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聲光炎炎到前途失路：后科舉時代知識人的生成和困蹇

 (一)

光緒三十一年（1905）朝廷?？婆e。之后新起的知識人與舊日士人的代謝，便成為那一段歷史里的重要內(nèi)容。作為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群類，知識人是以其出身于學堂和游學為標識而別成面目，與舊日的士人相區(qū)別的。時當科舉為興學讓路之日，這種區(qū)別分出的是兩者之間的高低上下；時當清末籌備立憲以百度更張除舊布新之日，又是朝廷需要新學，而知識人出自新學。因此那個時候為朝野所共奉的人才出于學堂的一派道理，便成了直接把這個群類拱入權(quán)勢之中的動力，而后是知識人甫自初生，便已身在四通八達的一路發(fā)皇之中。光緒朝末期，御史吳鈁疏奏論“厘訂”官制，而先以科舉既停之后的“人才絕續(xù)之交”，說朝廷用人的無可選擇：

此后新政日繁，需材日多，將于何途取之，勢不能不取之學堂，而全國學堂甫有萌芽，尚無效果。臣竊慮三五年內(nèi)，必難遽得學堂人才之用，憂時者求才無計，迫而索之東西洋留學生。而以臣所聞，留學情形則亦有未可恃者，蓋外人專門之學頗極精微，絕非十年以內(nèi)所能研究，不特私費者無此財力，即官費者亦無此日力，淺嘗輒止，所在皆然。其賢者視影昔陰，望洋興嘆，二三浮薄之士，則略通文語，專事欺蒙，甚或敢為大言，甘溺邪說。而操薦舉之柄者，又未必人盡公忠，濫保私人，援引親故，一或不慎，流弊何窮。

由“勢不能不”到“迫而索之”，說的都是之前演變而來的歷史格局，已成為后來限定的歷史格局。則時當科舉停置之際，最先涌入官界的，大多是“東西洋留學生”，其中又以“二三浮薄之士”為尤善自顯自見而容易出頭。當時的憲政編查館曾說其大略曰：“唯入官試驗，一時尚無善法，而內(nèi)外百司推行新政，需才孔殷，此項游學畢業(yè)人員，為數(shù)又屬有限，爭先羅致，亦理勢之自然?！庇谑恰巴擉懦鯕w，而剡章已列”。在這種無需“試驗”，徑由“私相延攬，以辟召而得官” 的過程里，“羅致”便是騰達，留學生不僅能因此進入仕途，而且能因此走到高處。其影響所及，又一定會越出其“為數(shù)又屬有限”的范圍，化為聲光炎炎的迫人氣焰。

曾在日本學過法政的易宗夔當時正身任資政院議員，而議事之際指斥“各省提學使”，又指斥地方之“議長”，動輒居高臨下，鄙稱之為“科舉時代的人”。當此聲光隨權(quán)勢而走之日，與這些海外歸來的新人物一同與“科舉時代的人”相對而立，并一同被當?shù)酪兄氐?，還有養(yǎng)成于中國學堂的土生土長的新人物。光、宣之交盛宣懷奏議論礦務(wù)，而陳說之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涉入其間的“礦務(wù)學生張金生”，一經(jīng)奉派勘礦，便已與兩名道員對等敵體，比肩共事，之后又直接接替其中的一名道員，出任主持地方礦務(wù)的“幫辦”。顯見得官場雖有等序，而學生自能一路直入，越級而上。與之相類，《汪穰卿筆記》中有一節(jié)，說的也是那個時候的學生：

京曹官有奉部命至湖南某州有所調(diào)查，一日偶與人家婚宴，座中有昂然氣態(tài)出眾者。問之，則以湖北尋常師范畢業(yè)生，在其州中辦新政者也。一人忽前語曰：“某家逼婚事，君何不過問歟？”其人曰：“吾何暇為之，吾既辦全州教育，而州官又浼吾辦警察，豈暇為此？”請者又徐曰：“君盍姑問之，某家固尚有三牛也?！贝巳寺勓?，即俯首沉思，不復言有暇否矣。

一個“尋常師范畢業(yè)生”既已總綰“全州教育”，又將提調(diào)一州之警政，這種全無規(guī)則可言的權(quán)力集歸同樣打破了官場等序。出自學堂的“昂然氣態(tài)出眾者”因之而輕易地進入了地方社會的上層，但作為汪康年實錄彼時眾生相的一種典型形象，則其太過直露的貪鄙，同時又說明與之俱入，并影響后來的，將會是這種由知識人演化而來的新官僚大幅度劣質(zhì)化。

這些各不相同的記述，都寫照了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曾經(jīng)有過的學堂崇拜和游學崇拜，以及由此派生的學生崇拜和留學生崇拜所曾達到的程度。風會所趨，其時籍屬桐城的吳汝綸致書桐城紳士說：“昨見鄉(xiāng)試題名，中者甚多，殊以為喜。但在今日，科舉已是弩末。小兒欲試，吾毅然不許。此次招考取入學堂之諸生，將來榮譽，不止過于科第，即一邑盛衰，基胎于此，無論殷盼”，具見取舍分明。同時又有《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莫理循在一封信里說的，“圣人［孔夫子］的第七十六世后裔衍圣公”通知柔克義，“他打算把他的已往懂得很多英語的侄子送進這里的美以美會辦的學校”，同樣是取舍分明。在那個時候，吳汝綸為兒子謀將來和衍圣公為侄子謀將來，都因其各自的文化身份而代表性地表現(xiàn)了人隨風會而走的事實。而身在這種風會之中，其時的留學生則自以為真能高人一等。因此民初北京歐美同學會曾有提案說：“夫留學生為國民優(yōu)秀知識階級，不僅諳熟東西洋最新學術(shù)，洞悉世界潮流，且曾親歷立憲先進各國有年，于法治精神，尤多心得，為國家計，自應特別設(shè)法”待遇之，“俾能貢獻其學識經(jīng)驗”。還有人出洋留學之前，已在報紙刊登廣告，自期“來日學成回國之時，適中華仰才之秋也”。前者由彼邦而來，所以顧盼自雄；后者則還沒有離開中國已在顧盼自雄。

然而與這種學生崇拜和留學生崇拜同時存在而成為對比的，則是當時人以其聞所聞和見所見發(fā)為評述，卻并不相信學生的值得崇拜和留學生的值得崇拜。一則記載說：“自科舉廢倡言新學，凡學日本三年畢業(yè)歸國者，送部應廷試，或賞翰林，或進士、或舉人，皆出于一榜焉。此從來科名未有之變局也。”然后舉例說“光緒末年，有粵人某廷試得翰林，呼何秋輦中丞為秋輩，讀奸宄之宄為究。予初以為言者過甚耳，迨指其人而實之，始知不謬。吁！此亦國之妖異也，安得不亡哉！”以“粵人某”為實例，則具見留學生識的中國字太少；另一種記載說：“聞繪圖生某，痛言流東生徒之怪現(xiàn)象，舉凡人生丑劣行，皆一一貢獻之，發(fā)露之不稍匿，猶自號于眾曰：吾國民也，吾當為社會之主人也。噫！”由“流東生徒之怪象”，則具見留日學生的不易以人世間常情常理相度量。其間刊于宣統(tǒng)年間《時事報》的《擬考試人員上唐保鍔書》，尤立意峭刻而行文了然直白，先以“公非所謂留學畢業(yè)生者耶？公非所謂畢業(yè)考取翰林耶？以如此翰林，有如此之知識，此足見留學生之特色，令人崇拜不暇。生不敏，新學固有所未知，舊學亦非其所長”作彼己之分而自居于謙卑一方，然后筆鋒倒轉(zhuǎn)，出之以調(diào)侃諷刺說：

日前天津?qū)徟醒芯克荚囌嘈碌饺藛T，蒙命題為《唐明皇以詩書賜吐蕃論》，一班考試人員，幾不知唐明皇為何人，吐蕃即今為何國，搜索枯腸，不得其解。若非公登壇講題，謂唐明皇即鑒書內(nèi)之唐太宗，吐蕃在中國，即今之俄羅斯，生等幾乎要遞白卷矣。而不識時務(wù)之優(yōu)貢某，不知自諒，竟敢出而辯難，以吐蕃為西藏，以明皇為玄宗。此等無根據(jù)之談，誠如公所云：“爾于中學則致力矣，歷史地輿之學素未講求，無庸爭辯，致誤正解?！?/p>

在其一派非常明顯的挖苦里引入這一段“優(yōu)貢某”與唐保鍔之間的論辯，實際上是在以具體的人物作對比，顯示“科舉時代的人”與留學生之間知識上的高低之分和差異程度，以及“留學生之特色”的傲慢和虛驕。因此一派挖苦之后，又“檢閱《御批通鑒輯覽》”，為之說唐史，自“太宗以來，中間高宗、中宗、睿宗，而后至于明皇”；并據(jù)歷史指述地理，為之說唐代的吐蕃，“實為今日西藏之地”。末了言之鋒利地譏嘲說：

想公另有一部鑒史，一幅輿圖，得于留學之時，為人之所未及見。故畢業(yè)回國，博取翰林，有如拾芥。公之所謂素諳新學，素諳歷史地輿之學，殆即以此。是以知留學之知識，可謂成矣。 

與當時人說當時事多見發(fā)抒感嘆相比，這些文字首尾完整，留下的是一段歷史情節(jié)和一種歷史形象。而由此產(chǎn)生并與之相伴的以誚薄表達輕蔑，正說明作為知識人的留學生本應以一己之學植自立，但“命題”之后又“登壇講題”的留學生則以其太過明顯的信口臆說與“優(yōu)貢某”形成對比，證明了自己的不能以學植自立。因此，挖苦和譏嘲表達的都是對于留學生之為知識人的蔑乎視之。在兩千多年以敬崇文化為傳統(tǒng)的中國里，這已是一種極度鄙夷。而原本倚為光彩的“博取翰林，有如拾芥”則隨之滋味全變，留下的只是一種供人指指點點的名實不相對等。

當新舊嬗遞之際，留學生應時而起，并且先聲奪人，因此，從“粵人某”到“流東生徒”，再到“如此之翰林”的唐寶鍔，其間的記載所及，都是當時的留學生。而藍公武在民國初年說：“即以今之新進俊髦高談歐美者流而言，亦多思想卑野，知識淺薄”，而且“內(nèi)乏信仰力”又“中心無主宰”，顯然同時總括了游學一路和學校一路。稍后孟森說：“計自廢科舉、改學校以來”，多年之“所造就不過半通不通之人才”，則其概而論之，對應的已全是本土所辦的學校和本土所產(chǎn)的學生。從光宣之交到民國初年，是一個因新學崇拜而致學堂崇拜、學生崇拜和留學生崇拜從風而起，掀動朝野的時代，學生之騰躍而上，靠的應當是別人沒有而他們獨有的“東西洋最新學術(shù)”。但在這些生成于同一個時間里的記述和評斷中，學生和留學生之被比為“國之妖異”、“人生丑劣行”、“如此之知識”，以及“思想卑野，知識淺薄”和“半通不通”等等，其所以深被鄙薄，卻大半正在于其“東西洋最新學術(shù)”的不足取，以及與之相隨的性氣蛻變。這種崇拜和鄙薄的彼此相逆又一時共存，便成了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里與知識人相伴而生的真實矛盾。

知識人的歷史起點與這種矛盾內(nèi)在地交集，則以此為開端，構(gòu)成了這種矛盾的兩個方面，都會長久地存在，并沿各自的因果深度影響后來的知識人與中國社會。

（二）

由于興學育才與停置科舉牽連而起，同時是兩者之間的此長彼消，正在萬眾矚目之下重造人世間的榮枯窮達，因此比較而言，在知識人產(chǎn)生和形成的過程中，學堂崇拜和學生崇拜便成了更能直接影響和最先直接影響中國社會的一面。影響所及，又尤其明顯地見之于原本為科舉所收攏，而此日已無所皈依的士人處進退失據(jù)之間，為這種此長彼消和榮枯窮達所牽引，紛紛然以變應變。所以，當那個時候的人正以“各國留學生考試，賞翰林、進士、舉人有差”的“崇拜西歐，極力則效”為見所未見之日，而與之相隔不過咫尺，已有經(jīng)鄉(xiāng)試、會試、殿試、朝考而得翰林者企求“游學”，比為“拔出”于“地獄而升之天堂”的另一種見所未見。若以其時奏折中提及的山西在籍翰林院檢討梁善濟“前在日本學習法政，于彼國法制，多有研究”；浙江“在籍翰林院編修陳敬弟”曾“游學日本，于各國政法并能留心體察”，以及直隸人劉春霖先中狀元，后從“日本政法大學畢業(yè)”等等這些到過“天堂”又回來的人物相推度，顯然是和他們類似的翰林院中人其實不會太少。而同在以變應變之中，則翰林以下，見之于記載的進士、舉人、秀才同樣經(jīng)由“游學”而一變其科舉士人的本來面目者又會更多。 

這種由此入彼的轉(zhuǎn)身實現(xiàn)于個體的自愿選擇，與之相比，光緒后期朝廷既立“仕學館”，又立“進士館”，已是旨在群體地改造“科舉時代的人”。朝旨謂之“加意陶成，用資器使”。其間由詔書指令“凡一甲之授職修撰、編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屬中書者，皆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yè)”，自當時人看去，便是已經(jīng)由科舉出頭的士類之優(yōu)秀者又在“屈伏充生徒”。由此形成的一身兼有科舉所得的功名和學堂所得的“卒業(yè)文憑”，則決定了這些奉旨進入京師大學堂重作“生徒”的一甲、二甲、三甲進士，與一千三百余年間產(chǎn)出的科舉士人實際上已不會全然相同。曾是生徒之一員的滿人金梁后來記此一段光景說：“癸卯、甲辰兩科同年朝夕相處，常談笑為樂。余自額其宿舍曰斗室，出入最盛，各為品題，若者宰輔，若者督撫，若者卿貳，若者監(jiān)司。同人常笑指余室曰：‘入斗室，如入小朝廷，百官公卿，如此無不備也?！瘻辏ɑ垼┖裰夭惠p言笑。一日謂余曰：‘君日指目同輩，而未聞自置何等，殆將以帝制自娛耶？’譚組庵則曰：‘君霸才，當王海外耳，非中國所能容?！嘈Τ庵唬骸艥M耶？’”就其“談笑為樂”的種種題目而言，顯見得這些由科舉而得功名者一入大學堂，互相影響的便都是不肯循規(guī)蹈矩、安分守己，遂使其中的不少人物經(jīng)此造就，在民初都更容易與新知識人合為一流，以成其掀天揭地。辛亥年湯化龍助成湖北的革命和譚延闿助成湖南的革命，皆循此一路而來。

而在仕學館和進士館之外，稍后出現(xiàn)的地方咨議局和北京資政院又別開生面，提供了一種以議事為名目，能同時容納出身科舉的士人、出自游學和學堂的學生，以及一身而兼此兩重身份者的更大的空間。這些人各有來路，從而各成一類，但在資政院和咨議局引東西洋學理評說中國時事，并以公議和群議自立主張而表達政見的過程里，其間的公議和群議，又會使原本的各成一類，因其不斷趨近而同化于時潮之中。所以，清末的報章以“咨議局與督撫之爭執(zhí)”和“資政院與軍機之沖突”為特寫，以描述當日政象之一派奇異。其中的“咨議局”與“資政院”，顯然都被看成是一種集體的存在和擁有共同意態(tài)的存在。由此等而下之，又有汪康年筆下“尋常師范畢業(yè)生”那樣的新人物與舊日士人中的“明白耐勞之士紳”合為一途，在地方自治的名目下，共聚于地方社會各式應時而生的機構(gòu)里。隨之是同在一個無需恪守章法的歷史過程之中，兩種人之間的利益日益交集重合而界限日益漫漶模糊。漫漶模糊便是一種融化和同化。

這些現(xiàn)象出現(xiàn)于20世紀初年的科舉士人之中，說明了科舉停置之后，學堂和游學不僅在直接地產(chǎn)出一種與之不同的新知識人，而且又在以這種新知識人的后來居上作示范，使科舉士人中的個體紛紛然躡而從之，并且積個體之多而合群地朝著新知識人那一面移動。而后的兩頭交匯和同化，便成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形成過程中的一重真實歷史內(nèi)容。因此，當清末民初的新知識人被置于評說之中，以其“別樹階級，拒人千里”、“對社會無有益的貢獻”、“不合中國情形”等等為陌生和異樣；與之同時，又是本來熟識的舊日士人也在評說中變得陌生和異樣。所以民國的前十多年間，當時人的見聞錄入文字，便有指述浙江的“大荊土豪某，亦廩生也，一鄉(xiāng)無不畏之。呼嘯成群，四時所收禮物、食品堆積滿屋，官亦仰其鼻息”。又有“張云雷等所建虹橋念佛社，借以斂錢，所入不貲。大抵土豪所為，總不外此。瑞安士紳更壞”；有指述江蘇的“江北各屬地廣而瘠，民眾而貧”，近年已至“游民失業(yè)十居八九”，而“地方士夫或負社會之屬望，或肩自治之重責，多以攫取金錢為唯一主義”；有指述湖北的“正人君子”等“對抗議會之策”，及地方社會的“士紳暗斗甚烈”；有指述山西的“民國之紳士多系鉆營奔競之紳士，非是劣矜、土棍，即為敗商、村蠹”，皆“借勢為惡，婿官殃民，欺貧諂富” 等等。若以光緒后期一個以教讀謀食的在籍紳士目睹“日來里中構(gòu)釁者數(shù)家”，在日記中自責“余德不修，莫能化及鄉(xiāng)人也” 為其時猶能見到的鄉(xiāng)紳維持地方的自覺意識，則以此作比較，顯然是后來的鄉(xiāng)里人說鄉(xiāng)里事，記述的已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來以科舉士人為主體的地方紳士，在這個時候整體地向著“壞”和“惡”一面演化。就其中一節(jié)把“劣衿”與“土棍”、“敗商”、“村蠹”視同一類而言，又見此日紳士的構(gòu)成已隨社會的變遷而在變化之中。然而光緒末年朝廷議“直省官制”，曾有條陳說其時“每州縣中，廩、增、附生合計必有三四百人至七八百人”之多，并預計“三十年后”，這些“膠庠秀士”才會“日即凋零”。如果加上身份更高一點的舉人和貢生，則科舉制度留給后來中國的士人，在數(shù)量上一定還會更多。而與學堂中人的負笈城市相比，他們都是在其時被稱作鄉(xiāng)里的地方社會中養(yǎng)成，從而根脈在于地方社會群類。因此，依其既有的歷史承襲和積留的歷史總量而言，民初的十多年里被指為“士紳”、“地方士夫”、“紳士”者，其實仍應是各有功名的科舉士人居多。

作為一種事實，紳士之中的間有“劣衿”，本屬自古已然。而此日的紳衿之“劣”所不同于自古已然者，又在于后來的紳士自身已隨清末以來移入世路的新法而變。光宣之交，辜鴻銘呈文論新政，說是“近日各省督撫多有借西法新政之名目，以任其意之所為”，由此上下應和而衍為事實，便是“好大喜功之督撫”與“遇事攬權(quán)之劣紳”同歸于“借此以徼名利”之途。他說出了這段歷史中紳士之附著于“西法新政”的自為伸張；也說出了這段歷史里紳士中最先據(jù)有聲勢的，常是其間品類不高的“劣”者。就西法新政本與新起的知識人同出一源而言，則出自科舉的紳士人物之附著于西法新政已是一種自變形質(zhì)。而其間尤以“劣紳”為引人注目，又說明這種自變形質(zhì)的過程是在向下走去。而后是自清末至民初，西法新政更進一層，紳士的演變也更進一層。1912年，一則日記記述浙江平陽的地方政治說：

是冬國會選舉，志瀓本大有希望，而以平陽共和黨組織不力。黃篤生入國民黨，尚感其不能制勝，乃電召殷鑄夫婦，為運動當選，志瀓乃為大礙。余于選舉前又不能善為布置，遂致著著落后。至選舉時，永嘉徐象先（慕初）、林式言等運動百出，王志瀓、劉祝群等思以計破之，遇有重復投票者，當場弋獲，宣告作弊無效。于是徐、林等遂率眾亂毆志瀓，致起訴訟。 

這種由地方開始的“國會選舉”，騰躍于局中的無疑都是地方紳士。而由其各逞手段的“運動百出”論事實，正可以見“選舉”的本義仍然是在“遇事攬權(quán)”。然而紳士之群爭各依黨派，施展為“運動百出”和“以計破之”，則這種“遇事攬權(quán)”，又以其與時俱進的名目之新和手法之新，已比辜鴻銘之所見更上了一層樓。在這個過程里，舊日的士人和出自學堂的新知識人已同在黨派之中，自外觀而言便是合為一體。但“選舉”、“組織”、“運動”、“布置”之類大半為昔時的紳權(quán)所未曾有，而皆出自于新知識人更接近和更內(nèi)行的“西學新政”一路。就此而論，顯然是舊日士人之與新知識人的合為一體，只能形成于被動地跟從和仿效之中。由于合為一體，所以當日輿論所指目的“全國稍有才力聰敏之士”、“所謂上流社會者”，以及“國民中稍優(yōu)秀者”，實際上對應的都應當是這種在合為一體中嬗變而成的近代知識人；而合為一體之實現(xiàn)于舊日士人隨新知識人而變之中，則又決定了他們得自于科舉的氣質(zhì)和面目不能不一路異化。因此，雖然個體地說，這個時代仍會有科舉士人的實際留存和自覺留存，但整體意義上的士大夫則正在新舊同化和共同演化的過程里一面分解，一面融入于近代知識人之中。對于兩千多年來以士農(nóng)工商分群類，并置士于四民之首的中國社會來說，士人自身隨學堂崇拜和學生崇拜而變，不能不是一種大變。

（三）

學堂崇拜和學生崇拜在極短的時間里掀動上下，改變了科舉制度在一千三百多年里累積而成的社會格局，同時改變了養(yǎng)成于這種格局之中的讀書人。然而與歷時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比較，學堂崇拜和學生崇拜又是一種由利祿之途的轉(zhuǎn)移而直接促成的驟然而起。驟然而起是背后沒有歷史筑成的依托和腳下沒有自內(nèi)而生的根基。因此，當轉(zhuǎn)移而來的利祿之途由通達到仄隘，由仄隘到截斷之后，這種起于驟然的學堂崇拜和學生崇拜便不能不由其興也易，一變而為其衰也易。至民國初年，當時人眼中所見，已是今昔顯然不同：“從前出洋畢業(yè)回國，當局極意優(yōu)待，年俸視大學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之后，“當民國元二年，機關(guān)林立，學生得事較易，而俸薪皆百數(shù)十元不等。今則事少人浮”，難以為繼。這說的是由盛轉(zhuǎn)衰之間前后不到十年。與之相印證的，是1915年《申報》曾論“留學之用途”，說“中國費無數(shù)之金錢派遣留學生留學”，真能“學成而歸”的其實并不算多。而于其當時的境況則尤多惋惜：

果學成歸國矣，而或為他國用焉，而或為地方用焉，或竟置之閑散焉，其為政府用者無幾也。今政府思有以用之。思用之，于是乎有考試之舉。而或被擯于文字焉，或被擯于科學焉，或被擯于口試焉，其合于政府所懸之格者又無幾也。此無幾合格之學生，其必能盡其用矣乎？然而，據(jù)都人士推測，則謂此次考試學生因受減政裁員影響，即所取最優(yōu)等之數(shù)人，恐亦不能盡用。嗚呼！此果留學生一時之命運歟？ 

比之清末京官所目睹的“出洋”回國者之備受“當局極意優(yōu)待”而毋庸考試，這個時候留學生的歸路已隔斷于“被擯”和“不能盡用”，而選才的考試之法則反成了一種扼制。因此，時至民初，同一個群類已不再是“當局”倚重和優(yōu)待的對象了。而置身于“事少人浮”之間，這些曾經(jīng)一派光焰的人既已光焰熄滅，實際上便成了多余的人。若又引“前清”以來已被當成“定例”的學生依“西洋一品，東洋二品，本國三品” 分等次，作等次之間的比較，則位列“三品”的本國學生，其“一時之命運”顯然會困窒更深。至20年代中期，“據(jù)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統(tǒng)計，自民國六年至十五年間，江蘇中小學生畢業(yè)生之不能升學、又無業(yè)可就者，其比例常為百分之四五十”，而“內(nèi)地學生之不能升學又無業(yè)可就者，其比例率當有過無不及”。至30年代初期，中央大學的畢業(yè)生“大半無事可做”，同時的“留學生閑居上海一隅者已達二千”。顯見得“一品”、“二品”、“三品”雖因分等而高低不同，但同屬興學育才產(chǎn)出的新知識人，則“無事可做”和“閑居”一隅，都說明他們一旦走出學校的不知所歸，其實同在伯仲之間?！盁o事”和“閑居”都是讀書與生計之間的斷裂。所以，當時鄧之誠由清末變科舉言及民國“學校生徒”，說是“二十年來”，一面是“進用者不必試，試者不必得”，一面是“生徒學成而無所職者日多”；鄧嗣禹以三十年前比三十年后，說是“自罷科舉后，中大學畢業(yè)，無噉飯之所，于是紈绔子弟，終日逸游；貧困之士，有志莫逮”。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多數(shù)讀書人都長在清貧之中，但鄧之誠和鄧嗣禹的今昔比較，尤其重在指述這種讀書人“無啖飯之所”，及其數(shù)量之日增“日多”的了無止境為前代所未有，并溯其由來，共歸于清末造其因而民國受其果。

就人才的育成和歸宿而言，科舉制度產(chǎn)出的是功名士人，功名便是出身；學?！坝形膽{學位，而無出身”，遂“不能不與眾流并進”。然而當清末興學之初，主其事者用來動員讀書人的，都是在把本屬科舉的功名利祿移到學堂之中。辜鴻銘在民國年間追記說：“記憶昔年張文襄資遣鄂省學生出洋留學，瀕行諸生來謁，文襄臨別贈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學，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效力，帶紅頂，作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云云?！敝笤u論說：蓋“未脫于功利之念也”。而由此“功利之念”造成的上以利祿召，下以利祿應，則一定會使科舉既停之后，利祿之想轉(zhuǎn)而浸灌于學校。然而吳汝綸在清末眼見這種仕路移向?qū)W堂的翻江倒海，已看出其根本上的難以為繼，并因之而遠望來日，深憂“天下安得如許多官”？時至民初，梁啟超在教育部作演講，已舉“即西河沿一帶客棧，求官者多至數(shù)萬，遑論他處”，以說明這個時候的教育正在不斷產(chǎn)出官吏之候補者，以及這些官吏候補者在當下中國的沒有出路，吳汝綸所預見的矛盾便成了一種可見的事實。而后有何剛德以科舉比學堂論說這種矛盾，而言之條理清晰：

今日學堂之弊，與學生無與也。而當日興學者，急于觀成，倉猝定制，人不一心，適蹈不知輕重之弊也：

一在畢業(yè)太易?？婆e時代，三年一會試，取進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鄉(xiāng)試，各省統(tǒng)計，取舉人約二千人，五貢并不及此數(shù)。進士固即時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舉貢分途，消納十不得一。日積月累，后來已擁擠不堪矣。今改科舉為學堂，大學畢業(yè)視進士，中學畢業(yè)視舉貢，而且無人不可畢業(yè)焉，今默揣其數(shù)，試問何以位置？

一在備索學費。從前寒士讀書，無所謂學費也。且書院膏火，尚可略資以貼家用。今則舉學中田產(chǎn)，悉數(shù)歸入學堂，而學生無論貧富，一律取費。且膳宿有費，購書有費，其數(shù)且過于學費。其出洋之由于官費者，寥寥無幾，其自費之費，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學生不得有寒士矣。

一不恤生計。學生之棄家產(chǎn)，負重債，以期畢業(yè)者，不過求出路以取償耳。今對待學生者，則曰：學生之頭角崢嶸者，不難自謀其生；歷次考試，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學位，則亦已矣。不觀當日之秀才乎，秀才中舉中進士，固有出路，若終于秀才，則亦有秀才頂戴榮身也。不知當日秀才無資本，無產(chǎn)可破，今秀才，則大半自破產(chǎn)來也。此二者視之太輕，勢窮而變，不易通也。

“倉猝定制”而“適蹈不知輕重之弊”的只顧目前、未籌后來，使學堂推倒科舉的過程雖由造就人才的愿想為起端，但其一路演化和派生，卻實際地為20世紀前期的中國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困境。

人才與社會相聯(lián)結(jié)，但就范圍而論，則社會問題又顯然大于人才問題。因此，維持于兩者之間而力求其穩(wěn)定和平衡便成為古今之同然。一千三百多年里，自隋唐的科舉選官到宋以后的科舉取士，其各立章法，前后不同，正是在不斷地提調(diào)兩端，以維持穩(wěn)定和平衡。其間的一路演變，一方面由選官而取士，是科舉制度的立意，從原本只為政府補充官僚移向了兼為天下士人謀出路；另一方面，又是這個過程由詩賦而經(jīng)議、由帖經(jīng)而八比的一變再變，以及與之相伴的一千三百年之間“科試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 的施為實際演進，都在化為上進之路中的步步艱難崎嶇。前者謂之“廣設(shè)科目以容之”，旨在使每個士人都能進入科舉取士的自我成全之中；后者謂之“苛持繩尺以阨之”，則旨在使每一個士人都能夠明白地看到，科舉取士的尊榮，其實是公平地實現(xiàn)于少數(shù)人淘汰多數(shù)人的“大比”之中的。因此，“廣設(shè)科目以容之”與“苛持繩尺以阨之”的同一，對于朝廷來說，便是每一次從鄉(xiāng)試和會試中獲得功名的人都是有限的，從而都在指掌的籠罩之下；對于士子之失意者來說，又是每一次繩尺“扼之”以后，科舉取士與自己的距離仍然近在咫尺，從而前頭的那一條路依舊是由科舉取功名。曾國藩說他父親“應小試者十七役”，于四十三歲“始得補縣學生員”；李慈銘說自己“十試而成舉人，又四試之后五十二歲始成進士”，皆歷經(jīng)久“阨”而不肯自棄。若舉宋人有七十二歲“中試”者和清人有八十多歲中進士者為實例，以通論科舉制度下的眾生相，正可以看到一千三百年間這樣的人和事之常常而有。歷經(jīng)久阨是一種深深的困苦，因此旅店的破壁便多見來而又去的士人敘寫蒼涼的下第詩。但身受久阨而不肯自棄，又說明這是一種個體自覺選擇、自愿承受并自為消化的困苦。所以，一千三百余年間無時沒有士人之失意，而失意的士人卻仍然都在科舉制度之內(nèi)。這種個人的蒼涼并沒有匯集為群體的憤怒，沒有使常被制阨的士人與科舉制度互相對立，演化為那個時候的社會矛盾。

由后來者看從前，顯見得“廣設(shè)科目以容之”和“苛持繩尺以阨之”，正是以其相互之間的平衡，造就了成功與失敗的平衡、個體與群體的平衡、士人與科舉制度的平衡。而由從前比照后來，則清末興學朝野皆深信“科舉既改，將來必有才識之士，為中國轉(zhuǎn)旋氣運者”，從而深信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其期想在此，其眼界也在此。然而以因果而論，則學堂推倒了科舉，同時是學堂也推倒了一千三百余年間由科舉制度長久維持的種種平衡。之后，一面是取代了科舉的學堂“將學校教育工廠化，而以整批生產(chǎn)的方法出之”；一面是取代了士人的學生一經(jīng)身入學堂，則“無人不可畢業(yè)”。因此，與科舉制度下進士與舉貢的產(chǎn)出既以時間立間隔，又以數(shù)量立限度相比較，這種“整批生產(chǎn)”和“無人不可畢業(yè)”已是既沒有間隔，也沒有限度。以梁啟超所見“西河沿一帶客?！钡摹扒蠊僬叨嘀翑?shù)萬”為事實，而由此一時一地覘民國初年的世情，顯見得成群結(jié)隊的知識人都在以學校比科舉，把今時的“學位”當作是與昔日的功名相對等，從而可以憑此以入官界的物事。而原本被“苛持繩尺以阨之”限定了數(shù)量的入仕資格，經(jīng)此代換，已在“整批生產(chǎn)”中變?yōu)闀r間上不相間斷、數(shù)目上了無邊際的東西了。而后是“默揣其數(shù)”以究詰“何以安置”，便成了一世共見的問題和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

唐宋以來的一千三百余年里，從科舉選官和科舉取士中衍生出來，而被一代一代士議所指責的，是選官和取士的數(shù)量往往溢出于官僚政治的實際需要，給官場留下了一茬一茬的冗員。作為一種貫穿千年的事實，其長久的存在既說明了“阨之”的不得不然，也說明了以“阨之”阻擋這種內(nèi)生于科舉制里的不斷增長，其實猶不足以完全擋得住這種不平衡。因此，時至晚清，相比于當時人以國勢阽危、“人才不出”批評科舉的新議論，這種由歷史沿襲而來的“日積月累”而“擁擠不堪”其實是一個更熟識的老問題，并因之而是當時人眼中更容易看到的科舉之積弊。新議論旨在效西法以造別樣的人才，而關(guān)注不及于此。然而當新議論促成了學堂推倒科舉之后，推倒了科舉的學堂卻成了實際地延接，并且更劇烈地擴張科舉制度這種千年積弊的一脈相承者。而比之科舉造成的“日積月累”而致“擁擠不堪”猶在可以度量的范圍之中，則“整批生產(chǎn)”所對應的，實際上已是不可度量和不可范圍了。猶在范圍之內(nèi)，是科舉的積弊表現(xiàn)為官場困局；不可范圍，則是學堂產(chǎn)出的無限性與“何以安置”的有限性互相角牴，而后是原本以官場為界限的困局，便直接演化為20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矛盾，以程度而論，已屬更加困頓。其間并不在“當日興學者”預想之內(nèi)的是，此前的一千三百年里，“廣設(shè)科目以容之”向士人提供的空間，本與“苛持繩尺以阨之”互相依存，前者是借助于后者而得以實際地維持的。因此，學堂的“整批生產(chǎn)”既已打破了“苛持繩尺”，則不能不使脫出了“阨之”的學生，同時也成了沒有相應的空間可以“容之”的群類。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嬗蛻里，像這樣變法的愿望在歷史因果的牽引下進入天地玄黃之中，一路走到前臨歧途、后無歸路的事雖然所求與所得全然相悖，卻又是常常而見的事。

就讀書與生計而言，與民初的仕途“何以安置”相比，后來用得更多的“無事”、“閑居”、“無所職”和“無啖飯之所”所指陳的，顯然已不全是當初“作大官可操券而獲”之想的未遂所愿，而是謀食之切和謀食之難，科舉制度下的讀書人也有謀食之切和謀食之難，但在那個時候，讀書是一種個人自己籌劃的事，謀食也是一種個人自己籌劃的事。這種自己籌劃，不過是個體的守貧和處約?！独蓾摷o聞》一書留意收錄清代的科舉掌故，其中一則說：“吳江沈彤冠云，后鴻搏科徵士之表表者。少醇篤”，而“家計甚貧。家無灶，以行灶炊爨”。曾“絕糧，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齋絮衣，纂述不倦”。另一則說：“侍講學士江寧秦公大士，乾隆十七年殿試第一人也。精篆隸行草之學，未貴時，賣字以自給。”還有一則說：“興縣孫文定公家世清貧，少耕且讀書，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層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遂成碩儒藎臣。” 他寫出這些人的貧苦，也寫出了這些人身在貧苦之中的安寧和靜氣，就農(nóng)業(yè)中國以物力不裕為人生之常態(tài)而言，這是一種為讀書而犧牲了謀食。所以其敘事之間連帶而見的，又有后人對于這種安寧和靜氣的敬意。這些事實具體地描畫了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生計。對于其中的個體來說，守貧和處約既是一個自愿選擇的過程，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生經(jīng)歷了嘉道咸同四朝的陸以湉記其同時的一個讀書人說：

海寧徐楚畹學博善遷，鄉(xiāng)薦后，困于公車，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學游歷江湖三十余年。嘗寓吾里北宮，每為人論一命，無貴賤皆取百錢，題一詩簡端云：“若肯妄為些子事，何須更泛孝廉船？兒童莫向先生笑，強似人間造孽錢”。后官天臺教諭，卒于任。 

他身背著舉人功名而以“星命之學”覓食于江湖“三十余年”，不能不算是長在生計艱難之中。但以詩言志，又具見其三十余年里，始終自安于生計艱難而不作非分之想。這些見之于文字記述的人物行跡各不相同，未必能統(tǒng)括科舉制度下的全部讀書人，然而他們各不相同地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大體相同的心志，則明顯地反映了那個時候讀書人中曾經(jīng)有過的普遍性。因此，以一千三百余年間科舉士人的謀食之切和生計之難，對比后科舉時代知識人的謀食之切和生計之難，則前者的生計之難始終與個體的自我選擇和自我籌劃連在一起，而后來的“畢業(yè)生無業(yè)可就”，以及這種困境為一世注目而促成的論說四起，顯然是他們的生計之難已越出了個體自我籌劃之可能，成了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難題。

在何剛德所說“學生之棄家產(chǎn)，負重債，以期畢業(yè)者，不過求出路以取償”的前因后果里，由“從前寒士讀書，無所謂學費也”到今則“一律取費”，是今時之不同于從前，本在學生繳費于學堂，學堂以產(chǎn)出的學生供社會成為人心中的設(shè)定。有此不同于“寒士讀書”的一層套疊一層的新關(guān)系，學生以“求出路以取償”為當然，便不能不使學生的希望和失望都系于社會。然而“無業(yè)可就”則說明社會并不能提供“出路”，所以其時的輿論曾舉“畢業(yè)后，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以寫照“一般學生的普遍心理”，著重說明的正是學生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這種一頭的“求出路”和一頭的“無業(yè)可就”兩相脫榫，造成了學生和社會的兩不相合，但溯其由來，則此中之源頭既不在學生，也不在社會。

章太炎說的“鄉(xiāng)邑子弟，負笈城市”，之后又“入都出洋”；潘光旦說的“二三十年普及教育”其“成績”和“目的”，都在使農(nóng)村子弟“脫離農(nóng)村，而加入都市生活”，以及李大釗用“都市里漂泊”來形容他眼中所見的“青年朋友”，都指目于清末興學以來的“中等以上學校集中都市，而使鄉(xiāng)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來求學”。這個過程以其單面流動和單面積聚造成的“科舉既絕，人士自弱冠出學后”，皆“聚于京，或津滬，而不能散居于其鄉(xiāng)”，與“各省鄉(xiāng)縣，曠邈千里，寂然無士”相互對照，使出自學堂的知識人很容易地成了不被認可而廣受訾議的對象。然而對出自學堂的知識人來說，這種以城市為歸向的單面流動和單面積聚的教育之路，一面以“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選林” 改變了他們內(nèi)在的精神和取向，一面又把他們置于滿坑滿谷和越來越多之中：

現(xiàn)在的大學生，他們所得的知識更為統(tǒng)治的，消費的，更與民眾生活無關(guān)，更與生產(chǎn)技術(shù)無關(guān)。所以他們畢業(yè)之后，除了擠到都市里過游手好閑的日子，在生活習慣上，他們固然不愿到民間去，在生活技能上，他們也不能到民間去。然而都市的出路有限，所謂人滿之患，從前不過是一句形容語，現(xiàn)在成為事實。而現(xiàn)在的所謂大學，還正在那里努力地大批生產(chǎn)。

而后是“受過此種教育者之流為無業(yè)”的日多一日和不得不然，身在其中，則由單面流動而單面積聚的知識人同時正在變成生計沒有著落的知識人。他們既廣被訾議，又長在無可依傍而前途失路之中。而廣被訾議和前途失路之同生于一體，本在于兩者同由教育重心移到城市，則“鄉(xiāng)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求學而來。

就20世紀前期中國的人口總量而言，這數(shù)十年里從“中等以上學?！碑厴I(yè)的學生顯然不能算多。但以“生活習慣上”的“不愿到民間去”和“生活技能上”的“不能到民間去”總括這些人整體的共同性，則說明他們“負笈城市”來求學，而作為結(jié)果，是他們受教之后已為城市所化，并附著于城市而已形神俱變。這個過程使他們身后的歸路在日復一日地遠去，而城市的空間有限和“出路有限”，則決定了多數(shù)出自學堂的人雖已為城市所化，卻并不會被城市真正接納。李大釗說：“吾國今日之學生問題，乃為社會最近所自造之階級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階級，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階級身份之故，社會反與與為冰炭之質(zhì)，枘鑿之勢，所學無論其為何科，社會皆不能消納之，應用之?！憋@見得與前代士人的謀食可以躬耕伐薪和游歷江湖相比，此日已是教育的重心移到城市，一面使這一代知識人的生存方式只能是“擠到都市里”；一面又是這種教育的“大批生產(chǎn)”正變?yōu)槎际欣锎笈盁o啖飯之所”的人。兩面交集，都在把本來并不算多的新知識人變成這個社會里過剩的人。于是民初中國論時務(wù)的文字中便常常出現(xiàn)前代未曾有過的“高等游民”一詞，以統(tǒng)稱這些沒有正當職業(yè)的知識人，并尤指“無職業(yè)”而“尋政治生活”的知識人。游民一詞之取譬，正與過剩等義。

（四）

當學堂的“整批生產(chǎn)”與學生的謀食之切和生計之難構(gòu)成對比，演化為一種古所未有的社會問題之后，清末曾被當作“本原所在”的“教育為先”，便連同它所派生的時弊，在民國年間被置于長久的反思和審視之中了。而已被推倒的科舉制度，則以其造士和取士留下的漫長歷史成了現(xiàn)成的反照。這種反照見之于科舉停置以后，實際上又說明，科舉制度在一千三百余年累積起來的影響，仍然是一種切近的存在和可以用來近看世事的存在。

1920年代中期舒新城說：“我國原是以農(nóng)立國而且是小農(nóng)制度的國家。平日的生活簡單，團體的活動又無必然的需要，所以教育制度比較偏重于個人。自宋以后，書院制與私塾制成了定型的教育制度，歷史上植立了很厚的根基，一時要動搖它們本不容易?！倍c這種“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生活習慣簡單勤樸”相對稱的是：

一般鄉(xiāng)民最需要的教育，只是解決農(nóng)村生活上之種種困難——種植，畜牧，以及家常文件——其次則為名所趨，使子弟得入庠序，夸耀鄉(xiāng)里已足。至于生活問題則仍如農(nóng)家故態(tài)，不以求學而驟變，亦不以求學為解決生活之工具。

其次，從前學校的組織亦極簡單，普通一學校一教師，而此教師在校既須綜理全校事務(wù)，對于其駐在之鄉(xiāng)村，又須為各居民——最少學生之父兄——之顧問，鄉(xiāng)間有事，教師可代為裁判解決，故教師與社會無隔膜，而且得鄉(xiāng)民信仰。此系教師對于社會實在所負的責任。

第三，科舉取士以考試的結(jié)果為憑，不問學習的方式與時間，父兄得自由遣子弟入學——入學無定期；修業(yè)亦無一定期限——學生亦得按其個人學習能力努力進行；父兄無定期的負累，子弟有相當?shù)幕A(chǔ)并可在家理家，于減輕父兄的負擔外，且可助理家務(wù)。

這些都曾是中國歷史里熟見的事實和被視為天經(jīng)地義的事實，因此“我們雖不能效復古派的聲調(diào)，說它們是怎樣好，但其為我國舊日教育上的特點，我們不可不注意，卻是無疑義的。然而戊戌政變以后的新教育，卻不注意于此，且有幾分崇拜外人的迷信，不僅制度的大綱要仿照外國的，就是一切辦法的節(jié)目也要仿照外國的”。之后是近三十年來的古今已經(jīng)脫節(jié)和中西并不能合榫：

我國現(xiàn)行之教育制度與方法，完全是工商業(yè)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而國內(nèi)的生產(chǎn)制度，仍以小農(nóng)為本位。社會生產(chǎn)制度未變，即欲絕塵而奔，完全采用工商業(yè)社會之教育制度，捍格不入，自系應有的結(jié)果。 

他比較今時和往昔，著力于說明的是：在“現(xiàn)行之教育制度”猶未隨學校而來并籠罩天下以前，（1）舊時的教育對于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并不是“解決生活之工具”；（2）舊時承擔教育的主體，其自身始終融入于大眾社會，并因之而能為大眾所親近；（3）科舉制度與舊時的教育相依連而通向功名，但這種功名之路出于自擇自謀而不致為生計造“負累”，所以天下的“父兄得自由遣子弟入學”。

對照而言，三者皆不同于“現(xiàn)行之教育制度”，但三者都是從中國人的歷史文化中產(chǎn)生和演進地形成的，從而都曾長久地與人情物理相印合，而植立“很厚的根基”于中國人的生活之中。“根基”之能夠節(jié)節(jié)伸展和生生不息，正說明歷史中國的教育與歷史中國的社會，曾因其相互對應而長在相互對接之中。所以，在學堂推倒科舉的過程里“仿照外國”而“完全采用工商業(yè)社會之教育制度”，直接帶來的結(jié)果便是教育與社會之間的這種對應和對接一時斷截。隨之是社會并未變化，而教育先已大變。他所列為要端，并分而論之的三個方面，都在對應和對接的斷截里走向了反面。承擔教育的主體及其產(chǎn)出的人物，既因此變得無從融入大眾社會；而已被當作“解決生活之工具”的教育，則又以“負累”入學為起點，換來學成之后的“出路有限”。

在這種今時與往昔的對比里，議論的重心并不在區(qū)分中國舊日的教育與“現(xiàn)行之教育制度”之間的此劣彼優(yōu)和落后先進，而是寫實地說明“工商社會之教育制度”與“小農(nóng)制度的國家”的“捍格不入”。因此，雖然他非常自覺地把自己與“復古派的聲調(diào)”隔離開來，但以他評說“現(xiàn)行之教育”的“崇拜外人”，并跟著“迷信”一路盲從的“絕塵而奔”相比擬，則反襯而見的，正是已經(jīng)日去日遠的“書院制”、“私塾制”和“科舉取士”猶不能使人忘懷。此后十年，潘光旦說：“就眼前而論”，人才不僅有“培植問題”，而且有“出路問題”，兩相權(quán)衡，后者尤其迫切。這種尤其迫切同樣出自今時與往昔的對比：“在以前的中國，栽培問題與出路問題有一個一并解決的方法，就是科舉制度。一個科舉出身的人在社會上可以取得一個優(yōu)越的地位，在政治上也大率可以取得一個相當?shù)奈恢?。這種方法，在原則上是不錯的”，缺點是“適用的范圍過于狹窄”。而“今日學校教育的結(jié)果，所暗示或明指的出路固然遠不止一二條，但實地取得出路的把握與保障反而不及從前。大學畢業(yè)的一紙文憑固然算不了什么，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證書又何嘗真能夠換取為社會國家效力的機會呢”？清末學堂取代科舉，起因于人才“培植問題”的改弦易轍，但20年代人眼中所見，已是“出路問題”成為教育的困境，30年代人眼中所見，仍然是”出路問題“成為教育的困境。以科舉制度能合“栽培問題與出路問題”作“一并解決”為“從前”，則論其因果，“今日”的“不及從前”，是后來的“出路問題”皆因當初由“培植問題”而大變成法，為中國教育另開一局，而又只計前路不及后尾地單面獨進衍化而來。因此，當后尾越出了前路的先期籌想，從這種大變成法的另開一局里派生出社會所不能消受的重累之后，30年代的潘光旦、20年代的舒新城，以及比他們更早的何剛德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便都會在其評說教育的各自論述中同樣引入和詮釋科舉制度。就人物而言，何剛德是舊朝的進士，舒新城出自學堂，潘光旦既出自學堂又曾經(jīng)游學。因此，以其來路的各不相同為事實，則他們論事論理的相近與相同便不能不算是那個時候曾經(jīng)有過的一種共識。然則就科舉停置之日未曾見到與其一千三百余年歷史相對應的回響而言，出現(xiàn)在民國年間的這些評說和詮釋正像是一種遲來的回響。

從晚清中國的崇拜學堂和崇拜學生，到民初中國的不知“何以安置”學堂里“整批生產(chǎn)”出來的學生，前后不過二十年時間，同一群人被時勢催生出來，之后由朝廷意中的富強之所寄托，變成了世人眼中的“游手閑蕩者”。其開頭的一時光焰炎炎到后來長久的光焰熄滅，映照的都是后科舉時代知識人的社會地位在歷史變遷中的從升到降和從浮到沉。

學堂和學生產(chǎn)出于急迫的變法，與歷史長久的科舉制度相比本屬無中生有和從無到有。當時“急于觀成”的“興學者”顧盼于兩頭之間，指為明顯差異的是“夫?qū)W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為也”。因此，詔旨興學之日，朝廷特為立“各學堂獎勵章程”各依等次，分別授“通儒院”、“大學堂”、“分科大學”、“各省高等學堂”、“高等實業(yè)學堂”、“中學堂”、“中等實業(yè)學堂”、“高等小學堂”以及各類“師范學堂”的畢業(yè)生以翰林、進士、舉人、拔貢、優(yōu)貢、歲貢、廩生、增生、附生等等，并按格選補，用為“京官外官”。本“無進身之階”的學堂因此而成了仕途中的通衢。朝廷用國家權(quán)力為學堂造出與科舉相對等的功名，旨在移動重心，以成就學堂與科舉的此長彼消。所以，從“無進身之階”到利祿所歸，是一種由外接入的一時速成。之后應之而起的，則是志在功名的讀書人自覺自愿地入學堂。出自俞曲園門下的陳漢章清末已是名儒，“京師大學（北大前身）時代聘請他為教授，但他因為當時京師大學的章程有畢業(yè)后欽賜翰林一條，他寧愿做學生，期望得個翰林”。這是國家權(quán)力導引下的個人選擇。然而借國家權(quán)力而用速成之法立“獎勵章程”，造就的只是一種外在地附貼于學堂的表皮，從而是沒有根蒂的東西。因此，當天下鼎革，后起的國家權(quán)力推翻了舊時的國家權(quán)力之后，原本的“獎勵章程”猶未層層施行，便已戛然而止。曾經(jīng)“期望得個翰林”的陳漢章經(jīng)此天翻地覆，“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從1909年入學到1913年畢業(yè)，遂在做了四年學生之后仍舊由北京大學聘為教授。而這一段曲折所留下的故事，便代表性地寫照了本“無進身之階”的學堂，在一度恢張之后重回沒有進身之階的過程。

學堂因得獎勵翰林、進士、舉人、拔貢、優(yōu)貢、歲貢、廩生、增生、附生而別增一重身價，正說明了這種身價的源頭都出自科舉制度；而清末的學堂雖然推倒了科舉，卻又和科舉共用一種功名，并因這種移接的社會地位而與科舉制度猶能一脈相沿。所以，當民初的學堂脫出了這種同一個源頭的一脈相沿，則曾經(jīng)有過的學堂崇拜和學生崇拜，以及科舉士人仰望新知識人的趨而歸之，便因此而不能不漸次消散于另一個時代之中。而后是民初的學堂既已不同于清末的學堂，與之相為因果的，便是新知識人雖然和科舉士人同屬斯文一脈，但在以功名為尊和以功名為貴久已深入人心世情的中國，同科舉士人的擁有功名相比，新知識人的只有文憑而沒有功名，已既不屬尊，又不屬貴。其社會地位遂無從以四民之首為比方，而不得不向下移去。20年代中期的時論曾舉安徽教育界和湖南教育界為例，說其間之從業(yè)者的“待遇太薄”，了無生趣，然后總而言之曰：

費數(shù)千金十余年培植子弟，即能在大學畢業(yè)，在社會上謀得相當?shù)穆殬I(yè)，每月收入亦不過三五十元，且在鄉(xiāng)無赫赫之名，在外因欠薪、“撤差”等種種事實，生活尚有困難。而軍人不須教育費，一旦遇變，便可乘機攫取高官厚祿，故吾縣——溆浦——有“讀書十年，當兵一時”的童謠。意思是說讀書十年在社會上的地位，還不及當兵一時僥幸得來的好。

因此，“吾縣小學教師改訟師與投軍者甚多”。學堂“培植”出來的知識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之低落，與其生計上的“出路有限”同生于一個過程之中并相互牽連，所以這種社會地位的低落中不會沒有經(jīng)濟內(nèi)容。但社會地位所反映的又是那個時候人心中的價值之輕重，因此這種社會地位的低落并不會全然都以經(jīng)濟為原因。

民初的記載說山東人王壽彭為癸卯一榜狀元，任湖北提學使?！靶梁ナ缕?，蒼黃離鄂。袁世凱以其為狀元也，使充總統(tǒng)秘書”，后雖“總統(tǒng)屢易，而王以狀元頭銜，迄未更動。迨張宗昌督魯，曰此山東之文曲星也，宜延致之，因詢幕僚曰：‘王狀元在前清為何官’？曰：‘湖北提學使’。復詢提學使可方今日何官，對以差類今之教育廳長，遂以山東教育廳長請簡”。之后“山東大學開辦，張曰‘校長須令學問好者為之’。學問最好莫過狀元，即令王兼長山東大學”。作為一個軍閥，張宗昌本在文化的邊界之外。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一段情節(jié)又能夠以一個軍閥的著力連通天上人間，比狀元為文曲星的既敬且重，共性地表達多數(shù)同在文化界域之外的中國人慣常的社會心理。因此，與這種軍閥的既敬且重心同理同，又有民間的既敬且重。張伯駒說：“入民國后，以上海猶太人哈同之喪禮題主為最闊綽：鴻題為狀元劉春霖，襄題為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敬儀鴻題為一萬金，襄題各五千金，一時稱為絕后之盛事。又，京劇名武生楊小樓逝世，其婿劉硯芳欲得科甲題主為榮，就商于余。余因為請傅沅叔年伯題主。傅為翰林，光宣時官直隸提學使，入民國為任教育總長，最為相宜。襄題則請陳純衷、陸彤士兩公。陳為某科進士，陸則為戊戌會元?！鼻耙粍t故事發(fā)生于20年代中期，后兩則故事發(fā)生于30年代初期和后期，若以學堂造就的知識人“讀書十年在社會上的地位，還不及當兵一時僥幸得來的好”相對照，則這些事實都說明，在學堂推倒科舉二十年和三十年之后，科舉制度留下的功名雖已沒有了對等的實體，卻依然與人世間懸在高處的價值對應，而成為其時的一種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所以就資歷而論，是前一個故事里的劉春霖當日既中狀元，之后又曾隨時趨而走，赴日本習政法，并因此而多了一重游學的身價。但此日之能夠多得“敬儀”五千金，卻全在于他曾經(jīng)是一個狀元。而第二個故事里的傅增湘之被請來“題主”為人增“榮”，其一身靈光大半并不在于做過民國的教育部部長，而在于曾是前清的翰林。由此反視晚清的科舉制度在捐納、保舉擠壓之下日趨逼仄的一段歷史，以及隨后因?qū)W堂崇拜的沖擊而面目暗淡的一段歷史，具見數(shù)十年之間世情的多變和無常，以及多變和無常背后仍然存在的不變和有常。

梅光迪說：“儒家所稱之圣王，實際上寥寥無幾，然由科舉以進之名卿賢相，歷代多有?！庇纱诵纬汕曛g的流傳積為一代一代的久知熟識，則在捐納、保舉的擠壓和學堂崇拜的沖擊已經(jīng)遠去之后，這種科舉停置多年，而由科舉派生的聲光仍然長久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事實，又說明科舉派生的聲光是在漫長的歲月里養(yǎng)成的，而構(gòu)成了這種聲光之內(nèi)涵和價值，其實是由一代一代被稱作“名卿賢相”的具體人格所表達和詮釋的。對于個體的中國人和群體的中國人來說，歲月所養(yǎng)成和人格所詮釋都是一種歷久而成的內(nèi)化，比之外在的沖擊，內(nèi)化所形成的取向具有更深的固性。因此學堂推倒科舉，終結(jié)了一種歷時千年的制度，卻并沒有終結(jié)這種制度衍生和維系的價值內(nèi)容和價值觀念。徐懋庸在回憶錄中說：“我在高小上學的時候很用功，國文成績較好。有一個鄰居的長輩曾對我說：‘可惜啊，你要是在光緒、宣統(tǒng)的時候，也是一塊舉人、進士的材料呢?！?他生于1910年，則高小時代大體上已是20年代之初了。其間的“可惜”，正是一種仍然存在于大眾之中的價值判斷。而以“鄰居的長輩”深抱惋惜為下層社會追說科舉，與之同時發(fā)生的，還有上層社會的追說科舉。蔣夢麟在回憶錄中說：“我和陳獨秀常講笑話。我是一個秀才，陳獨秀也是一個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后來八股廢掉了，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這種策論秀才已經(jīng)有幾分洋氣了，沒有八股秀才值錢?！眱烧叩倪@種區(qū)別曾引出一段對話：

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么秀才？”“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

他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蔽揖拖蛩髁艘粋€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前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nbsp;

其時兩人都立在新文化的潮頭之上，而為萬千新知識人所仰望，但私下里相互辨析的卻是舊日功名的上下高低之分，正在倡科學民主以反傳統(tǒng)的陳獨秀尤其認真。因此，與蔣夢麟筆下的“值錢”和“不值錢”相對應的顯然不是銀子，而是功名在人心中的輕重。在那個時候的中國，這種新人物猶不能忘情于舊功名的情節(jié)，比張宗昌稱狀元為文曲星、哈同和楊小樓題主以延請科甲為榮，包含了更耐久想的人情物理；又比“小學教師改訟師與投軍甚多”更內(nèi)在，從而更深一層地說明了，出自學堂的新知識人雖然已是一種實際的社會存在，并且與時人近在咫尺，但以讀書人造就的社會高度和亮度而論，則一世之尺度所偏重的，卻大半仍然是遠去的科舉留下的久知熟識的形象。

（五）

科舉造就的社會地位以其養(yǎng)成于漫長歲月中的人文價值為內(nèi)涵，于是而有“世運文運，息息相通”之說。然而社會地位一經(jīng)形成，其外延又會越出人文價值。顧炎武說：一得為生員，“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齒于衣冠，得于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愿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這種被稱作“青衿優(yōu)免”的規(guī)矩，本意是在“培養(yǎng)士氣”。他說的是明代，但功名之能夠成為一種護持則是科舉社會里的常態(tài)。所以前后相接，時至清代的光緒年間，曾有過崇文門稅吏對入京的士人“攔車訛索”并“百端恐嚇”，致“士論洶洶，咸懷不平”而驚動廟堂，引出上諭嚴責的事。具見侵及士人之激動公憤。而由這種功名的護持再作比類而推，又周延更廣，還有陳獨秀所說的：

（貧困農(nóng)民的兒子）如果能夠跟著先生進城過一次考試，胡亂寫幾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場就榜上無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頭地，窮兇極惡的地主們，對這一家佃戶，便另眼相待，所以當時鄉(xiāng)間有這樣兩句流行的諺語：“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

“去到考場放個屁”不過是考生員而猶不能得，但在鄉(xiāng)里社會已“也算得出人頭地”而被“另眼相看”，正具體地說明了科舉取士的時代里，功名化為庇佑，實際上曾經(jīng)達到過的籠罩之廣。

功名之能夠“保身家”，是直接衍生于科舉制度，并只能附在于科舉制度的。因此，在科舉造就的社會地位中，相比于其人文價值一面的可以長久留存于人心之中，這種功名對于士人的庇佑，則自科舉停置之后即已不再是一種能夠免“侵”免“辱”的屏障。后起而沒有功名的知識人遂成了易侵易辱的個體。1912年“三月十九之夜，常州軍政分府趙樂群，挾衛(wèi)兵往圍常州中學堂，逮捕監(jiān)學陳士辛以歸。翌日即坐以侵吞軍餉之罪槍斃之，以電聞于都督莊思成，而法律之手續(xù)遂了”。一個中學堂的監(jiān)學被拽入“侵吞軍餉之罪”，其離奇之中不會沒有觸動人心的疑慮。然而疑慮未釋，陳士辛之頭已經(jīng)落地。章士釗評論說：軍律用于軍人，軍法用于戰(zhàn)時，“今之戰(zhàn)時，果安在者？南部戰(zhàn)爭既已告終，民國統(tǒng)一復又宣布。二月十九號中央臨時政府陸軍部已通電各省裁撤軍政分府及遣散軍隊，此距今已月余，今又何戰(zhàn)事可言？是吾今日中華民國之人民，乃受治于普通法而非受治于軍法可斷言也”，而后申論說：

如記者所述不謬，請據(jù)以斷趙樂群槍斃陳士辛之事。陳士辛中學教員也，非軍人也，自不受治于軍律，非軍律裁判所所得逮捕。今日非戰(zhàn)時也，常州非戰(zhàn)地也，陳士辛亦不受治于軍法，非軍法裁判所所得逮捕。易詞明之，陳士辛之所受治者，乃普通法也，有權(quán)捕陳士辛者普通裁判所也。常州之有軍法裁判所與否，趙樂群槍斃陳士辛胡乃未經(jīng)軍法裁判所審問，今暫不問。今所先問者，則唯趙樂群胡敢于平時擅用軍法殘戮平民一語而已。 

與功名“保身家”的舊規(guī)矩相對照，他以法治為新道理說這種武人弄權(quán)，率爾捕殺中學教員的無法無天，而反映的則正是新道理的脫空漂浮而不能保身家之安全。因此，陳士辛之后，一次一次攪動輿論而為天下人所共見的，又有教員周剛直被殺、報人胡信之被殺、邵飄萍被殺、林白水被殺，等等。作為一種對比，則是曾經(jīng)奉狀元為文曲星的張宗昌，對付沒有了功名的文人往往殺心更重。十多年之間，這種以剛剛形成的知識人為對象的隨意“殘戮”之一見再見，構(gòu)成了民初中國觸目的社會政治現(xiàn)象，與科舉制度下的一入“青衿”之列，便能“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齒于衣冠，得禮于官長，而無苔、捶之辱”相比照，則后科舉時代的知識人已是本無身價，所以無從“保身家”。

知識人與科舉士人相比而見的這種社會地位的下移，外在地說明了今昔之間的判然不同。與之同時存在的，則又是知識人與科舉士人相比而見的更多內(nèi)在的憤懣和不平。

舊日重士人，其常理在于“孝弟興乎庠序，達乎州巷，行乎道路，其士君子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而后“其庶氓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威，尊尊親親”，則“吏治有不成焉者乎？” 以“士君子”和“庶氓”之間的這種因共生共存而能相互應和而言，顯然是士人之可重和應重，都本自于士人既在大眾社會之中，又為大眾社會信從。因此，在以四民分人口的中國，他們能夠?qū)嶋H地成為社會的中心。以此為本來面目，則后科舉時代的知識人由“負笈城市”入學堂，又由學堂“整批生產(chǎn)”而出，積潴于城市，這個過程既使他們與那個時候中國的多數(shù)人越來越遠，也使他們與士人曾經(jīng)居有的社會中心越來越遠。然而以學堂為源頭和由學堂所化育的民初知識人，又從一開始即大多把“將來主人翁”和“吾當為社會之主人也”當作群體的自期與自負，并常常俯視天下而自信能夠“矯正這散漫無聊的社會”。自期、自負和自信都是內(nèi)在于精神世界之中的東西，從而是一種雖有起伏而不容易消解的東西。因此，當他們出學堂入社會，便不能不在實際上的無足輕重和內(nèi)心里的“主人翁”之間前后顛蹶，找不到自己的立身之地。

康有為說當日“人士”皆“聚于京，或津滬”，與之相應，則這種知識人的顛蹶也多見于這些地方。在名人說舊日往事的記述里，又尤多見于那個時候文人叢聚的上海。謝冰瑩20年代在“上海藝大”求學，同時又謀食于社會。后來難忘的是這個過程里的“窮困時，就一個人跑到馬路上喝西北風，躲在亭子間里喝自來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窩里睡兩天”：

說出來，有誰相信呢？我已經(jīng)四天沒有吃飯了。

起初是一天吃四個燒餅，或者兩個小面包；后來由四個減成兩個，再由兩個減成一個，最后簡直窮得連買開水的一個銅板也沒有了?？诳蕰r就張開嘴來，站在自來水管的龍頭下，一扭開來，就水灌進嘴里，喝到肚子漲得飽飽的，又冷又痛，那滋味真有說不出的難受。

在這種為窮所困而常常饑不得食的境地之中，知識人的生存狀態(tài)與城市底層貧民的生存狀態(tài)其實已是同屬一類，彼此之間并無界限可分。她以此敘述個體的感受，而以彼時上海匯聚的知識人之多，其背后則應是一種群體感受。相近的時間里，徐懋庸也在上海求學。當他在30年代初期離開上海之日，曾以《南行》為名作留言，說是：

要是我的性格再強些，我可以在上海住下去；雖然無拳無勇，就拼一個天靈蓋去抵擋狼牙棒。要是我的性格再弱些，我會在目前的濤聲凄厲的深夜跳下海去：在這樣的世界活不下去的人，不止我一個。

不幸的是，我的性格卻介于強與弱之間，我不能拼命戰(zhàn)斗，我又不能拼命自盡。那么，我只好走了。

學堂替代科舉直接促成了知識人的城市化，但既“不能拼命戰(zhàn)斗”又不能拼命自盡的兩相交拶之下“只好走了”，又說明他們雖已進入了城市空間，卻無從進入城市社會，只能以外來和寄泊為自己的存在狀態(tài)而長在身不由己之中。與其初生之日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自期、自負和自信相對比，兩頭之間顯然太過懸殊。這是一種歷史生成的矛盾，人在其間，便常常心余力絀和心力俱絀。

郭沫若后來追憶20年代初期，他和郁達夫從日本回上海辦《創(chuàng)造季刊》，一面在文藝界以思想興波作浪，一面與“哀感”和“寂寞”相伴，“感覺著同情我們的人真少，在那電光輝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兩個孤零零的人一樣”。然后具體描述兩個人“在四馬路上一連吃了三家酒店”，又酒入愁腸，化為心聲，“我連說‘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結(jié)果是只有在首陽山上餓死’”，并因此而喚出了心中的激昂和賁張：

兩人都喝醉了，彼此攙扶著踉踉蹌蹌地由四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哈同花園附近，靜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許多西洋人坐著汽車兜風的。因為街道僻靜、平坦、而又寬敞，那連續(xù)不斷的汽車就像是在賽跑一樣。那個情景觸動了我們的民族性，同時也好像觸動了一些流痞性，我們便罵起西洋人來，罵起資本家來。達夫突然從側(cè)道上跑到街心去，對著從前面跑來的汽車，把手舉起來叫道：“我要用手槍對待！”我連忙去把他挽著，汽車從我們身邊取了一個拋物線形跑了過去。

比之謝冰瑩的餓得“難受”和徐懋庸的“我只好走了”，其時的郭沫若與郁達夫已在頭角顯露之中，而并非困于一籌莫展的苦人。因此，其自比“孤竹君之二子”的“哀感”、“寂寞”和“孤零零”，以及罵“西洋人”、罵“資本家”和“用手槍對待”的心火渲泄，更直接、更自覺和更典型地表達的，大半應是知識人的自期、自負和自信與知識人的社會地位在實際上移向邊沿所形成的矛盾，以及由此催生的孤獨、忿郁和沮然的重疊交集。這些人物以其各自陳說為實例，各從一面寫照了20世紀前期知識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其間共有的都是眼前的困蹇、來日的茫然和心頭的意不能平。

與時人旁觀“自廢科舉，改學校以來”的世情丕變，以“無組織、無團結(jié)”和“鉆營權(quán)貴，憑借黨人”刻畫知識人，又舉“京、滬各要地”之“占據(jù)要津者，游手閑蕩者”合為一體，以總而言之地統(tǒng)括知識人相比，則謝冰瑩、徐懋庸和郭沫若的各自陳說，正以他們已經(jīng)經(jīng)歷和正在經(jīng)歷的顛沛起落，顯示了同一個群類的內(nèi)在一面。對于知識人來說，這一面更真切，從而更能寫照其普遍和共同。因此，20年代和30年代的新文學以小說寫人生，便有魯迅所作《在酒樓上》里的呂緯甫、《孤獨者》里的魏連殳；郁達夫所作《春風沉醉的晚上》里的“我”；柔石所作《二月》里的蕭澗秋；茅盾所作《幻滅》里的靜女士；葉圣陶所作《倪煥之》里的倪煥之；老舍所作《趙子曰》里的趙子曰；張?zhí)煲硭鳌肚G野先生》中的荊野等等，被當作主角和列為主題的，都是各色各樣后科舉時代的知識人。而其間用形象思維串聯(lián)情節(jié)、著力表現(xiàn)的，又都是知識人的希望、失望、矛盾、徬惶，苦悶、孤獨、抗爭、跌撲，失敗、迷惘、沉淪，以及重重挫折和坎坷里常常見到的人性失其常度。由此形成的是一種世路歷程和心路歷程的相為因果與相為表里。所以，世路歷程之無序、無定、無本、無常，又決定了和心路之中很難生成可以內(nèi)化的守定和恒常。而由此返視剛剛過去的科舉時代，則可以看見的是今時的讀書人與往昔的讀書人之間精神一面的明顯不同。

半個多世紀之前，左宗棠自敘早年生活說：

日有粗糲兩盂，夜有油燈一盞，即思無負此光景。今年垂耳順，一知半解，都從此時得來。筋骨體膚，都從此時練就。無奇書可借，唯就《四書》、《五經(jīng)》及傳注，晝夜?jié)撔木捉?，便一生受用不盡。 

在他之后，吳慶坻作《蕉廊睉錄》記清代人物史事，其中一節(jié)說和他同時而年輩稍前的夏同善：

夏子松侍郎事繼母至孝，其女兄弟之同母異母者凡九人，友愛之如一。其已嫁而家貧乏者，皆招使同居，并其姊妹之夫與其戚屬皆與焉。家屢空，而食指恒數(shù)十人。戚友有就謀者，無少卻，急人之急，或輾轉(zhuǎn)稱貸以周之。官屢遷而清貧如寒士，往往日止一飯。

左宗棠說的是仕途之外的讀書人以“無負此光景”為本分，吳慶坻說的是仕途之內(nèi)的讀書人久處于“家屢空，而食指數(shù)十人”之中的安靜澹如。由常理相度，這種“日止一飯”的事實際上不會多見。然而以康熙年間見之于上諭的皇帝說翰林院中人，直言其“極貧者，衣服乘騎皆不能備”，以及同治朝倭仁官居大學士，而“一生寒素，至無余資乘轎” 為事實，顯見得那個時候的功名社會中人常在局促之中。若又以鄧廷楨應試屢挫，之后以“滿盤打算，絕無半點生機，餓死不如讀死；仔細思量，仍有一條出路，文通即是運通” 作自策自警為例，以體會讀書人上進之日的一路困頓，則使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他們共有的身在困頓之中反求諸己的無怨無悔。因此就身在一挫再挫之中，又常與“清貧”、“屢空”相伴而言，科舉時代的士人與后科舉時代的知識人相去其實并不太遠。真正把兩種讀書人區(qū)別開來的，是前者居處于苦境和窮境之中猶能維持安苦安貧的那一片靜氣，在后者以“以天靈蓋去抵擋狼牙棒”與“哀感”、“寂寞”和“孤零零”交集的世界里都已消失盡凈。與此同時，則是知識人與這個世界之間的緊張和抵斥成為一種常態(tài)。

然而從“負笈城市”入學堂開始，到出學堂之后又在“都市里飄泊”，其間的年復一年既在使知識人成為附著于城市的社會群類，也在使知識人的世界實際上被圈囿于城市和限定于城市。隨后是知識人與這個世界之間的緊張和抵斥，便奇異地表現(xiàn)為城市化了的知識人對于城市的深度對立和否定。而十里洋場的上海同時又是文壇所在的上海，便成了那個時候最容易召俫知識人的地方，又因之而在那個時候最容易集聚抵斥，被知識人當成代表性對象施以口誅筆伐?！拔逅摹焙笠荒?，陳獨秀論“上海這種齷齪社會”，說的是：“什么覺悟、愛國、利群、共和、解放、強國、衛(wèi)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詞，一到上海便僅僅做了香煙公司、藥房、書賈、彩票行的利器。嗚呼！上海社會！” 在后來的二十多年里，又有魯迅說“上海實在不是好地方”，但平實而論，“上海本地人”其實“倒并不壞的，只是各處壞種，多跑到上海來作惡，所以上海便成為下流之地了”。周作人說：“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的文化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蔣夢麟說“在上海，無論中國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頂。中國人誤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誤解中國文化；中國人仇恨外國人，外國人也瞧中國人不起，誰都不能說誰沒有理由。但是他們有一個共通之點——同樣地沒有文化；也有一個共同的諒解——斂財”。梁遇春說“上海是一條狗，當你站在黃浦灘閉目一想，你也許會覺得橫在面前的是一條惡狗。狗可以代表現(xiàn)實的黑暗，在上海這現(xiàn)實的黑暗使你步步驚心，真仿佛一條瘋狗跟在背后一樣”。林語堂說“上海是可怕的，非?？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東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虛飾，在它那赤裸裸而無遮蓋的金錢崇拜，在它那虛空，平凡，與低級趣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勞力，乏生氣的報紙，沒資本的銀行，以及無國家觀念的人”。比這些評說更加言之獨斷而且一言以蔽之的，還有石評梅說的上?！胺比A囂亂，簡直一片鬧聲的沙漠罷了”；鄭振鐸說的“不幸我們生存在上海，更不幸上海是一個大都市”；黎烈文說的“我厭惡上?！?；繆崇群說的“這繁華罪惡的上?！保恍祉拐f的“這魔鬼蟠踞著的上?！保黄浇髞喺f的“黑漆漆的上?！保缓L說的上?！笆且粋€污穢的海”，等等。在他們之外，同一段時間里的胡適、茅盾、方志敏、葉圣陶、朱自清、潘漢年、梁實秋、廖沫沙、謝六逸、蕭乾、靳以說及上海，筆下同樣是種種光怪陸離和異色異樣，以及對于光怪陸離和異色異樣的憎惡。

這些人物當日的取向各不相同，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歸類也各不相同，因此他們在二十多年里各自表達所形成的這種彼此同一和前后同一，正從整體上反映了其時的知識群類在這一方面自內(nèi)而生的共同性。然而以“斂財”、“沒有文化”、“金錢崇拜”、“非人的勞力”、“繁華囂亂”，以及“冷酷無情”、“自私自利”和“曼切斯特的臭味”、“紐約的臭味” 說上海的“可怕”和“污穢”，其著力描繪的實際上都是近代城市形成過程中的面目。雖說那個時候常常京滬并稱或者京、津、滬并稱，但相比于曾是歷朝故都的北京和本屬北洋重鎮(zhèn)的天津，上海以通商開埠，之后是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前期的積數(shù)十年之久，既成為當日中國最大的都市，也以其更加明顯的泛商業(yè)化，成為最直觀最具體地展示天理人情異化為利益計算的地方。因此，二十多年里群聚于上海的知識人最多，二十多年里知識群類又彼此同一，前后同一地排詆上海也最明顯。就其歷史內(nèi)容而言，由此表現(xiàn)出來的深度異己和直接對立，折射的正是知識群類與城市社會之間整體的格格不入。所以梁啟超曾通論中國社會的變遷并由此沿及當日的城市，說是“現(xiàn)在都會的生活，和從前堡聚的村落生活截然兩途，聚了無數(shù)素不相識的人在一個市場或一個工廠內(nèi)共同生活，除了物質(zhì)的利害關(guān)系，絕無感情之可言”。他筆下的“都會”并不特指上海，但其總括而論城市，又更具廣度地表達了知識人對城市的異己感。

在20世紀前期的思想歷史里，這些文字表達的都是對于城市的逆反，然而作成了這些文字的各色人物自身都已久在城市之中，并且衣食住行都脫不出這種圈定的空間范圍。兩相對照，其內(nèi)里一面與外在一面遂構(gòu)成了自相抵牾。就歷史過程而言，知識人的形成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實現(xiàn)的。他們因此而區(qū)別于舊日的士人，也因此而隨其產(chǎn)生和形成，實際上已經(jīng)成了城市世界中的一部分。但以“曼切斯特的臭味”和“紐約的臭味”對這個世界作比擬，則說明歷時二千多年的士為四民之首以后，城市帶來的社會等序已是“商人在四民之首”。郭沫若言中的“資本家”、蔣夢麟言中的“斂財”、林語堂言中的“金錢崇拜”，映照的便都是這種等序之下主導城市的人物群和社會相。士為四民之首是以讀書分貴賤，“商人在四民之首”則是以財產(chǎn)分貧富。因此二千多年里居四民之首的士人猶可守貧守苦而意態(tài)從容，但20世紀的知識人置身于城市社會之中，其擁有的知識和文化已是既在另一種社會等序的罩定之下，又不能與這種社會等序?qū)推ヅ?，遂不得不在前顛后躓之中，成了城市社會里的本來無可恃，從而無可守者。無可恃和無可守，是既無從立身，又無以伸展。所以，對于這個群類的多數(shù)人來說，李大釗筆下的“飄泊”一詞，不僅是一種生存狀態(tài)的寫照，而且是一種精神狀態(tài)的寫照。他們雖已成為城市世界一部分，但與城市等序的這種不能對應和不相匹配，又決定了他們的實際存在既遠離城市社會中心，而精神取向又正同城市社會相互對立。城市的“淫巧”、“機變”、“鬼蜮”、“黑暗”、“罪惡”，皆與“沒有文化”、“金錢崇拜”和“冷酷無情”相為表里，因此，在他們對于城市的排拒里，引為支撐的猶是義利之辨。而就其內(nèi)含的這種義利之辨而言，顯然是20世紀前期的知識人與已被他們?nèi)〈呐f日士人之間，又仍然維持著一種前后懸連。兼有曼切斯特臭味和紐約臭味的城市形成于中國歷史的近代化變遷之中；脫離鄉(xiāng)村，而以城市為集聚空間的知識人群也形成于中國歷史的近代化變遷之中。因此，知識人的城市化和城市化了的知識人對城市社會的深刻歧異和不肯認同，正以這種知識人的矛盾，真實地反映了造就變遷的歷史過程同時造就的歷史矛盾。而以“負笈城市”為起點，通觀知識人的生成和困蹇，則變遷和矛盾的兩相交織，既塑造了知識人的面目，也塑造了知識人的困蹇。

本文原載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