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與治學的路徑和方法——《三升齋續(xù)筆》讀后

《三升齋續(xù)筆》，榮新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版

榮新江老師《三升齋續(xù)筆》于2021年7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問學叢書”。稱“續(xù)筆”是因為榮老師《三升齋隨筆》一書已由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于2020年6月出版，收入“鳳凰枝文叢”。一年后已有“續(xù)筆”出版，可見榮老師著述之富。除上述兩本外，榮老師近年還有《學理與學誼：榮新江序跋集》（中華書局2018年6月版）、《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中華書局2020年9月版）等著作出版。這幾種著述收入的都是以學術為中心的隨筆、書評、序跋和回憶、追念性質的文字，詳細而生動地記錄了榮老師早年海外求學訪書的經(jīng)歷，多年追隨師長們問學的歷程和對他們深切的懷念之情；同時也集中展示了榮老師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理念，體現(xiàn)了他在學術領域繼往開來的師者風范。

除上述四種學術隨筆以外，榮老師近年還有多種合作主編的重要文獻整理類著作出版，如《龜茲石窟題記》（全三卷，與趙莉合編，中西書局2020年11月版）、《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全35冊，與王振芬、孟憲實合編，中華書局2020年10月版）、《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上下冊，與史睿合編，中華書局2021年4月版）等。這些都屬于團隊合作項目，需要經(jīng)年累月的不懈耕耘才能完成。這些成果的集中出版，正體現(xiàn)了榮老師治學的一貫態(tài)度，即“三升齋”這一齋號蘊含的深意。“三升齋”典出《漢書·食貨志》：“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從大學時代開始，榮老師就暗下決心，“勤勉治學成為此后人生的唯一道路與堅持”。（《三升齋隨筆》作者自序）從八十年代至今，榮老師出版有專著17種，主編著作20余種，發(fā)表文章400余篇，在敦煌吐魯番學、西域史、中外關系史、隋唐史等領域多有貢獻，踐行了年輕時立下的志愿，取得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學術成就。

《三升齋續(xù)筆》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問學求索之路”，收入7篇文章，主要談治學的門徑和方法，以及作者早年在荷蘭學習時的見聞；第二部分為“跟著大家讀書”，收入6篇文章，是榮老師閱讀前輩學者的著作而撰寫的心得體會；第三部分為“把握新材料與學界動態(tài)”，收入5篇文章，有論學書札，有熱點話題，還有多門學科的研究動態(tài)。下文筆者就閱讀時受到的啟發(fā)談幾點感想。

一、如何系統(tǒng)讀書

第一部分的7篇文章，有4篇是榮老師對研究生階段前往荷蘭萊頓大學求學生活的追憶，雖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但那是他“迄今為止最難忘、最美好的一段讀書時光，沒有應酬，沒有壓力，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地在書的海洋中暢游，特別是可以看到那么多自己在北京找不到的圖書和文章”（17-18頁）。盡管寫回憶文章已是留學荷蘭十八年以后的事，但作者筆下的文字依然鮮活生動、充滿細節(jié)，描繪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的借閱規(guī)則、書庫的設計，甚至讀過哪些書刊雜志，都如數(shù)家珍、一一道來。而圖書館的“東方寫本與圖書部”，更是作者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這座殿堂是用“學術精英們的著作一層一層壘起來的”。在這里，“那種得以一覽好書佳作的愉快感與滿足感，實在是任何文字所無法形容的”（34頁）。作者筆下，這座殿堂靜謐、莊嚴，“最初置身其中，身邊大師林立，就像是一群考官，在他們面前，自己顯得那般渺小，而且不免有些緊張；兩個多月之后，大量的閱讀滋養(yǎng)著我，為我補充了新的血液，使我逐漸增強了自信心，渾身也充滿了力量，熱切期待著與大師們的對話”（42頁）。這樣的敘述很傳神地描繪出閱讀帶給一位年輕學子的改變，也能使讀者想象到作者讀書時專注和投入的程度。如此專注的閱讀，特別是作者在北大讀書時受導師張廣達先生影響而養(yǎng)成的翻閱新刊的習慣，使得他在萊頓時學術上有豐厚的收獲，同時也帶給他意想不到的回報。這就是他順利通過被戲稱為“巴黎的鴻門宴”的學術交流，在法國同行面前圓滿地解答出了前輩學者的提問，而問題的解答正是得益于他在“東方寫本與圖書部”讀過不久的書刊雜志上發(fā)表的最新研究成果。這樣的經(jīng)歷也使得榮老師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有了成為國際學者的機緣。

此外，還有兩篇文章榮老師回憶了萊頓的博睿書店和它的出版物以及在萊頓逛舊書店的情形。這4篇文章都圍繞讀書來展開，在筆者看來，它們和另外3篇談治學門徑和方法的文章正能互相呼應，也能看出他一貫的治學理念。譬如，全書第一篇《談談治史學的方法》一文寫道：“從新史料和新問題的角度，我們做歷史的有幾個方法：一個是掌握目錄，清理學術史。……第二個方法就是史料的積累。在看學術史的同時，肯定也在讀原始材料，也在讀古書，就是要做史料的積累?！保?-8頁）在萊頓求學期間，榮老師已經(jīng)開始這么做。他在讀了一段時間專刊上的文章后，就開始系統(tǒng)地翻閱“東方寫本與圖書部”的雜志或連續(xù)性的?？??！皬牡谝粋€書架開始，一本一本地過，先看目錄，與我的研究有關的或我感興趣的都隨手制成卡片，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做一張卡片；重要的還會翻開來閱讀一番；更重要的則會拿至一樓復印?！ǔＧ闆r下都是把相關的部分抄在卡片上，或是在卡片上寫摘要?！覕鄶嗬m(xù)續(xù)地在這里翻閱了幾個月的時間，日積月累，所抄的卡片和復印的資料，大約有近千張，這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34-35頁）這段時間的積累，不僅為他隨后在歐洲調查從中國西北地區(qū)流散出去的寫本資料提供了直接的幫助；而且為《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甚至在后來指導學生從事中亞佛教、景教、摩尼教等方面的研究時，還能得益于這些學術研究信息的積累。從中我們能看出系統(tǒng)閱讀、掌握目錄和學術史、做卡片寫摘要的重要性。年輕時就養(yǎng)成這樣的習慣，應該說對以后的學術道路會有長遠而積極的影響。在《學術貴在創(chuàng)新，學術要守規(guī)范》一文中，榮老師也談到積累研究論著目錄的重要性。他用練武功做比喻，強調在研究生階段應當花大量的時間積累學問，研究成果積累得越多，國內的國外的都在體內，哪來的人也打不倒。他自己的做法如前所述，每篇文章每本書都做一個卡片，參加學術會議前一翻卡片就能知道與會者的研究實力。研究敦煌卷子他另做一套論著索引，每個卷子一張卡片，也就掌握了這個卷子全部的學術史。

在榮老師的學術生涯中，他走訪過很多國家，和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有學術交往，特別是他能和歐、美、日本的伊朗學、突厥學、藏學等方面的專家對話，就是因為對他們的學術套路和學術傳承一清二楚，而這些就是從萊頓大學“東方寫本與圖書部”系統(tǒng)讀書開始起步的。這種讀書方法，可以迅速把握學界十年或二十年間對某一問題持續(xù)爭論的全過程，幫助學者厘清這一學術問題及相關資料的脈絡。（37-38頁）2020年11月22日，榮老師應邀在上海志達書店的“悅悅講壇”做“我的讀書經(jīng)驗”的講座，也談到從一份雜志的第一期翻閱到最新一期，在圖書館書架前從第一本翻到最后一本的治學方法。同時他還給出五個建議：讀大家的書，讀最經(jīng)典的書，倒讀，按主題閱讀，集中讀一個人。（講座記錄見2020-12-26澎湃新聞，“我的讀書經(jīng)驗”／榮新江：一本本書翻下去）

二、“大家”的書要精讀

第二部分的6篇文章，主要是榮老師讀大家的書的心得體會，此處的“大家”，當然指大學問家，大學者。6篇中有2篇與陳寅恪先生有關，分別談陳寅恪對敦煌文獻的利用與闡發(fā)，還有陳寅恪的“語文學”。陳寅恪先生對敦煌學的貢獻，榮老師概括為三點：一是明確提出“敦煌學”的概念；二是利用敦煌文獻研究宗教、歷史、文學并關注民族語言文字；三是為敦煌學研究指出宏觀的發(fā)展方向。關于第一點，“敦煌學”的概念雖非寅恪先生最早提出，但從對于學科的影響和實際效果來說，榮老師認為他當之無愧地是“敦煌學”這一學科概念的首創(chuàng)者。第二點則是寅恪先生所撰《陳垣敦煌劫余錄序》反映了他對敦煌學的廣闊視野，其中有一段文字不長，卻將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殘篇故紙”在宗教、歷史、文學及語言方面所具有的學術價值揭示出來，“往往能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利用的是一些具體的材料，而關注的實際上是20世紀初國際東方學的一些大問題”（142頁）。譬如寅恪先生提到的《首羅比丘見月光童子經(jīng)》，是一部已佚重要的疑偽經(jīng)，對于研究中古社會思潮尤其重要，也是反映中國佛教思想的絕好資料。荷蘭漢學家許理和教授在1982年發(fā)表《月光童子：中古中國早期佛教中的彌賽亞主義與末世論》長文（T’oung Pao，LXVIII.1-3），對《首羅比丘經(jīng)》產(chǎn)生的年代和月光童子信仰的救世主和末世論的特性，以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做了透徹的解說，正好是寅恪先生眼力的最好解說。（140頁）第三點，也是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寅恪先生有一段流傳廣遠的文字：“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鼗蛯W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蚨鼗驮谖釃硟?，所出經(jīng)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如何理解這段文字中的新材料和新問題？榮老師將其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作了解釋，也就是必須考慮寅恪先生1926年回國之前在德國柏林大學的求學經(jīng)歷對他的影響。他跟從的老師呂德斯、繆勒等學者，利用新疆古代遺址發(fā)現(xiàn)的梵文、藏文、漢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吐火羅文”（焉耆、龜茲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等新的文獻材料，連同敦煌藏經(jīng)洞新發(fā)現(xiàn)的各種語言的文獻，在西域歷史、佛教東漸史、摩尼教及基督教東傳歷史等領域做出了很多成績，譜寫了許多新的篇章。寅恪先生對此耳熟能詳，并且希望把歐美東方學界利用新材料取得的成果，運用到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中去。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他給“敦煌學”指明了今后發(fā)展的方向，就是利用新材料，探討新問題，推進學術新潮流。（144-145）這一指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榮老師指出，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在不斷地追求新材料，卻忽視了思考新問題。如果把敦煌出土的典籍文書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結合起來，有許多新的問題可以提出，也正是今天跨學科研究的新起點。

“語文學”即Philology，是百年前歐洲東方學中最有成就的學問，亦即上文提到的呂德斯、繆勒等學者解讀中亞等地多種語言文字的出土文獻所用的方法，其來龍去脈和學術方法可參看清華大學沈衛(wèi)榮教授專著《回歸語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有關寅恪先生的“語文學”，也就是他在1927-1930年間發(fā)表的一系列有關各種文本的比較研究的文章，榮老師更是由于系統(tǒng)收集過西方學者有關中亞寫本研究的目錄，而能對他所引用的西人研究成果深入闡發(fā)，揭示其學術價值，從而說明寅恪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指出他和西方學者在研究興趣上的不同。然而寅恪先生的“語文學”，后繼乏人，一直到在海外學習梵文的周一良和兼學梵文與吐火羅文的季羨林回國以后，才得以繼承。這兩位先生是榮老師熟識的長輩，在《才高四海，學貫八書——周一良先生與敦煌學》（收入《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47-66頁）一文中，有幾處談到周先生繼承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衣缽，一是他所開設“佛典翻譯文學”的課程接續(xù)了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設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的課程；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是追隨陳寅恪先生用佛經(jīng)翻譯文學的方法，來處理敦煌發(fā)現(xiàn)的寫本資料；二是“周一良史學”的特征之一，就是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緊密結合，這也是“陳寅恪史學”的特色。蔡鴻生教授把陳寅恪先生考釋詞義時運用的方法稱作“訓詁史學”，認為周一良和楊聯(lián)陞所寫文章在方法論上有暗合之處，即訓詁學與文化史的融合。兩位陳先生的得意門生，把“訓詁史學”發(fā)揚光大了。由此我們能看到學術薪火的傳承，而榮老師也特別注重培養(yǎng)中亞出土古代語言文獻方面的研究人才，鼓勵學生學習梵文、藏文、粟特文、吐火羅文等，正是對“語文學”這一學術傳統(tǒng)的承續(xù)，體現(xiàn)了榮老師的學術使命感和擔當精神。

如何研讀大家的著述？有關陳寅恪的這兩篇文章帶給我們很多啟示。榮老師曾說：“我們那個時代，能出版的書基本也就是大家的書，即便這樣也是有區(qū)分的，有的書讀起來確實有味道。比如陳寅恪的書，雖然很難讀，各種史料看起來很枯燥，但是很有思想，就容易被吸引著不斷地讀，最終讀懂。陳寅恪的很多書我都讀過多遍，而且做了許許多多筆記?！保ā皭倫倛D書”微信公眾號2020年11月26日發(fā)布：一本本書翻下去 | 榮新江教授談讀書經(jīng)歷和心得）反復閱讀和做筆記當然是讀懂讀透一位大家的不二法門，有了足夠的知識儲備還能對重要論著進行詳細的點評和分析，或是撰寫讀書心得及書評。榮老師就曾為《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一文做過箋釋（原載《中西學術名篇精讀·陳寅恪卷》，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將這篇名作置于學術史的脈絡中詳細解讀，為后學者切實把握其價值提供了幫助。此外，通過閱讀還可以了解一位學者治學的不同階段及發(fā)生轉變的具體原因，由此來看這種轉向對學術史的意義。如榮老師將寅恪先生1927年回國任教到1931年作為他治學的第一個階段，在此期間主要研究中印關系和西北史地問題，所處理的材料，主要是敦煌新發(fā)現(xiàn)的內典寫本和俗文學作品，以及梵文、巴利文、藏文及蒙文文獻。第二階段從30年代中期開始，轉向以漢文材料為主的中古史研究，原因是混亂的時局帶來顛沛流離的生活，寅恪先生患上嚴重的眼疾，不便閱讀細小文字所印西文書刊，而中文線裝大字刻本則相對舒適。這一轉變，“對于敦煌學來說，陳寅恪的退出，無疑是一件憾事；對中古史來講，又是一個福音。”（143頁）

第二部分還收入一篇《饒宗頤教授與絲綢之路研究》。在去年出版的《從學與追念》一書中，已收入和饒宗頤教授有關的文章三篇，目錄第一篇即為《饒宗頤教授與敦煌學研究》，還有兩篇是《敦煌：饒宗頤先生學與藝的交匯點》《承繼先哲之業(yè)  開拓學術新涯——追念“通儒”饒宗頤先生的教誨》。榮老師自1991年開始追隨饒先生問學，這四篇文章也寫于不同年份?！娥堊陬U教授與敦煌學研究》發(fā)表于1993年，按照饒先生治敦煌學的時間順序，從道教、文學、樂舞、歷史、語文、書法、繪畫等方面談他如何用敦煌的材料進行研究，以及相關成果對國際漢學界的影響?！抖鼗停吼堊陬U先生學與藝的交匯點》是為慶祝饒先生九十五華誕而作，因研討會在敦煌召開，文章著眼于饒先生對敦煌藝術的熱愛，從敦煌繪畫、敦煌書法和敦煌詞曲及音樂這三方面，進一步闡釋了他的學術研究和藝術創(chuàng)作緊密相關。譬如，饒先生曾寫下“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愿作寫經(jīng)生”的題畫詩，他不僅研究敦煌書法，也根據(jù)敦煌出土的各類書法作品來書寫新作。香港大嶼山的“心經(jīng)簡林”，就是饒先生采用敦煌所見寫經(jīng)書體而創(chuàng)作的一個大手筆?！娥堊陬U教授與絲綢之路研究》是為慶祝饒先生百歲華誕而寫，文章主要歸納總結了饒先生在絲綢之路研究領域的學術成就，特別提示了他對于早期絲路交通、海上絲綢之路、絲路上的文化交流三方面的突出貢獻?！冻欣^先哲之業(yè)  開拓學術新涯——追念“通儒”饒宗頤先生的教誨》寫于2018年2月6日饒先生在香港仙逝當日，文章追憶了作者自1991年8月第一次拜見饒先生以來二十余年間的交游，對饒先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談了幾點感觸，一是饒先生具有家學傳統(tǒng)；二是饒先生對于學術生態(tài)有清醒的認識；三是饒先生治學的特色是走到哪兒，學問做到哪兒；四是饒先生做學問、發(fā)表論文不拘一格，不論什么場合，采用各種方式，文章大大小小，隨手而出，讓學界有應接不暇的感覺；五是饒先生對海外漢學產(chǎn)生過非常大的影響。

這四篇文章體現(xiàn)了榮老師追隨“大家”讀書治學的具體做法。其一，由于饒先生在敦煌學方面的貢獻，榮老師在認識他之前早已特別留意他的著作，游學歐洲、日本時，看到他的大著必購而讀之，因而對于饒先生在敦煌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系統(tǒng)的認知。其二，在跟隨饒先生游學以后，更深入地了解饒先生的家世背景及學術歷程，因而能更好地闡述饒先生的學術貢獻。這也是史家知人論世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其三，對饒先生的知遇之恩傾力回報，幫他編輯過八卷本《法藏敦煌書苑精華》，還有《敦煌曲續(xù)論》、《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等書。其四，隨著治學領域的拓展，對饒先生的學術成就不斷加深認識，從敦煌學走向絲綢之路研究。在榮老師筆下，饒先生“研究方面之廣，無有涯際”，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學問，是一位“通儒”。誠如《榮新江：學緣與學術的養(yǎng)成》（姚崇新著，《中華讀書報》2021年8月5日刊發(fā)）一文所述，“在他看來，饒先生已經(jīng)集舊學新學于一身，集中學西學于一身，集學藝于一身，從未以學科為畛域。”饒先生的學問對榮老師“貫通”的治學理念無疑具有深刻影響。

以上僅以陳寅恪和饒宗頤兩位先生為例，敘述榮老師如何讀他們的著述。本書還收入《困學苦讀記》一文，是2020年疫情期間榮老師讀《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與《傅斯年遺札》的感悟；并有《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典范》一文，是對季羨林先生《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一書的評論；及《姜伯勤先生對絲綢之路研究的貢獻》一文。在《從學與追念》的跋文中，榮老師列出對他有過教誨、幫助、提攜的國內外學者的大名，這些“大家”也都是他閱讀的對象。

三、把握新材料和學界動態(tài)

第三部分的5篇文章，第一篇《柏林通訊錄》是1996年6月至8月榮老師在德國進行訪問研究期間，寫給徐文堪先生有關中亞研究的四則論學書札?！秾W術集林》卷十1997年8月刊發(fā)時，曾加編者按語，介紹了書札寫作的背景及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知道榮老師這次訪問研究，對德國四次吐魯番探險隊所獲漢文文書做了比較徹底的調查，并詳細了解了德國和歐洲各國中亞研究的現(xiàn)狀，得到許多最新學術信息，而且有些情況在世界上屬于首次公布。書札的寫作對象徐文堪先生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在《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工作，治學領域包括西域史、中外交通史與歷史語言學，曾擔任王元化先生主編的《學術集林》的學術助理。這就不難理解這些論學書札寫作和發(fā)表的背景。這些札記主要介紹了印度藝術博物館西域收集品的情況及其陳列方式、多種語言的寫刻本文獻材料之豐富程度，新見該館漢文資料中的重要佛典；還談及整個歐美中亞研究的情況，漢文資料被忽視但研究著作層出不窮，歐美伊朗學、于闐語文獻及突厥學研究的強勁勢頭；還有柏林“吐魯番研究組”的近況及德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吐魯番文獻資料。

第二篇《中國所藏吐魯番文書及其對中古史研究的貢獻》，前面三部分分別介紹了1959—1975年吐魯番出土文書及其整理情況、1975年以后出土的吐魯番文書、黃文弼所獲文書和旅順藏大谷文書的情況，第四部分談敦煌吐魯番文獻的關聯(lián)與互補，第五部分在唐長孺先生講演內容的基礎上，結合1982年以后的研究成果，論述了新出吐魯番文書對中國中古史研究的貢獻，亦即學者們通過新材料獲得的新知。這篇文章原載《敦煌學》第21輯，1998年6月出版。因為涉及敦煌和吐魯番文獻的關系，可以和《三升齋隨筆》所收錄的《期盼“吐魯番學”與“敦煌學”比翼齊飛》一文對照來讀，后者完稿于2007年，原載《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是在作者作為主編之一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出版以后所寫，能看出作者更宏闊的視野和更深入的思考。

第三篇《羅布泊——中國西部探險的熱點話題》，原載《深圳特區(qū)報》1999年6月20日第15版《讀書》。文章以《中國西部探險叢書》第1輯的四本書入手，評述了和羅布泊相關的寫作及出版情況。在一般讀者的認知中，羅布泊神秘莫測，20世紀中后期以來由一個很大的湖泊變成了荒漠，樓蘭古國就在附近，古老的文明被深埋于地下；即使是現(xiàn)場考察過的探險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們，也都沒有解開羅布泊荒漠掩蓋著的謎底。文章指出，在樓蘭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紀念日到來之時，集中發(fā)表中國學者關于羅布泊的地理、歷史、民族的種種看法，不僅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文中回顧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寫作歷程，他們是20世紀初葉考察羅布泊和樓蘭的外國探險家中最有成績的兩位。他們兩人的共同特點是，在完成大部頭的科學考察報告的同時，也撰寫了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的一般讀物。又從《探險叢書》這套書的作者背景出發(fā)，說明這套叢書兼具專業(yè)性和可讀性。

第四篇《中古時期來華胡人墓志研究的新進展》寫作于2010年，從四方面談論了入華粟特人的問題：一、石刻史料的整理與刊布；二、相關石刻史料的調查；三、新出石刻史料對粟特人研究的貢獻；四、關于粟特人的判斷問題。本文第四部分特別針對學術界“泛粟特化”的傾向，提出判斷粟特人的幾個標準，也指出新出石刻史料的增多有助于判別粟特人墓志記載的真實和虛構的部分。正是在對新材料不斷追蹤的基礎上，榮老師才能出版《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等著作。本文能使讀者管中窺豹來看榮老師對中古史研究的貢獻，即“為如何利用新史料研治中古史確立了典范，并開拓了中古史研究的新領域”（沈?。骸丁慈S隨筆〉：榮新江先生的史學思想》，《中華讀書報》2021年2月23日）。

第五篇《長安學與敦煌學》寫作于2014年，是繼2003年《關于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一文提出要建立“長安學”之后，對“敦煌學”和“長安學”的關系所進行的詳細論說。從本文能看出榮老師如何將長安與敦煌的文獻進行互補：一是利用兩《唐書》《資治通鑒》《唐六典》《唐會要》等和王朝政治史、制度史密切相關的長安文獻，來構筑敦煌歷史的總體發(fā)展面貌，運用敦煌文獻，來補充長安歷史的細節(jié)層面；二是對比傳世史料、出土墓志、敦煌文書，對同類史事加以研究，從中體會不同史料對于同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以及三類史料最終給予我們的歷史面貌；三是有關佛教寺院的研究，除了傳世的佛教傳記和長安保存的寺院碑刻能夠了解佛教教學和宗教思想的情形，還可以利用敦煌保存的大量寺院文書，來了解唐朝下層僧侶的思想、推擬長安寺院的社會生活及其教育功能，以及長安佛寺作為大眾娛樂場所的世俗化情境；四是除了從傳世史料和長安出土的墓志來增補長安坊里的人物宅第以外，敦煌和吐魯番出土的文書能增加我們對長安坊里生活的認識，補充長安歷史的一些細節(jié)；五是敦煌文獻中保存的抄本時代書籍的原本形式，可以讓我們知道長安書籍的主體面貌；六是敦煌石窟保存的雕塑和繪畫，可以部分復原長安寺院壁畫中的尊像、經(jīng)變、佛傳等畫作，壁畫中的建筑形象，也可以作為復原、模擬長安地面建筑景象的參考。以上六點，正體現(xiàn)了榮老師研究敦煌吐魯番的同時，把具體的、細節(jié)性的材料，放在歷史發(fā)展的大框架下進行思考的治學方法和特征，也正是秉承田余慶先生“立足中原”的教誨和治學理念的體現(xiàn)。

系統(tǒng)讀書、全面掌握學術史，認真研讀大學者的著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走，追蹤新材料、及時掌握學界動態(tài)，正是本書三部分內容所提示的讀書和治學的路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