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新女性”的信仰式愛情

【編者按】通過探討女作家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記》和她與戀人馮雪峰的兩封情書，杭蘇紅試圖說明“民國新女性”的愛情觀包含的必要因素——喚起身體欲望、對新世界的渴望以及對崇高精神的向往。而三者之中，精神信仰是決定性的?！案锩叛?愛情”的組合，無疑是那個時代的獨特產(chǎn)物。

文學史上，這一時期“革命加戀愛”模式的文學文本的出現(xiàn)，足以說明革命與戀愛對人心的激蕩。不過，對于愛情與革命信仰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我們?nèi)匀蝗狈ψ銐虻牧私?。對于新女性來說，為什么愛情需要政治信仰的支撐？這種信仰式的愛情又為什么難以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中長久維持？

研究五四新女性的愛情觀念與實踐，既讓我們看到了女性在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變革的過程中，通過“偉大愛情”追求“人生向上”的努力，同時，也看到了在信仰式愛情觀影響下的兩性共同體狀態(tài)的不穩(wěn)定性。

01

1927年，伴隨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發(fā)生，中國南方的革命形勢急劇變化。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冬天，23歲的丁玲在北京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

這篇小說于次年發(fā)表于《小說月報》，一經(jīng)發(fā)表，立即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篇小說以日記體的形式，講述了女主人公莎菲愛上了一個新加坡留學生凌吉士，后又厭惡其沒有精神追求、因而離開的故事。

這篇小說對女性欲望的大膽描寫，以及文章不自覺地顯現(xiàn)出的頹廢與虛無，與丁玲中后期更關(guān)注無產(chǎn)階級與革命的作品在風格上存在很大差異。

丁玲

據(jù)丁玲回憶，這篇小說是在兩周的時間里寫出來的，這也意味著這個故事在她的腦海中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很長時間的醞釀。就像她后來回憶時談到的，莎菲那些有關(guān)愛情、女性欲望、精神戀愛的自白，實際上反映了那個時代女性的迷茫心理。

三十年代的評論者曾感慨，這篇小說女主角的“愛的見解，是異常的深刻，而為此刻以前的作家們所體會不到的”。這種“異常的深刻”的“愛情觀”反映了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愛情是民國史上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民國這樣，如此多的知識分子相信婚姻和家庭終將消亡，同時另一方面，極度推崇“愛情”對于人生的重大意義與價值。

茅盾曾說，“愛情是偉大的……愛情是和宗教信仰一般，有轉(zhuǎn)移個人生活的力量”，這無疑吐露了一代人的心聲。被神圣化的愛情成了新青年的“養(yǎng)料”和“精神支柱”，而偉大愛情的不可得，則成為年輕人“煩悶”的原因之一。

我把丁玲的愛情觀歸類于“新女性”這樣一個群體，這一稱謂興起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她們是成長于五四時期、受啟蒙思想影響的一批女性，大多經(jīng)歷過“離家”“學校生活”，試圖在都市中自立，有著很強的獨立意識與奮斗愿望。

舉幾個例子：

1920年，湖南籍留法女性向警予和愛人蔡和森拋棄傳統(tǒng)婚禮與法定的結(jié)婚手續(xù)，因革命志向相投結(jié)成新式的“向蔡同盟”。向警予在給父母的信中也格外強調(diào)兩人的“志趨沒有一點不同”。

1923年，另一位被稱為“反封建斗士”的新女性褚問鵑，在報紙上看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競生“也在與封建勢力搏戰(zhàn)，社會上對他攻擊得非常猛烈”，心生相惜之感而最終“墮入情網(wǎng)”。

從這些對愛情雙方志趣一致的追求中，我們可以看出新女性眼中的愛情實際上寄托了一種新的兩性生活方式：既能滿足個體在情感與生理方面的自然需求，同時又能促進雙方在精神與思想上的共同發(fā)展。

《莎菲女士的日記》由主人公莎菲的日記構(gòu)成。在小說開篇不久，愛情就發(fā)生了。一直處于不安、空虛中的女主人公莎菲，面對一個突然出現(xiàn)的南洋留學生凌吉士，陷入了迷戀。這種迷戀具有兩個層面的意涵。首先是對凌吉士“頎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軟的頭發(fā)”的迷戀，是擁抱和親吻的渴望。

就像大多數(shù)研究者所指出的，身體欲望是這篇小說十分醒目的元素。除了對異性身體的本能欲望，在莎菲對凌吉士的迷戀中，還有著另外一層極易被忽視的內(nèi)涵，即對凌吉士“儀態(tài)”的迷戀。莎菲曾這樣陳述欲愛與儀態(tài)之愛之間的差異：

固然，他的頎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軟的頭發(fā)，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但他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捉不到的豐儀來煽動你的心。

這種“說不出、捉不到的豐儀”顯然更撩動莎菲的內(nèi)心。當她問凌吉士名字時，后者以“不急遽的態(tài)度遞過那只擎有名片的手來”。莎菲正是在這一細節(jié)中，感受到一種因“高貴”的“豐儀”而形成的“男子的美”。

西方/歐洲/白種人的屬性，固然是凌吉士身上非常重要的特性。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凌吉士就成了“西方現(xiàn)代世界”的符號代表，更不意味著莎菲的愛慕是一種對確定的“西方現(xiàn)代世界”的愛慕。雖然伴隨著凌吉士出現(xiàn)的是名片、網(wǎng)球這些現(xiàn)代西方世界的物品；但對于莎菲來說，她聯(lián)想到的核心形象是“歐洲中古的騎士風度”。

這無疑是一個更加遙遠的、存在于主觀幻想中的形象。因而，凌吉士象征的更有可能是一個混雜的、不確定的、想象性的“新世界”，它至少混雜著西方現(xiàn)代性、歐洲中古，還有作為東方人（南洋留學生）的諸多屬性。每一種新的屬性實際上都是小說開篇莎菲厭煩的“周遭世界”所缺乏的。也就是說，凌吉士這個人物想要傳達的意涵或許并不是簡單的“中西對立”，反而是“對新世界的渴望”這一從小說開篇就極力刻畫的狀態(tài)。

在小說的開篇，莎菲對周遭的一切，比如刮風、看報、伙計的聲音、過分安靜都感到厭煩，無法自處。她自嘆道“我寧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滿足；只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我太遠了”。對周遭沉悶的日常生活的厭煩，使她迫切需要新的事物和新的環(huán)境。而凌吉士的到來正代表了一個新的世界。

當莎菲的迷戀達到高潮時，小說情節(jié)戲劇性地產(chǎn)生了突變——莎菲發(fā)現(xiàn)了凌吉士精神的貧乏、思想的“可憐”，對其產(chǎn)生了鄙視和厭惡。

在她看來，凌吉士只需要“金錢”，所有的志趣也只不過是“演講辯論會、網(wǎng)球比賽，留學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因而，雖然在情欲的層面仍然無法抑制內(nèi)心的沖動，但她十分鄙視和厭惡這個無法進行精神溝通的人，并最終選擇了離開。

從最開始的迷戀到最終的厭惡與離開，小說情節(jié)的這種突變，恰恰反映了對于莎菲來說，“精神層面的溝通”是構(gòu)成一個理想愛人的最重要特性；同時，這也說明莎菲是一個對人生“有所追求”的人。小說開篇所展現(xiàn)的她的“不安”，不只是表面上的“趨新厭舊”，實際上有著對一般生活更深層次的不滿與批判。

對愛情精神維度的追求，是伴隨著肯定欲愛同時出現(xiàn)的。曾在民國思想界引起很大反響的愛倫凱“靈肉一致”說，就曾提出：戀愛雙方既要滿足相互的肉體性欲需求，也要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統(tǒng)一，從而實現(xiàn)兩性共同體最偉大的價值和意義。

可是，在民國時期新舊交融、主義紛雜的環(huán)境下，“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統(tǒng)一”并不容易實現(xiàn)。這里有關(guān)愛情的精神性維度的提法，并不只是“性格相近、愛好相同”之類日常性情的匹配度，而是一個有關(guān)個體間精神深度是否統(tǒng)一的問題。

在一個人格深淵向另一個深淵的眺望中，能否達成思想的理解與統(tǒng)一，成了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是否能夠被冠以“愛情”這一稱呼的決定性條件。莎菲在身體、儀態(tài)層面對凌吉士產(chǎn)生的迷戀和“愛意”不可謂不濃烈，但是正是凌吉士思想的平庸與世俗，讓莎菲感到厭惡，既厭惡凌吉士，同時也厭惡愛上凌吉士的自我。

這也正是“偉大的愛情”之不可得的原因：對共同體雙方思想統(tǒng)一性的要求，超越了日常生活層面的兩性關(guān)系。它既需要雙方對自我的思想與靈魂有所自覺，同時也需要對對方的思想與靈魂進行不斷的審視。而對于絕大部分個體來說，他們并沒有能力時刻對自我與他人進行清明的了解與判斷。因而，就不得不使用感覺、想象乃至幻想。

莎菲對凌吉士的不滿即源于這種精神深度的不匹配。在現(xiàn)有的解讀中，主要將“不滿”解讀為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厭惡。同樣，她和老實人葦?shù)苤g無法產(chǎn)生愛情，也是因為兩人精神深度的不匹配。

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總愿意有那么一個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么？”沒有思想的理解和統(tǒng)一，他人給予的“愛”便只是愛，無法發(fā)展為“偉大的愛情”。

可是，在否定了凌吉士、葦?shù)苓@樣的男性后，對于莎菲來說，愛人到底是怎樣的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又不得不反身自問，莎菲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在否定了凌吉士身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否定了葦?shù)艽淼钠接沟娜粘Ｊ缴睿茖で蟮氖且环N怎樣的生活呢？這篇小說沒能給出回答，或者說當時的丁玲沒能給出答案。

電影《黃金時代》中的丁玲和蕭軍

02

可是，在寫完《莎菲女士的日記》后，丁玲遇到了一個人，她與這個人的關(guān)系中，似乎給出了一種答案。我們甚至可以說，《莎菲女士的日記》與這個人——馮雪峰，有著一種潛在的關(guān)聯(lián)性。用丁玲自己的話就是：“1927 年的冬天我在北京，《莎菲》寄走了，馮雪峰來了”。

在丁玲看來，馮雪峰象征了精神之愛。對于兩人曾經(jīng)的這段感情，雖然一向謹慎嚴肅的馮雪峰很少談起，但是丁玲并不曾刻意隱瞞，有好幾次談到，并且，還有兩封意外披露的情書為證。

雖然丁玲的個人敘述很有可能美化、重塑了她與馮雪峰的關(guān)系，但這些敘述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對一種精神性愛情的強烈渴望。兩人相逢時，丁玲在北平和男友胡也頻住在一起，兩人當時都是不怎么出名的小作家，過著平靜安穩(wěn)的小日子。

丁玲后來稱自己當時與胡也頻的關(guān)系是“住在一塊，但是還不是夫妻關(guān)系”，保持著“你要有了愛人你就走，我要有了愛人我就走”的自由。她對這位男友的評價是“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卻又好似“毫未經(jīng)過雕琢的璞玉”。

從他們當時的好友沈從文寫的《憶丁玲》一書中，我們也能看出，胡也頻能夠給予丁玲陪伴，但是似乎缺乏一種類似激情的東西。而與胡也頻相比，丁玲稱自己在馮雪峰身上發(fā)現(xiàn)了“真正的偉大的愛情”，稱這是她真正愛過的唯一的男人。為了和馮雪峰在一起，她甚至做好了離開胡也頻的心理準備。那么，在丁玲看來，這一偉大愛情到底有著何種特質(zhì)呢？

和自詡為“摩登女子”的年輕丁玲相比，馮雪峰并不是一個身體和儀態(tài)上吸引人的人。丁玲曾稱他是“鄉(xiāng)巴佬”，并且“長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頻還窮”，“是一個笨拙的農(nóng)村型的人”。這一敘述與現(xiàn)實情況之間應(yīng)該出入不大，馮雪峰雖然在詩歌、俄國文學方面頗有才華，但是他出身于浙江義烏的農(nóng)民家庭，從小就“下地干各種繁重的農(nóng)活”。并且，丁玲與馮雪峰的現(xiàn)實交往時間并不長，只有三個月。

按照丁玲的說法，這三個月中，他們并未像情侶一樣陷入狂熱的愛戀，只是偶爾背著胡也頻出去聊天，在交談中感受著精神的愉悅。

隨著“愛情”這一西方舶來物的出現(xiàn)，民國時期的新式女性開始對其展開了熱烈的追求，但她們并沒有完全沉醉于愛情所帶來的欲望之境，而是更傾向于去追求那些偉大的、激蕩靈魂的崇高精神，以及以此為基礎(chǔ)的相互理解與思想統(tǒng)一。

其中，對于社會的關(guān)注成為這個時代女性的主要關(guān)懷。比如，丁玲雖然是以大膽、都市、浪漫的新女性作家身份出現(xiàn)在文壇，但她還有著另外一個面向：對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有著很強的參與意愿。

受其母親的影響，丁玲從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與共產(chǎn)黨員向警予（丁玲母親的結(jié)拜姐妹）相識，參加過共產(chǎn)黨創(chuàng)辦的平民女校，后來又在上海大學旁聽課程、參加勞工運動。

在北京時，還參加過 1926 年北京學生圍攻教育總長章士釗宅府的學潮。雖然她一開始對黨派確實存在一些顧慮，似乎更加崇尚個體自由，但是她并不是一個只關(guān)心戀愛問題的作家，她對社會前途、青年發(fā)展、政治環(huán)境這些更宏大的公共性問題也有著相當?shù)年P(guān)注。

1923年丁玲與母親在湖南常德

因而，在寫作《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這些早期作品的同時，她就對這些作品中不自覺地透露的傷感、迷茫的氣息懷有很深的疑慮。她在192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在黑暗中》之中，曾坦言自己不愿只寫這樣的作品。她認為這只是“淺薄感傷主義者最易于了解的感慨”，青年們不會從中得到好的影響。因而，她懇請讀者進行最嚴厲的批評。

對于男友胡也頻來說，她也似乎只是一個“非常懂得戀愛心理”的女作家。對此，她不由地感慨自己三年來“都是在一種寂寞中從事于寫作”。而馮雪峰卻理解她的擔憂與精神困境，并且從自身信仰的共產(chǎn)主義出發(fā)，對丁玲在小說中呈現(xiàn)出的軟弱性、虛無性進行嚴肅且堅定的批評。

比如，在讀完《莎菲女士日記》后，他給丁玲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讀完小說后哭了，在給予這篇小說極高評價的同時，他嚴肅地指出“你這個小說，是要不得的！”，“是帶著虛無主義傾向的”。他以“一個共產(chǎn)黨員，滿懷著對世界的光明的希望，覺得‘莎菲’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

雖然丁玲曾坦言自己當時對馮雪峰這種過于直率的批評頗為不滿，但是這一批評無疑戳中了她內(nèi)心的苦悶：對自己作品中的頹廢、迷茫氣息的疑慮與自責。

在一個以“進步”“光明”作為變革目標的社會中，她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有著積極的社會影響力，能夠促進讀者向好的方向發(fā)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馮雪峰觸及她精神的深處。

很多年后，回憶起1927年的這個冬天，丁玲仍然對自己當時精神上的痛苦印象深刻：

每天聽到一些革命的消息，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

當然，由于這是丁玲“向左轉(zhuǎn)”之后的回憶，很有可能夸大了當時她在政治上的孤寂感。不過，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這樣一個一直以來對于社會環(huán)境與政治環(huán)境都有所關(guān)注的女作家，絕不會在1927年這個風云詭譎的年份，對一切無動于衷。

作為一個經(jīng)歷了考大學、當演員、做秘書等一系列嘗試，終于走上小說創(chuàng)作道路、并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女作家，她顯然不會放棄當時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另外尋求什么別的道路。

可是，她的政治熱情也并不允許她做一個只關(guān)心戀愛、過著布爾喬亞生活的女作家。因而，她在精神上是苦痛的。就像莎菲不知道未來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她的這種精神苦痛也沒有找到緩解的出路。

此時，一個不顧生活拮據(jù)，熱情地翻譯、宣傳蘇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文學，并在反革命政變后毅然加入共產(chǎn)黨的人——馮雪峰，出現(xiàn)在了丁玲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堅定與忘我，特別是他對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介紹與宣傳，無疑感染了丁玲，更為緩解她的精神困境提供了幫助。

1933年丁玲被捕，社會上普遍認為她已經(jīng)犧牲，馮雪峰將她遺物中的兩封信以“不算情書”之名發(fā)表。正是通過這兩封情書，我們可以看到丁玲對兩人間建立一種新式兩性共同體的強烈愿望。在這兩封熱情洋溢的情書中，她寫道：“我還是做夢，夢想到我們的生活怎么能聯(lián)系在一起。

我們在一張桌上寫文章，在一張椅上讀書，在一塊做事，我們可以隨便談什么，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實些，我們因為我們的相愛而更有精神起來，更努力起來，我們對人生更不放松了”。并且，她進一步憧憬著這種“對人生更不放松”的精神對兩人的影響：

你的脾氣一定可以好起來，而你對同志間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來。……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有理性，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做一個最好的人，一點小事都不放松。

從這種憧憬中，我們能看到丁玲期望的愛情共同體所具有的兩個特點，一是兩性之間的“真”，是對共同體的純粹性與本質(zhì)性的追求；一是具有“轉(zhuǎn)移個人生活的力量”，是對愛情共同體之偉大性的具體化想象。比如，對于丁玲來說，是要改變以往頹廢、感性、幻想的人生態(tài)度，更加理性、積極地生活；對于馮雪峰來說，是改變他的倔脾氣。

從這兩個特點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五四新女性所追求的愛情，雖然一直以來被視為“浪漫愛”，但是這種“浪漫”并不是游戲、膚淺的態(tài)度。這也是為什么丁玲指責那些說她“浪漫”的人，認為這里的“浪漫”“完全是罵人的意思”。

在丁玲這樣的新女性心中，這種“浪漫追求”的根基是嚴肅的，是對人生最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她們試圖尋求一個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礎(chǔ)上的兩性共同體，引導(dǎo)和推動個體向著更好的方向發(fā)展。

不過，當丁玲憧憬著兩人的相愛能使彼此“對人生更不放松”，能“轉(zhuǎn)移個人生活”時，這種不放松的人生要朝向何處呢？“理解”提供了這種共同體最根本的基礎(chǔ)，但是，它仍舊只是一種感同身受的情感支持。而對于新女性來說，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到底要到何處尋求？這也是否定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日常庸俗化生活方式的莎菲遇到的問題。

對于這些孤獨個體來說，“愛情”喚起的不僅是對另一個個體的情感與欲望，更有著通過與他人的結(jié)合，尋求人生價值的追求。而當戀愛、婚姻這些兩性間日?；年P(guān)系，與人生意義和價值相關(guān)聯(lián)后，思想的理解與統(tǒng)一，就不可避免地與“主義”和信仰相關(guān)。在丁玲1931年的詩歌《給我愛的》中，我們能夠看到她對這個“我愛的人”（即馮雪峰）的激情常常伴隨著另一個不斷出現(xiàn)的字眼“信仰”。

在詩中，她描寫了一些常常徘徊在公園、影戲館、女人和紅酒間，臉色蒼白、心情懶散的年輕人，這是葉文心所說的中國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迷茫的一代”，是丁玲在北京和上海遇到的慵懶的、漸漸走向虛無的大學生們；與這種形象不同，馮雪峰是“平靜、真誠和勤懇”的，因為有“一種信仰”固定著他的心。丁玲雖然在詩中沒有明說這種信仰是什么，但是從文字中我們?nèi)阅芨惺艿竭@種信仰是出于對民族國家的憂慮，對社會混亂、不公和敗壞的斗爭：

兵災(zāi)，水災(zāi)，旱災(zāi)……

軍閥，走狗，屠殺……

斗爭，組織……

寫作此詩時，丁玲已經(jīng)參加了左聯(lián)的一些活動，但是她覺得自己尚未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頭腦和毅力”，因而，她希望和這個“我愛的人”一起，投身于這一偉大的事業(yè)之中：

你一天比一天瘦了起來，

可是我只看見你更年輕。

……

我只想怎么也把我自己的顏色染紅，

讓汗水濡濕了我全身，

也一天比一天瘦了起來，

精神，卻更顯得年輕。

這里，既表達了對于身體逐漸消瘦、精神上卻“更年輕”的愛人的仰慕，同時，也希望自己能夠像愛人一樣，為了民族國家努力奮進。從這封詩歌體的情書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愛人身上充滿了耀眼的光芒，一種為了民族國家不顧個人的精神，因信仰而形成的“平靜、真誠和勤懇”。詩歌的末尾幾句，更表明了這種愛情的超越性：

我們不是詩人，

我們不會講到月亮，也不講夜鶯，

和那些所謂愛情；

我們只講一種信仰，它固定著我們的心。

這種愛情不是一般的“所謂愛情”，而是有著信仰基礎(chǔ)的“更偉大的”愛情。相愛者在這種信仰中獲得了思想的統(tǒng)一，因信仰而獲得人生的升華。這也是為什么丁玲稱自己給馮雪峰的情書“不算情書”，因為在她看來，不是欲愛，而是共同的信仰，使他們比一般的情侶更加緊密。她稱自己是“你的‘徳娃利斯’”，而“徳娃利斯”是俄語“同志”一詞的直譯。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對共產(chǎn)主義的信仰讓丁玲感到與愛人思想的統(tǒng)一。可是，思想統(tǒng)一就足以建立愛情嗎？丁玲當時的男友胡也頻，后來也加入了革命作家的隊伍，為此丁玲是高興的，但是兩人在思想上的靠近，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她對于愛情只屬于馮雪峰的想法呢？

她認為“我和他（胡也頻）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而與之相比，“我真正地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欲念……這個男人是你。”丁玲晚年也曾清楚地分辨過胡也頻和馮雪峰在她心中位置的不同，對于胡也頻是“紀念”，對于馮雪峰是“懷念”。

1938年蕭紅與丁玲在西安

如果說胡也頻從一個質(zhì)樸的詩人，成為了革命同志，或者甚至可以稱為“革命愛人”，這仍然是一般意義上的“愛人”，一般意義上的革命與思想的統(tǒng)一。

而馮雪峰則不同，他激蕩過丁玲的內(nèi)心，他們的關(guān)系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同志，一般的愛人。他們的關(guān)系并不只是思想的理解和統(tǒng)一，而是一種“信仰的激蕩”。在丁玲和馮雪峰的關(guān)系中，馮雪峰身上“平靜、真誠和勤懇”的特質(zhì)和他對于信仰的堅定，一直都吸引、激勵著丁玲。

對于共產(chǎn)主義信仰來說，丁玲并不陌生，可是，這是第一次她在一個男人身上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她寫給馮雪峰的一封信末尾，幾乎是懇求般地述說了自己的渴望：“幫助我，因為我的心總是向上的”?？梢哉f，在丁玲的內(nèi)心深處，馮雪峰已經(jīng)變成了“信仰”的具體化呈現(xiàn)。當愛情如信仰一樣指向崇高性的追求，就不再是一般的愛情，一定會有一個定冠詞，比如“沒有俗氣的愛情”“偉大的愛情”……也正因為愛情的崇高性，才能實現(xiàn)個體“人生向上”的追求。

再回到莎菲的世界，不論是葦?shù)艽淼挠顾椎娜粘Ｉ?，還是凌吉士代表的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都缺乏崇高性，缺乏超越日常的能力。所以，對于莎菲這個處于新世紀的女性來說，她本能地感到厭煩。在這個新舊交錯、變動不居的時代，她感到自己需要新的、崇高的、能夠指引人生向上的事物與情感。

03

從《莎菲女士的日記》中莎菲對愛情的追求，到丁玲對愛情的追求，我們可以看到新女性愛情觀中身體、新世界與信仰三個層面的內(nèi)涵。對于新女性來說，愛情既意味著對異性的身體欲望，這是生活在新時代的她們的大膽言說；也意味著對未知新世界的渴望；同時，更重要的是，愛情意味著對崇高精神的追求，以此實現(xiàn)“轉(zhuǎn)移個人生活”的可能。

也正因此，新女性眼中的愛情，必然超出一般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范圍，指向更具精神性與抽象性的信仰。只有在這種崇高精神的指引下，愛情才具有指引個體“人生向上”的力量。

由這種愛情觀反觀這一代新女性群體，我們會發(fā)現(xiàn)，與傳統(tǒng)女性的婚戀觀相比，民國新女性的愛情觀具有很強的現(xiàn)代特征，在對身體、新世界和信仰的追求中，這種以“人生向上”為底色的愛情觀，一改傳統(tǒng)兩性關(guān)系中女性缺乏自我追求的特性，充分展現(xiàn)了新女性對自我發(fā)展、個體精神性追求的向往。

換句話說，她們具有很強的自我意識與獨立意識。女性自我的出現(xiàn)，雖然在明清女性文學中就有所呈現(xiàn)，不過，正是到了民國時期，伴隨著新舊交替的劇烈變革，新女性的自我才成為一個亟需面對、填充的問題。

但是，這種將獨立與“人生向上”追求建立在崇高精神之上的信仰式結(jié)構(gòu)，也正因為脫離現(xiàn)實，要么難以實現(xiàn)，要么易于破碎。在現(xiàn)實中不乏這樣的案例。丁玲對于馮雪峰的精神戀愛，因為只存在于神交之中而得以保全。

前文曾提到的褚問鵑與張競生兩人，終因雙方在家庭與性別議題上的觀念差異而離婚——褚問鵑批判家庭對女性發(fā)展的束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上?！吧鐣h”宣傳的“無家庭主義”，而張競生則贊揚“母愛”與家庭之愛。

另外一對向警予和蔡和森，當時因信仰而結(jié)成的“向蔡同盟”，也在五年之后走到了盡頭。對于新女性來說，愛人的形象愈偉岸，就愈難以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中長久維持。

偉大感與崇高感所激蕩起的愛情，只能在保持一定距離的同時不斷注入情感，否則一旦光芒不再，或者思想發(fā)生分歧，兩性共同體就岌岌可危了。研究五四新女性的愛情觀念與實踐，既讓我們看到了女性在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變革的過程中，通過“偉大愛情”追求“人生向上”與自我實現(xiàn)的努力，同時，也看到了在信仰式愛情觀影響下的兩性共同體狀態(tài)的不穩(wěn)定性。

這種不穩(wěn)定性的源頭或許正是個體的“自我”之執(zhí)念。組成新女性愛情觀的三個層面——身體、新世界和信仰——都是從個體角度進行的追求，缺乏關(guān)系的視角。對于五四新女性來說，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并不難理解，面對當時社會習俗的諸多壓抑，她們不強調(diào)自我、不足以建立起自我認同與自我發(fā)展。

可是，愛情也需要雙方出于關(guān)系的考量而進行包容、同情式理解。也就是說，“愛情”不只是對對方身體、思想或者信仰的愛，還包括他/她的缺點（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沒有），他/她想要盡力向上卻陷于種種局限時的焦慮、猶疑和軟弱。即，一個人要能真正地理解、接納另一個人的全部。這就需要愛人者成為一個更加包容、更能體會他者生命意義和價值的個體；一個更能看到欲愛與信仰式戀愛各自力量與局限性的個體。

對于新女性愛情觀的考察，并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婚戀研究。愛情觀念實際上反映的是新女性群體的人格結(jié)構(gòu)。她們愛情觀中對于崇高精神、革命信仰的追求，無疑是這個時代的獨特產(chǎn)物。

文學史上，這一時期大量“革命加戀愛”模式的文學文本的出現(xiàn)，足以說明革命與戀愛對人心的激蕩。不過，對于愛情與革命信仰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性，我們?nèi)匀蝗狈ψ銐虻牧私狻?/p>

對于新女性來說，為什么愛情這種私人性的情感需要政治信仰的支撐？或者，為什么民國時期的私人空間與政治空間之間有著如此緊密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性？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許在于私的困境最終只能期待于整體性的政治變革。因而，“公”實際上構(gòu)成了新女性確立自我的一種重要方式。

當然，當代社會中所出現(xiàn)的“公私分明”的人格結(jié)構(gòu)，在當時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比如對于一小部分都市女性來說，在都市消費文化中確立一種經(jīng)濟獨立、人格獨立的自我，就不同于革命新女性的自我塑造道路。不過，這顯然還是少數(shù)情況。

對于信仰和偉大愛情的追求在民國社會思潮中占據(jù)了主導(dǎo)性的力量。通過“公”的方式確立自我，使得新女性在愛情關(guān)系中摒棄那些私人性的考量。

她們像莎菲一樣，覺得這些日常性的情感過于布爾喬亞色彩，忽視了新女性作為獨立人格“改造社會”的內(nèi)在追求，實在是有辱“愛情”之名。

在她們看來，作為一種新的兩性關(guān)系，“愛情”必然具備偉大性與激蕩人心的力量。而在當時的社會中，這種崇高性只能從革命信仰中找尋。

（原文標題《“人生向上”：新女性愛情觀中的信仰——社會史視野下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及其他》，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