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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金晶:歷史的可視與可視的歷史

在一個學術全球化的時代里,幻想能有一套完全的中國詞匯來談中國古代的東西,已經是不現(xiàn)實的,運用西方藝術概念來分析中國古代藝術,并不意味著喪失學術獨立性的人云亦云。

文/許金晶(獨立書評人)

許金晶:歷史的可視與可視的歷史

藝術史研究者、策展人巫鴻

巫鴻是世界知名的藝術史研究者、批評家和策展人,他的主要學術方向包括中國古代藝術和現(xiàn)當代藝術這兩個層面,前者有《武梁祠》《廢墟的故事》等代表作,后者也有《作品與現(xiàn)場》《走自己的路》等引發(fā)廣泛討論與爭鳴的論著。如果說巫鴻的兩個主要學術方向,主要是按照時間序列來區(qū)分的話,那么這本《全球景觀中的中國古代藝術》的研究志趣,則兼顧時間性和空間性這樣兩個層面的界定。在筆者看來,這本小書的書名及其內容指向,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層面的意思:

許金晶:歷史的可視與可視的歷史

《全球景觀中的中國古代藝術》,巫鴻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7-01

首先,本書所探討的中國古代藝術,并非是就中國論中國的普通地域藝術史的探討,而是始終把中國古代藝術,置身于全球藝術史的大背景之下,從歷史性和比較性這兩個層面加以考量與分析。所謂歷史性的分析方法,是以歷史個案為基礎,沿時間和地域這兩個維度探尋藝術的發(fā)展,其目的在于發(fā)掘不同文化與藝術傳統(tǒng)的實際接觸(第5頁);所謂比較性的分析方法,并不是簡單地對不同地域的藝術傳統(tǒng)進行比較,而是著重于建立一個美術史的“全球視野”(第6頁),對于中國古代藝術的任何評價與分析,都要從這一“全球視野”的角度進行。例如書中第一講里,作者分析了埃及、印度和巴比倫古代建筑所具備的三大共同特點——可視性、永久性、紀念性(第24頁),然后轉而跟中國古代建筑不強調可視性和永久性的特點來做對比,得出了中國的權力追求“深藏不露”的特點(第25頁)。在這段分析當中,上述歷史性與比較性的方法均得到運用。

許金晶:歷史的可視與可視的歷史

其次,本書既然冠以“中國古代藝術”這樣的書名,就意味著其分析,并不是類似傳統(tǒng)的中國美術通史那樣,將“中國美術”分為書畫、雕塑、器物、工藝等專項分別加以論述(第3頁),而是將上述專項融合為“古代藝術”這樣一個強調視覺性的整體,從整體性的角度,分析藝術作品背后的文化和藝術傳統(tǒng)。這種分析方法,跟同屬“光華人文杰出學者講座叢書”的邢義田先生的《立體的歷史》一書相比,有異曲同工之妙。邢先生在書中提出:中國古代史研究在注重文字材料之外,應該強化對于圖像等視覺材料的搜集、運用與分析,在這里面,圖像、雕塑等藝術作品,是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素材而存在。而在巫鴻先生的書里,他強調的則更多是要研究上述共同具備視覺效應的藝術作品的歷史。如果我們把邢先生的思路概括為“歷史的可視”的話,那么巫鴻先生關注的,則更多傾向于“可視的歷史”。而無論是“歷史的可視”還是“可視的歷史”,兩位先生所共同強調的,都是要把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放置在整個全球變遷的宏觀歷史視野中去考量。這種時間與空間綜合化的全球視角,是非常值得國內的藝術史和歷史研究者借鑒的。

事實上,“可視的歷史”與“歷史的可視”這兩種分析路徑,在巫鴻先生的這本小書里是并存的。比如在第三講分析中國古代名畫《韓熙載夜宴圖》時,巫鴻便強調這種“相互銜接的空間單元構成長篇畫卷”的方式,在中國繪畫史乃至世界繪畫史當中,都具有突出地位(第166頁),這種帶有時空縱深感的“可視的歷史”分析,讓人耳目一新。而到了第四講中,巫鴻先生轉而大談山水畫的文化與思想意義(第212頁),甚至以郭熙的《早春圖》為例,分析其中蘊含的宋人的等級結構觀念(第233頁)。在這里,山水畫似乎又成為了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的重要素材,以畫作為研究課題,分析時人的思想觀念與社會變遷,這種“歷史的可視”,又與邢義田先生在《立體的歷史》一書中的分析,形成了完美的呼應。

許金晶:歷史的可視與可視的歷史

許金晶:歷史的可視與可視的歷史

許金晶:歷史的可視與可視的歷史

韓熙載夜宴圖,以空間銜接的繪畫長卷

最后,本書既然強調全球視野,所不可避免帶來的,就是用大量西方藝術的理論與概念,來重新考量和分析中國古代藝術作品。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可視性、永久性、紀念性,就是組成“紀念碑性”的三大要素(第24頁),而諸如“紀念碑性”、“廢墟”、“聚焦化”(第180頁)等西方藝術概念,在這本書里,都反復被運用到對于中國古代藝術作品的分析當中。這樣的分析手法,自然會被部分讀者指責為生搬硬套、缺乏學術主體性意識;對此,巫鴻先生的回應是:在一個學術全球化的時代里,“幻想能有一套完全的中國詞匯來談中國古代的東西,已經是不現(xiàn)實的”(第274頁)。然而運用西方藝術概念來分析中國古代藝術,并不意味著就是喪失學術獨立性的“人云亦云”。相反,巫鴻先生在對夏商周器物進行分析時,就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中國古代器物存在之于“生產”和之于“禮制”的雙線發(fā)展導向(第43-44頁),進而對西方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的生產導向的單線社會的理論(第41-42頁),提出了質疑與補充。這段分析,讓人印象深刻。

總之,巫鴻先生的這本小書,無論是對于藝術史的研究者與愛好者,還是人文社科各個領域的學者與讀者,乃至“不從學科角度出發(fā)而愛好藝術和文物”(第1頁)的讀者來說,相信都會有所裨益。(文/許金晶;本文系騰訊文化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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