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鑄成先生過世三十年了。1980年代中期,曾拜見徐老先生,聽他講親歷往事,多有奇趣。其中主角,士農(nóng)工商五行八作,多是并世聞人。
單說政界,國內(nèi)的,他和蔣宋孔陳都打過交道,和毛澤東、周恩來有過晤談,見過朱德,同汪精衛(wèi)多次對話,與蔣經(jīng)國交情不淺。國外的,見過赫魯曉夫、莫洛托夫、金日成、胡志明……這些經(jīng)歷,徐鑄成出于記者習慣,都有記錄,是為寫新聞,更為留存“一些現(xiàn)代史的片段資料”。
現(xiàn)代史上,有些重大事件,會在史書上漏掉,新聞紙上則有記載、有蹤影。記者、編輯有歷史感,是一種可貴的人文素養(yǎng)。
對徐鑄成大名,早有耳聞,印象類于“報人”。三聯(lián)書店出《徐鑄成回憶錄》,編者前言說他是“著名的記者、新聞評論家”。遼教社出《舊聞雜憶》,出版者弁言稱他“著名的報人”。這都屬實。深一層看,其關(guān)懷、見識、交游、事功,開闊得多,似又非報人所限。
十多年前,遵時霖兄囑,參與徐鑄成系列作品部分初編,相對集中地讀其著述,漸有認知。單以“報人”看徐鑄成,有失一般。以“真人”看,或更真切。報人天下滔滔,報業(yè)真人舉目寥寥。尤其經(jīng)歷過謊言漫天年代,更覺如此。
他崇尚“自由呼吸,昂首做人”,在自由、昂首時節(jié),不舍晝夜,寫出三百余萬言。一旦自由不再,只能破帽遮顏,他寧肯留二十年空白,也不作假。直到又得自由,他再度執(zhí)筆,晨鐘暮鼓,字字行行,二百萬言寶刀不老。
徐鑄成所執(zhí),早年是記事之筆,經(jīng)二十年“反面教員”歲月,淬成晚年寫史之筆。人妖換位,變化驚世,不變的,惟其“真”。
當年海量見聞,晚年嘯聚筆端?!抖旁麦险齻鳌贰豆鈧鳌房梢妭€人史,《報海舊聞》《風雨故人》可通群體史,《舊聞雜憶》《徐鑄成回憶錄》可窺國史。徐鑄成以一生之心力,以“真”為天條,一以貫之,鑄造出報業(yè)呈堂證供:新聞是歷史的素材,歷史是新聞的歸宿。
報人如是,跡近史家。
二
徐鑄成之真,有來歷。早年庭訓,每晚聽父親講解《孟子》。讀師范,得名師錢穆、錢基博講國文。讀大學,有錢玄同、朱希祖、劉文典傳道、授業(yè)、解惑,起點都在正心誠意。學問之間,人格因素浸潤其中,潛移默化。
數(shù)年師范求知,確定了徐鑄成職業(yè)定向。課上有錢先生的巍然國史,課外有閱報室的《申報》《時報》《新聞報》,報上有史量才、張季鸞、邵飄萍的道德文章。誦讀之間,心摹手追,文章怎么可以寫這么好?
讀得多了,徐鑄成漸有所悟,優(yōu)秀新聞記者往往有史家學養(yǎng),志士情懷。他用“崇高”一詞描述新聞職業(yè)精神,心向往之。
徐鑄成初入新聞界,是1920年代后期,我國現(xiàn)代報業(yè)已有相當進展。一些大報不再滿足于一般時評、專論,其言論品質(zhì)直追國際知名報紙——每天必發(fā)社論,緊扣前一天國內(nèi)外重大新聞,深度辨析,判別曲直,表達立場和觀點,積極介入輿論形成。《大公報》上,張季鸞的“每一篇社論,讀者爭閱,真可說是萬人傳誦”。風靡至此,蓋因其民瘼體恤之切,民意表達之真。
張氏文章成了徐鑄成的范本。對其思維方法、推論路徑、編寫技巧、言論風采,徐鑄成用心忖度,亦步亦趨,乃至留意張氏工作情境和方式。
“他往往在深夜重要新聞截稿后才開始執(zhí)筆,編輯室內(nèi)的繁囂聲和窗外電車汽車的轟鳴,都阻礙不了他的凝神構(gòu)思、奔放行文,常常是寫好一段即裁下付排,最后細細通篇潤色,而看來依然通篇暢曉,一氣呵成,如同宿構(gòu)?!?/p>
定力如許,怎么來的?張季鸞自白:“不私、不盲、不賣,不黨?!?/p>
張氏早年留學日本,曾與孫中山交往,有機會參加同盟會。他自認書生,愿從業(yè)新聞,以文章報國,為此不入黨派,以免言論約束。
1909年,于右任創(chuàng)辦《民呼日報》,張季鸞已入行。1926年,他和吳鼎昌、胡政之合辦《大公報》,正式以“四不”標榜。用胡政之的話說,是“文人辦報,民間輿論,真正超然”。翌年,徐鑄成進《大公報》,深受這一原則影響,身體力行,沒齒不忘。
三
徐鑄成寫社論,始于1933年前后。民間報紙相當活躍,處處可練筆。他在《大中報》《大光報》《大公報》(上海版)歷練數(shù)年,1938年初加盟《文匯報》,任主筆,實際負責全部編輯和言論工作。
《上海并非孤島》一文,是其早期社論。時值抗戰(zhàn)軍興,日方進攻上海失利,改作“政治的進攻”,圖謀“不戰(zhàn)而屈”。徐鑄成眼見數(shù)百萬市民以“孤島”自況,以安逸自處,懇切奉告:“地球上沒有一個真正的孤島,上海尤其不能和內(nèi)地脫離關(guān)系;四周的巨浪,隨時可以把你們吞沒……不應(yīng)該再這樣茍安逸墮;為了你們的子孫,更應(yīng)該時時有所警惕。”
這是警鐘,是喚醒。悲憫,仁慈。
1939年春節(jié),香港《大公報》同仁合影。第二排左起:羅集誼、楊歷樵、徐鑄成、胡政之、張季鸞、金誠夫、楊剛、蔣蔭恩夫人。
一度,正面戰(zhàn)場受挫,獻金熱潮消退,局勢低迷,民意不彰。徐鑄成寫《怒吼吧,中國!》說:“湘北戰(zhàn)局,老實說我們打得并不好”,“僅僅一個多月,就讓它長驅(qū)深入到衡陽近郊”。何以如此?他借“天時”說“人事”,官場里“濫用粉飾虛偽的伎倆,諂諛之風盛行,真理幾乎汩沒,推其結(jié)果,政令不能貫徹,貪污由是繁興……曠觀當世,求一爭先赴義,守正不阿者,竟寥若晨星,而唯利是圖,沖破道德藩籬,毀棄國家法律的官員,幾乎滔滔者天下皆是”。
這是揭露,是擔當。激憤,銳利。
對最高當局者,徐鑄成曾贊許其率數(shù)百萬忠勇將士苦戰(zhàn)強敵、逃過亡國難關(guān)。1946年12月31日,《文匯報》更以“祝蔣主席壽”為題發(fā)社論,說“民國以來,他是當政最久的領(lǐng)袖,以一身歷國家安危者近三十年……一般民眾也認為他是領(lǐng)導和平建國最適切的人物”。未料“鮮克有終”,官場漸趨腐敗,“貪污案層出不窮,國難商到處活躍”,“人民的生活更加貧困、窒息”。
1947年,徐鑄成為當年的《文匯日記》題詞
民心既失,徐鑄成再無客氣可言。1948年,蔣氏“雙十節(jié)”演說詞剛剛刊布,《文匯報》隨即發(fā)聲:“時局發(fā)展到這樣嚴重,軍事、政治、經(jīng)濟都弄得一團糟?!薄敖裉煲磺卸际强迮_的局面”,“訓政二十年,把中國‘訓’成這個樣子,還有什么面目見人!”“裝腔作勢,儼然以‘真命天子’自居”,“他自己認為是不世出的英雄,又是承繼文武周公、孔子正統(tǒng)的圣人,他的話就是圣經(jīng),他的思想就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圖案,他要一統(tǒng)天下,……他是天生中國的‘領(lǐng)袖’,他的話就是法律,……凡有腹誹異議的,就是大逆不道。根據(jù)這種想法,他絕不承認是他失盡了人心,而是人心失盡了他。”
這是譴責,是判決。嚴正,無畏。
對蔣經(jīng)國維護金圓券措施的破產(chǎn),他指為“現(xiàn)世報”。對1948年末張君勱動議求和,他評為“一廂情愿”。對陳布雷的自盡,他譏為“臣妾之路”。對胡適的身份,他指為“清客”,“幫閑不幫忙”……冷嘲熱諷,嬉笑怒罵。
讀徐鑄成這一時期文字,常感火星四濺。
四
1949年10月1日,徐鑄成在天安門前見證新政權(quán)建立。他和老友郭春濤“并倚城樓觀此盛況”。二人憶及1928年,國民黨軍隊“底定”京津,也曾在天安門舉行慶典。郭春濤時任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代表馮玉祥作慶典發(fā)言。徐鑄成作為新聞記者,參與采訪。
二十一年后,地點同,天地覆,民國去,九州一。徐鑄成問郭“有何感想”。郭沉吟后說:“如蔣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當為主角歟?”徐鑄成則道:“歷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權(quán),排除異己,最后兩手空空,成為孤家寡人?!?/p>
這是眼前現(xiàn)實,也是中國歷史興衰周期率再次重現(xiàn)。徐鑄成的喟嘆,源于他豐富、深入的讀史經(jīng)驗。
從“六經(jīng)皆史”角度,徐鑄成評價說,“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卓越的史學家、斷代史的鼻祖,也是極優(yōu)秀的新聞工作者”?!氨炯o”“世家”“列傳”,及其正文后的“太史公曰”,在徐鑄成看來,可作“史論”。其中評議文字,則是為新聞紙出現(xiàn)后的新聞評論開宗垂范。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則是開編年史之先河,手編舊聞,心系“資治”。夾敘夾議的“臣光曰”,也是非凡的史論文字。
徐鑄成設(shè)想,若像建筑業(yè)推崇魯班那樣尊為始祖,新聞業(yè)也從歷史中確定開山人,司馬遷和司馬光配享祖師爺之尊。
宗廟既立,同門從業(yè)于文字記事者,錄其實,守其真,寧入蠶室,直筆不改,垂范后世,漸成傳統(tǒng)?!安凰?,不盲,不賣,不黨”,是這一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表達。徐鑄成秉此心志,馳筆報端,為報業(yè)守則,為蒼生護命,為往圣繼絕,贏得廣泛民望,遂有機會“并倚城樓”見證大典。
讀徐鑄成日記,知其當天“數(shù)次淚下,不能自禁”,自認“能身逢三千年未有之盛,已屬本事,而能參加此開國盛典,更為非常的榮譽,此種榮譽,應(yīng)視為是中共數(shù)十年苦斗所得,而謙讓于人分享者”。
1949年6月22日,《文匯報》社論實錄“分享”細節(jié)?!爸泄彩切抡f(xié)的創(chuàng)議者,也是實際的領(lǐng)導者。然而在籌備會的組織中,共產(chǎn)黨僅是二十三個單位中的一個,在一百三十四名代表中,共產(chǎn)黨僅占七名。而在新政協(xié)中,共產(chǎn)黨僅是四十五個單位中的一個,在代表總額五百一十名中也只占十六名?!@種真誠的民主作風必然要對全國民主勢力發(fā)生極大的感召作用與模范作用?!?/p>
徐鑄成熱切期待新政權(quán)力行民主。過去他為民主大聲呼號,《文匯報》因此被政府封門。其后不久,南京方面提出復刊條件,徐鑄成當場拒絕:“復刊應(yīng)是無條件的;有條件絕不復刊?!?/p>
南京往矣,北平重光?!伴_國盛典”及籌備事務(wù),徐鑄成有親歷見聞。更早,香港大批民主人士渡海北上,他與葉圣陶、鄭振鐸、陳叔通、柳亞子、馬寅初、曹禺、劉尊棋、王蕓生、趙超構(gòu)等人同船。耳聞目睹,在在真切,他有了信心,表示“在報館言,余當然應(yīng)以全力求其復興,恢復其光榮之歷史,改正過去之偏狹觀念,第一步先把報做好再說”。
1949年10月,徐鑄成參加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籌備會時與其他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鄧拓、楊剛、胡喬木、金仲華、王蕓生;第二排左起:徐鑄成、徐邁進、惲逸群、鄧宗漢、趙超構(gòu);第三排左起:張磐石、劉尊棋、陳克寒、儲安平。
五
儲安平是徐鑄成故交,當年創(chuàng)辦《觀察》雜志,因敢言,時評政論有深度,取信于民,一紙風行,后因言論觸怒當局被查禁。1949年9月29日,儲安平告訴徐鑄成,“《觀察》即將復刊,組織方面大力支持,但恐群眾影響難以捉摸”。
儲的難處,徐也碰到。他當天日記感嘆“甚矣,做事之難,余吃虧在不善應(yīng)付,只知守分做事,畢竟人還是人,總喜歡多請示商量也?!段膮R》復刊前后所遭之挫折,此未始非主要原因。故今日私營報刊者,或以《文匯》最難捉摸”。
鼎革之際,政權(quán)更迭,世局巨變。張瀾曾為此寫信給老友鮮英,“這不僅僅是政權(quán)的變更,而是整個社會的大轉(zhuǎn)變?!葡雽?,愈是舊式的縉紳之家,愈將感覺動輒得咎,這便須從思想上、生活習慣上、作風上徹底改變”。
天變了,道亦須變。徐鑄成雖知須變,卻未作“徹底”打算,自然會不適應(yīng),乃至“瞠目束手”。
《徐鑄成回憶錄》說,長沙解放當天,他們收到確切消息,次日發(fā)布,本屬新聞常態(tài),卻“被指為搶新聞,是資產(chǎn)階級辦報作風,因新華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另一事,是刊登《論人民民主專政》。要聞版編輯依照文中所列問題“做分題以醒眉目,亦被指為離經(jīng)叛道”。他被告誡:這種文件只準以經(jīng)典標準鄭重排版,豈能自由處理!
經(jīng)此兩事,徐鑄成發(fā)現(xiàn),數(shù)十年辦報經(jīng)驗失效,社論也不會寫了。
即便如此,1950年《文匯報》銷量仍在十萬份上下,都是讀者自費訂閱。
1951年4月,徐鑄成參加赴朝慰問團時在安東(丹東)
民間影響大了,自然會受關(guān)注。1957年3月10日,徐鑄成受邀到中南海頤年堂參加新聞出版界座談會,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你們《文匯報》實在辦得好,……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匯報》,然后看《人民日報》,有空,再翻翻別的報紙?!?/p>
這次見面,毛澤東表著稱許,徐鑄成揣著困惑?!睹珴蓶|年譜(1949-1976)》記載,會上是受邀者先說,毛澤東后講。徐鑄成第一個發(fā)言:“我們都是舊社會過來的人,馬列主義水平很低,對在報紙上開展雙百方針的宣傳,心中無數(shù)?!垎栔飨覀冊撛趺崔k?”
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說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低,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無數(shù)。現(xiàn)在心中無數(shù),慢慢就會有數(shù)?!f到辦報,共產(chǎn)黨不如黨外人士。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P(guān)于百家爭鳴問題,完全學術(shù)性的,在報上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
散會后,徐鑄成即往《文匯報》北京辦事處,對全體記者復述會上詳情。他的心情是“讓大家分享我的喜悅和幸?!?。
未及百天,局勢陡變。6月1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編輯部署名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nèi)的資產(chǎn)階級方向》。7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文匯報的資產(chǎn)階級方向應(yīng)當批判》。徐鑄成之筆于是塵封。
1957年7月,徐鑄成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小組會上作檢討
六
大約1977年,徐鑄成看話劇《西安事變》,聽到前后左右年輕觀眾不時私語:張學良是怎樣的人物?楊虎城是否地下黨員?宋子文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端納又是什么角色?……
另一次,徐鑄成游杭州孤山,拜謁秋瑾墓,見一群青年“遠遠擁上去看,一個說:‘這女人,手拿寶劍,大概是劉胡蘭吧?!硪粋€很有自信地說:‘不,劉胡蘭沒有那么大年齡,裝飾也不對。這是黃道婆?!渌麕讉€,馬上附和說:‘對對,是黃道婆。’”
不同場合,同樣的刺激。一位見多識廣的老人,面對一群孤陋寡聞的青年,憐其無知,哀其不幸。文化教育遭浩劫,不過二十年,就有了報應(yīng)。
徐鑄成那輩人,是具備常識的一代。他們年輕時,對剛過去四五十年的人物、事件,如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甲午戰(zhàn)爭、戊戌政變、八國聯(lián)軍等等,即便說不上熟知,大體是了解的。那時候,中小學有歷史課,記述往事的文章、筆記也隨時可以看到。如今不一樣了,剛過去不久的歷史,年輕人就懵然無知。徐鑄成發(fā)愿,該寫點東西,留下來。
筆,已荒疏二十年。是徐鑄成之筆,也是中國文人之筆。執(zhí)筆者,古往今來,代不乏人,左記言,右記事,終成青史。徐鑄成心儀者,遠有司馬遷、王夫之,近有王韜、梁啟超,千年一脈,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到“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感召鄒容、張季鸞、邵飄萍、黃遠生……奮筆書寫,引得徐鑄成傾心追隨。忽一日,千萬支筆冰封,而十年,而二十年,才有把秋瑾當作黃道婆的自信青年。
二十年前,徐鑄成寫新聞。二十年后,他疾書“舊聞”?!杜f聞雜憶》出版時,他寫“自序”說,“心急火燎似的,想寫點什么”。
1979年7月15日,徐鑄成寫信給老友羅孚,自況“兩年多來,像一旦可以放聲高唱的老藝人一樣,興高采烈,埋頭寫了六十多萬字”。
徐鑄成寫他人,如《杜月笙正傳》《哈同外傳》和《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實事求是,力求神似,“再現(xiàn)其歷史的本來面目”,“不以成敗論英雄”。寫自己,盡量詳盡回憶過往事實,少發(fā)議論。既不亂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功過是非,一任歷史評說。
1984年,徐鑄成在上海寓所
1987年,徐鑄成經(jīng)歷了一次酒后昏厥,系“小中風”。他由此聽到上帝警告,有了更強緊迫感。尚存記憶的經(jīng)歷、見聞、掌故、軼事,還有些一手史料,須趕在無常到來之前盡快寫出,留予后人。
七
沉寂二十年,厚積薄發(fā)。徐鑄成晚年寫作,海內(nèi)外朋友廣泛關(guān)注。他也懷念當年清流中人,包括前輩。
說起《蘇報》案,徐鑄成稱鄒容、宋教仁“都以言論取禍”,推重其“高貴品質(zhì)”。禍患加身,不是“惹”,不是“闖”,不是“遭”,而是“取”。取禍,也是取義。一字之選,可見作者心跡。
言及故舊,徐鑄成說:“在士林中,我最傾心開明一派人,以夏丏尊、葉圣陶為代表的開明書店的骨干,以及宋云彬、王伯祥等……治學,非常樸質(zhì);對人,平易近人;嫉惡如仇,追求進步,但絕不盲從,而又決不以進步自居。即使是光明,也要尋求究竟,自己去探索,去證實,決不人云亦云?!?/p>
朋友們鼓勵徐鑄成多寫,信其文字可“補近六十年我國新聞史料之不足,且為我國現(xiàn)代歷史保存不少軼聞”。他果然留下不少稀見史料——
“煙臺一帶,平劇素有根蒂,舊北京劇界,一向視煙臺為畏途。”
“孫中山主張從業(yè)金融貿(mào)易的人不要隸屬任何黨派,以免國家金融商務(wù)受政局變動影響。”
1926年的清華園,梁啟超、王國維演講聽者寥寥,錢端升等人時事講座座無虛席。
國民黨“三巨頭”待客,蔣介石很少開口,胡漢民滔滔不絕,汪精衛(wèi)應(yīng)對如儀。
張作霖曾把中南海開放作為公園,包括慈禧囚禁光緒的瀛臺,任人買票游逛。
“北洋軍閥盤踞全國的時候,荒淫貪污之徒遍地,獨吳佩孚能廉潔自持?!?/p>
“西安事變”中,“耶教徒在祈禱,佛教徒在祈禱,全國的回教徒,也全體為領(lǐng)袖祝禱平安”。
“據(jù)王韜的《漫游隨筆》,他在上海看到的平板印刷機,是用牛拖引的?!?/p>
從民國到現(xiàn)在,“國內(nèi)留下來的老報,只此一家”,即《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1948年徐鑄成創(chuàng)辦不到半年,銷量接近三萬。1980年他去香港,還是三四萬份。
1947年《文匯報》被查禁后,陳布雷找徐鑄成談復刊條件時說:“國民黨再腐敗,二十年天下還能維持?!?/p>
……
真實歷史具體而微,比尋常史書生動得多。徐鑄成把新聞和歷史連接起來,寫新聞,述舊聞,看歷史在眼前搬演,參與其中,錄于紙,存其真,和讀者分享,益世醒人,可敬可師。
1987年,《徐鑄成回憶錄》稿成,他意猶未盡,寫絕句明心見性——“胸有是非堪自鑒,事無不可對人言。清夜捫心無愧怍,會將談笑赴黃泉”。
1991年,徐鑄成作別人世。如今,墓木已拱,真骨可鑒。
謹以此文紀念徐鑄成先生仙逝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