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欲望之火

【編者按】

勒內·基拉爾是法蘭西學院院士，美國斯坦福大學與杜克大學終身教授，因創(chuàng)立摹仿欲望理論而享有國際聲譽，主要著作有《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替罪羊》《暴力與神圣》《欲望幾何學》等。

在《莎士比亞：欲望之火》 一書中，勒內·基拉爾以其獨創(chuàng)的摹仿欲望理論，對莎士比亞幾乎所有的戲劇和詩歌進行了全新的解讀。對基拉爾來說，人們對客體的欲望不是因為它們的內在價值，而是因為它們被別人所渴望，我們只是在摹仿他人的欲望，他視這種“摹仿欲望”為人類狀況的基礎之一。在書中，基拉爾分析了《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裘力斯·凱撒》《哈姆萊特》等多部作品，向我們揭示莎士比亞早已發(fā)現(xiàn)摹仿欲望這一人類沖突的根源，并深入剖析莎士比亞如何癡迷于摹仿，如何以他自己的詞匯表達摹仿欲望并在多部戲劇中對“摹仿欲望”下定義，以及如何在處理欲望的過程中變得日益老練、含蓄和復雜，進而以一生的作品透徹地闡釋了人類欲望的本質。本文摘自該書導論，由澎湃新聞經(jīng)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圖書館書架上已有幾千本有關莎士比亞的書，任何想要再寫一本的人應該有個充滿歉意的開場白。我的借口和往常一樣：對這個主題懷有無法抑制的愛。然而，如果我聲稱這種愛就像伊曼努爾·康德在其美學著作中所建議的那樣是無償?shù)?、沒有實質意義的，那我就是虛偽的。

我論述莎士比亞的著作與我寫過的每一篇文字都密不可分，首先是一篇關于五位歐洲小說家的文章（按，五位歐洲小說家指塞萬提斯、司湯達、福樓拜、普魯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平等和公正地喜愛這些作家，慶幸自己對文學時尚一無所知，這種時尚專橫地要求批評家們去尋找那些讓他們所選擇的作家顯得絕對“異常”“獨特”“出類拔萃”和“無與倫比”——換句話說，與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東西，我打賭我的五位小說家可能有共同之處。當然，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想法，但至少在我看來，這筆賭注得到了回報：我發(fā)現(xiàn)了一樣東西，我稱之為“摹仿的欲望”（mimetic desire）。

當我們想到摹仿可能扮演某種角色這一現(xiàn)象時，我們會列舉出諸如衣著、舉止、面部表情、言語、舞臺表演、藝術創(chuàng)作等，但我們從未想到欲望。因此，我們把社會生活中的摹仿看作這樣一種力量，通過對某些社會模式（model）的大量復制而形成合群和從眾行為（conformity）。

如果摹仿也在欲望中發(fā)揮作用，如果它污染了我們獲取和擁有的欲望，那么這種傳統(tǒng)觀點雖然并非完全錯誤，卻忽略了要點。摹仿不僅將人們聚集起來，也將人們分開。吊詭的是，它可以同時做這兩件事?？释瑯訓|西的人被某種強大的力量集結在一起，只要他們能分享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就是最好的朋友；一旦不能，他們就變成了最壞的敵人。

這種和諧與悖謬之間完美的連續(xù)性（continuity）對莎士比亞和古希臘悲劇詩人一樣至關重要，也是詩性悖論的豐富源泉。如果劇作家和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要比稍縱即逝的時尚更持久，他們必須發(fā)現(xiàn)人類沖突的基本根源——摹仿性競爭(mimetic rivalry)——而且必須獨自去發(fā)現(xiàn)，不能向哲學家、道德家、歷史學家或心理學家求助，因為他們對這個問題總是保持沉默。

莎士比亞發(fā)現(xiàn)這一真相的時間如此之早，以至一開始他對待真相的方式顯得幼稚，甚至帶有諷刺意味。在年輕時期的作品《魯克麗絲受辱記》中，那位潛在的強奸犯，不像羅馬歷史學家李維（Livy）筆下的塔昆，決定強奸一個他從未謀面的女人；他完全被她丈夫對她美貌的過分夸贊所吸引。我懷疑莎士比亞是在發(fā)現(xiàn)摹仿欲望之后才寫出這一場景的。他是如此興奮，如此渴望強調它的基礎性悖論（constitutive paradox），他就創(chuàng)造了這個完全不可思議但又有點讓人不安的怪物，一個盲目的強奸犯，就像我們說的“盲目的相親”（blind date）。

現(xiàn)代批評家很不喜歡這篇詩歌。而對莎士比亞來說，他很快意識到，在公眾面前揮舞摹仿欲望這面旗幟并不是通向成功之路（我想，我自己也從來沒有學會成功）。不久，莎士比亞在處理欲望的過程中變得老練、含蓄和復雜，但他始終關注，甚至癡迷于摹仿。

莎士比亞可以像我們中的有些人一樣清楚地表達摹仿欲望，并有自己的詞匯，與我們的詞匯相近，讓我們可以立即識別。他說過“暗示的欲望”“暗示”“妒忌的欲望”“仿效的欲望”，等等。但基本用詞是“嫉妒”（envy），單獨使用或組合使用，如“嫉妒性欲望”（envious desire）或“嫉妒性仿效”（envious emulation）。

如同摹仿欲望，嫉妒即對某人擁有的某物有欲望。嫉妒覬覦的不是某人或某物獨有的優(yōu)越存在，而是這種存在歸兩者的結合所有。嫉妒不由自主地證明了嫉妒者的存在缺失及羞愧感，尤其是在文藝復興時期形而上學的驕傲登上王位之后。這就是為什么嫉妒是最難承認的罪。

我們經(jīng)常吹噓說沒有什么話能讓我們丟臉，但是“嫉妒”呢？我們對禁忌的貪得無厭的欲望莫過于嫉妒。原始文化對嫉妒極為懼怕并大力壓制，以至均無表述嫉妒的言語；我們很難使用我們現(xiàn)有的詞匯，這一事實肯定很重要。我們不再禁止許多會產(chǎn)生嫉妒的行為，而是默默地排斥任何能讓我們想起嫉妒的東西。我們被告知，精神現(xiàn)象的重要性與它們對披露心跡產(chǎn)生的阻力成正比。如果我們將這一標準應用于嫉妒以及精神分析所定義的壓抑，那么在這兩種現(xiàn)象中，哪一種更有可能成為保守得最好的秘密？

誰知道摹仿欲望在學術界贏得的小小成功，是否部分原因在于它能夠作為一種面具，一種對嫉妒的替代，而不是一種對莎士比亞所謂嫉妒的直接揭示？為了避免所有的誤解，我選擇了這個傳統(tǒng)的詞作為本書的題目，這個充滿挑釁的詞，嚴厲的和不受歡迎的詞，也是莎士比亞本人使用的詞——嫉妒。

這是否意味著摹仿欲望不再有合法的用途？不完全這樣。所有的嫉妒都是摹仿性的，但不是所有的摹仿欲望都是嫉妒性的。嫉妒暗示著一種單一的靜態(tài)現(xiàn)象，而不是莎士比亞筆下沖突性模仿所形成的驚人的形式模型（matrix of forms）。

那些反對摹仿欲望的人，認為這是一種貧乏的文學還原論（reductionism），他們把模仿欲望與一組產(chǎn)生有限內容的有限概念相混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莎士比亞本人選擇了希臘變形神普洛透斯（Proteus）的名字來稱呼他在《維洛那二紳士》中塑造的一個摹仿欲望擬人化的角色這部早期的戲劇沒有成功地發(fā)展出這個名字的全部含義，但從《仲夏夜之夢》開始，摹仿欲望的“多變”（protean）性質在其喜劇杰作中變得明顯了。

我的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要表明，一個批評家對“模仿”理解得越充分，他對莎士比亞的忠誠度越高。毫無疑問，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這種實踐批評與理論批評的調和似乎是不可能的。本書旨在證明他們是錯的。就莎士比亞而言，并非所有的理論都是平等適用的：他的創(chuàng)作遵循我所說的同樣的摹仿原則，而且明確地遵循這些原則。

莎士比亞經(jīng)常在他的喜劇中對摹仿欲望下定義：他稱其為“愛取決于朋友的選擇”“選擇愛人要依賴他人的眼光”“傳聞之愛”。他有自己獨特的理論化的摹仿風格：謹慎，有時甚至隱秘——他從來沒有忘記，摹仿的真相是不受歡迎的——但一旦我們擁有了打開這一領域所有門鎖的鑰匙，這一風格就會非常明顯和具有喜劇性。這把鑰匙不是老派的“摹仿性現(xiàn)實主義”，這種被認為是獨立的藝術摹仿，掦除了沖突的刺。而甚至莎士比亞的藝術也屬于各種有毒的模仿。

目前使用的“闡釋”（interpretation）一詞并不適用于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更基本一些。我讀到的這些文本此前從未被作為戲劇文學的重要主題來閱讀：欲望、沖突、暴力、獻祭。

這一研究的樂趣源于新摹仿方式（neomimetic approach）所允許的重復的文本發(fā)現(xiàn)。莎士比亞比我們意識到的更有喜劇性，他以一種尖銳的諷刺甚至憤世嫉俗的方式，比我們想象的更接近當代的態(tài)度。認為他的意圖無法復原，這是一個誤解。自從新批評派出現(xiàn)以來，闡述者一直認為詩人的意圖是難以理解的，甚至是無關緊要的。就戲劇而言，這是災難性的。一個喜劇作家心中有喜劇效果，除非我們理解這種效果，否則我們無法有效地將它搬上舞臺。

這種摹仿方式解決了許多所謂的問題劇的“問題”。它賦予了許多劇本新的闡釋，如《仲夏夜之夢》《無事生非》《裘力斯·凱撒》《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哈姆萊特》《李爾王》《冬天的故事》及《暴風雨》。它揭示了莎士比亞戲劇的戲劇統(tǒng)一性（dramatic unity）及其主題連續(xù)性（thematic continuity）。它表明了他個人觀點的巨大變化，他所有作品的歷史也指向他自己的歷史。最重要的是，摹仿方式揭示了一個原創(chuàng)的思想家比他的時代早了幾個世紀，比我們所謂的思想大師更現(xiàn)代。

《莎士比亞：欲望之火》，[法]勒內·基拉爾著，唐建清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