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藝術家瓦萊里·卡蘇巴（Valery Katsuba）的個展“俄羅斯浪漫現實主義”當下正在上海攝影藝術中心舉行，這一展覽展出這位攝影藝術家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36幅代表作，涵蓋了他的10余個主要系列。近日，瓦萊里·卡蘇巴接受了《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的遠程采訪。
卡蘇巴（Valery Katsuba）1965年出生在蘇聯(lián)時期的白俄羅斯共和國，從古希臘羅馬美學傳統(tǒng)到俄羅斯現實主義藝術，卡蘇巴的攝影有著他獨特的“懷舊”和浪漫，這或許與他出生于前蘇聯(lián)的身份有關：對于那些經歷了社會劇變和家族離散的人們而言，卡蘇巴的作品捕捉了流動現實中不變的人性，他們堅強而又脆弱，“《遠離家鄉(xiāng)》中，故事里的水手決定去了解世界，鼓起勇氣開始他的旅程。在他的故事中，我想，歸家之路就是找到回歸自我的道路?！?/p>
列賓美術學院里的學生和模特，參加奧運會的俄羅斯運動員，雪地中的男人和女人，正如展覽標題所展現的那樣，瓦萊里·卡蘇巴的攝影有著濃濃的俄羅斯特質。在回答關于自己創(chuàng)作生涯的問題時，卡蘇巴常常會拋出一個個的故事，連同那些蘊含著流動情感的定格影像一起，讓人想起那些厚厚的俄羅斯文學名著，似乎用浪漫的方式去講故事是俄羅斯人的天生習慣，又或者那片寒冷而熱烈的土地本身就是浪漫的劇場。
卡蘇巴的青年時代恰逢蘇聯(lián)社會與文化的“裂變”?？ㄌK巴觀察并努力適應著當時涌現出的新藝術形式，與此同時，在鄉(xiāng)間的白樺樹或冬季的大雪所勾起的回憶中，他的內心依然忠于那些被“扔進垃圾桶的”現實主義、感官主義所帶來的感受。在日后的藝術創(chuàng)作中，卡蘇巴以敘事性的視覺語言去展現流動的現實中那些不變的情感和體驗。
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展廳現場，攝影師瓦萊里·卡蘇巴（Valery Katsuba）個展“俄羅斯浪漫現實主義”
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展廳現場，攝影師瓦萊里·卡蘇巴（Valery Katsuba）個展“俄羅斯浪漫現實主義”
卡蘇巴作品中將圖像與文本相結合的習慣并非偶然。除了俄羅斯偉大的文學傳統(tǒng)，卡蘇巴從小就閱讀了大量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文學作品，而他的父親則是一名業(yè)余攝影師。在卡蘇巴看來，攝影和文字能夠在敘事中襯托出彼此的優(yōu)點，創(chuàng)造出另一層“維度”。在《遠離家鄉(xiāng)》（Far Away from Home, 2004-2014）中，主人公水手上演了一出基于愛、失去和重新尋找的故事。其中一張照片所附的文本寫道，“……在路的盡頭，一艘小船停在河邊。一名水手坐在里面。他離開了河岸，河浪帶他去往清澈的灰色河水與鉛云交匯之處——領他進入他所未知的世界……”。
如同水手眼前的河流一樣，歷史將俄羅斯民族推向世界各處，在離散與歸鄉(xiāng)之間，他們和自己的家鄉(xiāng)保持著復雜的關系。在卡蘇巴看來，俄羅斯人既想了解世界，又“哪兒都不想去”。談到這里，他仍然以《遠離家鄉(xiāng)》為例，“故事里的水手決定去了解世界，鼓起勇氣開始他的旅程。在他的故事中，我想，歸家之路就是找到回歸自我的道路。”
瓦萊里·卡蘇巴
對話｜瓦萊里·卡蘇巴
澎湃新聞：展覽的名稱是“俄羅斯浪漫現實主義”，對此我們如何理解？
瓦萊里·卡蘇巴：提出這個標題的是上海攝影藝術中心，我覺得它非常貼切。對于我的創(chuàng)作，我一直在想“現實主義”這個詞，但是我沒法回答這是怎樣的現實主義。我的朋友建議用“魔幻現實主義”，暗示我對于拉丁美洲的崇拜。然而，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比如偉大的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那種——有一點不同。我等待著這一切成形，如今在上海實現了。
俄羅斯和蘇聯(lián)文化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首先影響我的是我成長的環(huán)境，那里的風景，村莊，城市和人。我在前蘇聯(lián)白俄羅斯的一個村莊長大，我沉浸于周圍的一切美麗的事物中，我能看到、讀到、聽到或是從莫斯科電視臺上看到的一切。我喜歡觀察小村莊的“宇宙”，尋找賞心悅目的事物。我喜歡注意和記住那些人們看起來很自然的場景，還有宏偉或者詩意的鄉(xiāng)村風景。我記得這一切，記得自然、四季、天氣和光線的變化。然后我去了圣彼得堡——俄羅斯和世界古典藝術傳統(tǒng)的堡壘——在那座城市的人群和文化中學習，生活。
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剛從圣彼得堡海事學院（Saint-Petersburg Maritime Academy）畢業(yè)；顯然，我們的新藝術開始反對蘇聯(lián)時代的那些典型藝術形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基于民間傳說的藝術，革命前的現實主義，如今都被當成舊時代的遺跡。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對于這些風格的批判是最嚴厲的，在改革時期，他主張將一切學院派藝術扔進垃圾堆或是封存在檔案里，但這種藝術仍然是一種力量。
我盡力去適應并支持變革時代涌現出的藝術。但是有時在深夜，在圣彼得堡的家中休息時，我會想起我們村莊里的一棵白樺樹，被十一月的大雨或是冬季的初雪所覆蓋，而我們的歷史老師從旁邊走過，我記得她總是穿著盛裝，好像在贊美周圍的世界。有時候，我會重新審視我在圣彼得堡和城郊所看到的景色留下的印象。
這些圖像和印象調和了我的思想和感情，我一直忠于這些感受，等待著，沒有向我那些搞革命的朋友們訴說過。21世紀初，反對現實主義、感官主義和傳統(tǒng)主義的浪潮在俄羅斯減弱了，藝術被重新概念化，于是我開啟了我的第一個項目，第一個敘事（我的攝影常常以敘事的形式展開），由我朋友們的肖像照組成，這些照片攝于圣彼得堡的城市或鄉(xiāng)村風景中，名為《四季，我的朋友》。正如此次上海個展所形容的那樣，它很好的展現了我的俄羅斯（某種程度上也是白俄羅斯）浪漫現實主義。這個項目曾在2005年的莫斯科攝影雙年展上展出過。
《七月在奧列杰日河邊櫻桃園的生日午餐，羅日杰斯特韋諾》《四季，我的朋友》系列，2000年
我從16歲起定居在俄羅斯，所以總的來說是白俄羅斯裔的俄羅斯藝術家。俄羅斯浪漫現實主義全然關乎我們生活中的詩意時刻，關于它們如何被建構，被賦予文學意義，被拍攝，并組合起來形成展覽策展人凱倫·史密斯（Karen Smith）所說的“一個藝術家的個人史詩”。
澎湃新聞：相較于觀念攝影或是結合多種技術的攝影，你的創(chuàng)作看起來相當傳統(tǒng)和具象？這是否完全來自俄羅斯傳統(tǒng)，或是有其他的因素？
瓦萊里·卡蘇巴：這一切都開始于我童年對于周遭世界的觀察以及想要“記住”那些在審美和語義上影響過我的形象和印象的渴望，我從中找到了平衡，和諧感與自信。
對我產生過影響的俄羅斯藝術是非常多樣化的。正如我前面談到的那樣，首先我對于周遭世界有某種印象。然后我開始尋找去表達并留存這些印象的方式。我成長于蘇聯(lián)，接受的主要是20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藝術的熏陶，此外還有俄羅斯與白俄羅斯文學。另一方面，雖然聽上去會很奇怪，但是當時具象藝術的盛行并未讓我們真正地去欣賞它的優(yōu)點，為此，我們得看馬列維奇的至上主義、立體主義，還有先鋒派所呈現的一切，而改革恰恰提供了這個機會。
為了找到表達我自己印象的方式，我學習并評估了很多藝術形式。我試圖理解如何才能“留存”我喜歡的圖像。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那不勒斯、馬德里普拉多、俄羅斯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墨西哥的博物館——這些都是我的“圖書館”。看了這么多后，我回到了我所感興趣和珍視的東西上——意大利文藝復興、古典時代、西班牙矯飾主義、社會現實主義，俄羅斯“藝術世界”，還有先鋒派。在這些風格，以及畢加索和達利的作品中，有時我會找到某種我喜歡的具象藝術。
我出生于被森林、湖泊與田野包圍的白俄村莊，又畢業(yè)于一所海事學院。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甚至現在有時也是如此——我會在“偉大的藝術世界”和它的藝術評論面前感到一絲怯懦。我在“圖書館”中尋找認同和理解。找到之后，我才終于敢向圣彼得堡藝術家Timur Novikov和當時莫斯科攝影中心（Moscow House of Photography）的館長Olga Sviblova展示我最早的作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是支持我的。一切就是這么開始的?，F在我依然會使用大幅面的“具象”膠片機，在我看來，即使是在今天，它仍能表現最接近自然的體積和色彩。
澎湃新聞：展覽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你承襲了古希臘對于完美人體著迷的傳統(tǒng)？為什么？
瓦萊里·卡蘇巴：我記得那是十二月的一天。濕漉漉的雪，低垂的天空，深藍色的云。我和我的朋友Yury Vinogradov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巴甫洛夫斯克公園散步。在茂密樹林中的某座小山上，我們偶然發(fā)現了一塊草地。草地周圍有一些古代英雄的銅像復制品，在時間的推移中顯得黯淡。哪怕是在這里，在俄羅斯樹林的一塊草地上，這些古老的英雄——其中我們記得最清楚的是擲鐵餅者——仍然努力維持著不變的優(yōu)雅，讓人心生敬畏。我又一次自問：是什么讓這些古典大師的藝術具有這樣的吸引力？我想到了那些為古典大師們擺姿勢的模特，然后決定進行我自己的藝術研究，去探究我們這代人中是否還有誰適合為古典時代充當模特，以及我們描繪人體的標準和視角發(fā)生了多大的變化。我想你可以在我的作品中找到這些答案，尤其是以“眾神與巨人之戰(zhàn)”為背景的《運動員》系列。
《格雷布諾伊運河邊的體操運動員，圣彼得堡》《形體文化》系列作品，2006年
《從奧列杰日河上的一根繩索躍起，羅日杰斯特韋諾》 《形體文化》系列作品，2006年
澎湃新聞：你在自己的主頁上寫道，“我一直對風景的相對不變性感興趣——無論是自然景觀抑或是建筑景觀——還有穿越其間的歷史時間、人類命運和面孔?！毕鄬τ诹鲃拥默F實，你對于永恒的事物更有興趣？
瓦萊麗·卡蘇巴：我想要在不同的時代之間建立聯(lián)系，找到那種盡管時代不同，仍能吸引我們注意并啟迪我們的東西。我在列賓美術學院拍攝學生、模特和教授，而100年前，偉大的攝影師Karl Bulla在同樣的地方拍攝了他的歷史性照片；永恒性，或者說相對的永恒性圍繞著列賓美術學院這樣的地方，這對我來說很有趣，因為它保存了一代又一代藝術家的回憶。就像大雨一樣，它將時代背景從如今身處其中的人們身上沖刷殆盡，將他們和曾經在那里呆過的人們、未來可能會在那里的人們聯(lián)系在一起。它向我們展示了我們內在的一些重要的東西，我們的美，我們的特別之處，向現在和未來的我們講述我們的欲望和希望。這些情緒會為時而緊張的日常生活帶來鼓舞與和諧。
《與馬相伴的繪畫課，圣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百年紀念》系列作品，2014年
《男性裸體模特，繪畫學院，圣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百年紀念》系列作品，2013年
我對空間的變化和相似性也很感興趣。完成了列賓美術學院的項目后，我又繼續(xù)去馬德里圣費爾南多皇家美術學院（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進行拍攝。在我拍了當地的學生、運動員和弗拉明戈舞者后，我又出發(fā)去墨西哥，在墨西哥圣卡洛斯學院（Mexican Academy of San Carlos）拍攝了那里的學生，以及跳水和球類運動員。
在圣卡洛斯博物館的新古典庭院中拍攝球類運動員是件很有趣的事，這是一個典型的古典時代空間。由此我嘗試將兩個存在了兩千年而互不知曉的文明，兩個平行世界連接起來，并試圖發(fā)現這兩個世界的運動員之間是否存在共同點，還是截然不同。這個問題同樣可以在上海攝影藝術中心的展覽中找到答案。
眼下對我來說，“遍布全球”并繼續(xù)在諸如哈瓦那和上海等地進行工作非常重要。我在列賓美術學院觀察了中國學生們的創(chuàng)作過程，我覺得在他們的家鄉(xiāng)進行這樣的拍攝會很有意思。我想到了一個點子：“模特：古典到現代——圣彼得堡——馬德里——墨西哥城——哈瓦那——上海”。
澎湃新聞：我們能夠看到你的攝影不是捕捉某一個時刻，而是像導演、編舞者甚至畫家那樣去構思。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拍攝過程？
瓦萊里·卡蘇巴：剛才我說到了赴墨西哥工作的原因。我抵達墨西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參觀學院，仔細地研究其內部的庭院，建筑的線條與色彩，那里有黑白相間的大理石地板，中央是薩莫特拉斯的勝利女神的復制品。我真的很喜歡那個庭院，并且馬上意識到需要幾個模特。
我們在墨西哥拍攝期間，藝術評論家Jose Springer充當了制作人的角色，向我提供了幫助。我問他墨西哥以什么運動出名，他回答我“跳水”。于是我們去了墨西哥的跳水協(xié)會，正是在那里找到了我們的運動員模特。我們得為他們制作服裝，有一位運動員喜歡在閑暇時間縫制泳衣，所以我來畫草圖，她根據草圖縫制。我決定讓運動員們像雕塑那樣，站在庭院的“領獎臺”上。我們得尋找合適的領獎臺，最后在圣卡洛斯博物館館長Carmen Gaitan的幫助下找到了。我們對其進行了涂色，并且把庭院清場。我們組織了一個拍攝團隊，包括燈光、道具和服裝助理等。學院的副院長Angelina Valentino和她的員工在拍攝期間幫了我們很多。
開始拍攝之前，我通常會在泳池旁或體操房散步，當我在散步或是進行一些單調的練習時，我能夠全神貫注在即將到來的拍攝上，我可以把一切不必要的事情拋之腦后，明白拍攝要怎樣進行。
當我在片場時，隨著布景被打光燈所淹沒，我開始布置領獎臺，構建框架。然后模特們會走上領獎臺，我們會對他們的運動和姿勢進行排練。攝影師得向模特們解釋應該如何移動，如何站立，而在拍攝的準備過程中，我會一直觀察模特們的訓練或比賽，觀看跳水比賽的視頻，和他們對話，從而更好地把握每個人在框架內都會做些什么。你說的沒錯，這有點像是電影，表演，編舞。我的確喜歡創(chuàng)作我的“電影繪畫”。
《藝術學院里的體操運動員與薩莫特拉斯勝利女神（2），圣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形體文化》系列作品，2016年
《證券交易所臺階上的金字塔，圣彼得堡》《形體文化》系列作品，2006年
例如，在圣卡洛斯學院博物館庭院中拍攝球隊時，就有一些“編舞”的元素。拍攝前我參觀了墨西哥城郊外鄉(xiāng)村的一座小山，球隊在那兒訓練，我花了大半天觀看他們訓練，用手機拍照，這樣一樣，在拍攝時我就能向他們展示他們應該怎樣移動。一切都是在動態(tài)中拍攝的。我們得確保院子里的大理石像是安全的，我們用防護物加以覆蓋，并分配了保護者。拍攝過程是迷人的，就像一部真正的電影短片。
我還想到在列賓美術學院的拍攝。開拍前的幾天，我們和模特們一起進行了“彩排”，而學生們會畫下素描，在實際拍攝時貼到墻上。有時候，我沒有機會籌備如此大規(guī)模的拍攝，而是只用三腳架、相機以及感光度不同的膠卷進行拍攝。
澎湃新聞：除了攝影，你還會寫故事，為照片添加敘事，文字在你的攝影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瓦萊里·卡蘇巴：我是從寫散文和短篇故事開始進入藝術領域的。上學時我就很喜歡用俄語和白俄羅斯語閱讀和寫文章。我們有出色的文學老師。與此同時我的父親是個業(yè)余攝影師，而我的母親是他的“超?！?，漸漸地我和我的兄弟Sergey 以及Alexandre也成了他的模特。所以無論我喜不喜歡，我從很小的時候就與文學和攝影聯(lián)系在了一起。
對我來說，攝影最難的部分是技術層面，這也是為什么年輕的時候我偏愛文學，直到后來我意識到，通過攝影，你可以制作某種影片，或者航拍，例如《空中飛行》（Air Flight）項目中的空中體操員。你如何用文字去描述一場飛行？最好是拍下來，然后去選擇與照片相通的音樂和文字，組合在一起，它們將襯托出彼此的優(yōu)點，創(chuàng)造出另一層“維度”，與此同時又是自足的。以“空中體操員”為例，我認為最好是拍下他們的飛行，然后寫下其他的印象。
《空中飛行，紅綢帶（1），莫斯科》《空中飛行》系列作品，2010年
《空中飛行，盧日尼基（4），莫斯科》《空中飛行》系列作品，2016年
我喜歡在處理圖像與處理文字之間交替工作。有人說，改變你的工作和休息是一樣的，他們或許是對的。文學和攝影是不同的藝術，但是它們可以是朋友。為了證明這一點，我正在準備一本書的出版，名稱暫定為《故事和圖片》，里面大約有20個故事和20張照片。
2009年，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最后一天，我和朋友們在長長的圣菲大道（Santa Fe）上吃晚餐。招待我們的是個金發(fā)碧眼的胖小伙。他行動緩慢，讓我懷疑他是俄羅斯血統(tǒng)。我沒猜錯。葉甫蓋尼（Evgeny）——那位侍者的名字——在20世紀90年代初時從沃羅涅什（前蘇聯(lián)西南部城市）來到了阿根廷，彼時俄羅斯處在危機中。他不甚健談，并未向我們分享他的其他故事。我決定不再問他更多的問題。當葉甫蓋尼完成工作向我們告別時，我才敢問他，搬到南美后是否回過沃羅涅什。
“沒有，搬來阿根廷后我就沒打算去那兒，”他回答道，走之前，他又頓了一秒，補充道，“而現在也沒有理由回去了……那里幾乎沒有我能拜訪的人了?！?/p>
他轉身沿著圣菲大道走去。我目送他離開。已經很晚了。深夜了。只有來自沃羅涅什的葉甫蓋尼走在美洲盡頭荒涼而漫無邊際的圣菲大道上。
我看著他離開，想到90年代在美洲大陸和俄羅斯之間遷徙是多么不易。我思考了葉甫蓋尼留在阿根廷展開生活的決定，想到了16世紀乃至19世紀的移民在出發(fā)前往遙遠而未知的彼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是如何做出這些決定的。我想到了葉甫蓋尼在回憶故鄉(xiāng)時，眼神中流露出的堅定，以及悲傷，我們總能在俄羅斯人的眼睛里看到這種悲傷。這樣的故事要如何拍攝呢？我想最好是寫下來，把文本附在《遠離家鄉(xiāng)》（Far Away from Home）系列中的一張照片旁邊。
《“……在路的盡頭，一艘小船停在河邊。一名水手坐在里面。他離開了河岸，河浪帶他去往清澈的灰色河水與鉛云交匯之處——領他進入他所未知的世界……”》《遠離家鄉(xiāng)》系列作品 ，2004-2020
《“……而在清冽霜凍的夜晚，當群星在河流之上閃爍，鄉(xiāng)村的爐灶飄出縷縷直煙的時候，他們常常穿上羊皮大衣和靴子去到河邊，在河的中間，躺在覆蓋著雪的冰上，安靜地望著點點繁星……” 》《遠離家鄉(xiāng)》系列作品 ，2004-2020
澎湃新聞：正如《遠離家鄉(xiāng)》向我們展現的那樣，俄羅斯民族總是處在離散與歸鄉(xiāng)之間的張力中，似乎他們既渴望離開，又想要回家。你如何理解俄羅斯的這種民族身份，并且在作品中加以描繪？
瓦萊里·卡蘇巴：“他們既渴望離開，又想要回家”很好地描述了我的一些俄羅斯朋友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俄羅斯人的狀態(tài)。一些人確實會回來。我還記得20世紀90年代，我和著名的芭蕾舞演員Alla Osipenko在紐約的一家名為Samovar的俄羅斯餐廳喝茶和伏特加，她曾和魯道夫·紐瑞耶夫（Rudolf Nuriev）一起跳舞，后來移民到了美國。當時她已經年過六旬。那晚結束的時候，她突然說，“瓦萊里，請理解，我得回俄羅斯?！彼娴幕厝チ?。
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一間實驗室，和我在圣彼得堡畫廊的搭檔Anna Nova一起為上海的展覽進行色彩測試。我還見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半的人說他們正在考慮離開俄羅斯。
為什么會這樣？可能是因為俄羅斯同時作為歐洲和亞洲的一部分，既屬于二者，又不屬于任何一方。正如俄羅斯版圖上劇烈的氣候變化一樣，這也是一種民族特征，而俄羅斯人傾向于在文學、音樂、電影和攝影中將其表達出來。
在革命期間和之后，有大批俄羅斯人被迫移居外國，其中包括作家、音樂家、歌手、芭蕾舞演員等，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亞歷山大·維爾金斯基（Alexander Vertinsky）這樣的天才就在其列。我認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讓“俄羅斯移民”的主題成為了世界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20世紀對于俄羅斯而言也是非常特殊的時期——這個世紀還沒過去多久，留下的記憶仍然新鮮。一旦出現了不可預知的新變化的可能性，許多俄羅斯人就開始思考離開祖國。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摩爾曼斯克附近的凍原和小山中與馴鹿牧民一起拍攝。一天晚上，我和客棧老板在喝茶，她和我講述了北方花朵的故事：它們如何在如此短暫的北方夏季向世界展示自我，白樺樹的葉子如何在寒風中顫抖，這種微妙的美對她而言有多么珍貴和微妙。
對于你說的“既渴望離開，又想要回家”，我想再補充上俄羅斯人“既想要了解世界，又哪兒都不想去”的想法。不過，《遠離家鄉(xiāng)》故事里的水手決定去了解世界，鼓起勇氣開始他的旅程。在他的故事中，我想，歸家之路就是找到回歸自我的道路。
展廳現場
展廳現場
澎湃新聞：你是否認為自己是當代藝術家？說到俄羅斯藝術史，似乎我們仍然停留在諸如馬列維奇等人所留下的過去的成就上，你如何看到俄羅斯的當代藝術環(huán)境？
瓦萊里·卡蘇巴：當然，我是一名當代藝術家。
馬列維奇已經成為俄羅斯先鋒藝術革命的象征而聞名世界，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他的時代和之后的歲月里，俄羅斯始終存在偉大的藝術家。我是從俄羅斯內部去審視它的藝術，與此同時我也會將它和全球藝術語境中的進程進行比較。在馬列維奇創(chuàng)作的年代里，優(yōu)秀的納塔莉亞·岡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或伊利亞·馬什科夫（Ilya Mashkov）等也都在進行各自的創(chuàng)作。還有藝術家亞歷山大·羅欽可（Alexander Rodchenko）和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與此同時，在歐洲大陸上，謝爾蓋·達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的劇團創(chuàng)造了一場芭蕾革命；亞歷山大·季涅卡（Alexander Deineka）和亞歷山大·薩莫克瓦洛夫（Alexander Samokhvalov）也開始了自己的藝術旅程。
回到“馬列維奇的革命”，我想要指出的是，季涅卡在20世紀30年代或是帖木兒·諾維科夫在90年代對于學院派傳統(tǒng)的重新評估以及先鋒藝術思想同樣是一種柔和的革命，以及新藝術形式的創(chuàng)作。而20世紀60、70年代也有自己的繪畫革命。格里戈里·科津采夫（Grigory Kozintsev）和謝爾蓋·帕拉杰諾夫（Sergei Parajanov）為電影帶來了莫大的突破。我認為這些導演對于世界文化產生了影響。
出于種種原因，我不會去評價當下的俄羅斯藝術。在采訪開始的時候，我說過我在畢加索和達利的作品中找到了具象藝術。這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馬列維奇作品中也能看到，例如他的自畫像和他的妻子肖像。我非常珍視這一時期出現的具象藝術，它基于馬列維奇早先發(fā)現的色彩組合，由此宣布了一個新的藝術時代。但是，這可能也只是我對于藝術史的一個浪漫觀點。
展覽“瓦萊里·卡蘇巴：俄羅斯浪漫現實主義”將持續(xù)至2021年8月29日。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