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有一班“神秘的東方列車”從北京出發(fā)去往莫斯科——K3列車。坐上它，你將用上32個小時橫穿西伯利亞平原，據說每天睡去和醒來時都是完全不同的景色。K3列車如今進入了越來越多背包客的旅行清單，而來自西伯利亞的文字，也從凍土莽原中蘇醒，吸引更多人駐足凝視。
他，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是西伯利亞之子。西伯利亞謎一般的原始森林，奔突不息的葉尼塞河與靜謐的冰雪凍土，給了他一顆感應自然音色和光譜的纖細之心。這個探討大自然與俄羅斯民族心靈的人，曾與拉斯普京一道被稱為“最純粹”的兩個俄羅斯作家。他1924年出生于西伯利亞，在其一生的代表作《魚王》和《樹號》中，一遍遍描繪著這片北極圈邊緣地帶的森林和葉尼塞河，以及在那里的外來者和原住民的生活足跡。
1976年，《魚王》首次在俄國出版，作者1996年說這本書“已經在俄羅斯和國外再版了兩百次”，1982年，漢譯單行本的《魚王》在中國出版，作家王小波把這本書列入個人閱讀中“不可多得的好書”。而今，上世紀80年代那股譯介和閱讀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是否已經遠去？我們并不知道答案，但有一點還可以讓人精神一振——35年后的今天，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復活了，一同回歸的還有《樹號》——一本收集作家在文學莽林中探索記號的散文集。
阿斯塔菲耶夫執(zhí)著探索人生的真諦和大自然的奧秘，在《魚王》這本“集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抒情散文、道德議論為一體”（王小波語）的小說里，生與死，善與惡，懺悔與救贖，自然與人，這些俄羅斯文學中核心的主題一再出現(xiàn)。阿斯塔菲耶夫雖繼承了俄羅斯抒情傳統(tǒng)，卻也吸收了20世紀西方現(xiàn)代小說的藝術精華，但其根本的創(chuàng)作價值卻被認為是他的道德激情。
上世紀70年代以后，蘇聯(lián)文學從關注英雄主義和戰(zhàn)爭題材轉向對更深層人性的挖掘，尤其體現(xiàn)在對人的道德觀的思辨，阿斯塔菲耶夫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將具有自傳性質的故事根植在廣袤的西伯利亞平原，在自然和人的相處中，他目睹了人在掠奪自然時是如何喪失了人性。
《魚王》里那些注重心靈體驗的文字，仿佛是自然在訴說自己的秘密。阿斯塔菲耶夫憂傷地凝視自然，他說“我們熱愛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們的痛苦?！彼噲D告訴世界，人如何面對自然，就如何面對自我。
在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日趨惡化的情境下，從西方到東方，自然文學的魅力越發(fā)凸顯。俄羅斯文學傳統(tǒng)中，一直深藏著人與自然的命題。這一次，讓我們借助《魚王》的歸來，從阿斯塔菲耶夫的眼睛里，凝視大自然的憂傷。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
維克托·彼得洛維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蘇俄著名小說家、散文家，20世紀下半葉俄羅斯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一個農民家庭，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經歷，被認為繼承了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和巴烏斯托夫斯基的自然文學傳統(tǒng)，并創(chuàng)造出將小說、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熔于一爐的獨特風格。代表作有《魚王》《樹號》《牧童和牧女》《最后一次鞠躬》等。
上世紀80年代，封閉已久的國人對譯介而來的外國文學作品如饑似渴，俄羅斯文學亦迎來了一個譯介和閱讀的黃金時代。俄羅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說《魚王》，也許就是那個黃金時代的遺珠。
1982年，《魚王》漢譯單行本在中國出版，作家王小波愛不釋手，他說，“世間一切書中，我偏愛經過一番搏斗才寫成者，哪怕是小說也不例外。這種書的出現(xiàn)，是作家對自己的勝利，是后輩作家對先輩作家的勝利，是新出的書對已有的書的勝利”，他將《魚王》列入個人閱讀中“不可多得的好書”。然而，這位“魚王”卻是經歷了一番歷險波折，才迎來了今天的“復活”。
《魚王》問世：來自一位“釣魚人”的問候
1976年，長篇小說《魚王》首次在俄羅斯出版。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蘇聯(lián)文學開始“解凍”，到70年代時，文學創(chuàng)作趨向轉了個“大彎”——從探索時代、戰(zhàn)爭等宏大主題轉向挖掘人的精神世界，著重思考生活本身的道德意義。在此新舊交替之際，來自西伯利亞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成了俄國文壇最耀眼的“后起之秀”。
如果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里講述哥薩克民族的故事，普希金沿著伏爾加河找尋斯拉夫人的詩魂，屠格涅夫迷失于灰暗白樺林中俄國獵人細碎的憂傷，那么阿斯塔菲耶夫，這位俄國“外省”作家，則畢生都徘徊在家鄉(xiāng)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流域，不厭其煩地講述那片接近北極圈的荒原凍土地帶上人們的真實生活，追索大自然和俄國民族的心靈。
國內首個《魚王》譯本，1982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是結集了八位譯者的經典譯本。
1924年，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西伯利亞一個農民家庭，上過六年學，在保育院度過少年時代，參加過衛(wèi)國戰(zhàn)爭，也做過鉗工、鑄工等多種技工。50年代開始發(fā)表作品，60年代成名，70年代享譽文壇，因其作品主要反映鄉(xiāng)村和道德主題，被歸為“農村散文”或“道德-哲理”派作家。
《魚王》一書是體現(xiàn)作家創(chuàng)作個性最充分的作品，這部由13篇中短篇故事組成的長篇小說，取材于作家在西伯利亞的真實經歷，講述葉尼塞河流域的原住民和外來者的生活，集中體現(xiàn)了作家的道德觀。在《魚王》《達姆卡》《白色群山的夢》等系列中，作家思考自然和人、生與死、善與美的問題，多次表達了這樣的主題：誰在傷害自然，誰就在傷害人性。
這本書在蘇聯(lián)首版后獲蘇聯(lián)國家文學獎，蘇聯(lián)國內報刊上圍繞《魚王》掀起了熱烈討論，阿斯塔菲耶夫被譽為“俄羅斯心靈的表達者”。
《魚王》最新譯本
作者：（俄）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譯者：夏仲翼 等
版本：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年4月
全書由十三個內容相對獨立的“敘事短篇小說”組成，全部圍繞著人與自然的關系，細致地描繪了神秘的西伯利亞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們，他們關于生活的沉思。
然而，作家本人卻不喜歡這本書。《魚王》的寫作歷程步履維艱，問世更困難，據阿斯塔菲耶夫回憶，“那時由于創(chuàng)作和校對手稿過于勞累”，他病倒住進醫(yī)院。“但即使在醫(yī)院里我也沒有逃脫掉這倒霉‘魚王’的糾纏”，他被編輯在電話里頻繁地催促協(xié)調和補寫段落，到半夜兩點鐘“還在通過電話‘創(chuàng)作’”。作品得獎后，他的寫字臺堆滿了來自出版界和評論界的贊揚信件，其作品的首位鑒賞者，他的妻子談起《魚王》時卻說：“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寫的是什么！”（見《最珍貴的稿酬》，收錄進散文集《樹號》）
《魚王》問世后的某年十一月，他遷居回西伯利亞，獨自和葉尼塞河天寒地凍的冷峭相處。一日歸家，發(fā)現(xiàn)“門把手上掛著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幾條魚和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送給《魚王》作者。釣魚人。”沒有署名。
這張紙條讓他“感到淚水開始濕潤眼睛”，立刻決定邀請朋友來品嘗魚湯?！斑@是多么鮮美的魚湯??！”阿斯塔菲耶夫需要的，一直是普通讀者。
《魚王》“翻身”：俄國文學回歸文學本身
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對多數中國讀者來說，《魚王》是阿斯塔菲耶夫的名片。早在1979年《外國文藝》第五期，就選登了《魚王》中兩個短篇的譯文——《在黃金暗礁附近》（夏仲翼譯）、《魚王》（張介眉譯）。198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首個譯本，這是結集了八位譯者的經典譯本。讀者對這本書的了解，也許大多來自王小波的文章《掩卷：〈魚王〉讀后》。盡管王小波說“其中的道德思辨叫我頭疼”，然而“世間一切書中，我偏愛經過一番搏斗才寫成者，哪怕是小說也不例外”，在文末他將《魚王》列入個人閱讀中“不可多得的好書”。
《魚王》甚至直接影響了一批中國青年作家的文學之路。藏族作家阿來稱阿斯塔菲耶夫是他的“精神之父”，“其實我寫小說最早是受到《魚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響”。阿來著有自然文學三部曲“山珍三部”，他在早年的創(chuàng)作中，比如短篇《已經消失的森林》在主題上和《魚王》相似，都表達了人類對自然的掠奪會產生精神意義上的惡果。
《魚王》插畫。作者：奧列格·米哈伊洛夫
山東作家張煒對《魚王》的道德主題更為關注，他曾贊嘆《魚王》“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tǒng)強有力地援助了它，它繼續(xù)了它的余音，讓其在凍土帶上久久環(huán)繞”。張煒的部分早期作品如《九月寓言》《海邊的風》同樣關注人與自然的動態(tài)平衡中體現(xiàn)的道德問題。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來說，雖然他只讀過該書中的兩章，卻能記住《魚王》結尾大段關于時代特點的講述，且多次在自己的演講中引用，比如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莫言說：“我只記得他那里面寫‘這是建設的年代，也是破壞的年代；這是在土地上播種農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農作物的年代；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縫紉的年代；這是戰(zhàn)爭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保ā斑@是建設的年代，也是破壞的年代”是莫言自己的發(fā)揮。）
《魚王》是阿斯塔菲耶夫少數被翻譯成英語的作品，1996年已經在俄羅斯和國外再版了兩百次。1997年，繼上海譯文版的《魚王》過去15年后，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了新版本。這之后又過了四年，阿斯塔菲耶夫因中風去世。
王小波雖然在當年曾寫下“從初讀《魚王》到這次再讀《魚王》，盡管已有六年左右，我對它的興趣并未減退”，然而他恐怕并不知道，當年自己的那本《魚王》，是未經正版授權的書。而今《魚王》的作者離開我們已經16年，翻譯和閱讀俄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似乎也已經遠去，有多少年輕讀者還知道《魚王》？
是時候做一本新的《魚王》了。李恒嘉是出版機構“理想國”的策劃編輯，兩年前推出被歐美書界譽為“當代的《戰(zhàn)爭與和平》”的《生活與命運》（俄國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著）后，一直想繼續(xù)挖掘那些“被遺忘而又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厚厚的《魚王》進入了她的視線。
決定重新出版后，她通過俄語專家的協(xié)助，聯(lián)系到阿斯塔菲耶夫家鄉(xiāng)奧夫相卡鎮(zhèn)圖書館，并輾轉得到了其版權所有人孫子維克托和孫女波利娜的聯(lián)系方式，幾次郵件往返后三方簽訂了授權合約。但譯稿的授權依然讓人發(fā)愁。當年八位譯者而今四散各地，都已是“八零后”老人。李恒嘉“從北京到上海，數十個電話和郵件”，跑北大，奔滬上，終于找齊了譯者。
左：《魚王》俄文版封面；中：《樹號》俄文版封面；右：《魚王》英文版封面。
八人中，翻譯家夏仲翼和高俐敏夫婦、張介眉在上海，另有三人退休后住在北大——以翻譯萊蒙托夫、葉賽寧詩歌而著稱的顧蘊璞，剛剛完成新版帕斯捷爾納克詩集的出版；李毓榛曾任北大俄語系主任，一生奮斗在俄國文學史的教學一線；而杜奉真則一直保留著她的舊版《魚王》，里面用纖細工整的字體標記了諸多需要修訂之處。
遺憾的是，譯者肖章始終失聯(lián)，而翻譯《漁夫格羅霍塔洛》和《鮑加尼達村的魚湯》的石枕川已經去世，所幸編輯從他的兒子那里拿到了授權。此外，阿斯塔菲耶夫于1990年在《魚王》中補上的一篇《沒心沒肺》，并未收錄在上譯版和百花版中，這次也請北大出版社外語部的張冰補譯了。
今天看見的新版《魚王》，600多頁，厚達40毫米，新讀者可直接一窺“全魚”，老讀者從此補上失落的一角。然而，在長篇小說閱讀式微的新媒體時代，究竟有多少人會耐著性子讀它呢？
李恒嘉并不悲觀，“很多讀者在豆瓣和理想國的后臺留言，說起上世紀80年代他們第一次讀到此書的社會環(huán)境和個人記憶”。而新一代讀者也并未如預想中那樣生疏。2003年就讀中文系的吳劍文說，“《魚王》是繼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后，最讓我感動的俄羅斯之‘詩’，”，他當年意外得到上譯版《魚王》，“是我大學時代最美好的閱讀收獲”，“寫出了俄羅斯的苦難與壯美，人在天地間的渺小與尊嚴。阿斯塔菲耶夫是‘大地之子’，他不需要典故以炫博學，不需要修辭以示文采。如果說文學是人學，那么阿斯塔菲耶夫的世界，比人的世界大?！?/p>
劉文飛對《魚王》乃至俄國文學在中國的閱讀狀況，從來沒有悲觀過，他認為經過了中國百年三次譯介作品閱讀的浪潮，而今已經進入一個真正的“文學接受時代”，“從前的三次浪潮，對俄羅斯文學的接受都是非審美、不正常的方式，現(xiàn)在閱讀個性化了，俄國文學回到了文學本身?！痹谒磥?，現(xiàn)在如果有人去讀《魚王》，一定是源于對文學的愛。（文/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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