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社會理論二十講》：超越美國中心主義

《社會理論二十講》，[德]漢斯·約阿斯、沃爾夫岡·克諾伯著，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2021年9月出版，533頁，128.00元

漢斯·約阿斯（Hans Joas）和沃爾夫岡·克諾伯（Wolfgang Kn?bl）合著的《社會理論二十講》（Sozialtheorie. Zwanzig einführende Vorlesungen）近日由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作彧從德文翻譯成中文出版。自2004年德文版發(fā)行以來，這本書已被美國紐約大學、意大利特倫特大學等多所高校列為教材。2009年其英譯本出版后，美國、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地的社會學刊物亦刊發(fā)書評，交口稱譽。著名權力理論學者和古典社會理論研究專家史蒂芬·盧克斯（Steven Lukes, 2013）表示，希望讀者不僅把這本書當成教學工具，也要看到其中的學術貢獻。下文將延伸這種思路，通過回顧社會學教材史，檢視這本教材作為學術成果，如何走出了一條超越美國中心主義的社會理論敘事的道路。

西方社會學教材史

這本書的標題太像教材的名字，以至于讀者會有這樣的疑問：一本教材如何具有學術貢獻？為這本教材的學術貢獻正名，我們不妨先溯源社會學教材史。

誠然，教材的定位是面向學生，介紹本學科里相較完整的內容，而非向學界同行介紹前沿或特定方向的深刻內容。因此，至少就美國社會學界來說，社會學教材作者群里少見一流原創(chuàng)學者。但是，歷史并非一貫如此。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俄裔社會理論家索羅金就指出當時美國和歐洲相反的狀況：歐洲的社會學作品大多是關注分支的專題研究，美國的社會學家則喜歡把精力放在教材寫作（轉引自Manza, Sauder and Wright, 2010）。這個態(tài)度頗有延續(xù)性，以至于美國社會學學會的前四十位主席中有二十七位寫過教材（轉引自Manza, Sauder and Wright, 2010）。

但到二戰(zhàn)后，尤其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高教界的三大因素轉變了這個局勢：一是美國高等教育出版行業(yè)由編輯主導轉向市場導向，涌現(xiàn)了大型的高教與學術商業(yè)集團（Thornton, 2004）；二是美國社會學學生注冊人數(shù)下降（對比政治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可見House, 2019）；三是大學機構隨著排名體系和市場化而不斷分化，高精尖的研究型大學更加注重研究產出（對法學院的影響見Espeland and Sauder, 2016）。

于是，如今美國社會學教材領域便出現(xiàn)了以下變化（Manza, Sauder and Wright, 2010）：由于教材市場規(guī)模變小，出版商必須走向下沉市場，為規(guī)避風險其出版態(tài)度趨于保守。業(yè)界非常清楚，自己的教材不會流向頂尖大學或文理學院，因為那里的老師往往自主安排論文或專著章節(jié)讓學生閱讀，而不太喜歡教材取向的教學。教材的主要受眾是社區(qū)大學、一般公立大學的學生，甚至只是社會學通識課的學生。同樣，教材寫作者也大都來自一般公立大學，其日常工作以教學而非研究為主，他們已經不太關注學界頂尖刊物的動態(tài)了。從出版業(yè)和教材寫作者的互動來看，出版方明白打造一本暢銷教材耗時耗力，便通過科層管理模式壓制教材作者大規(guī)模更新的意愿，出版方更希望延續(xù)過去的成功模式，能不更新就不更新。

因此，社會學的教材內容往往陳舊過時，但出版產業(yè)界的慣性與壓力、寫作者自己的教學保守取向，使得這個問題成為“房間中的大象”，沒人愿意當那個直言“皇帝的新裝”的孩子。

回望這段社會學教材歷史，《社會學理論二十講》作為一本教材的特殊之處就不難理解了。一方面，該書第一作者約阿斯是社會學理論的創(chuàng)作者，以實用主義社會理論、宗教與戰(zhàn)爭社會學研究聞名，并且任教于歐美一流的研究型大學（Joas，1993，1996）。他這本教材的撰寫思路，也受到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影響，尤其反映在通過實用主義理論框架評點各派理論的得失，以及從各家理論延伸到宗教與戰(zhàn)爭議題的具體研究。該書的第十九講《新實用主義》專門介紹了約阿斯的著作《行動的創(chuàng)造性》（The Creativity of Action）。這本書自1996年問世以來，已經被引用近兩千五百次，影響波及管理學和政治學（Weik，2012；Zacka，2017）。社會理論類旗幟性刊物《社會學理論》（Sociological Theory，1999年第三期）甚至辟專欄討論過該書。另一方面，《社會學理論二十講》英譯本的出版機構是劍橋大學出版社，而非培生集團（Pearson）等高教教材的商業(yè)出版公司。這是頂尖研究型大學學者走的另一條教材之路——由課堂教學產出原創(chuàng)研究的模式。

實際上，我們同樣能在英文出版界看到類似著作。比如歷史與經濟社會學家亞瑟·斯汀康比（Arthur Stinchcombe）的《社會研究的邏輯》（The Logic of Social Research, 2005），是基于他在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系課程的多年講義；社會學理論家杰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二戰(zhàn)以來社會學理論二十講》（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1987）基于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多年授課內容整理而成。雖然這些書同樣來自課堂教學，但社會學界沒有忽視它們的學術貢獻。美國社會學會比較歷史分析分會就辦過一場簡要辯論，請《社會研究的邏輯》的作者和當代社會學名著《歷史的邏輯》的作者休厄爾（William Sewell Jr.）、《信任與統(tǒng)治》的作者蒂利（Charles Tilly）評論彼此的著作（Sewell, Stinchcombe, and Tilly, 2007）。

回溯來看，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之時，課堂教學一直是學術生產的重要方式。德國大學教授決定開授的課程的主題，就是自己正在研究的議題。在開課之前，他們就已經和出版社聯(lián)系好，確定會出版這門課的講義。此后，教授逐周撰寫講義，并根據(jù)上課情況即時修正。課程結束后，教授很快將教學講義修訂成書，交予出版社出版。由于德國當時在學術界的強勢地位，這種模式也傳播到美國。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學者的很多優(yōu)秀著作都是這么生產的，比如米德（George Mead）的《現(xiàn)在的哲學》和杜威的《經驗與自然》就是基于卡魯斯基金會贊助的演講（詳見杜威全集中多卷《文本說明》部分，例如杜威，2015：333-343）。只不過，時至今日，至少在英文環(huán)境下，這種模式已相對少見，可能只在精英大學才能看到，與前述高教教材商業(yè)出版模式產生了分化。相較于杜威時代授課和出版相對同步且快速的模式，如今美國精英大學社會學教授在出版課堂教學記錄時更加謹慎，經常歷時十數(shù)年才將講義作為研究成果出版。

《社會理論二十講》作為學術成果的教材形式，正是德國模式延伸到今的體現(xiàn)。如其導論所言，這本書可以追溯到約阿斯1985年在芝加哥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開設的課程。之后，除了在芝大，他還陸續(xù)在德國的愛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等地任教，同樣講授相關理論內容。根據(jù)課堂上的學生反饋和學界發(fā)展，作者也同步修訂了課堂教授內容。經歷了二十年左右的教學與研究，他才在《導論》里寫下這樣一句話：“我們相信現(xiàn)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讓我們課程里的各種構想與理論概覽能夠走出教室，甚至能滿足（來自）非相關科系，但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的需求，讓大家能了解大約在二戰(zhàn)之后，‘社會理論’這個領域在國際上的發(fā)展?！保ǖ?頁）

漢斯·約阿斯

社會理論的美國中心主義

不同的教材出版模式讓《社會理論二十講》有可能做出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貢獻。這本書封面上的推薦語寫道：“作者打破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美國中心主義’視角，建立了一個更為全面的現(xiàn)代西方社會理論框架，為讀者了解當代社會學理論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崩斫膺@本書的學術貢獻，首先要回答：何謂“美國中心主義”？

“美國中心主義”不是說只講美國人的理論，而是指美國社會學理論的兩種敘事：一是結構功能派、沖突學派、象征互動論的“三分天下”敘事；一是分支社會學豐富發(fā)展后，對于抽象的歐陸理論的拒斥。

先說“三分天下”敘事。教材出版產業(yè)化的問題，帶來了社會學理論刻板的、美國中心式的敘事。正如《社會理論二十講》第三講“邁向規(guī)范主義功能論的帕森斯”所言，二戰(zhàn)后的美國社會學理論，逐漸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結構功能派占據(jù)主導，探索社會系統(tǒng)的運作需要滿足哪些條件、某些社會現(xiàn)象要在更大的社會系統(tǒng)中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因此也樂于探討人的成長要學習哪些社會角色、內化哪些文化價值、形成什么樣的人格傾向。這種頗有目的論取向的分析模式難以適應研究逐漸成長的“嬰兒潮”一代，尤其反映在帕森斯分析美國教育的時候，難以處理青年反抗文化（Parsons, 1959）。正在這個時候，有了約阿斯和克諾伯在第六講“詮釋取向（1）：象征互動論”和第八講“沖突社會學/沖突理論”介紹的內容：人們如何相互協(xié)商以創(chuàng)造文化價值與社會制度？為什么社會運作也有沖突與變遷？這三個流派都在1960年代左右逐漸成熟，成為社會學的重要敘事結構。結合上述的教材出版產業(yè)化問題更能看出，這套“三分天下”的框架在1970年代被入門暢銷書采用和普及，并使得出版方不愿輕易更改框架（Manza, Sauder and Wright, 2010）。但是，這一框架的代價是，剔除那些不容易與這三大框架相容的部分，合并那些和這三大框架接近的理論。

帕森斯

再說分支社會學理論轉向帶來的對歐陸理論的拒斥。美國建立了上述的“三分天下”理論傳統(tǒng)敘事之后，也迎來了各大分支社會學的發(fā)展（例如組織、經濟、文化、性別社會學），美國社會學界更加關注從分支經驗研究中提煉的理論，而非直接關注超越分支研究的、宏大抽象的理論。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基蘭·希利（Kieran Healy，2014）以十年為區(qū)間，列出社會學界引用量最高的十篇論文。他發(fā)現(xiàn)1970年代之前，宏大理論論文能排到前十名的清單里，但1970年代以來，組織、文化、性別、經濟等分支社會學代表作取代了宏大理論文章的位置成為熱點，甚至到二十一世紀以后，不再有宏大理論文章能排進來了。約阿斯和克諾伯在書里也說，197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重心從美國又轉向了歐洲。但是，美國社會學這一轉向使得它再引進歐洲理論時頗有選擇性。我們今天看到布迪厄比盧曼、吉登斯、哈貝馬斯在美國社會學界更有影響力，部分原因也在于布迪厄是經驗研究起家的學者，直到四十多歲才出版了自己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專著（Ollion and Abbott，2016；Schmitz，2018）。反觀其他幾位學者，理論研究更加純粹、視野更為宏大。現(xiàn)任《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主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奧馬爾·利薩爾多（Omar Lizardo）在使用《社會學理論二十講》作為理論課的主要教材時，甚至避而不談“哈貝馬斯與批判理論”（第九講）、“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第十講）、“把功能發(fā)展到極致的盧曼”（第十一講）這三章和德國理論密切相關的領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阿博特（Andrew Abbott）教授以社會理論研究見長，但是他在引導學生做研究的《數(shù)字論文》（Digital Paper）一書中，也直接說：

閱讀現(xiàn)代法國理論文章，最好閱讀速度快一些，并且不要注意其中的邏輯和論證，因為它們往往不太有這方面的東西。不過，這些文章通常很優(yōu)美和令人受啟發(fā)。德國理論文章的問題有些不同，它們總是使用來自德國觀念論傳統(tǒng)的專業(yè)術語，除非你已經對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等有所了解，不然你難以理解。如果你的研究課題要讀德國理論，那要找些不錯的二手讀物。（Abbott，2014：141）

對比來看，被美國忽視的學者及其理論，在歐洲等地區(qū)的社會理論教學中卻非常重要。德國學者統(tǒng)計過該國七十二所高校的兩千四百十八份社會理論課程大綱，發(fā)現(xiàn)“盧曼”出現(xiàn)的次數(shù)最多，其次才是布迪厄和韋伯（D?pking，2016）。即使同為北美國家，加拿大的社會理論教學也相當重視歐洲思想家，不管是古典的馬克思還是當代的哈貝馬斯、吉登斯，都在該國的相關課程大綱里占有一席之地（Guzman and Silver，2018）。

總之，美國中心主義的社會學理論敘事就是基于1960年代形成的功能-沖突-象征互動“三分天下”敘事，而該敘事之所以延續(xù)和擴散，不僅是因為出版業(yè)刻意傳播，也由于美國學界轉向分支理論后，缺乏引入抽象的、超越分支的歐陸理論的興趣，更無心再產生可替代的宏大理論。

超越美國中心主義

約阿斯和克諾伯在他們的書里是如何打破和超越這套美國中心主義敘事的呢？他們從三個角度入手：一是將美國理論框架放到他國檢驗；二是將美國傳統(tǒng)和他國傳統(tǒng)結合起來；三是介紹他國獨立的理論傳統(tǒng)。

先看對于美國理論的世界檢驗。這本書有一講內容十分重要，卻常被社會理論教材忽視，即第十三講“‘帕森斯主義’與‘現(xiàn)代化理論’的翻新”。常見的社會理論教材只談到功能學派在美國的帕森斯及其學生默頓（Robert Merton）這“兩座大山”（Korom，2021），甚少關注該學派的其他學生和后續(xù)發(fā)展。但兩位作者單開一章，講述了功能學派理論變身為現(xiàn)代化理論所產生的經驗研究影響及其“非美國”效應。從純理論角度思考，功能學派以當前社會狀態(tài)為預設，思考社會成員如何適應與內化當前社會的價值與制度，從現(xiàn)實社會角度來看，這一學派即以二戰(zhàn)后的美國社會作為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標，思考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適應與內化現(xiàn)代的價值與制度，比如在工作風格方面，如何講究人脈關系和規(guī)章制度。兩位作者尤其談到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作品，認為他在發(fā)展功能學派理論的同時，還將其運用到古代帝國比較分析、軸心文明突破的研究，將當代西方社會解釋為歷史變遷的偶然后果而非唯一的理想目標，反駁了單一線性的現(xiàn)代性理論、發(fā)展了多元現(xiàn)代性理論。

再看美國和他國傳統(tǒng)的匯聚。兩位作者指出，沖突學派的建立是由美籍德裔學者科塞（Lewis Coser）、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英國學者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雷克斯（John Rex），以及德國學者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共同參與的。“三分天下”中的沖突派框架并非美國獨自的事業(yè)，而是跨國的合作成果。不止于此，兩位作者通過仔細比較這些學者的立場、后續(xù)傳承以及他們對帕森斯的批評性看法，指出沖突學派只是個松散的名稱，難以像功能學派那樣成為一個嚴格的“學派”，從而解構了“三分天下”的定義。更有趣的是，約阿斯和克諾伯講述了英國的沖突學派如何在英國自主發(fā)展出新理論。在第十二講“吉登斯的結構化與較新的英國權力社會學”一章中，他們指出洛克伍德雖然希望引入沖突分析，批評功能學派，但是卻引導出后來的吉登斯、邁克爾·曼的權力社會學，后者關注戰(zhàn)爭、暴力等影響社會變遷的重要議題。他們尤其指出，英國的這個獨特發(fā)展，也離不開該國社會學特有的馬克思主義取向以及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影響。因此，我們在這里看到美國沖突學派的英國化，是既引入美國的沖突學派學說又結合本國傳統(tǒng)的思想過程。對照來看，由于美國社會學缺乏英國那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沖突社會學分析只能局限在勞工、世界體系的研究取向之中，難以擴散形成普遍理論（Manza and McCarthy，2011）。如上面提到的芝大社會學教授阿博特，同樣在發(fā)展社會變遷的過程理論，但卻忽視了埃利亞斯的類似工作，引發(fā)了歐洲同行的不滿（Mennell, 2017）。

最后看各國相對自主的理論傳統(tǒng)?！渡鐣碚摱v》花了三章專門談法國的發(fā)展：第十四講“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第十五講“在結構主義與實踐理論之間——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第十六講“法國反結構主義者”。光是第十三講的開頭，就能看出法國的獨特性。兩位作者這樣說：

如果讀者將到目前為止的十三講回顧一遍，可能會有一個印象，覺得現(xiàn)代社會學理論仿佛主要是美國、英國和德國的事，其他國家只是配角。但這不是事實。我們到目前為止的介紹之所以會呈現(xiàn)出（地理上的）重點區(qū)域，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學傳統(tǒng)很關注彼此，而且大多時候會對彼此有很及時的回應?！▏纳鐣茖W與人文科學，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構筑出了一片自給自足的大陸。這是由于法國一直以來都有活躍且豐富的知識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為這個國家的獨立（如果不說是“孤立”的話）發(fā)展提供了基礎，特別是社會學。（303頁）

兩位作者指出，帕森斯的學派雖然稱為“結構功能論”，但并沒有認真處理何謂“結構”，更多關注的是“功能”。法國人拾起了這個失落的“結構”，探討了深層的、客觀的、富有差異與組合的符號關系，比如親屬結構、語言結構等。這些結構不因個別主體而異，具有穩(wěn)固的形態(tài)。兩位作者先介紹了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然后討論從其理論出發(fā)、走向不一樣道路的“后結構主義者”，如德里達、利奧塔、鮑德里亞。這些后結構主義者不認為結構是同一和穩(wěn)定的，強調去中心化。在第十五講介紹布迪厄的時候，兩位作者尤其強調布迪厄主張的“建構主義的結構主義”，如何既離不開結構主義，又發(fā)展出結構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混合物。布迪厄常以教育為例：成功者往往自詡其成功是個人奮斗所得，包含了自己的偏好與能動性，但這仍然是結構再生產過程，其奮斗過程仍然遵從了現(xiàn)有的社會價值觀。經由布迪厄的折衷，作者轉向了法國傳統(tǒng)的另一面：“反結構主義”。習慣了美國社會學的學者通常對十六講的三個理論家非常陌生，但他們在法國卻相當有地位。他們分別是創(chuàng)辦《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雜志、強調人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新力的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重視社會運動與社會變革研究的圖海納（Alain Touraine），探討人生敘事性與自我感的詮釋論學者利科（Paul Ricoeur）。實際上，隨著后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的發(fā)展，人們生活的靈活性與自主性增強，英聯(lián)邦傳統(tǒng)下的社會理論家也開始重視法國傳統(tǒng)中被忽視的反結構主義者，嘗試在他們和主流社會學之間建立關聯(lián)（例如卡斯托里亞迪斯的研究，見Adams, 2014; Bouzanis, 2016, forthcoming）。

約阿斯和克諾伯打破和超越美國中心主義敘事的三種道路，充分結合了美國、英國和法國理論的不同故事，體現(xiàn)了社會理論傳統(tǒng)真實形成過程——理論與經驗的跨國互動，理論傳統(tǒng)的跨國交匯，思想資源的本國傳承。

重新欣賞美國當代特色

我們最后不妨再回到美國中心主義的社會理論敘事，重新思考約阿斯和克諾伯所打破和超越的究竟是什么。前面說過美國中心主義有兩個支架點，《社會理論二十講》重新引入歐陸抽象理論，反思“三分天下”框架，這幾乎讓我們以為，分支社會學和社會學理論的發(fā)展無甚關系了。在該書多個章節(jié)的末尾，作者將社會理論延伸到分支社會學，似乎暗示，只有在思想巨人發(fā)明了超越各分支的理論之后，經驗研究者才知道如何發(fā)展自己分支領域的理論。比如，作者在總結沖突學派之后，繼續(xù)談社會運動等研究領域的應用；在總結象征互動論之后，繼續(xù)談犯罪社會學等分支領域的發(fā)展。

如果我們再回到奧馬爾·利薩爾多教授的教法，會發(fā)現(xiàn)他在教學當代理論時，一半課使用這本書作為教材，另一半課則直接討論當代各個分支社會學中具有跨分支影響的理論。于是，我們不得不追問：分支社會學只是在應用理論嗎？被約阿斯和克諾伯忽視的分支社會學，在理論上具有怎樣的地位？反過來，有些醉心于社會理論的讀者可能會這樣發(fā)問：那些分支社會學的理論太微觀、太具體、太經驗，怎么能被視為社會理論呢？對于這個疑問，我有兩個建議，或可為反思《社會理論二十講》寫作框架局限性提供角度。

一方面，我們必須回到社會學的歷史，理解“三分天下”框架之所以過時，不僅是出版業(yè)的保守態(tài)度和以美國為中心的敘事所致，還是因為該框架形成于美國社會學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分家的時代。翻開這套框架興起前后（從二戰(zhàn)前夕到1960年代末）的美國社會學歷史，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之間往往互不往來，即使我們相信帕森斯在當時如日中天，但誰又能指出在哪些社會學領域、有什么代表作是明確使用他的結構功能論呢（Blumer,1954；Merton，1968；Zhao，1996）？上過社會理論課程的學生，往往感覺這門課對自己的經驗研究幫助甚少，這正是因為當年“三分天下”的框架多半是理論學者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結出的果。但是，1970年代之后，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的聯(lián)系變得緊密起來，因為歷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分支領域逐漸在美國社會學學會里建制化。各大分支社會學形成了以自己的經驗實例為中心的教學與研究模式。例如，如果學習和研究歷史社會學，必讀的書目會是《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與中國的比較分析》這樣的實例名著，探討革命與國家建構理論，而非吉登斯、盧曼的社會變遷理論。

另一方面，我們要正視當代分支社會學的跨分支理論貢獻。宏大理論的吸引力往往在于它們能夠做到既普適又深刻，某一分支社會學發(fā)展出來的理論，通過不斷溝通與匯聚其他分支的研究，也同樣能夠做到這一點。再以歷史社會學為例，該分支學者通過分析法國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發(fā)展出歷史時間性的理論，探討了為什么歷史既有路徑依賴又有偶然性等深刻議題，也對政治社會學、勞工運動社會學等領域產生了影響，形成了跨分支的普適性（孫宇凡，2021）。

總的來說，不管是社會學史還是當代實踐，都說明理論與經驗的關系正在改變。我總結了1970年代之前和之后美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兩種模式。這一變遷給今日的社會理論研究者提出了兩難挑戰(zhàn)。如今，當我們要評判一本社會學理論教材，究竟重視的是它和社會學理論學者對話,還是和社會學分支研究者的對話？面對這個兩難框架，如果一本教材選擇了前一種方式，將會寫成不容易和如今社會學實踐結合的“理論家史”，重點放在闡述韋伯、帕森斯、哈貝馬斯等大師。如果一本教材選擇了后一種方式，將會寫成社會學家的“實踐方案史”，重點放在理解制度、文化、網絡等概念在不同分支研究中的發(fā)展。約阿斯和克諾伯選擇了前者，同時盡量兼顧后者，但最后還是力有不逮。他們提供的是超越分支的各大理論，并探索在各個思想學派傳承與對話的過程中，一代代社會理論家是如何邁向越來越完整的理論框架的。但是，在如今社會學分支化的情況下，如何書寫后一種方向的社會學理論教材也越發(fā)值得思考。

這個兩難能彌合嗎？盡管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有力的融合方案，但也許奧馬爾·利薩爾多的建議值得思考。我將他的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希望引起學界共同思考。他在就任《美國社會學評論》主編后，寫下《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發(fā)表理論論文》一文，提供了一個實操辦法：如果你是理論學者，請在投稿前先把你的理論論文給那些“非理論”取向的學者讀一讀，請這些朋友給一些意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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