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師曾提出，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和研究，要注重“三個一百年”，即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以來的一百年，以及今后的一百年。這是大方家的思考方式。阮元早就主張“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梁啟超也曾以一種動態(tài)的整體眼光觀察清代學術，以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后來陳寅恪給學生講“晉至唐史”，第一課就說明，本課程“名為晉至唐，實際所講的，在晉前也講到三國，唐后也講到五代”。
關于王朝史的研究不能僅以朝代時限為斷，對歷史事件的思考也不必局限于其本身的始終。章老師的宏觀認識給我很深的啟發(fā)，我沒有以百年為思考單位的氣魄，但感覺可以稍拓寬思路，把辛亥前十年和后十年，即約從戊戌維新到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來年，作為觀察對象，而把發(fā)生在辛亥年的政權鼎革視作一個象征性的轉折點，相關的轉變此前已發(fā)生，此后仍在延續(xù)。
從民初開始，胡適、梁漱溟等學者就嘗試回溯到戊戌維新，從文化視角認識那場革命及其后續(xù)發(fā)展。我們現(xiàn)在常把文化和政治區(qū)別看待，但在清末民初不少人眼里，還是延續(xù)著政教不分的傳統(tǒng)思路，以為政治就包含在文化之中。在某種程度上，戊戌維新可以看作一次文化運動，辛亥革命亦然。如梁漱溟所說，從晚清的改革到辛亥革命，都是想要接受當時所見西方文化的努力，也是對自己文化的改革。
到20世紀30年代，一些人仍把戊戌維新視為一個長程改革之起點。蔣廷黻1932年說：“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諸年，我們都曾過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焙髢纱味际歉膿Q政權的武裝革命，而戊戌維新也并列其中。兩年后翟象謙仍說，“自戊戌政變迄今近四十年”，中國“無時不是在革命，無時不是在建設新的政治組織”。
或許可以說，從戊戌維新起，相當一些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就是尋求根本性的整體變革。變法期間百政并舉以圖迅速破舊立新，正體現(xiàn)了這種急迫心態(tài)。而維新不成反致政變，是一個重要轉折。此后關于革命的言說日漸流行，不幾年間，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含詩界、曲界、小說界、音樂界和文字諸革命）等各種革命就從“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恒言”迅速發(fā)展為“近數(shù)年來中國之言論”中“最有力之一種”。
在梁啟超輕松大談文化領域的各種革命之時，與造反相關的政治革命基本尚未進入多數(shù)人的思考之中。到真正的革命黨人出現(xiàn)，并因章太炎、劉師培等碩學之士的加入而凸顯其正當性，作為一個國家民族前途選項的“革命”，遂逐漸成為讀書人的一個重要思慮，甚至成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時代精神”。這樣一種從全面性到正面性的革命氛圍，主要是在士人之中流行，使得晚清革命帶有濃厚的“秀才造反”的色彩。
周蔭棠曾提出，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不是篡位就是民變。而辛亥革命則是“士變而非民變”。這個說法不能概括全貌，卻表出了革命的一個特色。不少人提倡“革命”或參與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不必是因為“民不聊生”，卻帶有某種“士不聊生”的意味，不過讀書人面臨的困境既有實際的，也有想像的或構建出來的。他們中的很多人起初并不曾想要改變帝制，但各種力量無意中的“合謀”促成了辛亥鼎革。
最重要的是，王國維后來概括的“道出于二”，此時已經成型。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標準，清廷在最后一段時間的作為，實不到歷代亡國之君的表現(xiàn)。然而指引歷代政教之“道”，在政治變動尚未開始的時候就已經發(fā)生了巨變。嚴復曾說，“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經為之本原”。戊戌時康有為欲借西法以抵御西學而重構經學，已是在拆毀自己的大本營。而對立的一面在衛(wèi)教的同時，其實也改變了道。中國政教體系本相互依存，若教的一方失范，政被放棄也就計日可待了。
在“道出于二”的語境下，“失道”不一定明顯地落實在橫征暴斂等具體的政治行為之上，它也可以因“證據(jù)”的不斷重復而達到不證自明的效果。近代中外競爭常以中國一方的失利結束，在以戰(zhàn)爭“勝負決文野”為代表的西式“新道”標準下，每一次軍事的和非軍事的挫敗，都是體制已出問題的象征。這樣一次次連續(xù)失敗所“證明”的“失道”，任何政權都很難承受。
有時候“失道”是可以構建的。由于中國的“變”沒有達到其所期望的程度，求變的士人要“說服”世人接受更有力的變革，也在傳播各類半帶想像的“證據(jù)”，使得清廷在傳統(tǒng)的“道”的標準下，也顯得“失道”。如慈禧太后用建海軍的銀兩修筑頤和園的說法，就特別能體現(xiàn)出“失道”如何被構建。王云五回憶說，甲午后“民間傳說都痛恨西太后信任太監(jiān)，亂花國家的金錢，專供一己的浪費，把人民的死活看不在眼里”。不論建海軍的銀兩是否被用來修筑頤和園以及用了多少，甲午海戰(zhàn)的輸贏與這些銀兩似無直接的關聯(lián)。但關鍵不在西太后是否做，而在于民間都如此傳，許多人想必也信，這對清廷就是致命傷。
其實這個故事的反復出現(xiàn)，說明類似的象征性行為不多，使攻擊者較難以“歷數(shù)”的方式證明清廷的“失道”，故不得不重復使用。而且清廷實際相當遵循民意（士意），不斷加速立憲。但在“證明”與“說服”交相為用之下，清廷并沒有多少嚴重“失道”的表現(xiàn)，卻陷入雙重“失道”的困境，成為一種在新舊語境下都日趨負面化的建制，結果被新式讀書人和傳統(tǒng)士人同時放棄。
辛亥革命不僅導致清廷的覆亡，也帶來幾千年帝制的終結。從年深歲久的帝制到前所未有的共和，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極大的革命。這樣的根本性歷史大轉變，本應是一個大震蕩。但身處變化當中的很多時人，似乎并未覺得受到太大的影響。這與革命之前的預期有不小的落差。如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夕說過，“無論何國，茍經一次大革命后，其元氣恒閱十年或數(shù)十年而不能恢復”，故他不能贊成暴力革命。但事實上，革命卻輕易成功。梁漱溟后來指出，辛亥革命雖“是用暴力革命方式”，但“這個暴力革命，實在太容易了。陰歷八月十九日起義，兩三個月即成功。這么一個大的國家，幾百年的統(tǒng)治，一轉移間即被推翻”。用時人的話說，“數(shù)千年相傳之專制國，一旦水逝云卷而去；數(shù)千年未有之共和國，一旦風馳電掣而成”。
然而走向共和的革命雖甚容易，真要實踐一個共和體制卻困難重重。由于時人對鼎革的認識不夠深入，對革命可以帶來的轉變又期望太高，對共和的見效速度又要求太快，這樣的期許使不少人對民國生出不滿。在革命結束后不久，從遺民梁濟到曾經身與革命的熊十力，都很快對共和的嘗試感到失望。熊十力因革命黨人的作為甚至不如晚清，退而采取獨善其身之策。而梁濟以為民初的表現(xiàn)未能證明共和的優(yōu)越，故選擇以自殺警示國人。
李思純認為，常規(guī)的革命“一旦既成，必能納政治于軌物”，但因“共和成于咄嗟之間，而治平則期諸不可必之數(shù)”。章太炎更言及具體，過去的革命“或連兵一紀，死人多于枲蕉，直其罷極而后收之。其舊朝貪人惡吏，未有不誅也。今倡義不過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屆不及墨吏”。這樣的“客觀”探討或許太過殘酷，卻不無所見，畢竟革命速成還有“禪讓”的因素。一次由妥協(xié)結束的革命，誅不及墨吏也是自然的結果。
辛亥革命的確有各方面犧牲小的特點，顯得“容易”；而盡管其實際改變甚大，似又尚未大到許多人所期望的程度。兩者都導致人們還想“再革命”。章太炎就指出，由于革命太輕松，“人民見其成功之易，其他小事，謂愈可以徼幸得之”。身歷其境的顧頡剛回憶，辛亥革命后人人意氣高張，“以為天下無難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會得實現(xiàn)。種族的革命算得了什么！要達到無政府無家庭無金錢的境界時，方才盡了我們革命的任務呢”。
當革命從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被迫手段轉變?yōu)橹鲃訉で竺篮梦磥淼恼媾?，那種面向未來的廣義大革命的觀念被很多讀書人接受，使他們對辛亥之后的變化不甚滿足，而對不變的部分則愈感不滿，于是在文化領域“繼續(xù)革命”，直到20世紀20年代之后還“互相革命”。
在胡適眼里，“若沒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決不會有這十年來的種種革命”。一次革命的成績，竟然是帶來種種革命，最能表現(xiàn)時人的革命意愿。的確，武裝改變政權的革命，在20世紀的中國就有三次，其中兩次都在辛亥革命之后，每一次的作戰(zhàn)規(guī)模都比前一次大許多。
而人們對暴力革命的認知也發(fā)生了轉變，以前是預期代價大而實際小，后來即使知道代價大，也不得不選擇革命。不以激進聞的陳衡哲說，“即使一切革命都是進步，那進步亦如激流沖岸，沖塌一度堤岸，留下一層泥土。這泥土的代價可算是大了，但在這個愚闇及自私的社會中，舍此之外，似乎又沒有旁的道路”。
似此對各領域進一步“革命”的期望，多少都與辛亥革命的輕松速成相關。但辛亥革命畢竟是一個有空前絕大意義的革命。梁啟超明言：“中國歷史上有意義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黃帝、堯、舜以來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漢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來貴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們今天所紀念的辛亥革命了。”他認為辛亥革命“就像經過商周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部落酋長的世界；就像經過秦漢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貴族階級的世界。所以從歷史上看來，是有空前絕大的意義”。
這樣的歷史意義，是在歷史進程中逐漸凸顯的。1919年10月《星期評論》出“雙十節(jié)紀念專號”，要胡適“做一萬字的文章”，他卻大談新詩，蓋“與其枉費筆墨去談這八年來的無謂政治，倒不如讓我來談談這些比較有趣味的新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胡適對辛亥革命的認識越來越鄭重，開始特別強調政治制度變遷的深遠影響。他在九一八國難后說：
帝制的推翻，雖然好像是不曾費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這件事的意義是：“連皇帝也會革掉的！”這是中國革新的一個最深刻的象征。
等到抗戰(zhàn)中期，胡適進一步闡述了辛亥革命具有兩層意義：一是“掙脫270年外族統(tǒng)治枷鎖的種族或民族主義革命”，二是成為“首次在亞洲大陸成功推翻君主政體的一次最重要的政治革命”，它“不僅把中華民族從近三個世紀的異族統(tǒng)治中解放出來，同時也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后者“遠比陸軍或海軍軍力更有意義”?？上н@兩層意義長期都“沒有被充分認識到”，因為人們忽視了不可能“在一二十年的短時間里建立一個民主體制”。其實在辛亥革命后那“無序與分裂的表象之下，巨大的變遷正在發(fā)生，并從根本上影響著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上引兩文皆有必須為困難中的中國說話的特別背景，故辛亥革命的意義因抗戰(zhàn)而更加重一層。胡適的描述或許太過樂觀，然也不無所見；畢竟辛亥革命類似廢除科舉，其影響的長遠性遠大于當下性。共和取代帝制，本是一個處于持續(xù)“發(fā)展”中的大變化。而胡適認知的轉變，更說明隨著辛亥革命的歷史價值在歷史進程中不斷上升，其歷史意義也日趨顯著。
所以章開沅師所提出的要從辛亥革命前后來認識和研究辛亥革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示。若對辛亥前的歷史研究不充分，就對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準備不足；而對辛亥后的歷史把握不夠，則對辛亥鼎革的理解和認識也難稱透辟。如果從辛亥前十年的改革以觀察帝制以及后面支撐帝制的整個文化改變，從后十年的嘗試共和反觀革命的成效與不足，或更容易理解辛亥革命本身及其所帶來的轉變與不變。
（本文首刊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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