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憲法從制憲權的角度分為欽定、協(xié)定、民定三種，很有可能是日本明治時代憲法學家的創(chuàng)造，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明治制憲的理論指導。20世紀初年，這一學說被中國人襲用，卻引來一段血雨腥風，朝野圍繞中國憲法究竟該欽定還是協(xié)定、民定，相爭相殺，直至帝制終結，共和降臨。
這場制憲權之爭雖以君權的失敗和民權的勝利告終，但是，開始的時候，君權卻并未意識到自己可能失敗，恰恰相反，君權深信自己能夠獲得成功。因為清廷派出的兩波考察大臣，一則認定憲法可以鞏固君權，二則找到了借憲法鞏固君權的途徑：用欽定的辦法制憲。并且，似乎不能說考察大臣們所言為無根之談。他們的考察對象都是日本，日本用欽定的方法制定了一部憲法，立憲之后，天皇的權力增強了。日本能通過立憲鞏固君權，大清當然也可以！于是，從預備立憲一開始，清廷就打定主意，要通過立憲鞏固君權，并且認定，鞏固君權的一個重要法門，就是用欽定的方法制憲。而確保欽定的關鍵，在于不給人民參與的機會。在立憲政體下，人民參政的主要途徑是國會。因此，為了確保欽定，就必須制定憲法在先，召開國會在后。
戊戌變法失敗后，光緒帝曾被慈禧太后幽禁在這里，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死于此地。
1908年，立憲派呼吁宣布召開國會年限之際，清廷頒布《憲法大綱》，明確規(guī)定，大清的憲法，將以欽定的辦法制定。同時頒布的九年籌備清單，規(guī)定先頒布憲法后召集國會議員，無疑也是為了確保憲法欽定。
1910年，人民發(fā)起了更大規(guī)模的國會請愿運動，清廷被迫宣布縮改于宣統(tǒng)五年（1913）召開國會的同時，宣稱在開國會之前，有很多必須事先做好的事情，其中至為關鍵的一項，就是依據(jù)《憲法大綱》，制定大清憲法。因此，國會請愿運動雖然縮短了開國會的年限，但并未改變清廷欽定制憲的方針。而在宣布開國會年限的次日，清廷即派遣溥倫、載澤兩位皇親主持制憲，可謂緊鑼密鼓。
但是，雖然機關算盡，卻非但未能鞏固君權，甚至未能保住君位，那又是為何？從根本上講，乃是因為鞏固君權的追求，違背了立憲的基本原則。
原來，清廷的師法對象日本，雖然確實通過立憲鞏固了君權，但這只是立憲的特例，而非立憲的通則。各國之所以會有立憲運動，都是人民不滿于獨裁君主的專制統(tǒng)治，起而反抗，其結果都是民權得到伸張，君權遭到削弱。唯獨日本，在立憲之前，國家大權不在天皇，而在幕府。天皇名號雖尊，但徒擁虛位。倒幕立憲之后，將原屬幕府的一部分權力劃歸天皇，故日本在立憲之后出現(xiàn)了君主的權力比立憲之前增強的獨特現(xiàn)象。也就是說，同樣是立憲國，一般國家因立憲前君主擁有專制大權，都是通過削奪君權而成，而日本，則因立憲前君主徒擁虛位，乃是通過加強君權而成。
顯然，限制君權才是立憲的基本原則，鞏固君權則違背這一原則。當然，如果立憲前的狀況與日本相似，則也不妨以鞏固君權為追求。但是，中國在立憲前的君主，不是日本那種沒有實權的君主，而是別國那種擁有專制大權的君主，因此，日本其實無法作為大清師法的對象。清廷之所以堅持師法日本，而不師法別國，僅僅是因為日本通過立憲鞏固了君權這一現(xiàn)象，與自己一心要死守君權的私念相合而已，并未深究日本的情形是否符合立憲的通例，也未深究中國在立憲前的情形是否與日本相同。結果，它越是一意孤行要鞏固君權，越是讓人覺得它缺乏改革政治的誠意，最終使自己失去統(tǒng)治的合法性，君權、君位一并失去。
當然，清廷在最后時刻還是放棄了欽定。這一過程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它迫于壓力宣布修正制憲方式的第一道上諭。該上諭命令以溥倫和載澤為首的制憲班子迅速遵照欽定的《憲法大綱》，將憲法條文擬齊，以便交給資政院“協(xié)贊”。這在清季制憲史上是一個轉折，表明清廷已放棄欽定，承認協(xié)定的制憲方式。之所以能出現(xiàn)這一轉折，是因為此時的清廷已切實感受到，這一回遭遇的可能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但即使在這個時候，它也還在垂死掙扎，試圖將一份以鞏固君權為依歸的憲法草案提交給資政院，以便盡可能地保住君主大權。在這一上諭遭到強有力的反對之后，清廷才宣布，憲法的起草權交給資政院，放棄溥倫和載澤主持擬定的憲法草案。
在這一幕活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廷對于君權的執(zhí)念，堪稱執(zhí)迷不悟，至死方休。
（本文節(jié)選自《欽定、協(xié)定與民定 : 清季制憲研究》，彭劍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譚徐鋒工作室2021年6月出版，330頁，79.00元。彭劍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以辛亥前后史事為學術專攻，尤致力于清朝季年的憲政，已出版《清季憲政大辯論》、《清季憲政編查館研究》等專著。）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