華英文報刊嘲諷性地稱作“俾斯麥的使團”（Bismarck's Missionaries），這便是本書題名的由來。

第二章“19世紀的幸運騎士”（按：此處“幸運騎士”原文為Glücksritter，一般意譯作“冒險家”）概述了這些德國軍人來華的個人原因以及最初的在華體驗。作者首先指出，“對于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軍人來說，去中國工作無疑意味著一種非同尋常的冒險”，“只有很少幾位軍官是為了效力中國而告別故土的，大多數(shù)應聘的軍人僅僅是想在非軍事的民間勞動力市場上尋找新的發(fā)展機會”（48頁）。說得更直白些，大多數(shù)人是沖著優(yōu)厚的待遇前往中國的。在這里，他們的薪酬較之在德國服役時可增長四倍左右。對原本收入低微的軍士們而言，這樣的高薪尤其誘人。另外，中國并不像德國那樣嚴格區(qū)分軍官與軍士的地位，“官”與“弁”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在華服務的德國軍士，也可以享受到相當于下級軍官的禮遇。當然，也有人抱著特殊的原因，如在故鄉(xiāng)“社死”而不得不另覓出路，或者企圖通過參與中國的軍事改革平步青云。不過，在大多數(shù)人的目的地——天津，他們的經(jīng)歷往往并不愉快，個中原因包括生活環(huán)境惡劣、社交成本高昂以及合同未能完全兌現(xiàn)，作者將其描述為“天津的幻滅”。

第三章“昂貴的訓練師：德國教官與中國軍隊”開始講述德國軍人在天津的工作。在這里，他們所服務的單位主要是李鴻章麾下的淮軍與練軍。作者指出，這些部隊“是一些富有戰(zhàn)爭經(jīng)歷，并且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jīng)步入現(xiàn)代化進程的軍隊，即使是一種緩慢拖沓的現(xiàn)代化進程”（80頁），其指揮官則“具有長期戰(zhàn)爭經(jīng)驗和充滿自信”（89頁）。書中舉出的典型代表，是淮軍的主力之一盛字營（或曰盛軍），統(tǒng)領周盛傳“是一位參加過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老指揮官，擁有比大多數(shù)德國教官更多的作戰(zhàn)經(jīng)驗”（91頁）。這樣的嚄唶宿將，自然難以信任從天而降的洋教習。其實，周盛傳絕非一味守舊，相反積極引入西式武備與操典，并延請留德歸來的淮軍軍官查連標執(zhí)教。但他認為，既有的“西法”已經(jīng)足夠，用不著德國人再來指手畫腳。同時，德國人也并不了解這些部隊的情況，又往往帶著西洋式的傲氣發(fā)表議論。結果，雙方賓主不甚相得。在這一章中，作者已經(jīng)給出了一個全局性的結論：“‘使團’沒有給中國軍隊帶來徹底的改革。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僅僅導致了一些混雜形式的出現(xiàn)，而沒有形成真正的整合?！保?08頁）

清朝政府編練新式軍隊時，新編練的江南水師魚雷艇官兵。

第四章“‘海軍將軍’式百齡與中國艦隊”、第五章“‘面包師將軍’：李寶少校與天津武備學堂”、第六章“快樂的魚雷：馬駟其人其事”分別以個案形式描述了三名德國軍人在華服務的經(jīng)歷。首先登場的式百齡（Sebelin），在三十名軍人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在德國官拜海軍參謀部少校，因應聘而主動退役）。他的使命本是押運新近從德國伏爾鏗船廠竣工的“定遠”“鎮(zhèn)遠”兩艘鐵甲艦來華，但由于德國保持中立，兩艦直到戰(zhàn)后方才啟程。于是，他先行來華，被李鴻章委派指揮北洋水師的“超勇”“揚威”兩艦，又率艦南下，與南洋水師統(tǒng)領吳安康共同指揮南北洋混合艦隊。這支艦隊的任務是打破法國海軍對臺灣的封鎖，但式百齡對此極為抵觸，一再抗命。恰逢朝鮮甲申事變爆發(fā)，李鴻章命令式百齡率北洋兩艦前往朝鮮，算是解決了這一問題。不過，式百齡與中國官員的關系由此逐漸惡化。至1886年，式百齡終于辭職。作者認為，這一案例反映了洋員在華工作的兩大問題：其一，清政府往往大方地授予洋員與實際權力不符的榮譽軍銜，讓他們錯誤理解自己的身份；其二，洋員需要處理與中國同僚的人際關系。同時，作者也結合這一案例指出了洋員在華工作的兩大特點：其一，洋員的個性是決定他們能否在中國發(fā)揮作用的關鍵因素，式百齡的張揚性格使他難免碰壁；其二，不同列強的軍事制度在引入“西法”練兵的中國形成了競爭，式百齡以德式訓練取代英式訓練的企圖，因后者在中國海軍根基深厚而歸于失敗。

第五章的主角李寶（Carl Friedrich Heinrich Pauli）是一名曾參加普奧戰(zhàn)爭與普法戰(zhàn)爭的退役炮兵少校，擔任了天津武備學堂的教習，其工作成績頗獲李鴻章的好評。他在華服務時與中國同僚的關系相對融洽，甚至學會了簡單的漢語（在當時的德國來華軍人中甚屬罕見）。不過，他的麻煩來自德國人自身。由于私生活問題（如家暴），他在天津的德僑圈子里口碑惡劣。這個圈子的頭面人物是甚受李鴻章器重的德璀琳，他一直在明里暗里排擠李寶。這種排擠不僅出于個人惡感，更是旨在為德璀琳的心腹?jié)h納根騰出位置。作者指出，“德璀琳和他的門生及未來的女婿漢納根代表著老牌通商口岸精英的利益，而他們的利益并不必然與民族國家利益相一致”（198頁）。初來乍到的洋員與這樣的老牌“中國通”，在天津尤其容易爆發(fā)矛盾。因為在當時，“就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關系而言，沒有一個地方像在天津那樣緊密，也沒有任何地方有那么多外國人講中國話。沒有一個地方像天津那樣，貿(mào)易與政治緊密糾結在一起；也沒有其他任何地方的黨派團體能涉及這么多國家”（156頁）。另外，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Max von Brandt）也對李寶出手打擊，原因是他與巴蘭德的對頭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走得很近。來自同胞的明槍暗箭，使得李寶在合同結束后只獲得了半年的續(xù)聘。結合地域特點對人際關系的細致敘述，可謂本章最為出彩的部分。

第六章的舞臺轉向了廣州。海軍魚雷少尉馬駟（Ernst Eduard Wilhelm Kretzschmar）軍階甚低，卻是極少數(shù)在中國得其所哉的德國軍人之一。他起初在張之洞創(chuàng)建的黃埔水魚雷局任職，后來轉入北洋水師，甚至做過頤和園的電氣技師，甚得各位雇主的賞識。廣州不像天津，沒有盤根錯節(jié)的德僑圈子，也沒有不好伺候的中國上司，但德國人實在吃不消這里的氣候。不到兩年，七名德國教官當中便有兩人病故，另有兩人因病被解聘。而馬駟不僅挺過了酷熱的折磨，也學會了中國官場的處世之道，在黃埔水魚雷局工作了十一年之久，被公認為德國教官的樣板——罕有的樣板。

第七章“‘客籍勞工’：外國人在中國的從業(yè)活動”著重圍繞“俾斯麥的使團”，從宏觀角度審視了清政府對洋員的聘用政策，諸如薪酬、管理、合同與授勛。如前所述，這些來華軍人的薪水遠高于他們在德國服役時，軍官月薪為兩百至三百兩白銀（李寶等少數(shù)人可達五百兩），軍士則為一百至一百二十兩。整個“使團”的開銷，大約在二十萬兩以上（約合一百多萬馬克）。不過，僅靠高薪當然不能讓德國人服服帖帖地做事。作者注意到，清朝官員在討論對洋員的管理時經(jīng)常使用“駕馭”一詞。相對而言，來華后待遇一步登天的軍士更容易適應中國的環(huán)境，或者說更容易接受“駕馭”。由于清朝官僚體系中重文輕武的現(xiàn)象，軍官們卻往往覺得地位有所下降，因而埋下了沖突的種子。本章接下來還討論了洋員合同制度的成熟。洋員的雇主們起初往往傾向于避免簽訂合同以圖方便，后來才逐漸認識到擬定一份嚴密的合同對自己是有利的。最后，作者頗為重視清朝寶星（勛章）的價值：“對于想要重返德國的教官來說，勛章是一個足以展現(xiàn)其勤奮努力的可見的和可佩戴在身上的標志，因此，它比在歐洲無法展示的中國軍銜更為重要?！保?70頁）

第八章“遠離中國：30位原教官的宿命”總結了這批德國軍人的在華經(jīng)歷與日后去向。一部分人在一年的合同期滿后返回德國，有的重返軍隊，李寶后來還在秘魯和洪都拉斯擔任過教官。在中國逗留更久的人，或繼續(xù)從事洋員工作，或為德國在華機構服務，如高恩士（Konrad Klemens Arnold Kurt von der Goltz）日后官至德國駐華公使館代辦和駐暹羅公使，郎概（Georg Lange）則做到德國駐濟南領事。他們對中國現(xiàn)狀與前景的觀感，一般都不太良好，很少有人欣賞中國文化，形成“雙重身份認同”。如作者所說，“對于他們所有人來說，中國只是他們生活當中的一個插曲、職業(yè)生涯中有利于升遷的一級臺階或者僅僅是其從業(yè)并獲得較高收入的一部分”（272頁）。

總之，這三十名德國教官在中國扮演的角色都只是工具人，產(chǎn)生的實際影響是“極小的”（304頁）。相對重要一點的成果，是其中若干人對天津武備學堂與黃埔水魚雷局學堂的貢獻。不過，它們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也遠遠不能和日后的新式學堂相比。作者因而將筆鋒轉向這些學校，在本書結尾處寫道：“這些學校的畢業(yè)生比他們的父輩和教師更了解外國。他們成了文化間的真正中介?！保?09頁）這似乎預示了作者下一部專著的主題是中國近代教育史。

俾斯麥在弗里德里希斯魯會見李鴻章

在中文版自序中，作者自陳，本書既不是偉人史，也不是社會文化史，甚至被人批評為“不倫不類”。筆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但不認同）這種批評。畢竟，若非關注中國近代軍事史或中德關系史，恐怕沒有多少德國讀者會對一群籍籍無名的“步卒”產(chǎn)生興趣。在描述這些小人物的過程中，作者沒有套用多少理論，而是展示出了極為扎實硬朗的實證功夫，筆者認為這是本書的最大優(yōu)長。本書運用的德方史料，最重要的當屬德國聯(lián)邦檔案館、外交部檔案館、克虜伯歷史檔案館所藏未刊檔案，此外還有大量私家記載，如若干德國教官撰寫的報刊文章或小冊子。中文史料的運用相對較少，但以二十余年前的條件而言已屬難能。書中對中文論著的廣泛征引，亦可反映作者對中國同行成果的積極吸取。

作者指出，德國軍事教官大量來華工作的時代“一直持續(xù)到1898年才告終”（14頁），而本書敘述的內(nèi)容只涵蓋了這個時代的前半部分。筆者因而暗自遺憾，以作者的深厚功力與樸實學風，若將前述《晚清在華的德國軍事教官概況》一文擴寫成一部全面的專著，定然是更加值得國內(nèi)學界歡喜贊嘆的。1890年代以降，特別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德國軍事教官在中國曾有不少亮眼的表現(xiàn)，諸如德國洋員在甲午一役的奮戰(zhàn)，漢納根的宏大練兵計劃，江南自強軍的建立，湖北武備學堂的創(chuàng)設，乃至德俄教官在直隸、德日教官在湖北的競爭。對于這些問題，目前還缺乏足夠細致的探討。而且，作者在《概況》一文中，曾略微提及十九世紀在奧斯曼、日本、拉丁美洲工作的德國教官，顯示出寬廣的視野。除去曾在日本陸軍大學校任教的梅克爾（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少校，國內(nèi)學界對這些情況幾無了解。如果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比較研究，無疑是極為有益的。

拜讀本書的過程中，筆者也發(fā)現(xiàn)了若干或可推敲之處。另外，本書的譯筆極為流暢，令人欽佩，不過老虎難免打盹，亦有一二可商之處，在此合并開列于后，謹供讀者參考：

21頁，注釋①中的“岳文堂（Yue Wen-tang，音譯）”其實是前文提及的余文堂教授（魯爾大學博士，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27頁，“巴蘭德和李鴻章均不在崗位上，他們都度假去了”。此處將李鴻章不在直隸總督任上的原因稱作“度假”，恐怕不妥（李鴻章于1882年4月丁憂解職，次年7月在服中署理直督，1884年9月重授）。

33頁，“自1884年初成為督辦閩海軍務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左宗棠”，有誤。左宗棠于光緒1884年2月因病免去兩江總督一職，6月授軍機大臣，9月奉旨督辦閩海軍務。

35頁，“德國方面由此獲得了一個讓其海軍部隊到東亞海軍站戰(zhàn)船進行輪值的機會”?！皷|亞海軍站”（原文似為Ostasiatischen Marinestation）在此譯作東亞艦隊為好，正如英國海軍的China Station通譯為“中國艦隊”而非“中國站”。

39頁，“庚應泰”應作賡音泰（漢軍鑲黃旗人，時任清政府駐德使館翻譯官）。

45頁，“先是有兩名軍官和一名軍士在1885年12月初到達廣州”。參照引注與上下文，此處“1885年”應作“1884年”。

85頁，“到1864年，炮兵營的數(shù)目增加到10個”。此處數(shù)字似有誤。據(jù)王爾敏先生統(tǒng)計，淮軍在1864年蘇常戰(zhàn)事結束后共有炮隊六營（王爾敏：《淮軍志》，中華書局2008年版，85頁）。

115頁，“鄧世昌同樣是福州船政學堂的畢業(yè)生，也曾作為第一軍官從英國接運揚威號軍艦回中國”。此處“第一軍官”（對應英文似為first officer，即大副或副艦長）似應譯作副管帶。

120頁，“較舊較差的澄慶號和馳遠號”。此處“馳遠”為“馭遠”（南洋水師巡洋艦）之誤。

183頁，（蔭昌）“1901-1905年任駐德大使”。此處“大使”應作公使，清朝與他國始終沒有真正的大使級外交關系。

203頁，“張之洞沒有管轄原有軍隊指揮官的權威，他不敢在舊軍隊當中進行改革”。此處引注為《教練廣勝軍專習洋戰(zhàn)片》，查原文，相關內(nèi)容似為“若欲督責諸將領，驟令就我繩墨，頗有所難”一句。此句固然說明了西法練兵的困難，但若說張之洞“不敢”改革，無乃太過；若說他無力管轄所部將領，更是小覷了總督的權限和張之洞的強勢性格。

245頁，“《總督衙門來信》（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似應回譯為該書中文名《張文襄幕府紀聞》。

265頁，（張之洞）“從未為其外國員工奏請哪怕是一枚雙龍寶星”。此處說得太過絕對，也忽視了張之洞對外態(tài)度的前后轉變。譬如，張之洞1899年曾奏請賞給湖北武備學堂德籍教習何福滿（Friedrich Hoffman）二等第三寶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一百二十五冊，273-2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