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層面上的“赤裸生命”有何不同

【編者按】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提出的“赤裸生命” 是后現(xiàn)代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何謂“赤裸生命”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汪民安近日撰文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闡釋。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汪民安

（一）

我們今天的生命（life）概念，在古希臘則有兩個詞來表達。一個是Zoē，一個是bios。zoē指的是動物生命，它僅僅意味著活著的生命，在這個意義上，它指的是動物和人所共有的生命形式。而bios指的是生存形式或者生存風格。它意味著生命應該有一種特殊的形式，生命應該建立自己的具有某種特殊風格的生存形式。這樣，bios就排除掉了動物的生命——動物不可能給自己建立一個生活形式，它是按照本能行事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bios指的是人所特有的生命形式。但是，人可以給自己建立什么樣的生命形式呢？或者說，人怎樣超出自己的動物生命而獲得屬于人所特有的生命形式呢？也就是說，人怎樣從zoē的狀態(tài)進入到bios的狀態(tài)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人那里，生命從zoē到bios的途徑是不一樣的。對于亞里士多德來說，只有參與公共政治，人才能獲得一種bios，動物性的生命才能轉化為政治生命，人才能從動物生命轉化為人的生命。

阿倫特受到了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對她來說，行動，積極行動，人只有和人打交道，人只有進入公共生活中，才能獲得政治生命。對亞里士多德來說，過城邦生活是人的本性，一個脫離城邦生活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動物。城邦生活是良善生活，人的本性也只有在這里才能充分實現(xiàn)。對阿倫特來說，參與公共生活，建立一個政治共同體，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共同體能給人以保護，一個人只有從屬于政治共同體中，他才能獲得安全。進一步地說，一個人只有置身于主權這個政治框架之內，只有享受公民權利的時候，他才可能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護，他才可以穿上政治的外套，他過的才是一種bios的生活。

顯然，阿倫特的觀點同她的遭遇相關，她本人作為猶太人被驅逐過，猶太人曾經被剝奪了國家公民資格。她分析過民族國家的衰落和人權的危機這二者之間的關聯(lián)。一旦一個人所屬的主權框架（民族-國家框架）被剝奪了，或者說，一旦他不再是一個公民了，他就可能得不到任何的保護，他的保護性的政治外套就被脫掉了，就成為赤裸生命（bare life，naked life），重新回到zoē（動物生命）的狀態(tài)。 

阿甘本

阿甘本（意大利哲學家）正是從阿倫特這里受到了啟發(fā)，他研究了德國是怎樣將猶太人的公民資格剝奪的；也就是說，德國的主權權力是如何排斥猶太人的，它如何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從而徹底地剝奪他們的政治生命，最終讓他們回到了赤裸生命的狀態(tài)。而赤裸生命就是動物生命，得不到任何的法律和政治保護，因此，他們可以隨意地像動物一樣被投入集中營，可以像動物一樣被殺死。而主權權力恰好是通過這種對政治生命的排斥和剝奪才自我肯定和自我證實的。這也就是阿甘本的Homo Sacer一書的副標題所表明的，主權權力與赤裸生命（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系。 

《Homo Sacer》

就此，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兩段相向而行的路徑：赤裸生命是如何獲得政治生命的，而他獲得了政治生命后，又是如何被剝奪了政治生命從而再次回到赤裸生命的狀態(tài)的。也就是說，bios既可以獲得，也可以被剝奪。猶太人大屠殺的事實證明了這點。

（二）

但是，赤裸生命，動物生命，僅僅是對人的政治和法律權利的剝奪嗎？阿甘本并沒有討論這一點。對于他來說，bios更多的是指的政治生命。在他那里，似乎只有動物生命和政治生命。事實上，如果一個人仍舊是公民，仍舊是在主權國家框架內存活著，仍舊享受著公民權利的話，他就不可能是赤裸生命嗎？

或許我們可以擴大阿甘本意義上的赤裸生命的概念。如果我們轉向洛克的話，或許會有另一種對赤裸生命形式的理解。對于洛克而言，人的生命和動物的生命最主要的差別不是政治，而是經濟。如果說，亞里士多德傳統(tǒng)強調人是政治動物的話，那么洛克就在強調人是經濟的動物。洛克相信，人如果沒有財產的話，就是動物；財產是生命和自由的保證。沒有財產權就沒有自由，就沒有人的獨特的生命形式。人權的核心是財產權。

盡管馬克思在許多方面同洛克完全相反——洛克所強調的是私有財產，馬克思強調的是公共財產——但是，馬克思同樣將人看做是經濟動物。因此，一旦財產被剝奪了，那么也意味著人權的剝奪。一旦沒有財產了，也就意味著人進入動物狀態(tài)，也就是赤裸生命的狀態(tài)。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阿倫特筆下的難民，阿甘本筆下的猶太人是赤裸生命的話，我們同樣也可以說，馬克思筆下的無產階級也是赤裸生命——資產階級就通過各種方式的財產剝奪，制造了一大批無產階級。

什么是無產階級？馬克思說，工人“雇傭勞動的平均價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shù)額。因此，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只有在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保ā豆伯a黨宣言》）也就是說，他僅僅是活著而已，僅僅是作為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活著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它活著，僅僅是作為動物而活著，而且是作為能夠被利用的動物而活著，就是做牛做馬地活著。他毫無人權。如果說僅僅是活著，那就是在zoē意義上的生命，就是動物一般的生命，就是赤裸生命，它沒有自己的生命形式。

從洛克到馬克思的這一傳統(tǒng)，特別強調的是，人是經濟的動物。人只有活在財產中才能有自己的超出動物一般的生活，就像亞里士多德傳統(tǒng)所說的，人只有活在政治中才能超出動物一般的生活。被資產階級剝奪財產的無產階級就是赤裸生命——在今天的地球上還有無數(shù)的財產上的赤裸生命，哪怕他們沒有被政治權利所排斥。

如果說，阿甘本那里，赤裸生命總是跟政治相關，總是反射了主權權力的話，而在馬克思這里，赤裸生命則和經濟相關，它反射的是經濟權利。對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而言，他們可以質疑阿甘本的是，擁有公民權利并不意味著你不是赤裸生命：無數(shù)的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的享有政治法律保護的公民都可能是赤裸生命（大街上的乞丐不就是活生生的范例嗎？）。

事實上，阿甘本也可以向馬克思主義提出這樣的問題，有財產權難道就不是赤裸生命嗎？猶太人有大量的財富但還是淪入赤裸生命的狀態(tài)。當然，經濟和政治并非沒有關聯(lián)，沒有政治權利的人通常沒有財產權利，沒有財產權利的人通常沒有政治權利——但這兩種權利畢竟不能替代。

無論如何，我們要說的是，赤裸生命或許還應包括經濟上的無產者，對他們而言，財產權才是人的保護性外套。一旦沒有財產權，就相當于脫掉了保護性外套，就是動物性生命。他們并沒有被可見的暴力所鎮(zhèn)壓，而是被一無所有的貧困所湮沒。

（三）

最后，我要強調是，也許還可以從文化上討論赤裸生命。不同于馬克思和亞里士多德，尼采更像是一個文化主義者。對他來說，人和動物的差異是人披上了道德和文化的外套。何謂“道德的譜系學”？無非就是動物如何在漫長的歷史中將文化和道德內化于自身之中。文化和道德，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主要特征，是人所獨有的生命形式和風格。只有賦予動物的生命以文化和道德才能使之變成為人。尼采討論了各種各樣的文化習得的方式——這甚至包括殘酷的懲罰方式。但是，難道沒有一種反向剝掉道德外套和文化外套的人嗎？古代的犬儒主義者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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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谒詈蟮难芯恐邪l(fā)現(xiàn)了古代犬儒主義者這些所謂“聲名狼藉者的人”（德勒茲有一次大膽地推測說，?？聝刃纳钐幤鋵嵤窍胱屪约鹤兊寐暶墙澹?，他們的特點之一就是重新返歸到動物的生存狀態(tài)。

?？逻@樣描述他們的生活方式：“犬儒者，就是拿著棍子，拿著褡褳的人，留著大胡子的人，骯臟的人。他也是到處游蕩的人，他不屬于任何社會，他沒有房子、家庭、家鄉(xiāng)和祖國，他是乞丐?！薄Ｋ鼘ξ镔|的要求僅僅是能夠讓自己活著，就像動物那樣活著。他沒有私生活、沒有秘密，他可以敞開一切，他拋棄了一切人為的東西，他拋棄了所謂的廉恥、道德、法律，他過的是無恥的生活——或者，用尼采的說法，是“超善惡”的生活，他當眾手淫，當眾做愛，贊同亂倫，總之，他拋棄了一切文明的東西，而退回到一種自然的狀態(tài)，像動物那樣沒有法律、道德和文明地生活。犬儒者追求的，主動追求的就是這種畜牲般的不要臉的生活。

為什么要像動物那樣生活？?？職w納說，在犬儒主義者這里，動物性具有正面的價值：“如果是動物不需要的東西，那么對于人類來說也是不必要的。人就不應該比動物有更多的要求，動物在自然中就應該得到滿足。對于犬儒主義者來說，只有自然的領域才可以成為符合的原則——任何約定俗稱，任何人的規(guī)定都不能被犬儒的生活所接受，加入它不光是恰好在自然之中，且只能在自然中”。這樣，犬儒者就拒絕婚姻，拒絕家庭。拒絕一切禁忌和習俗。動物性才是生存應該學習的模型，既是物質的模型，也是倫理的模型。

我們要說明的是，犬儒主義者才是徹頭徹尾的赤裸生命：如同阿倫特筆下的難民一樣，他沒有國家，這就意味著他沒有政治生活，他不享受政治權利，如同馬克思筆下的無產階級一樣沒有經濟權利。更重要的是，他還拋棄了文化和道德，剝掉了文化和道德的一切保護性外套，它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赤裸生命。

但是，同前兩種赤裸生命不一樣的是，犬儒者是自己選擇了赤裸生命和動物生命，犬儒者顛倒了赤裸生命和動物生命的含義——對于馬克思或者洛克、阿倫特或者阿甘本來說，赤裸生命是一場悲劇和丑聞，因此，也是抗議的根源；但是，對古代的犬儒主義來說，赤裸生命則是自然的要求，是生活應當遵循的原則。對其他人來說的丑事，對犬儒者而言，則是永恒的挑戰(zhàn)，是生命的考驗，甚至是一種美——文化上的赤裸生命在犬儒主義者這里不可思議地煥發(fā)出生命所特有之美。（文/汪民安，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