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有多個版本
好的翻譯，是不是以維護母語的純潔性為最高標準？如果是，傅雷為什么在譯文中選擇“武裝到牙齒”，而不是漢語中現(xiàn)成的“全副武裝”？
文學翻譯質(zhì)量，是否真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每況愈下？
日前，在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與上海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聯(lián)合主辦的“文學翻譯的現(xiàn)狀與未來”研討會上，這兩個問題引起了與會者熱烈乃至激烈的討論。以此為題，《文藝百家》特別邀請了兩位翻譯家撰寫文章，今刊發(fā)于此，希望引起進一步的關注。我們相信，關于翻譯的爭論，遠遠沒有停止；我們也都希望翻譯能有更好的未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翻譯所致力的，是人類文化的多元多樣，是人類精神世界的溝通勾連。
———編者的話
即便是深受傳統(tǒng)文化浸潤的傅雷，在譯文中選擇的也是“武裝到牙齒”，而非漢語中現(xiàn)成的“全副武裝”。他應該也是認為，翻譯家致力找尋的，是漢語已有的顯著特征之外的什么東西吧。
維護母語的純潔性，該不該成為譯者的“終極任務”？
具體到漢語中，要不要在翻譯的過程中，舍棄讓漢語讀者很難習慣的“洋腔”，盡量凸顯漢語在詞法和句法上“靈活”、“跳蕩”的特性，從而達到“傳神”的最高要求？
按理說，這早就不再應該是翻譯界討論的話題，卻直到今天仍然是翻譯界常常面對的質(zhì)疑。這種質(zhì)疑有相當?shù)臎_擊力———不僅因為有些質(zhì)疑者還是來自學界，更因為它已經(jīng)超越了一般讀者希望譯文“通順”、“流暢”的樸素要求，而是和本雅明一樣，直接提升到“譯者的任務”的層面。可以推論出，所有違背了這一準則的譯者，都是背叛了譯者的使命。
一向存在著兩種詬病譯者的方式：一是理解有誤，說明他們對于出發(fā)語的掌握有問題；二是譯文讀來艱澀難懂，令人頗費腦筋，說明譯者目的語的語言能力有欠缺。在兩項之中，因為真正精通出發(fā)語和目的語，能夠進行比較的并不多，所以對譯者最為普遍同時也最為致命的指責就是“漢語(目的語)表達有問題”。上升到學術(shù)的層面，那就是糟糕的譯者———而且在今天看來，他們是大多數(shù)———是在破壞目的語，漢語的純潔性正是在這些譯者的操作之下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1947年,上海世界書局將朱生豪所譯莎劇分喜劇、悲劇、雜劇三輯出版，計27部劇本。此為當時的出版海報
翻譯的價值瞬間遭遇解構(gòu)：固然我們借助翻譯，讀到了一個個來自于異國的、想象中應該寫得挺好、只是經(jīng)譯者之手變得有點不太好的故事，可漢語受到了這樣的凌虐，真是不讀為妙!而如果說有價值的翻譯也還存在，那只存在于令我們懷舊的“前史”時代，比如傅雷、朱生豪、梁實秋、馮亦代等等。因為只有那個時代，譯者有好的漢語。今天的譯者倘若要繼續(xù)為文學和文化的交流承擔起自身應該承擔的使命，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像老一代的譯者那樣，能夠駕馭符合他們那個時代語言審美的漢語。
我是傅雷這一代翻譯家前輩的忠實擁躉。不因為別的，而是以傅雷漢語的素養(yǎng)與對傳統(tǒng)文化的精通，作為一個譯者，恰恰在某些時候，他選擇的也是“武裝到牙齒”，而非漢語中現(xiàn)成的“全副武裝”。追究其中的原因，他應該也是認為，翻譯家致力找尋的，是漢語已有的顯著特征之外的什么東西吧。
說起來，論到維護某一種語言，四百多年以前，法國著名七星詩社的杜貝萊就已經(jīng)寫下過題為《保衛(wèi)和發(fā)揚法蘭西語言》的名篇，而且他也反對一味翻譯希臘拉丁作品，并且以此作為文學和文化的唯一樣式。但是他的主張與現(xiàn)今所謂維護語言純潔性的主張的出發(fā)點卻正相反：四百多年以前，法語尚在確立之初，在被拉丁語一統(tǒng)天下的思想領域，它迫不及待地想要用自己語言的可能，為其文化也勾勒一個比較明確的邊界，而不是陷在希臘拉丁文化的牢籠中不能自拔。杜貝萊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七星詩人對于“法蘭西語言”的貢獻不言而喻，而世易時移，過度伸張法語的權(quán)力也并非完全沒有壞處。于是乎法國在十七世紀迎來了被命名為“不忠的美人”的翻譯時代，傾向于“改寫式”翻譯，就是強調(diào)翻譯外國作品斷不能破壞偉大的法語，必須迎合本民族固有的語言審美。這一翻譯時代飽受后人詬病，翻譯家梅那日對該風潮中代表翻譯家的調(diào)侃———仿若他美麗但卻不忠的情人———也自此廣為流傳。到今天這個時代，雖然法國人依舊認為自己的語言具備理性和明晰的“顯著特征”，恐怕也不敢要求自己的翻譯家都必須繼續(xù)做“不忠的美人”。法國人倒是也憂慮法語語言和文化的未來，但這份憂慮不是針對翻譯的，而是針對與翻譯追求完全相反的全球化和單一化的趨勢，與四百多年前反對唯希臘拉丁文化是如出一轍。
力岡翻譯的《靜靜的頓河》，被很多讀者奉為經(jīng)典
到了這個高度，譯者的任務說到底還真的是一個“終極”問題：它關乎翻譯的定義，也關乎譯者的身份。確立身份，是確立存在的大事。所以早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前，德國哲學家本雅明就寫了一篇在當時讀起來很是莫名其妙的文章：《譯者的任務》，上來第一段居然就說，沒有一首詩是為讀者而作，沒有一幅畫是為觀賞者而繪，沒有一首交響樂是為聽眾而譜。也就是說，譯者的任務，在高冷的本雅明看來，根本不是為了不懂原文的讀者的!更不要說是為了維護目的語的“顯著特征”!
當然，本雅明這一論斷并不適用于翻譯實踐的具體討論，雖然本雅明自己做波德萊爾的翻譯，也是個譯者。他尋求的是藏身于顯見的翻譯行為背后的隱喻。一些認為翻譯的目的就是維護母語純潔性的學者，因為文中有一句“即使最偉大的譯作也注定要成為自己語言發(fā)展的組成部分”而將本雅明引為知己，但事實上，當本雅明將他晦澀難懂的文章推進到最后，得出譯者的任務是“純語言”的論斷時，所謂的“純語言”卻絕不是指任何一種具體語言，諸如漢語，英語，德語，法語什么的。“純語言”是形而上的，有其一定的宗教意義和神學意義，是上帝的，先驗的語言。聽上去有些神秘，做過翻譯的人卻還是能夠隱隱約約捕捉到本雅明的意思：兩種語言尚在譯者的腦中，在相遇的過程中，卻尚未落實在某一種具體語言的套路之時，我們經(jīng)常會產(chǎn)生一種錯覺，有一瞬，我們已經(jīng)接近了語言之“真”———這個“真”，是語言的能指與所指彼此嚴絲合縫，再也不會遭遇到人為割裂的狀態(tài)，無法描述，也無法在某一種具體語言中加以體現(xiàn)。這是經(jīng)典文本呼喚翻譯的根本原因：它為我們接近語言之“真”提供了無數(shù)的可能性。然而可惜的是，哪怕是對于一流的譯者而言，一旦翻譯完成，盡管語言之“真”的狀態(tài)還能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其中，譯者卻悖論性的終結(jié)了自己的求真之路。唯一的希望就只是寄望于未來的其它經(jīng)驗，自己的，或者別人的。
這是譯者宿命性的悲壯。雖然好的譯文終究能夠成為目的語文學的一部分，滋養(yǎng)無數(shù)讀者，但作為經(jīng)典文本的存在，卻并不應該成為———至少在本雅明看來如此———譯者的任務。譯者不是為了討好讀者工作，翻譯也不是為了討好民族從來沒有懷疑過的語言審美。倘若說譯者應該自覺地意識到自己是做語言的工作，立身于兩種語言之間的譯者卻并不是只為著服務于某一種具體的語言，而是為了所有語言與生俱來的開放性。正因為沒有一種語言能夠躺在自身的傳統(tǒng)上獨善其身，只能以復數(shù)形式存在的翻譯才是不可或缺的。所有不斷發(fā)展、不斷融入異的因素、從而不斷改寫自身歷史的語言彼此撞擊、彼此揭示、彼此照亮仍然被遮蔽的可能性，共同努力完成語言接近本真的終極任務。
其實就這個問題說這么多，仿佛也是一種“翻譯腔”。用了簡潔的漢語，大可以歸結(jié)為一句話：倘若翻譯是為了維護本民族語言的顯著特性，那還要翻譯做什么呢？在一群興致勃勃要“再登巴別塔”的譯者前，這實在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圈套。(文/ 袁筱一，法語文學翻譯家、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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