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皇帝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貼在他身上的標簽，有圣王、篡位者、騙子、偽君子、政治家、改革家等等，網絡上還有人不無褒義地稱他是“穿越者”。
上追堯舜，禪讓稱帝，王莽究竟是民選的圣主，還是篡漢的罪人，抑或是書生治國的鬧?。俊安煌^念和立場的人，都能從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對或擁有的一面。思想界每出現一個新的流派或學說，王莽就會多一個新的標簽。”在文史作者張向榮看來，或是因為20世紀以來，社會觀念激蕩，對王莽的評價就如鐘擺般劇烈擺動，而這也使得王莽具有了一種特殊魅力。
近日，張向榮的首部歷史非虛構作品《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張向榮截取漢初到新莽這一歷史階段，從“祥瑞”這個視角切入，剖析王莽的個人、家族和政權相關的人物事件，再現了外戚王氏家族、劉姓皇室家族、儒家經師、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漢末年政治舞臺的角力，進而重新審視漩渦中心的王莽，一窺他和時代的真貌。借新書出版之機，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作者。
中國歷史上，西漢與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樣。它不僅是一個朝代，更是中國儒家文化首次實現立法的新階段。同時，西漢也是一個迷信天人感應的時代，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中，特別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災異祥瑞、符命讖緯逐步與現實政治運動緊密相連。
生于西漢后期的王莽，幼年喪父，并沒有得到作為外戚家族成員的優(yōu)待。他從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為人處世之道，一躍成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說，重返朝堂；又在眾人的歡呼聲中步步高升，最終建立了新朝。但他又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從“天下歸心”的“哲人王”成為了一個“天人共棄”的篡漢者。
寫王莽，離不開將他推上帝位的儒家經學?！叭寮覐南惹刂T子之一，到西漢逐漸成為皇朝的經學，直至推動王莽的崛起，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經學，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經典的文本，只閱讀原文和注疏是不夠的。與王莽這個人物一樣，經學也應該被放置在具體的歷史演進中，才能呈現儒家在這一時期的使命與成敗?！睆埾驑s說，如果王莽是這部書的主人公，那么儒家經學就是背后的導演。
王莽以禪讓的方式登上帝位，是儒家在帝制時代政治實踐的頂峰。這一重大政治成果也緊隨著新朝的失敗而跌落神壇，儒家失此良機，再無膽略氣魄和自信對帝制進行根本性的政治變革，再也無力觸及馴服君主、政權更替之類的宏大議題?！斑@就是歷史的殘酷。對一個制度來說，如果把歷史給的第一次機會搞砸了，后人就會認為這是一個被證明過的錯誤答案?！睆埾驑s說。
目光回到21世紀的當下，儒家的靈魂似乎還在，但身體在哪里？要回答這個問題，勢必回溯源頭。
就讓我們跟著張向榮回到那個空氣中都彌漫著天人感應、祥瑞災異、符命讖緯的時代，去觸碰王莽和漢代的多重面貌。
張向榮
澎湃新聞：這本書并沒有按照時間順序來寫王莽的生平，而是從漢室、王莽、外戚、儒生等幾個不同視角切入去展現這段歷史，為何采用這種書寫方式？比如在“經師”這一章中，你也花了不少筆墨書寫儒家士大夫在西漢至新朝間的掙扎。
張向榮：西漢剛建立時，儒家并未馬上受尊，而到了西漢后期，儒家經學發(fā)展到了一個特殊階段，甚至推動王莽實現權力轉移。所以這本書雖然以王莽為主線，但其實主要講的還是儒家經學在漢代的發(fā)展路徑和對當時政治的影響，從各個面向切入，可以盡量還原不同思潮和各派政治勢力的角逐過程。
澎湃新聞：書以“祥瑞”為名，書中也呈現了大量漢朝時期的祥瑞事件，你是如何理解這種祥瑞征兆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系？
張向榮：現在很多人說王莽是個穿越者，如果真要說起穿越，我覺得恰恰是我們應該穿越回古代，進入古人的視角才能理解他們的動機。兩漢時期去古未遠，受限于科學的水平，他們無法理解如日食、月食之類的天象。在當時的民間信仰、社會觀念下，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就認為天象與生活密切相關，所以我的書寫也要回到這種氛圍中。當然我在書寫時也會點出一些很明顯的人造祥瑞，我也有意識地去收集這些人造祥瑞出現的事件，這些偽造者利用祥瑞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這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行為。
澎湃新聞：從秦亡到漢初，可以說是一個“后戰(zhàn)國時代”，你在書的開篇也提到劉邦留下的是一個“建政”和“建國”均未完成的國度，那么西漢“建國”的完成有哪些關鍵節(jié)點？為什么書的開篇給了劉邦時代不小的篇幅？
張向榮：周秦之變是一個千年大變局，影響后世深遠。劉邦按照秦制初步建立起了一個新的政權，即“漢承秦制”，但這不是被劉邦設計的制度，而是戰(zhàn)國、秦、楚以來的慣性，（西漢）從王國侯國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個新政權建立至少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建政”就是政權如何組織，統(tǒng)治者怎樣才能把自己的意圖貫徹下去，如何對國家進行有效治理，調配資源等?！敖▏焙喡詠碚f就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種意識形態(tài)立國，確立哪種政教倫理。這些問題被逐步解決的過程，也是王莽得以崛起的背景。如果單純寫王莽的出生到個人奮斗，就會變成一個成功學內容。而我想讓讀者看到，儒家是如何演進，從而推動了王莽實現改朝換代。
西漢的“建國”節(jié)點，首先是“儒宗”叔孫通將儒學引入漢朝宮廷，雖然很初步，但起碼朝廷把儒學當成一個思想資源來用了；第二個節(jié)點是漢文帝在廢除肉刑的詔書中第一次引用了儒家經典《詩經》里的句子，這個事在當時的影響可能并沒有很大，但從后世來看是有很強象征性意義的。說明皇室已經意識到一個政權不能只靠嚴刑酷法，還要靠“德性”，而想要平衡“漢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條別無他法；第三個節(jié)點是漢武帝時的一些改制，他愿意抬舉儒家來掩飾自己的“內多欲”，最重要的就是封禪，后來改秦制的《顓頊歷》為《太初歷》。漢朝“建國”的完成我認為是在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后，確定了一個叫“霸王道雜之”的政教體系，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為表，同時廣羅陰陽法術縱橫之術為我所用，這是一種新的“漢道”，“漢道”意味著漢朝的“建國”大業(yè)終于摸清了方向。
澎湃新聞：在漢元帝漢成帝之后，這種“漢道”的平衡被打破，歷史的趨勢就要出現一個新的政體進行矯正并取而代之，所以即使沒有王莽，也有趙莽、李莽？
張向榮：是這樣的，我非常認同這點。我們可以再回到“祥瑞”這個概念，當時人們相信天人感應，不要說天地鬼神了，漢人對周商的王族后裔都是非常尊敬的，認為他們有神性，還會依據儒家的“通三統(tǒng)”，追封周商的一些后裔為公為候。這種情況你在后世的唐、宋、明、清能想象嗎？后世帝王盡管也會做一些追封的樣子，但對前朝皇族基本都是趕盡殺絕，因為神性消失了，皇帝都是一家一姓輪流做。
西漢的儒家是一種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哲學，同時也吸收了當時社會上的各類神鬼迷信天人感應之說。先是漢代帝王下詔書，立后妃，臣子給皇帝上奏疏，慢慢需要先引經據典；再后來，儒生大量進入官員體系，祭天、祭祖的禮儀也逐漸以儒家為依據，儒學的影響越來越深。那么在沒有外力阻止的情況下，就一定會走到這樣一個層面，儒士通過儒家思想來實現一個最根本的主張：什么樣的人可以當皇帝，你有沒有資格當皇帝。畢竟湯武革命是深深嵌在儒家思想里的。到了這一步，儒家就要推崇一個德位合一的圣王，而王莽在當時被塑造的就是一個像圣王一樣的人物。就像馬克思曾經評價拿破侖，即使沒有拿破侖，他在歷史上的角色也將由另一個人來扮演。
澎湃新聞：我們來說一下王莽這個人，他以儒學圣人的形象登上政治舞臺，有著儒學改革的夢想，但在上位后又呈現出殘暴極端的一面。怎么理解這種兩面性？你在書中提到了他是“神經癥人格”，這個說法也很有趣。
張向榮：“神經癥人格”是一個現代心理學術語，不是疾病“神經病”，而是用來描述一個人性格中的焦慮、脆弱、偏執(zhí)、強迫、沖動、追求完美或極度自卑等表現。我們無法對王莽進行臨床診斷，只能通過史料進行分析和猜測。一個人的行為處事方式是有連貫性的，他連續(xù)逼死了自己三個兒子，鏟除異己毫不留情，這種性格在前期一定有端倪。
王莽早期有兩件小事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件事是王莽曾偷偷買過一個美女，還沒怎么著呢，馬上就引來輿論的不滿。王莽聽到這種非議后，就把這個美女立刻送給后將軍朱博。班固后來說，這是“匿情求名”，也就是隱藏真實意圖以求名譽，實在虛偽。第二件事是王莽與孔子后人孔休交好，他想把一把裝飾有玉石的寶劍贈給孔休，因玉石珍貴，孔休堅辭不受，沒想到王莽惱羞成怒，就將玉石砸碎包起來強迫孔休收下。這也使得孔休對這位舉世稱頌的君子、踐行禮儀的儒宗產生了幻滅。
王莽這種“神經癥人格” 非親近之人所不能知。而且王莽不只是一個“明星偶像”，還自認是圣人，甚至是圣王，用現在的話說他有巨大的人設壓力，所以他的內心是極度壓抑的，當遇到挫折，就會出現過激反應，這種性格在日后就逐漸顯示出可怕的效應。世間帝王殺子的案例不是沒有，但像他這樣，在沒有外部政治壓力，子孫也沒有重大謀反政變的情況下，把繼承人殺光，實在是獨一無二。
澎湃新聞：在講王莽的敗因前，我們先聊聊王莽成因。
張向榮：從劉邦建漢到王莽建新，其實就是對“建國”“建政”兩大問題進行解決、修正的過程。簡單地說，從王國侯國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權“一人專制”，給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戰(zhàn)的機會；從漢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給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優(yōu)勢；從延續(xù)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斷改制、依靠經師儒生，“王霸之道”讓位給“周政”，給了王莽在意識形態(tài)上勝出的絕對把握。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王莽失敗的根源是再造了一個秦皇漢武時期的危局，如何解讀？
張向榮：班固在《漢書》中對王莽的評價里有一句“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卑喙虒⑼趺c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歸，實屬慧眼。秦皇漢武，在今天是一個無比輝煌燦爛的名詞，這是因為秦皇漢武對于塑造當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當時百姓視角，秦朝無盛世，漢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過漢武帝。對編戶齊民來說，秦皇漢武的時代是嚴刑酷法、稅務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戰(zhàn)爭頻發(fā)。結局是秦朝二世而亡，漢武帝晚年改弦更張，不然漢朝也將危險。
王莽即位后，第一點是改制沒有成功，關于理想社會的承諾沒有兌現，這就抽離了王莽當圣王的根基；二是再造了秦皇的對內統(tǒng)治格局，他推行的是一種極端的統(tǒng)治思維，希望把大小事都管起來，由此將西漢后期相對寬松的律法變得格外苛刻；三是復制了漢武帝與四鄰的關系。王莽年年派兵在邊疆駐守，儼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長城，其耗費民力與資源不計其數，更何況他同時與北部、西域、東北、西南諸國對峙或交戰(zhàn)。而王莽根本沒有秦皇漢武的政治能力，也沒有他們的時運、人才，新朝的覆滅也就成為了必然。
澎湃新聞：王莽改制的問題出在哪里？
張向榮：王莽推行王田制、私屬制，是希望實質性緩解社會矛盾、消除貧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卻是最早宣告失敗的措施，意味著國家與擁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敗。與此同時，一些無關實際、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區(qū)劃的改變、郡縣和官職的更名等，卻通過行政手段強行實現，進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統(tǒng)的敗壞。他堅持實施的幾項改制措施，如鹽鐵專賣、擴大所得稅征收范圍等，又基本上是漢武帝曾實行過且被當時的儒家詬病的弊政。
他還搞出了中國歷史上最復雜的一套貨幣制度“寶貨制”，除了銅、金、銀這些當時還屬常見的貨幣材質，他還啟用了龜殼、貝殼這類物品為幣材，比較荒誕。但我們也要考慮到幾點，第一王莽的貨幣改革不是要發(fā)展經濟，而是為了解決當時社會不公平的問題。早在王莽之前，就有儒生提出貨幣是造成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源頭，要廢除貨幣，實行以物易物。所以王莽的貨幣改革也不是他個人的異想天開，而是當時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訴求。第二點是王莽的貨幣改革時間不算太久，影響并沒有想象的太大。只是疊加了上述土地政策等，加速了新朝的滅亡。
澎湃新聞：王莽的想法也過于理想化，超越了當時的社會生產力。
張向榮：是這樣的，他要在一個實行郡縣制和皇帝制度的帝國，實現儒家意義上的天下大同和絕對公平，這就像一個人，一半身體在往前走，一半身體在往后，結局只能是撕裂。他要解決的問題是人類文明根本的問題，這放在古今中外都解決不了。
澎湃新聞：王莽踐行儒家的理想失敗了，是儒學失敗了嗎？
張向榮：儒家雖然幫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沒有幫助他坐穩(wěn)帝位。儒家雖然崇尚經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對現實政務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這是兩千年來儒家的一大軟肋。但這恰恰說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現實，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馴服君主，可以矯正統(tǒng)治者的極端政策，是古代中國政治天平上的砝碼。
王莽的失敗不等于儒家的失敗。儒家拋棄了西漢，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復興了東漢。東漢初期，王莽曾經沒干成的事，劉秀也嘗試做了一些，王莽時期“培養(yǎng)”的官員也有一部分繼續(xù)留在了劉秀身邊。王莽留給后世的影響我在書中也提到了，其中最重要的影響，當屬儒學自身。王莽以禪讓的方式登上帝位，以和平方式實現了改朝換代和權力轉移，是儒家在帝制時代政治實踐的頂峰。新朝的失敗終結了西漢的政治儒學，那種旨在馴服、限制君主，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臺的做法，漸漸失去了感召力。在此之后的朝代，儒家成為了古代政治的修飾物。這就是歷史的殘酷，對一個制度來說，如果把歷史給的第一次機會搞砸了，后人就會認為這是一個被證明過的錯誤答案。
澎湃新聞：當下，進入21世紀，我們如何思考儒家？
張向榮：孔子的學說應不應該？若應該又該如何參與到當代倫理政教的塑造中，似已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放眼日常生活，雖然我們遵循的道德準則仍以儒家倫理為基礎，但很難具體找到一項政制、一部法律、一樣科學技術、一個市場主體“屬于”儒家。儒家的靈魂似乎還在，但身體在哪里？我想，這也是留給讀者的問題。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