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后半頁，在直線形態(tài)日益成為歐洲建筑主流之時，有位西班牙建筑師獨辟蹊徑，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建筑形態(tài)。這個建筑師名叫高迪，在他的認知中，直線屬于人類，而曲線屬于上帝。高迪的建筑有7座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其中圣家族大教堂從1882開始建造，在至今近140年的建設過程中，有數代建筑師參與譜寫了這座建筑的傳奇。最近一次，無疑是于2021年11月29日安放在瑪利亞之塔上的星燈，它又一次點燃了大眾對圣家族大教堂的關注與期待。
1926年，74歲高齡的高迪被一輛電車撞倒，昏迷三天后不治而亡。死后的高迪“長居”圣家族大教堂。然而，圣家族大教堂只是高迪世界的一個“化身”，在他其他的建筑中，還可以感知到各種自然形態(tài)，如風的迅疾，山的凝重，花的嬌艷……各種自然形態(tài)在高迪的孤獨中與希臘式、哥特式、巴洛克等藝術形式交織，組成了一種新的生態(tài)，其中蟄伏著古典，也昭示著未來藝術的極簡。
高迪 （Antoni Gaudíi Cornet 1852–1926） 攝影 Pau Audouard 1878
當巴塞羅那接納了離經叛道的高迪之后，高迪（Antoni Gaudíi Cornet 1852–1926）也讓巴塞羅那成為了一座極具個性的城市，這里的晨光與晚霞像火一般紅艷，依山伴海，自然而又浪漫，但其城市形態(tài)，卻像矩陣一般，由方形建筑區(qū)塊布列而成。在這嚴謹而又單調的規(guī)則中，又有著建筑史中獨一無二的建筑形態(tài)，這些建筑出自高迪，有的與矩陣混為一體，只有身入其中，才能看到這些建筑的奇幻；有的則占據矩陣的一個單元，高高聳立，就如一個異域世界的巨塔，跨越空間屏障，凌駕于矩陣之上，在塑造了理性規(guī)則與感性奇幻極致對比的同時，也造就了理性與感性的平衡。來到這個城市，你會感知到高迪的氣息無處不在——這里是高迪的故土，也是他的城市。
2021年11月29日，安放在瑪利亞之塔上的星燈。澎湃新聞資料圖
高迪，圣家族教堂外觀 ，攝影 馬寧
在高迪成長的時代，歐洲古典帶著余暉慢慢沉寂，現(xiàn)代的形態(tài)則在時代動蕩所帶來的不確定中萌芽。在此新舊交接之際，年少的高迪通過從事家傳鑄鍋爐的營生，早早地接觸到未來盛行的幾何形體構造。與這種幾何形體的極簡認知相反的是，高迪還以一種被動的方式，接受了自然變化無窮的烙印。高迪從五歲開始就患病風濕，除了忍受風濕所帶來的病痛之外，他還要忍受無法與同齡人相處的孤獨。對每個時代的大部分人而言，孤獨是一種痛楚，人們或因懼怕孤獨而狂歡，或在無路可投之境，浸泡在孤獨中萎頓。但在高迪身上，孤獨卻成了一條通向自然的靈路，他在寂寞中靜觀樹木花草、日照光流，感知動物昆蟲的肌體，慢慢異變成高迪自己的世界。有了這樣一個去處，世俗中的高迪就成了一個孤僻和古怪的化身。當他用建筑把他的世界帶到世上，這個世界是如此獨特，時常讓人不知所措。對此，高迪就讀的建筑大學校長羅根（Elies Rogent 1821-1897)就深有體會，因為在高迪畢業(yè)之際，他和他的同事們無法確定: “畢業(yè)證書是發(fā)給了一個瘋子，還是一個天才?！?nbsp;事實上，就大眾日常生活方式而言，高迪既是一個瘋子，也是一個天才。
高迪，圣家族教堂外觀 ，攝影 馬寧
前者出于高迪的孤僻和極為不修邊幅的生活，正是因為不修邊幅，74歲高齡的高迪在1926年被一輛電車撞倒昏迷，街上的人們根據他的穿著，把他視作無家可歸的乞丐送到窮人醫(yī)院，在這里高迪昏迷三天后不治而亡；后者出于高迪用曲線接近上帝的過程中，至今有七座建筑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其中一座名為圣家族大教堂從1882開始建造，至今尚未完工。死后的高迪就長居此處。這里之所以使用了“長居”這個詞匯，是因為圣家族教堂以宗教之形，呈現(xiàn)的既是信仰的一種形態(tài)，更是高迪孤獨世界中一種變體自然的造相，這里才是高迪的家園。
高迪，圣家族教堂外觀 ，攝影 馬寧
自然
圣家族大教堂于1882年起建，此時的高迪尚未介入，而是旁觀者的身份，參加了圣家族大教堂的奠基儀式。但僅僅一年后，由于圣家族大教堂的設計師維拉（Francesco de Paula del Villar）與圣家族大教堂建筑主管的不合而退出，年僅31歲的高迪接管了圣家族大教堂的整體設計規(guī)劃，在按照原圖紙進行圣家族大教堂地下墓室建造的同時，舍棄原先以新哥特式風格為主的設計，開始進行全新規(guī)劃，于1885年完成。1894年起，除了已經建成的地下墓室之外，教堂建筑舍棄了維拉的規(guī)劃，完全按照高迪的設計來實施。但這不意味著高迪的設計就因此一成不變，而是在后來的時間中，不斷從傳統(tǒng)中吸取元素，加入巴洛克、歷史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等風格。這些風格并非以拼湊的方式混達在一起，而是在高迪對自然的癡迷中，聚合成一個新的世界。在我們貼近這個世界之前，還需要去簡要回顧圣家族大教堂的建造史，因為在至今的近140年時間中，有很多事件在悲歡離合中，參與譜寫了這座建筑的傳奇。
1929年的圣家族大教堂
1926年高迪去世之時，圣家族大教堂僅有部分完工。此后，失去高迪的圣家族大教堂變得極為困難。更為巨大的困難現(xiàn)于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存放在圣家族大教堂的圖紙、手繪和石膏模型嚴重損毀。戰(zhàn)后，根據殘留的模型、照片和與高迪共事過的工匠回憶進行建筑設計重建。二戰(zhàn)結束后，圣家族大教堂的建造從1950年開始至今，有數代建筑師加入建造，他們根據各種文件、訪談設置關于高迪的傳說，竭盡全力來還原高迪的思想。2013年接任的圣家族大教堂的祖迪·弗利（Jordi Faulí） 已是第四代建筑師。他于1959年出生于巴塞羅那，1990年起就參與圣家族大教堂的建筑工程，2009年的博士論文課題為圣家族大教堂的柱與穹頂的整合及連續(xù)。在一篇于2014發(fā)表在《維也納日報》的訪談中祖迪·弗利談到的建筑思路，同樣在現(xiàn)有材料、文獻和對高迪了解的基礎上，推進圣家族大教堂的建筑工程。從中不難看出，在圣家族大教堂建筑中，不僅僅有高迪的思想，也深度融合了歷代建筑師在竭盡所能還原高迪思想的過程中，深度融合了對高迪的猜想、崇敬和高迪的傳奇?；蛟S正因如此，圣家族大教堂建筑的每一個推進，能在世界范圍激起關注。最近一次，無疑是于2021年11月29日安放在瑪利亞之塔上的星燈，又一次點燃了大眾對圣家族大教堂的關注與期待。
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個贖罪教堂，依靠信徒捐贈的資金來建造?；绞腔浇腾H罪教義的核心，所以圣家族教堂的基本建筑布局，就通過18座高塔的連體，構架在特定基督歷史的圖像學意義之上。象征基督的塔樓立在中間，周圍環(huán)繞的17座塔樓或象征12使徒，或成為四福音書作者和圣母瑪利亞的化身。塔樓與塔樓之間交接構成圣家族大教堂的外殼。其中鑲嵌著大量哥特式尖拱聯(lián)窗及扶垛。盡管哥特式風格的建筑元素在這座教堂中隨處可見，但這并不代表，高迪把哥特式教堂視為一種完美的建筑形式。在高迪眼中，哥特式教堂的穩(wěn)定性依賴于扶垛，就像杵著一個拐杖的有缺陷的軀體。扶垛是哥特式教堂的一個關鍵沉重結構，拼接在教堂外墻之上，接納頂和墻壁的重量，從而形成一種結構清晰的墻柱式陣列。扶垛與墻體之間的部件式拼接，顯然是高迪認知中哥特式教堂缺陷的源頭，因為圣家族教堂的塔樓與其他建筑結構的交接之處，很多都并沒有直角構造，而是像波浪一樣連綿起伏。各種建筑部件在這種起伏中一體化，很多鑲嵌于其中的哥特式尖拱窗和聯(lián)窗，也非中世紀哥特式教堂一樣，在均衡、比例和規(guī)則的嚴密體系中凝固基督教神性的秩序和威嚴，而是被高迪牢牢附著在大建筑形體之上，隨著建筑形體的起伏而起伏。哥特式拱窗的幾何形體框架在這種起伏中曲化，成為附生在建筑主體中的肌體。教堂大門就在這種肌體化的狀態(tài)中洞開，只有走進去才會感到驚訝，這里所見竟然超出了對教堂的所有視覺經驗，是一個在歐洲古典藝術豐厚土壤之上伸展的超現(xiàn)實的奇幻世界。
德國雷根斯堡主教堂外墻扶垛 1273-1538， 攝影 馬寧
高迪，圣家族教堂大廳，攝影 馬寧
這個世界有一種白色的基調，襯托在細長的密集柱陣之上。柱體上的棱條可以看到古希臘多立克柱式的痕跡。這些棱條與多立克柱式上劍鋒似的凹槽一樣凌厲，有的保留著多立克柱體上優(yōu)美的圓曲線，有的簡化成直線的三角棱體，高高低低、寬寬窄窄，從柱體中凹凸向上伸長，匯集成群之后又從主體中分出，與穹頂之上的棱條結構混為一體。這里有哥特式建筑中柱體、附柱與頂肋交接的體態(tài)，但完全不一樣的是，哥特式建筑中的附柱與穹頂的肋相結，形成一種從上到下，從左到右的閉合體系，來鏡射天國的完整統(tǒng)一。而高迪的柱體卻具有一種樹木一樣的形態(tài)。棱條在柱體的上部集結成群，像樹枝一樣從柱體中分出，向上生長，與頂上的棱條混合一體。和柱體上的棱條不一樣的是，穹頂上的棱條細碎，雖然也被整合在一個對稱和規(guī)律的體系中，但當它們與柱體的分枝交接后，就成了一片被幾何形體簡化的樹葉枝條編織的天穹。
高迪，圣家族教堂穹頂，攝影 馬寧
高迪，圣家族教堂窗區(qū)局部，攝影 馬寧
天穹中散落著一個個圓形的光體，四周鑲嵌著了很多細長的光道，光線在其中閃爍，就像從樹葉枝條中透進的天光，閃爍在一個幾何形體化的自然中。這個世界中，哥特式彩窗所營造的氛圍彌漫其中，其色彩更是在精心策劃的冷暖、強弱序列中布列，一個個光區(qū)交織對峙，或強或弱，光亮鋪灑在教堂柱枝林立的空間，竟似大自然在各種氣候中變化無窮的天光。但這只是高迪世界的一個化身，她可以在桂爾宮（Palau Güell 1886-1890）幻變成鑲嵌著群星的光穹，也可以在巴特略之家混進多種生命的形態(tài)。
高迪，桂爾宮穹頂，攝影 Tomàs
生構
巴特略之家（Casa Batlló 1904-1906）的委托人是西班牙一個著名紡織工業(yè)家巴特略。巴特略之家就是巴特略一家在巴塞羅那的住宅。也就是說，這個建筑的內部結構不會有圣家族教堂那樣的大空間，而是按照主人的意愿分割成各式各樣的空間，其中充斥著屋主的私密。但當這個建筑成為博物館之后，巴特略一家的私密散去，只留下高迪的世界，封存在一個個房間內，只有開門進去，才可以看到這些世界的奇幻。在進入這些房間之前，有必要先去看看巴特略之家的外殼，因為那里隱約著一個名為“圣喬治屠龍”傳說。
阿薩姆，圣喬治屠龍 1721，德國維爾騰堡修道院 ， 攝影 馬寧
利比亞一個名叫塞里尼的小城附近有一個水泉，是全城居民的唯一水源，卻偏偏住著一條惡龍。城里的居民想要取水，就得每天送給兩只綿羊給龍吃。巨龍把城里所有的綿羊吃完，就開始吃人。城里居民只好每天抽簽決定，誰去給龍吃。有一天抽到了國王的公主，這位可憐的少女走到泉邊，惡龍正要開吃的時候，圣喬治出現(xiàn)了，用十字架和長矛殺死了這條惡龍，不僅僅救了公主，還感化塞里尼居民都信奉基督。這是一個童話般的故事，講述正義與邪惡之間的爭斗和對弱者的解救，因此成為基督教藝術一個常見圖像表現(xiàn)主題。但經高迪之手，這一故事的表現(xiàn)遠遠邁出繪畫和雕塑的框架，龍在巴特略之家化身為屋頂，屋脊成為龍脊，瓦片以龍鱗的形狀鋪疊，在龍行的扭動中或收斂，或曲張。被圣喬治解救的公主成為墻體外水色波瀾的飾片，十字架則化為圣喬治屠龍的長矛，從屋頂貫穿到底層。底層的陽臺和門廳象征龍嘴，卻以蝙蝠展翼的姿態(tài)洞開，營造出一個進入建筑內部的開口。此時，無論是從建筑的擬生形態(tài)，還是從門廳骨骼一樣的拼接結構之中都不難看出，高迪的世界在巴特略之家是一座模仿生物結構的建筑，但這并非是對某一生物的擬仿，而是各種生物的結構形態(tài)與特定古典文本混結的一種合體。在此基礎上，高迪創(chuàng)造了一種生物結構化的建筑，這種生態(tài)在建筑內部也隨處可見。
高迪，巴特略 1904-1906，攝影 馬寧
其中的一個樓層之間架著一個脊椎骨似的樓梯，沿著拋物線軌道微旋而下。樓梯周圍鮮有直角平面結構，而是在一種精致的曲形中微妙起伏，把這個樓道空間幻化為生物腔管一般的肌體。向上可以通向屋頂龍脊之下一個名為“龍腹”的潔白的空間，狹窄而又悠長的形隨著脊頂的曲動而曲動，墻壁和頂合為一體，像海浪一樣波動，形成一層層形狀不一的拱紋，在側光所形成的光亮和陰影的襯托之下，堆疊成波谷。周圍可以走進一個用于舉辦沙龍的廳堂，就像走進一個充斥著能量的力場。局部扭動的柱體好像在抽吸大地之力，并把這力注入屋頂，讓屋頂的頂面波浪般地起伏，形成一道道渦流涌向屋頂的中部，拱出一盞太陽一樣的盤燈，用燈光象征陽光，用陽光為屋頂無處宣泄的力場開了一個宣泄之口。
高迪，巴特略之家脊梯 1904-1906，攝影 馬寧
高迪，巴特略之家脊梯 1904-1906，攝影 馬寧
高迪，巴特略之家 龍廳， 攝影 馬寧
步入這里所列舉的三個空間，就如步入三個奇幻的世界，一個立于狹窄的坡道，周圍的墻體與頂合體，以極簡的白色拋物線之形，涌動著海洋上的波濤，行走于其中，就像行走在波濤聚合的拱道；一個踏在脊椎骨架之上，在莫名光境中凌虛于某種生物的腔管；一個卷進被力場所攪動的空間，看著力量從柱體流注入頂，把堅硬的頂材軟化成渦流，再從頂燈以陽光之形中散射出來之后，竟是如此柔和。身在其中，既置于一種力形轉換的絕地，也陷入力量強弱極致對比的迷醉。
高迪，巴特略之家沙龍廳頂燈，攝影 馬寧
在高迪的其他建筑中，還可以感知著各種自然生態(tài)，有風的迅疾、蝸蟲的緩慢，有石頭的堅硬或山的凝重，也有花的嬌艷和水的平緩，種種自然形態(tài)在高迪的孤獨中與希臘、哥特式、巴洛克等藝術形式交織，組成了一種新的生態(tài)，其中蟄伏著古典，也昭示著未來藝術的極簡。盡管如此，高迪的曲形卻在未來建筑的主流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高迪高度個性化的曲線在工業(yè)社會和消費社會中無法進行工業(yè)化批量生產，另一個重要原因就如高迪所言，“曲線屬于上帝”，上帝并非身在紅塵，而是凌駕于世俗之上。
在這世俗中，一個名叫柯布西耶的男孩于1885年在法國誕生。他沒有像高迪一樣，嘗試用曲線來靠近上帝，而是用直線深入人間。高迪的曲線濃縮著建筑師用個人經驗所融合的自然和歐洲古典文化兩大生態(tài)，是建筑史中的一道驚鴻，直線中又會捆綁著什么樣的魔力，讓柯布西耶及其后數代建筑師們義無反顧的窮盡一生精力，把直線變成現(xiàn)代建筑的人間至愛？
（本文作者單位為云南藝術學院美術學院，原文標題為《曲徑：高迪的曲形生態(tài)建筑設計》，全文原刊于《中國藝術》，本文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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