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任務：“家暴”文學
袍笏簪纓、峨冠博帶雖早已卸下，但古典文學的戀闕之心、淑世之懷仍沒有被現(xiàn)代文人祛魅。古典是一個能量場，吸附力與排斥力共存共生。它既有無上魅力，也有時無能為力，無能為力于非“典”的話語與修辭。試圖用古典文學來“文學化”非“典”，往往要付出沉重代價。近代詩人黃遵憲就是反面教材，“我手寫我口”的本領再大，叵耐“掎摭聲光電化”的詩歌只落得個“韻語格致教科書”（錢鍾書：《談藝錄》，72頁，三聯(lián)書店，2011年），毫無文學性可言，自是無緣經(jīng)典詩詞之圃。匪獨物質世界，近現(xiàn)代的思想觀念也甚難與古典文學融洽無間。比如說“反家暴”——一個關乎人權、女權的現(xiàn)代觀念，沒有誰會忍心將這一艱巨任務交派給古典文學。古典倫理的男耕女織、琴瑟相諧，古典性情的溫柔敦厚、恕人責己，難以孕育“反家暴”。然而出乎意料，一位宋代女性卻殘忍接受了這一任務，她就是李清照。
李清照，三十一歲，載于清四印齋刻《漱玉詞》，上有趙明誠題字。雖是假的，但也頗有些年份。
“文學化”方式在李清照那里不僅是古典的，更是居于古典文學巔峰的高貴形式——駢文，其難度非詩詞、戲曲、小說所能比肩。南宋紹興二年（1132），李清照給時任翰林學士的綦崇禮寫了一封感謝信，致謝他在離婚訴訟上給予援手。李清照與后夫張汝舟離婚成功，這個渣男因“妄增舉數(shù)入官”（虛報參加科舉次數(shù)而得授官職）被革除功名，李清照受連坐應判兩年徒刑，最后改判拘留九天。南宋朝廷本無暇管理“家務事”，但李清照卻有能耐做到了“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令宋高宗親自做了回“老娘舅”。在這封《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中，李清照對后夫的“家暴”作了如是描繪：
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彼素抱璧之將往，決欲殺之。遂肆侵凌，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談娘之善訴；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難求，自陳何害？（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2頁）
擺在李清照面前的“不可能任務”是：如何破天荒地用駢文描寫家暴？如何直面家丑外揚帶來的后果？如何一如既往地驅使經(jīng)史、拈綴諸子？又如何在技術化工作的同時打疊安頓心靈？這任務的難度絕不亞于阿湯哥爬跳迪拜塔。
年輕時將韓偓的“海棠花在否，側臥卷簾看”點化成“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李清照的欣喜之情不言而喻。現(xiàn)在，點化陳句的成功如何抵達心靈深處？是一遍遍的回憶與咀嚼嗎？肉體的疼痛、囹圄的黑夜、失去的金石書籍、后夫的險惡嘴臉、趙明誠的渺茫身影、朋友圈的人言可畏……然而，技術上的成就感在這次寫作中也不復存在。縱然博聞強記，李清照也無可奈何于家暴敘事在經(jīng)史子集中的稀少。她擇取的四個典故，只有一個與家暴切實有關，即北齊談娘（踏搖娘）的民間傳說。談娘的丈夫經(jīng)常酗酒，每喝醉則毆打她。這個故事在唐代已演為歌舞小戲，見載于崔令欽的《教坊記》。其他三個典故皆與家暴不甚貼切。頑皮的劉伶在即將被夯時說了句很孬的話：“我這幅雞肋般的身子骨，怎配得上您的尊拳呢”，就立刻消解了互懟。潑皮石勒好打架斗毆，以“老拳”聞名圈內，后來做了十六國后趙皇帝。至于柳宗元《李赤傳》所載廁鬼惑人之事，用典效果更是“隔”。李清照是善于用典的，她那篇四百多字的《打馬賦》，使用的語典與事典將近六十個，但此處的驅遣典故顯得狼狽不堪。這段文字雖成功地“古典文學化”了家暴，但它的“古典文學性”是差強人意的，古典特有的文字技巧并沒有使這篇書信博得更多同情。
后世男性讀者吝嗇的同情，證明李清照這次任務完成得并不理想。清代學者俞正燮、胡薇元、陸心源、李慈銘、陳廷焯等人，都否認改嫁的事實，斷定這份書啟（載于宋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是小人偽作。近現(xiàn)代詞學大家如夏承燾、唐圭璋等也持同樣觀點。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是小人偽造，這偽造的難度與成本也忒大了。如果這小人與李清照沒有不共戴天之仇，又或者沒有可觀的項目經(jīng)費資助，是絕無可能有閑情、有毅力去完成這項任務的。
[美]艾朗諾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麗麗、趙惠俊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384頁，78元。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美國漢學家艾朗諾先生2013年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2017年3月版）?？上驳氖牵喜环裾J這封書信的真實性。對于自暴家丑，艾氏認為體現(xiàn)了“這個女人絕不忍氣吞聲”的性格，“成長于世宦之家，曾接受古典教育”，“與趙明誠較量學識，并常常勝過她的丈夫”（125頁）。與丈夫（男性）爭勝是艾氏的基本邏輯。此書大致涵容了西方文學批評的三種路徑，1、現(xiàn)象學批評的還原，懸置了李清照接受史上的種種預設，是此書最大的亮點；2、新批評文本細讀，對文獻材料的處理非常小心謹慎；3、女權主義批評觀，這是艾氏的最大預設。正是這一預設，令此書充滿了遺憾。
艾朗諾
意淫之一：李清照的畢生事業(yè)
此書第二章標題為“寫作與爭取認可的努力”。不必否認，爭取男性文人圈的認可，在李清照心中是可能存在的。但更重要的事實是，中國古典文學本是一種為我的創(chuàng)作，一方面是情不得已的言志抒懷，另一方面是文人生活的日常自娛。我們不能剝奪李清照填詞僅為追尋一種精神愉悅的權利。艾氏的預設最集中體現(xiàn)在一首詞的誤讀上，《漁家傲》：
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這是一場夢境的追憶，境界闊大，絲毫無脂粉氣，龍榆生說此闋已近似蘇、辛豪放一路（《漱玉詞敘論》），其主旨洵如陳廷焯所言，表達的是“出世之想”（《詞則·別調集》卷二）。“學詩謾有驚人句”化自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這句話被艾氏抓?。骸八盐膶W視為自己的生命意義。當天帝問她的存在目的時，她的唯一答案是對創(chuàng)作的執(zhí)迷”，“她顯然將文學當作其畢生的事業(yè)”，“擔心自己的付出不被認可，進而懷疑作品自身的價值”（40頁）。其實，李清照反省的對象不是寫作而是人生，寫作的成就感如何抵消生命本身的悲劇（生老病死），也許惟有飛舉升仙才能徹底解決人生之惑（言下之意即沒有終極辦法），至于作品是否被認可這種小事早已置之度外了。李清照大約活了七十多歲，她全部可靠的詞作不過三十多首，如此低產的創(chuàng)作量，有何資格談畢生事業(yè)？李清照終究只是個女人，與傳統(tǒng)社會大多婦女一樣，相夫教子也許才是最大的事業(yè)。李清照的幸運之處，在于她沒有生孩子，在于她擁有一個相對殷實的家庭，可以將更多精力花在下棋、讀書與寫作上（下棋占據(jù)了絕大部分時間）。填詞是庸常生活的調劑品，遣興與娛樂是最大的功能。
“異代蕭條不同時”的張愛玲說過：“我發(fā)現(xiàn)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其實，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保ā读餮浴ぷ约旱奈恼隆罚┡膶W批評的人，也過于注重飛揚的一面。艾氏說李清照“對創(chuàng)作的全身心投入”，“前所未有地挑戰(zhàn)了現(xiàn)有的社會和文學秩序”，“成為眾矢之的”，“公開闖入了男性主導的文學領域”（45頁），滿滿飄蕩著女權主義的幽靈啊。七年前，我曾受宇文所安啟發(fā)寫過一篇隨筆《李清照的隱性抗爭》（《博覽群書》，2010年，第二期），當時光棍的我很容易被女權主義觀念影響了。如今有了家室，懂得妻子的不易，我才知道女權主義那一套很不靠譜。而當艾氏寫下“年僅十七歲的才女所具備的歷史、政治識見與洞察力，連寫出原詩的士大夫官員（指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也有所不及”（52頁）時，我感到艾氏與他所否定的鄭振鐸——曾說過“一切的詩詞在清照之前直如糞土似的無可評價”，就如同五十步笑百步了。
《漱玉詞》
意淫之二：李清照下棋時想念岳飛
作為處處與人爭勝的女中豪杰，李清照自不能滿足于文學世界，她更應該心系天下，艾氏順著他的預設進行了更“精彩”的解讀。李清照閑暇時間較多，大部分揮霍在棋局上，她自己說，“余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這句話恰可以駁斥艾氏所謂“對創(chuàng)作的全身心投入”。李清照為此寫下了《打馬圖經(jīng)》《打馬圖經(jīng)序》《打馬賦》《打馬圖經(jīng)命辭》。
在《打馬圖經(jīng)序》中，李清照談及打馬棋原有兩種，“關西馬”與“依經(jīng)馬”，到了宣和年間（1119-1125），兩種游戲規(guī)則被“參雜加減”而成為新的規(guī)則，讓李清照感到“交加僥幸，古意盡矣”?！皟e幸”作為貶義詞，譏諷對象是當時的游戲玩家，譏諷他們更多依賴運氣，而降低了智謀在游戲中的比重。然而到了艾氏那里卻有了更深的言外之意：“讀者自然會聯(lián)想起昏聵的徽宗朝宗，統(tǒng)治者僅以‘僥幸’維持政局，背離了治道，致使天意不再眷顧大宋?！薄八诟魈幝裣路P，暗諷執(zhí)政者。身為女子的李清照僅被允許寫作‘閨房雅戲’，但她卻希望介入國家朝政及防御決策?！保?41頁）這是明顯的過度闡釋?！洞蝰R賦》典故極多，其中有“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提到桓溫、謝安這些下棋高手。艾氏受到徐培均先生的誤導，徐在箋注中認為“安石”暗指“岳飛、韓世忠輩”（ 《李清照集箋注》，369頁），于是艾氏說：“李清照似乎在那個喧囂動亂的年代急于建言”，“她意圖表達內心的憂慮，并巧妙地借她對‘打馬’博弈的精通，使其言辭不至于被輕易打發(fā)，盡管她只是區(qū)區(qū)一名弱女子”（144頁）。
李清照好累！她不僅要心憂國事，不僅要給政府提案，更要考慮如何讓自己的提案不被領導輕易打發(fā)，于是劍走偏鋒，奇思妙想，用打馬博弈這種吸引眼球的話題來暗自寄托政治意見。據(jù)艾氏說，如果采用這種隱蔽的建言方式，效果會非常好，盡管“表面上只是游戲規(guī)則的說明，但同代人絕不會錯過其間隱含的政治及軍事指涉”（147頁）。然而事實證明，李清照同時代的人都已經(jīng)“錯過了”，遍考南宋初期的載籍，似乎沒有誰提到李清照的濟世之懷。
李清照
辨?zhèn)稳绾慰赡?/strong>
該書最后兩章專門解讀“易安詞”，是最令我期待的部分。就文獻功夫而言，大陸學者無疑更勝一籌，西方漢學家大體勝在文本解讀的精細。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兩種獨特的景觀，在當代文學界不常見：辨?zhèn)闻c系年。當代作家只要還活著，一般研究不會涉及作品真?zhèn)?，也無須考證創(chuàng)作年份。古典文學界在這方面花費太多精力?！胺蜃又畨?shù)仞”，精心考證圍墻上磚頭壘砌的先后順序，有時并無助于登堂入室。艾氏批評大陸學界在辨?zhèn)闻c系年上的不靠譜，以自傳方式解讀易安詞，陷入循環(huán)論證。艾氏一再提醒我們，“李清照與同時代的男性作家一樣，有能力虛構文學形象、獨撰事件情節(jié)”（99頁）。李清照也在詞里“塑造”自身，易安詞中的主人公與李清照并不完全是一個人。
然而艾氏自己仍不免要去碰“辨?zhèn)巍?，他的理?jù)雖以文獻為基礎，更多是基于女權主義批評觀的預設：杰出的李才女絕無可能寫出平庸之作。因此，凡是不夠杰出的易安詞，在艾氏那里都可能是偽作。艾氏自己依然“循環(huán)論證”了。李才女是否足夠杰出到每首作品都勝人一籌、無懈可擊？宋詞大家如辛稼軒、蘇東坡、周邦彥等，哪一位作品集里沒有平庸之作呢？須知，用數(shù)量替代質量以適當慰藉靈感與創(chuàng)作峰巔的缺席，這不是近現(xiàn)代作家的專利，唐宋文人早已如此。如果說陶詩里還找不到庸作的話，杜詩里就絕對有。至于一生寫了萬首詩（流傳下來八九千）的陸放翁，生命最后一年還平均一日有兩首的高產量，難道可以因其平庸而剝奪陸游的署名權？
艾氏論證易安詞的杰出，主要考察的是改寫陳句。李清照名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是艾氏著重分析的一句。錢鍾書《宋詩選注》曾對“載愁”系列的詩詞有過詳細搜羅，從宋初鄭文寶“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到蘇軾“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再到周邦彥“醉擁重衾，載將離恨歸去”。比較這些句例后，艾氏得出結論：“李清照借用了送別詩詞的傳統(tǒng)以及其間別出心裁的承載沉重愁緒的小船意象，但以前從未有人借此意象來說載不動愁緒。”（277頁）艾氏的邏輯很清楚，李清照之前的“載恨”皆是肯定表述，李清照開始用否定表述“載不動”，因而是“創(chuàng)造性”的。然而，錢鍾書的博聞強識也不能窮盡所有句例，明人沈際飛《草堂詩余》就尋出了同一機杼的其他個案：蘇軾“寄我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徐俯“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從這些句例看，李清照似乎沒有多大創(chuàng)新。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與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皆引用了《草堂詩余》，艾氏何以視而不見？
《李清照集校注》，王國維次子王仲聞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艾氏還提醒我們，易安詞有一種“獨有情懷”，是此前男性詞人筆下的女子所不具備的。典型案例是《憶秦娥》“斷香殘酒情懷惡”，艾氏說這是一種“不委婉的傳情達意”，“爽直而動人”，“我們在士大夫詞人的作品中不會想到還能出現(xiàn)這樣的句子”，這是李清照“自己的聲音”（283頁）。然而事實上，“情懷惡”在宋詞中還是比較多的，如歐陽修“春睡覺來情緒惡，寂寞，楊花繚亂拂珠簾”，周邦彥“況是別離氣味，坐來但覺心緒惡”，張元干“天涯萬里情懷惡，年華垂暮猶離索”。還有李清照父親的好友晁補之，其《朝天子》云：“酒醒情懷惡，金縷褪、玉肌如削。寒食過卻，早海棠零落。”（一說此闋作者為馮延巳）可見，所謂李清照“自己的聲音”已被男性作家“男子作閨音”發(fā)出過了，并沒有太多原創(chuàng)性。更重要的是，艾氏忽略了“情懷惡”其實是一個典故（語典），李清照這里仍是改寫而已，談不上“自己的”。典故出自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shù)日惡?！?/p>
艾氏甚而斷言李清照在描寫女性時業(yè)已“告別了男性詞人所依賴的寫作傳統(tǒng)”（290頁）。??！談何容易！李才女不是圣人。李清照很多時候是以模仿“男子作閨音”的方式來自我抒寫的。打一個比方，好比張火丁、李佩紅這一輩女性在演唱《鎖麟囊》時，即使是女人演女人，仍無法擺脫程硯秋、王吟秋這些男性演員的演繹特征。況且根本不能擺脫，一擺脫就不是“程派”了。填詞于李清照亦是如此。
趙明誠手跡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卑嫌撊ダ钋逭丈砩系呢摾郏ソ邮苁焚x予的重重枷鎖，還一個真實的李才女。然而，“輕解羅裳”又如何可能？“與男子爭勝”的厚厚外套又披上了。艾氏此書女權主義的“觀念先行”是西方現(xiàn)當代文藝批評的通病。文學研究與批評本身，在西方學者那里就是一種學術生產或創(chuàng)作，我“先行”故我在，不“先行”無以立說著書。這不禁令我想起伊格爾頓關于閱讀的一個精妙譬喻：面對文本時，讀者絕無可能是不被先前社會與文學玷污過的文化處女（Literary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P77.）。專業(yè)領域的學者與批評家不是文化處女，一般人就更難做一個“純凈”的讀者了。這種無可奈何的唯一解決辦法，也許就是在相對開放的批評空間里，將彼此的底牌都摸清楚，然后盡可能地接近真相，無限地接近。（文/韓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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