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從未說過中國是“睡獅”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墒?，許多西方學者曾經(jīng)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guān)的原始資料，發(fā)現(xiàn)“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jīng)說過這句話”。

“睡獅論”的來龍去脈

“睡獅論”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tài)，繼而被梁啟超化用，并創(chuàng)作了一則關(guān)于“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為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播當中。

喚醒論的由來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jīng)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guān)的原始資料，發(fā)現(xiàn)“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jīng)說過這句話”。美國學者費約翰建議將喚醒中國論的發(fā)明權(quán)歸于曾國藩的長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

曾紀澤

1887年，曾紀澤在歐洲《亞洲季刊》上發(fā)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后醒論），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鴉片戰(zhàn)爭雖然打破了中國的安樂好夢，然而終未能使之完全蘇醒，隨后乃有圓明園大火，焦及眉毛，此時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于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心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據(jù)說此文發(fā)表之后，“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

但是喚醒論并非曾紀澤的發(fā)明，也不是針對中國的專利，日本、印度、韓國等東方國家，全都不約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喚醒”過。喚醒論是東西方對峙的文化語境中，基督教文化對于整個東方文化的一種居高臨下的論調(diào)，是“文明社會”對于“前文明社會”優(yōu)越感的表現(xiàn)。曾紀澤是個基督徒，他借用了喚醒論作為話題入口，目的在于闡述中國溫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態(tài)。

據(jù)一位美國學者的大略統(tǒng)計，從1890年到1940年間，美國有60余篇論文與30余部著作在標題中使用了“喚醒中國”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墒?，這些標題中所提及的喚醒對象往往是“中國龍”或“中國巨人”，從未有過“中國睡獅”的意象。那么，睡獅意象又是誰的發(fā)明呢？

寧選睡獅不選飛龍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lián)。梁啟超說自己曾隱幾而臥，聽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個人正在討論各自所見的奇異動物。某丁說，他曾在倫敦博物院看到一個狀似獅子的怪物，有人告訴他：“子無輕視此物，其內(nèi)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還說這就是曾紀澤譯作“睡獅”的怪物，是一頭“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試撥其機”，卻發(fā)現(xiàn)什么反應都沒有，他終于明白睡獅早已銹蝕，如不能更易新機，則將長睡不醒。梁啟超聽到這里，聯(lián)想到自己的祖國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長嘆一聲：“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

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指實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lǐng)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并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后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jīng)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反復出現(xiàn)于各種新興的報章雜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志。

清末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寧選睡獅不選飛龍，除了將龍視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還與龍在清末所負載的各種負面形象相關(guān)，正如丘逢甲詩云：“畫虎高于真虎價，千金一紙生風雷。我聞獅尤猛于虎，勸君畫獅勿畫虎。中國睡獅今已醒，一吼當為五洲主。不然且畫中國龍，龍方困臥無云從。東鱗西爪畫何益？畫龍須畫真威容。中原豈是無麟鳳，其奈潛龍方勿用。乞靈今日紛鉆龜，七十二鉆謀者眾。安能遍寫可憐蟲，毛羽介鱗供戲弄?！?/p>

清末外國人眼中的中國龍

在詩人心目中，龍這條東鱗西爪的可憐蟲，早已成為供人戲弄的對象，只有威武的獅子，才能用來代表祖國的形象。

“睡獅論”的傳播

庚子事變之后，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欲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許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蔣觀云等，都曾創(chuàng)作《醒獅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學生歌》，收錄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獅歌》兩篇、《醒國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quán)。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鄒容《革命軍》直接將中國比作睡獅：“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shù)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據(jù)說此書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guān)郵不能禁”。

陳天華的未竟遺著《獅子吼》更是洛陽紙貴。作者寫自己夢見被一群虎狼追趕，乃長號一聲，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獅，“被我這一號，遂號醒來了，翻身起來，大吼一聲。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風忽起，那大獅追風逐電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還夢見兩面大國旗，黃緞為地，中繡大獅；又見到一本大書，封面畫一大吼獅子，題曰“光復紀事本末”。

陳天華

醒獅符號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頻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學生創(chuàng)辦《醒獅》月刊，渴望能將醒獅形象寫入未來新中國國歌：“如獅子兮，奮迅震猛，雄視宇內(nèi)兮。誅暴君兮，除盜臣兮，彼為獅害兮。”

此后，各種以“醒獅”命名的愛國期刊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如上海獅吼社先后發(fā)行的《醒獅》半月刊和《醒獅》月刊，山西大學曙社的《醒獅》半月刊，中國青年黨醒獅派的《醒獅》周報等。此外，長沙、蘭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獅”為名的青年社團，發(fā)行以“醒獅”為名的愛國期刊。

佛教用語中早有“獅子吼”一說，據(jù)說獅子吼則百獸驚。抗日戰(zhàn)爭期間，著名高僧巨贊法師曾在桂林創(chuàng)辦《獅子吼月刊》，宣揚抗日救亡，在佛教界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正因為醒獅符號暗合了傳統(tǒng)文化中獅子吼的正面內(nèi)涵，新概念得以毫無阻礙地與人們固有的心理圖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傳播?！八{—醒獅—獅子吼”，代表同一主體的三種雄獅狀態(tài)，自然也就可以用來指稱同一主體——中華民族。

尋找西方代言人

經(jīng)過了清末革命家不遺余力的宣傳推廣，睡獅很快就成了一個通用的政治符號，不僅模糊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說到疲弱的中國、蒙昧的中國、潛力的中國、甦生的中國、崛起的中國，幾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獅”來指代。

盡管有許多證據(jù)說明睡獅論源于梁啟超的《動物談》，但是由于梁啟超與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在政治主張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傳家從一開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啟超的開拓性貢獻。留日學生的《江蘇》雜志，在1904年的一篇時評《德人干涉留學生》中特別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國為旨者也，數(shù)十年前，德相俾士麥(Otto Von Bismarck)已有毋醒東方睡獅之言?！边@說明至遲在1904年，革命宣傳家已經(jīng)開始尋找外國政治家作為睡獅論的代言人。

1910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曾發(fā)表一篇“翻譯”文章，假冒英國人的語氣說：“蓋今日之清國，非復前日之清國，睡獅已醒，怵然以大煙為深戒。”該報又有文章說：“昔日某西人，論清國之音樂，其言曰：支那人實不愧睡獅之稱也，舞樓戲館，茶園酒店，無一處不撞金鼓?！边€有文章稱：“ 紐約《地球報》稱，人言清國為睡獅已醒者，偽也，彼亞東之獅，實今日猶酣睡夢鄉(xiāng)也?！?/p>

1911年的時候，曾經(jīng)有人對睡獅論做過追問：“西人言中國為睡獅，獅而云睡，終有一醒之時。以此語質(zhì)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義矣?！弊髡叩教幭蛉舜蚵犓{論的原始意義，均無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獅論中，不僅拿破侖還沒有出場，已經(jīng)出場的曾紀澤、俾斯麥等人，均未取得睡獅論的主導權(quán)。但把睡獅論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贈與“西人”，大概已經(jīng)成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說法。

蓋因國弱言輕，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話語權(quán)，“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侖、華盛頓所創(chuàng)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后得者也，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概念，卻偏要請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則無話語力量。這大概是近百年的屢戰(zhàn)屢敗之后，國人積弱成疾的屈辱心態(tài)之必然反應。

拿破侖最終勝出

拿破侖與睡獅寓言相結(jié)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笨芍敃r的美國留學生已經(jīng)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侖名下了。不過，這一說法在國內(nèi)似乎不大流行，朱執(zhí)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拿破侖

粗略統(tǒng)計，至1920年，睡獅論的代言人已經(jīng)有了特指的拿破侖說、俾斯麥說、威廉說，以及泛指的英人說、西人說、外國人說等，此外還保留著梁啟超所提到的曾紀澤說、烏理西（吳士禮）說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間，無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競爭關(guān)系。

隨著時間推移，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俾斯麥和威廉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經(jīng)很難激起新生代的傳播興趣。而拿破侖的種種英雄業(yè)績在各大媒體均有介紹，20世紀上半葉活躍在中國媒體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侖可謂穩(wěn)坐頭把交椅。在口頭傳播中，只有公眾熟悉的共同知識，才能為傳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記憶，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識和名字，很快就會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民族存亡之際，睡獅論再次獲得廣泛傳播，這一次，拿破侖終于脫穎而出，成為睡獅論的惟一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