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大變局之下：一個英國外交官眼中的明治維新

本文摘自《明治維新親歷記》， [英]薩道義 著，譚媛媛 譯，文匯出版社，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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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日本發(fā)生興趣完全出于偶然。18歲那年，哥哥從穆迪先生的圖書館①帶回來一本由勞倫斯·歐里芬特（Lawrence Oliphant）所著的《埃爾金爵士游記：中國和日本》。這本書立刻使我著了迷，并激發(fā)起我對日本的一連串想象。那里，天空似乎永遠湛藍，陽光照耀著大地。一個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懶散地斜倚在鋪著榻榻米的地板上，透過對面的落地窗，欣賞裝飾著精巧假山石的美麗庭院，一群嫵媚的櫻唇黑眼睛少女圍繞在身旁?？傊?，一切都是那么逍遙自在，勝似神仙。不過，即使在最大膽的想象里，當時的我也不曾料到，自己能有幸親自踏上那個仙境般的島嶼。

之后不久，我又讀了海軍準將佩里②所著的《日本遠征記》，雖然這本書早在《埃爾金爵士游記》之前已經(jīng)出版，書中對日本的描述也更為客觀和真實，但它并未打消我對日本的種種美妙遐想和憧憬，反而使得它們變得愈加強烈。從那以后，我腦子里天天縈繞著有關(guān)日本的種種念頭。終于有一天，當我走進倫敦大學學院圖書館時——當時我正在那里念書，看到桌子上放著一份通知：學校要派遣三名學生前往中國和日本擔任見習譯員。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機會！于是，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參加考試，并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我選擇了前往日本的職位。畢竟，中國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興趣。當時我的年齡只比考試規(guī)定的最低年齡早了幾個小時，也幸虧如此，我才得以夠資格報名。1861年8月，我終于獲得了正式錄用，并于當年11月懷著對日本的無限憧憬和喜悅離開了英國。

當時，負責遠東事務(wù)的大人物普遍認為，中文是學習日語的必要準備。因此，我和我的同學杰米遜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里逗留數(shù)月。1862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羅素·羅伯遜也抵達了北京，我們一起在那里度過了好幾個月的時光。雖然我一直對中國興趣寥寥，那幾個月的逗留也因此顯得頗為漫長，但我還是學會了幾百個漢字，對后來的日語學習實在大有裨益。最后，我甚至打算開始認真地學習中文了。

然而江戶（東京的舊稱）發(fā)來的一份調(diào)令突如其來地中斷了我們在中國都城的停留。調(diào)令中附帶著一份日本要人的批注，幾乎沒有中國人看得懂。這無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實際關(guān)系，使我意識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認為——盡管漢字對學習日語大有幫助，但中文和日文畢竟是兩種全然不同的語言，正如拉丁文之于意大利語或西班牙語。總之，根據(jù)調(diào)令，我們必須盡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誤。

在派往中國的其他八名實習譯員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倫、加德納和斯特納三人。他們都是與我在同一年通過考試的，1877年前后，也都分別擔任了領(lǐng)事級的職務(wù)。以第二名的成績獲得錄取的那個家伙在1867年“獲準辭職”，另有三人已去世，還有一個公認是最聰明的學生，考試中卻只得到了倒數(shù)的成績，他在1872年調(diào)任至中國海關(guān)，如今已在那里擔任最高職務(wù)。在人數(shù)少、競爭也不甚激烈的情況下，錄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別，當錄用考試轉(zhuǎn)為公開選拔后——從后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其結(jié)果則變得更加難以預測。至少，這種情況在錄用赴日人員的考試中如此，其他各國的情況也大致無異。

這套選拔制度的明顯弊端在于，它全不考慮人的道德品質(zhì)。用歐幾里得定律解出幾道習題，或?qū)⒁欢蜗ＥD格言翻譯成英語，并不能反映出一個人是否具備紳士的教養(yǎng)和情操?？荚囈矡o法考察一個人真正的智力水平。只消接受某種特殊的訓練，蠢貨也能輕松擊敗沒有掌握所謂“竅門”的聰明學生。如今，所有參加公職考試的申請者都會去接受“考試專家”的特別訓練，在短短幾個月為這場競爭死記硬背，以摘取勝利的果子——錄用名額。在我看來，那些被錄用的家伙不過都是些應(yīng)試訓練的試驗品罷了。大部分被錄用的人，在經(jīng)歷過集中訓練后已疲憊不堪，之前可能還多少抱有的學習意愿早被拋諸腦后。然而像中文、暹羅語和日文這類語言，必須經(jīng)過長期刻苦的學習才能真正掌握。由于上述的考試制度并不能真正測試出錄用對象學習語言的能力，這些人被派往國外后才發(fā)現(xiàn)學習外語苦不堪言，簡直比要他們飛上天還難。我自己之所以后來能順利地通過考試，大概恰恰是因為剛剛離開學校不久的緣故罷。

我們在北京逗留期間的某一天，全體見習譯員被邀請去與維多利亞主教共進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魯斯公使先生暫離北京期間作停留的。席間偶然談到中文學習對智力的影響，主教問我們，終日埋頭學習這種枯燥無味的語言，難道不會使人的頭腦也變得遲鈍嗎？至少，以他本人的經(jīng)驗來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話微妙地觸及了一個事實，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于當場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應(yīng)該再多談些我們在北京那段時間的經(jīng)歷。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縱馬奔馳的清晨，那些圓明園廢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縱然荒蕪卻仍優(yōu)美異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環(huán)抱中的寺廟——在廟墻之外，無論天氣好壞，街道上總是積滿了泥土和塵埃。那些石橋下的湖面上盛開著粉紅色的蓮花。那些叫著“可憐可憐，賞一個吧”的無處不在的乞丐。正陽門外商店街上那些鱗次櫛比的店鋪。天壇。從城墻上望下去的那些綠樹環(huán)抱之下的黃色、棕色和綠色的屋頂。輪子碾過石子路上深深的車轍、叮叮當當駛過的貨車。由放了學的男孩子們、剛離開母親懷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東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為英國公使館駐地的華麗顯赫的梁公府（即淳親王府）。

這一切美景都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回憶之中。然而我們已經(jīng)沒有時間再在此流連了。英國駐華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魯斯爵士是個50歲上下的高個子，長著頗有貴族氣質(zhì)的前額和棕色的眼睛，還蓄著灰白的小胡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書托馬斯·韋德爵士是一位偉大的漢學家，我們都對他敬畏有加。人們傳說他脾氣暴躁，十分容易激怒。關(guān)于他的易怒還有一段軼聞。據(jù)說有一次他跟隨公使拜訪總理衙門，在談判中與對方發(fā)生了爭辯，再次大發(fā)脾氣。總理衙門的大臣譏諷地說：“可是，韋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并不像您那樣為此事大動肝火啊?！表f德先生又轉(zhuǎn)向公使問道：“您聽見了嗎，公使？他們覺得您沒有生氣?！庇谑?，我們的公使先生，帶著溫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寬容的態(tài)度回答：“哦，請轉(zhuǎn)告他們，我現(xiàn)在正光火得很呢?！?/p>

我們幾個人——杰米遜、羅伯遜和我——在8月6日一早便動身出發(fā)，傍晚到達途中的小鎮(zhèn)河西務(wù)，次日抵達天津，之后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領(lǐng)事吉布森先生熱情地招待我們在他家中住了幾日。這位吉布森先生后來被調(diào)往臺灣任職，與當?shù)氐闹袊賳T起了紛爭，竟要求英國炮艇炮擊當?shù)睾ｊP(guān)，受到了外交部的嚴厲譴責。之后不久他便傷心地去世了。彼時“炮艦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憐的吉布森成了自己過分激情的犧牲品。

到上海后，杰米遜離開我們?nèi)チ艘患覉箴^，據(jù)說那是比領(lǐng)事館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羅伯遜則登上“拉斯菲爾德”號汽輪，于9月2日出發(fā)前往日本。輪船駛離中國的海岸線后，先是經(jīng)過了九州島最南端一個叫做硫磺島的火山巖小島，然后在9月7日的霧氣中來到了伊豆半島附近。幸運的是，霧短暫地消散了一陣，船長還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線的情況，他下令讓輪船轉(zhuǎn)向，我們便開始在島嶼之間行駛。第二天清晨，我們已經(jīng)航行在伊豆大島東面的藍色碧波之上，船舷右側(cè)是鋸山那鋸齒狀的覆蓋著森林的海岸線，左前方則是由浦賀把守著的通往橫濱的狹窄入口。沿途的風景幾乎與我遐想中陽光燦爛、充滿日本風情的景象一模一樣。及至船駛?cè)虢瓚魹常ń駯|京灣），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現(xiàn)在我們眼前：覆蓋著墨綠色森林的形狀各異的小山在南岸連綿起伏，遠處矗立著美麗的圓錐形的富士山，覆蓋著白色殘雪的山頂拔地而起，延伸至1萬2千英尺的高度。雄偉壯麗的大山及其他山脈將平原包入它的西側(cè)，與其相對，起伏的沙地海岸則急劇地轉(zhuǎn)向我們右側(cè)，并隨著船身的移動很快沉沒在江戶方向的地平線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擠滿了形狀奇特、用沒刷過油漆的原木制成的鴨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葉地縫合在一起，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細布條捆扎著懸掛在船上。我們的船靠近時，不時可以看到一些皮膚曬成古銅色的日本漁夫。他們幾乎是裸體的，偶爾會有人穿著白色的兜襠褲。還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圍著藍色的繩結(jié)，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后，當密西西比灣（日本稱“屏風浦”）白色的斷崖愈加接近和明顯時，我們繞過條約岬（日本稱“本牧岬”），并在港口外不遠的海面上拋下錨去。在經(jīng)歷了一年多時日后，我終于踏上了憧憬之地。

作品簡介

《明治維新親歷記》， [英]薩道義 著，譚媛媛 譯，文匯出版社，2017年5月

一個英國外交官眼中的明治維新。西方知日第一書，時代大變局下看日本上下如何找出路。

日本的歷史將被重新書寫，歐洲人卻尚未意識到，需要從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思路了解日本。

1862年，薩道義作為英國外交使團翻譯來到日本，直到1869年歸國，他經(jīng)歷了開放通商、尊王攘夷、下關(guān)之戰(zhàn)到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天皇親政等一系列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以第一手資料，忠實記錄了日本各階層在大變革中尋找出路的艱難歷程，以及他眼中的日本人、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的本質(zhì)。薩道義以他日常所見，揭示了在這場事關(guān)日本國運的抉擇中，一個民族的覺醒、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和成長，以及一種新秩序的構(gòu)造。

《明治維新親歷記》對西方社會了解日本起到很大的作用，被譽為西方“知日”第一書、最出色的歷史見證。作者本人也被譽為最優(yōu)秀的日本學家、最懂日本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