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讀者帶進活生生歷史現(xiàn)場的《杜鳳治日記》

【編者按】12月4日，由楠楓書院和廣東人民出版社聯(lián)合主辦的“嶺南文化新講之七——杜鳳治日記與嶺南文化”專題講座，在廣州楠楓書院進行。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邱捷教授、劉志偉教授與現(xiàn)場觀眾共同探討了《杜鳳治日記》的史料價值、文化價值及其對嶺南文化研究的現(xiàn)實意義。

杜鳳治是晚清的一位州縣官官員，原籍浙江紹興，于1866年赴任廣東，十幾年里歷任廣寧、四會、南海、羅定、佛岡等地州知縣。他一直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并且大部分都保存至今，日記手稿共40本，篇幅近400萬字，是一部分量巨大、記載連續(xù)詳盡、有聞必錄、內(nèi)容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記錄。邱捷教授花費十年之功，整理日記原稿，進行標點、注釋，最終以《杜鳳治日記》之名，于2021年9月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杜鳳治日記》

杜鳳治其人與其日記

講座伊始，由邱捷介紹他個人對杜鳳治及其日記的理解。

關于杜鳳治（1814-1883），他從三個方面進行評價。

作為一個人：杜鳳治思路清晰，沉著冷靜，精明警覺，勤奮務實，手腕敏活，能屈能伸。有擔當，善斷決，理性，有自制力，有幽默感。廣東人講的，“一個很醒目的人，一個不容易上當、不會輕易躺平的人”。

作為一個士大夫：杜鳳治信奉三綱五常，看來不是假裝，忠于朝廷。對孝子、節(jié)婦真心尊重體諒。對家人、家族、親戚也算不錯。他修身謹嚴，一輩子沒有納妾，對“作風不正派”的事深惡痛絕，兒子想買妾被他痛斥攪黃。此外，他學問不錯，八股文、詩都寫得可以。愛讀書，下筆快，愿意了解外國事物，讀各種書，如《北史》《明史》《聊齋》《品花寶鑒》《瀛寰志略》等。

作為一個清朝官員：杜鳳治是當官的好料子，勤政，對為官之道拿捏得準。不會任性胡來，也靈活變通，趨利避害，反應敏銳。善于處理上下關系，注意維持關系網(wǎng)，在銀錢問題上，對上司同僚漂亮而精準。善于維持官威但又不甚虐民。至于是不是貪官很難說，但看日記尚不至于太過亂來。按清朝標準，不失為一個“好”官，至少是個“正?！钡墓?。

關于《杜鳳治日記》，邱捷花費了十余年的時間進行點校、整理，他也從三方面進行介紹。

基本情況：《杜鳳治日記》的手稿共41本，第2本遺失了，此次出版的整理本共370萬字，分成十大本。日記長期保存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曾被張伯楨收藏過，21世紀以后入藏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200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以《望鳧行館宦粵日記》之名收入《清代稿鈔本》出版。《望鳧行館宦粵日記》似乎是原為日記擬定的總名，但后來每本日記又有自己的題署。第38-41本寫的是回浙江紹興老家后的事，并非“宦粵日記”。

前人對日記的研究：前人寬予（周連寬）、冼玉清，21世紀后何文平、徐忠明、張研等學者利用日記發(fā)表過論著。其中徐忠明研究得很細致，對日記解讀得很準確，可惜只引用了一個案子。此外，邱捷本人寫了數(shù)篇文章和《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一書，是整理日記的副產(chǎn)品。

為何以前引用《杜鳳治日記》的學者少：一是與當代學術研究的取向有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偏重于研究“大事”。二是與日記手稿（影印版也一樣）難讀有關，日記分量大，字跡為較草的行書，字難認，“誰是誰”更難弄明白；日記中涉及很多清朝官場運作的細節(jié)，一般典籍、工具書查不到，很多字認出來也未必明白其意思。

邱捷教授

《杜鳳治日記》的史料價值

《杜鳳治日記》是目前所知篇幅最大的清代州縣官日記，其“為寫而寫”，有聞必錄，毫不隱諱，記下當時的“原始狀態(tài)”，反映官場、社會的方方面面。日記出版后，引起廣泛關注，邱捷認為，其史料價值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這是一部研究清朝法制的獨特、難以替代的史料。

研究法制史的學者特別重視刑部檔案，巴縣、南部縣、新竹、淡水檔案，官員、幕客著作（如《官箴書集成》、藍鼎元《鹿州公案》、徐賡陛《不自慊齋漫錄》）。清朝多數(shù)司法文書是官吏、幕客、書吏，按照法律、制度以及各種慣例、潛規(guī)則加工整理出來的文本，編撰成書的公牘以及官箴類著作，隱諱、加工的情況就更多了。比如大家熟悉的藍鼎元《鹿州公案》，明顯編造的地方就有不少。

檔案、公牘、官箴書如何形成今人看到的最后版本？實際情況同檔案、公牘所反映的有何差異？州縣官們當時是怎么思考、判斷、決定的？尤其是州縣官加工修改案情、作出枉法判決或處置時是怎樣考慮的？這些信息從檔案、公牘、官箴書不容易看出，而杜鳳治日記可補充這方面的不足，它不僅反映州縣官“如何”辦案，而且反映他們“為何如此”辦案。

法律規(guī)定，州縣官司法權有限，“自理案件”只是今天認為的一些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但實際上司法權力大得多，且很少受到監(jiān)督。州縣官可隨意罰款（因為州縣官的帳房是公私不分的，罰款等于增加了收入）、刑責、拘押（不需要理由，沒有法律依據(jù)，《大清律例》規(guī)定徒刑最長也只是3年，日記記關押十幾年不判不放的不在少數(shù)），甚至可用酷刑處決犯人（站籠、“釘人架子”）。很多案件，杜鳳治不顧案情，違背王法，其中有各方面的考量，當然，最主要是為了他自己。

其次，該日記對研究清朝州縣制度有很重要的價值。

州縣制度具體運作細節(jié)是《杜鳳治日記》的主要內(nèi)容。如縣試是科舉考試的最低層級，但今天的學者研究科舉考試，寫到縣試主要依據(jù)會典事例、學政全書這類官方文獻，這些文獻不容易反映縣試舉行時的細節(jié)。杜鳳治對科舉制度是全心全意擁護的，每次縣試都很認真，也記錄很多。他的日記很可能是存世的州縣官對縣試記錄最為詳盡的。從日記可知，縣試這個環(huán)節(jié)管理和監(jiān)督極為松懈，都是州縣官一個人說了算，存在大量違規(guī)、舞弊、受賄的可能性。

又如，日記有很多關于士紳掌控的鄉(xiāng)村基層權力機構——公局行使征糧、緝捕、司法等權力的記載，杜鳳治要通過局紳才能夠把皇權深入到各鎮(zhèn)各鄉(xiāng)。晚清廣東普遍存在公局，杜鳳治把一些行政、司法權力渡讓給局紳，局紳都要經(jīng)過州縣官下諭單任命，公局具有防衛(wèi)、偵緝、拘押、征收、調(diào)解等權責，直接掌握武力，通常鄉(xiāng)鎮(zhèn)級公局統(tǒng)轄的武裝人員遠多于巡檢司。公局局紳同州縣官見面禮節(jié)、公文往來都參照上下級官府的做法，局紳見知縣也要給守門人送門包。知縣默許、支持、委托局紳在鄉(xiāng)村行使權力，甚至讓他們獲得實際上的審判權。大量民事糾紛直接讓局紳“理處”，甚至命盜重案也讓局紳處理。晚清廣東對盜匪實行“就地正法”，從日記看，對被捕疑犯作出是良民還是盜匪的判斷，很多時候就看局紳的態(tài)度。這些，都不符合清朝的王法，因為連知縣都不可以審結(jié)命盜大案，何況沒有官職的局紳，但當時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在全國，清朝都要靠士紳才可以把皇權從州縣深入到鎮(zhèn)、鄉(xiāng)、村，但各地情況不盡相同。在外省有沒有廣東公局這種機構？從日記看，浙江沒有。公局很有嶺南特色，研究晚清嶺南政治文化應該對此多加注意。

再次，杜鳳治日記對研究晚清官員生活史很有參考價值。

日記中詳細記錄了當時官員交往、衣食住行、家庭家族、閱讀娛樂等，以及州縣官的收支與日常生活。任何官員都只能千方百計謀取“法外”收入，日記深刻反映了“無官不貪”的情況。張慶鑅署理一任東莞就得到5萬兩，杜鳳治自己當十幾年官宦囊結(jié)余4.5萬兩，張琮當過順德、南海知縣，都是優(yōu)缺肥缺，卻虧累幾萬兩——當州縣官也如同做生意或賭博，要看能力、心計和機會。

日記反映當官既要講資格、講本事、講關系，但也要講機遇，用時人的話來說就是“講命運”。杜鳳治是個拼命做官的人，也很自負，但他又很理性，很認命。雖然認為自己的能力高于很多大官，但又知道期望升官不切實際，他只想在州縣官這個位置上得到更多實惠。

日記里一個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人物——聶爾康，是翰林散館“老虎班”知縣。他很有能力，還是曾國藩的親家，好像也沒有犯錯，但做了一二十年，始終在州縣官的位置上，后來他也像杜鳳治一樣不指望升官了，總想當新會知縣，杜鳳治對聶爾康的能力和官場經(jīng)驗頗有好評，但認為他撈了不少。所以，日記經(jīng)常說“官場如戲場，當官如賭博”。

日記中有關官員交往的描寫很有趣，官場中并非都是等級森嚴、謹言慎行，有時說起話來百無禁忌，總督向杜鳳治談官員的八卦，巡撫向杜議論總督受賄，杜同其他官員咬牙切齒咒罵上司按察使張瀛、鹽運使鐘謙鈞。清朝大官雖然可以決定下屬仕途命運，但要把下屬送進監(jiān)獄或者搞死又很難，所以，大官對小官也有很多講究，不是官大就可以完全任性，有時，有些“牛二”小官，一旦下定決心不吃官場飯，抓住機會大鬧，就會把整個官場攪得滿天神佛，上司不得不妥協(xié)給“掩口費”等等，均反映了清代官場不為今人所知的側(cè)面。

《杜鳳治日記》書影

《杜鳳治日記》的整理

邱捷指出，《杜鳳治日記》的整理離不開廣東人民出版社編輯的通力合作。

首先是定體例。在整個出版過程中，大家經(jīng)常討論，因為已經(jīng)有影印本，完全承擔了保持文獻原貌的功能，點注本的目的是向有一定歷史知識的讀者（如文史專業(yè)的本、碩）提供一個容易閱讀的版本，所以用簡體橫排為宜，不用繁體字。杜鳳治寫日記用了大量減筆（當時的簡體）、俗體、異體字，還有一些習慣的錯字，如果采用繁體，規(guī)范很難，更容易出錯。讀者如果對點注本有疑問，可以查影印本，也可以讀點注本和注引影印本。

其次是同編輯一起認字。杜鳳治寫草書不規(guī)范，偶爾還會有錯別字，大量寫在行間、天頭的蠅頭小字更令人頭疼，很多時候只能根據(jù)前后文猜測。但遇到人名、地名就不容易猜了，如同知許延瑴，字號子雙，因“瑴”與“穀”（今簡化為“谷”）的草書近似，最初誤作“延谷”，責任編輯審稿時發(fā)現(xiàn)當為“延瑴”，而且，“瑴”與其字號“子雙”對應，于是，許延瑴這個名字就沒有搞錯。又如廣寧紳士何瑞圖字號羲符，因“羲”與“義”（今簡化為“義”）草書難分，最初也誤作“義符”；佛山都司鄧奮鵬，字號摶云，因“摶”（今簡化為“摶”）與“搏”草書難分，最初誤認作“搏云”，后來都根據(jù)本名、字號的聯(lián)系確定了正確的用字。

杜鳳治抄錄的上諭、文書涉及很多人名，不少寫得很潦草，無法根據(jù)前后文推測，幸而有《明清實錄》《中國方志庫》《中國譜牒庫》等數(shù)據(jù)庫可以檢索，想出不同的檢索用詞，用各種辦法檢索，很多人名就可以查出正確的用字。在以前沒有數(shù)據(jù)庫可檢索的時代，或者今天不會用電腦的老先生，這部手稿相信無法整理，那么多人名，不是手工查典籍可以完成的。

再次是確定“誰是誰”的問題。日記人物很少以本名、全名出現(xiàn)，多以其字號、綽號、地望、官名別稱、官名別稱之簡稱來記述。小官、幕客、書吏、士紳、庶民等在工具書、典籍中很難查到，如果不是官員，在數(shù)據(jù)庫中查到的機會也很渺茫。杜鳳治有時也會把重要人物姓名、字號寫錯，這就給注釋帶來更多困難。如，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提到一位“胡竹如司寇”，但從嘉慶到同治年間，并無姓胡、字或號竹如的刑部堂官，后來，在工具書查所有字號為竹如的人物，才猜出此人應該是咸豐年間的刑部侍郎吳廷棟（竹如）。

《杜鳳治日記》中所見的嶺南文化

文化離不開社會生活的各種細節(jié)，邱捷認為，《杜鳳治日記》是研究晚清歷史文化極有價值的史料，其中所見的嶺南文化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杜鳳治日記》反映了19世紀后期中西文化在廣東的碰撞與交融。

在清朝前中期，廣州有很多年是同西方國家交往的唯一“合法”“正規(guī)”的港口；到了晚清，廣東既是中國抵抗西方侵略的前沿陣地，又是西方先進事物傳入中國的窗口。杜鳳治當了5年多“廣州市長”，又兼做兩廣總督的外交助手，同外國事物、外國人有很多接觸?！抖砒P治日記》對同治、咸豐年間中西文化在廣東的交融、碰撞，描繪出很詳細、生動的圖景。

例如，日記所記同治十年夏天的“神仙粉事件”，史籍很少提及。這件事大致情況是，當年民間流傳洋人收買一些中國人在水井撒放“神仙粉”，讓很多人生病，求洋人醫(yī)治，洋人就可以借機逼迫中國人信基督教。一些人趁機鼓吹燒教堂，引發(fā)一場危機。兩廣總督瑞麟同下屬文武官員冤殺了多個無辜者，千方百計取得洋人的諒解，這件事才得以了結(jié)。

杜鳳治本人是愿意了解西方的，他讀《瀛環(huán)志略》，知道太陽、地球、月球之間關系，對西方技術欽羨，知道西方先進事物（如輪船）來華，被中國接受不可避免。但他對西方的器物尚且不能完全接受，對西方制度、文化等先進方面不愿正視、不能理解。杜鳳治算是一個對西方事物有所了解的官員，又在西方新事物傳入中國的窗口廣州任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必多說。

其次，日記中大量記載了廣東風俗文化故事和杜鳳治的看法。

從正統(tǒng)文化特別是科舉文化為著眼點，江浙士大夫杜鳳治有文化上優(yōu)越感，看不起廣東和廣東人。他對廣東士紳“重財貨”“輕廉恥”有很多批評，帶有偏見成分。廣東士大夫重商、務實、受綱常倫理束縛相對內(nèi)地寬松。杜鳳治認為廣東人不甚尊重王法，不怕官，不安本分，民風剽悍，人心浮動，所以賭博、盜賊特別多，殺都殺不完、殺不怕。通過對廣東社會的觀察和自己做地方官的體驗，他認為廣東將來會成為下一次天下大亂的策源地。他不止一次在日記預言，不出十年，就會有人振臂一呼，在廣東發(fā)動數(shù)以十萬計的人造反。杜鳳治當時只想到會再出現(xiàn)太平天國、洪兵起事這樣的大變動，沒想到他來廣東當年（即1866年）出生的孫中山，后來真的振臂一呼，成千上萬廣東人奮起反抗清朝，廣東果然成為中國新的大變動的策源地。從杜鳳治的感受中，也可以看到清末政治改革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的一些原因。

再次，日記反映了當時嶺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記中有大量細節(jié)描述了嶺南人的物質(zhì)生活、衣食住行、年成物價等等，還有嶺南人的文化生活，如祭祀、節(jié)日、戲劇等。對廣州的記載很多，為研究廣州地方史提供很多新材料。

其中，關于南海神廟祭祀，有頗為詳細記載。明清地方官定期祭祀南海神廟的情況，現(xiàn)存文獻語焉不詳。從杜鳳治日記可知，布政使、巡撫都有祭祀的責任，他自己曾經(jīng)陪同祭祀，日記對祭祀的細節(jié)以及對當日神廟的環(huán)境有較詳細的記載。近年出版的《南海神廟志》就引用了日記的內(nèi)容。

此外，日記有助于對嶺南文化一些具體問題的考證，如除夕花市起源于何時？廣州的專家學者有多種說法：有專家說南越國時就有，花市有兩千多年歷史；也有人說始于唐宋；有人說始于明清。也有人認為民國時期才形成風俗，其實，所有認為“早有花市”的專家，所引資料多數(shù)只能說明廣州早就有各種花，但不能證明早就有除夕前幾天在鬧市區(qū)通宵營業(yè)的迎春花市。細看《杜鳳治日記》，杜鳳治兩任南海知縣共五年多，日記記下同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三次除夕。這三年，除夕前幾天都記了自己從南?？h衙到過知府、鹽運使、按察使、布政使、總督、巡撫衙門、將軍衙署和粵海關，沿途是日后花市所在地或附近，如果其時已有迎春花市，不可能一字不記。這三年除夕，日記記杜鳳治都同家人在縣衙守歲。如當時已有花市，如此之近，知縣本人未必去游，但男性家屬、“家人”不會不去。而且，維持花市治安、秩序，今天尚且不容易，何況當時。清朝時有夜禁，如有花市，必須全城開禁，在當時屬于大事件，要督撫等高官批準，南海知縣必須承擔維持治安、秩序的責任，并要同番禺知縣協(xié)調(diào)，但日記所記同番禺知縣除夕前幾次會見，都沒有提及花市。

“杜鳳治沒有記”是否足以作為證據(jù)？要知道杜鳳治不是別人，是南海知縣，如果其時真有花市，他要負很大責任，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不記。且日記提到的衙門都在今天北京路、中山四五路十字交叉附近，這些地方離花市近在咫尺，如有花市，杜鳳治的轎子要通過這些地方恐怕都不好走。他三年都沒有記，所以，作為其時尚未有花市的證據(jù)是相當過硬的，應該接受“迎春花市的風俗形成于民國時期”的說法。

講座現(xiàn)場

對談

劉志偉：《杜鳳治日記》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收藏已經(jīng)有超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了，我系很多前輩和同仁也一直都有所了解和接觸。但接觸過的人都知道，要完整仔細地閱讀，是相當困難的，整理出來，工作量之大難以想象。邱老師花了十幾年將它整理出版，令學界可以方便地利用做研究，我由衷地敬佩。

《杜鳳治日記》的價值，當然是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其他文獻不可替代的歷史記錄，我想強調(diào)的它的價值是可以把讀者帶進活生生的歷史現(xiàn)場。這是一個真正的普通人的故事，不管他做官還是做什么，日記所呈現(xiàn)的就是一個普通人的生活經(jīng)歷。這是我的感受，所以對《杜鳳治日記》不能僅僅看做記錄一般事實的史料，對于嶺南文化研究而言，更是重現(xiàn)舊日歷史的一幅真實圖景。時下關于嶺南文化的認識，有很多形式化的標簽式概念，從杜鳳治日記中，可以把我們帶入很多標簽背后的活生生的人情世態(tài)，走出標簽制造出來的誤區(qū)。

關于《日記》里面的很多具體內(nèi)容，邱老師已經(jīng)談了很多，他的書中更有詳細的討論，我沒有什么資格評論。這里只想就邱老師一再提到的在《日記》中大量關于鄉(xiāng)村賦稅征收的記事的制度性背景做一點介紹。

正如邱老師介紹的，杜鳳治在日記中大量記錄了他下鄉(xiāng)征糧的經(jīng)歷，他到鄉(xiāng)下去催征錢糧打交道的有書吏、糧差、殷丁、紳士、花戶，遇到過很多匪夷所思的經(jīng)歷，催糧的方式也五花八門。這些記事，讓人清楚感覺到，其實州縣以下的社會，并不是如一般的制度規(guī)定那樣，有一套整齊的基層組織，不管是保甲還是里甲，其實在州縣權力運作中，都不是直接的基層權力主體。征收錢糧，是國家權力在鄉(xiāng)村存在的主要體現(xiàn)，但是州縣官員到鄉(xiāng)下去，并沒有依靠保甲系統(tǒng)，也不是直接把里甲（圖甲）直接作為征收組織。然而，從杜鳳治在鄉(xiāng)村催征的方式，我們可以看清楚由明代里甲系統(tǒng)轉(zhuǎn)型變質(zhì)形成的圖甲系統(tǒng)，其實是一個稅收和納稅人的登記稽查系統(tǒng)，它本身不是一種社會組織，不具備組織性的運作功能。圖甲登記的戶，是一個稅糧的登記單位，在一個戶下，可以登記多個納稅主體承擔的賦稅責任。在這個平臺中，糧差、圖差、殷丁才可以掌握征稅權，因為他們掌握著圖甲中每個戶下的真正的納稅人。實際運作中，糧戶在應付圖甲系統(tǒng)登記的稅額中玩弄種種手法去應付官府催征，而州縣官員主要依靠糧差、圖差、殷丁去對付糧戶。我們從清代制度中看到了自封投柜的征稅方式，并不如一般想象那樣運作，是充滿著種種的沖突交易的博弈，《杜鳳治日記》中大量生動的記錄讓我們看到了基于圖甲系統(tǒng)的征稅機制。尤其是鄉(xiāng)村中各種應付征稅的公產(chǎn)或包稅角色，在這個系統(tǒng)的運作中發(fā)揮的作用，在《日記》中也有清楚的記錄。

邱捷：其實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制度，很長時間內(nèi)并不是很規(guī)范，官員不一定是壞人，他也是個普通人。把人命關天的事給他處理，有時候會感到厭倦，這時候看到犯人不順眼就殺掉了。有的時候覺得這個人有個老父親，盡管罪很大，但也值得同情。

徐忠明、杜金寫了一本書《誰是真兇》，里邊討論了杜鳳治日記中記載的案例，這個案例反映了刑部檔案與案情真實情況的差異。作者發(fā)現(xiàn)在日記所記的案情與刑部檔案是不吻合的，兇手把自己老婆殺了，還想冤枉別人，賴掉債務，說人家把他老婆殺死，其實這個情節(jié)極其惡劣，在今天絕對判處死刑，按照大清律例也是可不原諒，但是杜鳳治還是給他脫了罪，兇手說他堂兄弟教唆自己殺老婆賴債，結(jié)果杜鳳治就把兇手的堂兄弟關死了。這個案件里杜鳳治是怎么考慮的，日記沒太展開寫。但是我猜想，老公殺老婆，杜鳳治覺得這個事情一定要懲罰，但不一定要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但是多次煽動人家殺老婆更不能原諒，所以把兇手的堂兄弟關死了。

《杜鳳治日記》中還講過一個小案例，很多地方過節(jié)燒鞭炮要搶頭炮，搶頭炮打架，把人打死了。公開打死了人不能不上報，但杜鳳治在上報文書把搶頭炮打死人改為追債糾紛打死人。為何要這樣改？我們只能猜，本來追債打死人豈不是更嚴重？搶炮竹打架還可以說無意，但追債就不是了。我想來想去，覺得很可能是為了對付刑部的。因為搶頭炮不是全國都有這種風俗，刑部的書吏，凡是他看不明白，或者是找到毛病的，就要挑剔勒索你。什么叫搶頭炮？我沒聽過。刑部堂官說這不行，你必須要改，改就涉及到要花錢賄賂。

《杜鳳治日記》中提到廣東省一年要交3000兩秋審費，所有的死刑案件到秋天就會去北京送審，名義上先由三法司——刑部、監(jiān)察院、大理石會同，把所有案件重審，提出處理方案，最后交由皇上勾紅。但在那個時期，基本都是由大臣代勾，但實際上是皇上才有判人死刑的權力。廣東一年進入秋審程序的才十幾個人，而杜鳳治講每一個月他要去現(xiàn)在的珠光路一帶監(jiān)斬殺頭數(shù)以百計，為什么？因為晚清廣東大多數(shù)的死刑不是經(jīng)過刑部，而是實行所謂“就地正法”（主要適用于盜劫等重大犯罪）這個簡易辦法，把殺人權下放給督撫，督撫就下放給下面的官員。當官的為什么愿意用就地正法而不愿意走正常程序？很明顯就是荷包問題。十幾個秋審的死刑案件就要送給刑部3000兩，而就地正法不用花錢，即使殺錯人有什么關系？

今天，全世界都非常重視民命，但是在以前可并非如此，中國一直到清代都不怎么重視。殺十幾個甚至數(shù)百個老百姓對官員來說不是什么大問題，即使殺錯了，也要看錯到什么地步，完全冤枉的良民他們會覺得有壓力，至于有些為非作歹行為的人殺錯就殺錯了。當時的條件不足以把大部分案件都搞清楚，那些衙役辦案就是撈錢的機會，撈完錢不會有后果。抓到了人，這個人絕對冤枉，或者背后有后臺就不敢亂來，假如是窮人，沒有什么后臺，平時又有點為非作歹，所謂有民憤的，就是就地正法的最好人選。而且他們有一個觀念，殺人可以震懾。本來想為非作歹的人，看見有人犯法殺頭了，就會害怕。所以一年廣東應該就地正法的肯定不少于幾千人，和平時期是這樣，戰(zhàn)亂時期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很多檔案與現(xiàn)實的距離就是這樣，我覺得研究歷史，常識不能代替學問，但學問不能違背常識，有時候從常識出發(fā)討論學問會有所發(fā)現(xiàn)。我舉個例子，近些時網(wǎng)絡常有文章說，漢朝時期幾千個人出一個官，清朝時期幾百人出一個官，當下的中國十幾個人出一個官，所以古代的官比現(xiàn)在少得多。清朝的時候，沒有電腦、手機、汽車，不可能人人騎馬，幾個官員和編制內(nèi)的書吏衙役不可能對基層進行有效管理，所以，實際上民眾供養(yǎng)的人要比典籍記載得多得多。

魯西奇的《古代中國鄉(xiāng)里制度》，里邊寫到的有關秦漢的案例很生動、很詳細，但清代部分反而沒有那么細致。我認為是材料來源的問題，因為秦漢有很多簡牘出土，里面有很多案例；但是清代能利用的主要是方志與官私著述，很多細節(jié)、真實情況反映不出來。鄉(xiāng)約寫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話，鄉(xiāng)紳怎么勒索鄉(xiāng)民，怎么打鄉(xiāng)民屁股，怎么用暴力來維持秩序的肯定不會寫，都是說怎么教化他們。

其實研究嶺南文化也好，研究其他歷史問題也好，都要廣泛收集材料，仔細琢磨要怎么解讀。用常識來看待，以平常心來研究，實事求是，有什么材料，一個一個解讀，不可以沒有材料就隨便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