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張照片。由于我不會攝影，也沒有機會去現(xiàn)場，這張照片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找來的。在這里先誠懇地請求照片拍攝者原諒，原諒我為澄清歷史真相，為了更生動地復原歷史的場景，不得已選用了這張照片。
所謂“秦坑儒谷”石碑
一看這碑石的模樣，就沒有什么真正的歷史感。所謂“坑儒谷”的準確位置是不是在這里，也就更是說不清的事兒了?？汕厥蓟释綔侠锫袢说木唧w地點弄不清楚，并不等于歷史上就沒發(fā)生過這坑儒害儒的事兒。為什么？因為這事兒在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本紀》里有確鑿無疑的記載——同此“坑儒”之事密切相關的，還有所謂“焚書”，后世把這兩大罪惡行徑合稱為“焚書坑儒”。
大家看我說這事兒“確鑿無疑”，一定會想，既然如此，那我還要在這里說些什么呢？
這首先涉及我們?nèi)绾慰创妒酚洝愤@部書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可以說不管是誰，我們?nèi)魏稳嗽陂喿x《史記》時都要首先面對的一個重要基礎。
這個問題，說簡單很簡單；可若說復雜，著實也很復雜。
說它簡單，是任何一部史書對歷史事實的記述，都不可能沒有一點疏誤；特別是不可能對每一件史事的記載都一清二楚，容有某些含混曖昧之處。司馬遷對秦始皇“坑儒”之事的記載，前后脈絡也許并不那么清晰，前因后果也許并不那么鮮明，但這只是史事考辨層面的事情。在歷史學研究中，史事考辨是一項最基礎的工作；考辨清楚史事也是史學研究的一項基本功用。因而若只是對秦始皇“坑儒”之事做出技術性的考辨，也就是一件像吃家常便飯一樣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的尋常事兒了。
說它復雜，是當代著述家中頗有一些人對《史記》紀事的信實性從根本上提出懷疑。這類學者以為司馬遷寫《史記》，不是為了記述實際發(fā)生的史事，而是因為看不慣當朝皇帝漢武帝的種種荒唐做法，從而刻意借古諷今，把道聽途說的荒唐故事隨意采錄到堂堂“正史”里來；還有人以為司馬遷寫《史記》就像寫小說、寫劇本，甚至像現(xiàn)在有些寫手寫《故事會》一樣，想怎么寫，就怎么寫；覺得怎么聳動人心就怎么寫。
這么一來，事兒可就大了。因為這涉及司馬遷的為人和著史的態(tài)度。司馬遷動筆撰寫《史記》，雖說不是受命于漢廷，卻肩負著比皇漢朝命更為莊重的使命，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神圣的天職。
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里，司馬遷講述乃父司馬談臨終前握著他的手殷切囑咐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嗨?，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蛱煜路Q頌周公，言其能論次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大王王季之思慮。……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對老爹這一通言語，司馬遷將其簡縮表述如下：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簡而言之一句話，繼承孔子作《春秋》的志業(yè)，續(xù)寫出像《春秋》一樣的史書！古人做事兒，講究謙慎，那些飽學士人，更是如此，通常不會像現(xiàn)在很多大學教授那樣自命不凡，胡亂說大話，一口一個國際一流，一口一個世界第一?？墒?，在深切體味老爹這一番念茲在茲的心意之后，司馬遷竟直言不諱地講道：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何敢讓”者，講的就是我要上了，當仁不讓，沒什么可躲躲閃閃的，我司馬氏執(zhí)筆撰寫的就是當代的《春秋》！
那么，孔夫子在五百年前為什么要來寫《春秋》呢？這事兒，老夫子自己是講得明明白白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這所謂“見之于行事”，當然是指編次載錄古人的實際行為，孔夫子所施刀筆，不過“采善貶惡”而已（《史記·太史公自序》），絕不會為了表達自己的道義追求而隨意采錄道聽途說的荒唐故事，把子虛烏有的傳說，寫成真實發(fā)生的歷史。
孔子撰著《春秋》，對待史事史實，其立場和態(tài)度如此，那么，如上文所見，矢志追慕其后的司馬遷，也必然會亦步亦趨，恪守不渝。這一點，司馬遷本人既已清清楚楚地告訴了讀者，我們在閱讀《史記》、利用《史記》來研究歷史問題時，就一定要首先認明并準確把握這部史書的紀實性質(zhì)。
另一方面，與后世史書不同的是，司馬遷所處的那一時代，對《史記》紀事的嚴謹性和可信性還提供了特別的保障。
大家看老太史公司馬談在對他的兒子司馬遷做“臨終囑咐”的時候，特別強調(diào)“余先周室之太史也”這一家世，復又斷言“余死，汝必為太史”。這里的“先”字指的是“祖先”（現(xiàn)在有些地方的“鄉(xiāng)罵”，還有“日你先”的罵法，只要是十六歲以上的成人，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這“先”字的意思是什么），上下通貫地理解，可以看出司馬談很看重“太史”這一身份。又司馬遷本人也反復提及“司馬氏世典周史”，或謂“司馬氏世主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更凸顯了史職與上天之間的聯(lián)系。
這是因為在上古時期史官本是一個頗具神職色彩的職位，即其身居天人之間，敬畏上天的程度遠過于世人。上天在這些史官心目中的地位，也遠遠高于塵世的君主。因而必須記事以誠，記事以實。不然的話，將會遭受神責天譴，而這種懲罰的嚴酷程度，是甚于世間所有暴虐的君主的。正因為如此，才會在王綱渙散、百官失職的春秋時期，獨有史官恪遵其守，出現(xiàn)齊太史一家兄弟三人前仆后繼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的“壯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述，史職可以說是一種“天職”。
這種“天職”般的職業(yè)特性，在司馬遷撰著《史記》的年代，仍有很強的存留，所以他才會有“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意愿（關于這一點，我在拙著《生死秦始皇》一書中已經(jīng)做有很充分的論證，感興趣的讀者不妨自行參看），而這樣的意識和境界，是保障《史記》記事信實性的內(nèi)在機理。
看我這么一講，很多人可能覺得這事兒本來就很簡單，史書么，就是照錄實事，又不是小說，怎么會為表達自己的現(xiàn)實感慨而隨意寫錄道聽途說的不實之詞呢？要是隨便想寫啥就寫啥，那不就成寫小說了？那人們還讀史書干啥，干脆直接去讀《三國演義》、去看《故事會》算了。讀史書，不就相信史書里記載的都是真事兒么？
實際的情況，真不這么簡單。要是史書記述的史事都這么簡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世界上也許就不需要歷史學者了。盡管當今學術圈內(nèi)人對歷史學者的使命和研究方法的認識各不相同，但澄清前人漠視的史事，辨析史書記載的謬誤，闡發(fā)表象背后的隱微，這應該是絕大多數(shù)史學從業(yè)人員所能認同的本分事兒。前面我說史書敘事不可能略無疏誤模糊之處，《史記》對秦始皇“坑儒”之事的記載就還有待治史者加以解析申說；特別是前人的論述，頗有似是而非的地方，這更需要仔細審辨《太史公書》的記載，闡明當日的真實情況。
談到秦始皇“坑儒”之事，往往都會與他的“焚書”之舉相提并論，而要想清楚說明“焚書坑儒”的發(fā)生緣由，就要從儒學在此之前的發(fā)展歷程說起。關于這一歷程的概括記述，見于《史記·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wèi)，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yè)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閑，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
請大家注意，所謂“焚書坑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不過上面引文的標點，是完全照錄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的模樣，但其中存在嚴重問題，影響到對這里所要討論問題的理解，下面將具體說明其錯謬出在哪里。
《史記》這段話，是講孔夫子離世之后儒學的發(fā)展狀況，大體經(jīng)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他剛剛去世不久的一小段時間之內(nèi)，諸弟子散布天下各地，講學布道，一派繁榮，而其達者往往為王者“師傅卿相”，稍遜者亦“友教士大夫。至于所謂“隱而不見”者乃時或有之，在觀察天下大勢時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第二階段是在戰(zhàn)國時期諸國并爭愈演愈烈之后，因為在弱肉強食的天下秩序中不符合列國君主的要求，各地“儒術既絀”，其學獨興盛于齊魯之間。在這第二階段的齊威王至齊宣王之間，最有代表性的儒者，是孟子和荀子，先后“以學顯于當世”。
值得吟味的是“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這兩句話，僅僅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也應該是前后連貫相互呼應的話語；再下文“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既絀焉”云云，這分明講的都是秦始皇以前的事兒。因為滅了六國之后才有“皇帝”的名號，先結束戰(zhàn)國并爭之事，后有“始皇帝”，所以“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云云絕不應該直接承續(xù)在“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句下，二者之間理應句斷，“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這句話完全是另起一層意思。
若是把這兩句話緊密連結起來，讀作：“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本臀膹淖猪?，什么都很好理解了。這兩句話是講在戰(zhàn)國諸國并爭之時，列國君主，開始只有魏文侯喜好儒學，其后日漸衰敗，直至秦始皇時期。那么，在秦始皇時期，儒學的境遇究竟如何？是在衰敗中起而振興了呢？還是衰敗愈甚，以至趨于滅絕了呢？反正到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趨勢究竟是上升抑或下降，太史公并沒有明說。
不過《史記·儒林列傳》接下來的一段話，倒也給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分析線索，即《史記》下文云“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蓺從此缺焉”（案此“儒士”今本《史記》作“術士”，相關辨析詳見下文），這顯示出在“焚《詩》《書》，坑儒士”之前，《詩》《書》等儒家經(jīng)典和儒學之士在大秦朝野應該都是具有相當?shù)匚坏摹?/p>
實際的情況，正同《儒林列傳》上述記載相契合，而與現(xiàn)在通行歷史著述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各種通行歷史著述帶給人們的一般印象，是秦始皇斥逐儒學而崇尚法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這可以說是秦朝滅亡之后“自古以來”的看法。然而認真研讀《史記》相關記載，我們卻可以看到，單純就一種思想學說在朝廷中的地位來說，秦廷不僅沒有斥逐儒學，而且還十分尊崇儒學。
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在“焚書坑儒”之前，秦廷即設置有七十位博士，而這七十位博士，就其“學科歸屬”來講，都是儒學博士，而且是由秦始皇始創(chuàng)其制，如清人沈欽韓所云：“古以儒者名之博士，秦始有專員?！保ㄉ驓J韓《漢書疏證》卷四）例如，在這七十位博士當中，有位叔孫通先生，從這位秦廷博士的實際經(jīng)歷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所謂“博士”，就是從儒生中選出的，所以他們應當就是傳習儒家學學的學者，而所謂“儒學”，當時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以“文學”稱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仔細審度《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頒布“焚書坑儒”令時的相關記載，可知秦廷的博士皆應出自儒學，這一點應該沒有什么異議。過去元人馬端臨即斷然指明“秦以儒者為博士”（見馬端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至近時洋博士胡適也說“大概秦時的‘博士’多是‘儒生’”（說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做出的也是大體相同的判斷。
我們再來看《史記·封禪書》記載秦始皇東巡，“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議論登封泰山事。這里所說“儒生博士七十人”，明確點明這些“博士”乃是出自“儒生”，或者說他們都是身為“儒生”。因為如上所述，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秦廷總共就為博士設置七十名員額，可知秦始皇這次東巡，他們是悉數(shù)奉詔從行，所以《史記·封禪書》這一記載，可以說是秦廷博士所有成員都是儒學博士的鐵證。
《史記·儒林列傳》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這位孔甲是孔夫子的八世孫孔鮒，“甲”是他的字（《史記·儒林列傳》裴骃《集解》）?？柞V為陳勝作博士這一事件，也可以看作是張楚沿承秦制的一個事例。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秦博士的儒學屬性。
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概括諸家學說特點時，曾指出儒者之學系以“博而寡要”著稱于世，蓋因“儒者以《六蓺（藝）》為法，《六蓺（藝）》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以至達到“累世不能通其學”的程度（《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點，應該就是儒學博士之“博”得名的緣由。綜合考慮當時各門思想流派的實際情況，可以說知識豐富是儒家與其他諸家學說相比獨有的特色，或者說在當時諸家學說之中只有儒家才具有豐富多樣的具體知識，說的也就是儒學之“博”。這一點，乃是“博士”這一頭銜同儒學學術內(nèi)涵的聯(lián)系。
那么，秦廷設置七十儒學博士一事意味著什么？顯而易見，它意味著這改變了戰(zhàn)國以來儒學日漸陵遲的局面。換一個角度來看，就大秦帝國本朝而言，除了儒學，朝廷并沒有為其他任何一家學說，設置這樣的官位，包括所謂“法家”在內(nèi)，這無疑凸顯出儒家在朝廷中獨一無二且、唯我獨尊的官學地位；即使是同后代相比，隨便哪一個朝代，也都沒有設置這么多官定的博士，這更加清楚地體現(xiàn)出秦廷對儒學的“尊崇”至少在形式上乃是空前絕后無以復加的。再說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叔孫通先生，率其“儒生弟子百余人”，帶著大秦帝國的禮儀投靠劉邦，才建立起來漢朝的禮樂制度（《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當然這都是屬于儒家的禮儀文化。因為只有這些儒生才能實現(xiàn)大秦帝國的禮制建設。秦廷特別設置七十名博士的員額以及令其傳授儒家的學業(yè)，原因即在于此。
這些本來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寫在《太史公書》里的實際情況，用不著多大學問，更用不著絲毫功力，只要不帶任何既有成見地認真讀書，幾乎誰都能夠看見，也誰都能夠理解，可學術圈里那些一本正經(jīng)的歷史學家們，卻從來沒有人向社會公眾指明這一點。
這沒有什么的高深莫測的道理，只是研究者們盲從前人成說而造成的認識誤區(qū)和盲區(qū)。類似的情況，在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中應該都會有一些，但由于個人經(jīng)歷的原因，我只是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見過很多很多，一點兒也不奇怪。做學問，既然是為探明歷史的真相，凡事只要認真閱讀原始的第一手史料，無征不信，能看到什么，就認定什么是了。
鳳凰出版社影印宋刻十四行本《史記》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所謂“焚書坑儒”之事在秦都咸陽發(fā)生了，其事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具體情形如下：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轍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庇谑悄送鋈?。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庇谑鞘褂废ぐ竼栔T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益發(fā)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jiān)蒙恬于上郡。
從中可以看到，誘發(fā)這一事件的起因，是侯生、盧生等為其尋求仙藥的“方術士”，而且在這兩個家伙溜走亡去之后，秦始皇震怒之下，說自己此前“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在這種情況下，秦始皇才將“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
如此看來，被秦始皇活埋的似乎不應該是儒生，而只能是所謂“方術士”，也就是那些施行方術之士。另外，今本《史記·儒林列傳》也說秦始皇是“焚《詩》《書》，坑術士”（案這也就是我在前面引作“焚《詩》《書》，坑儒士”那句話），這“術士”當然也就是所謂“方術士”，現(xiàn)在我們也可以簡稱為“方士”或是“術士”。后世有很多人，就是依據(jù)這一記載而斷言秦始皇所坑去者乃是“術士”。這樣認識的人，古代有很多，現(xiàn)代也不老少，譬如胡適先生就是這樣看待這一問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然而，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我們看《史記·秦始皇本紀》的下文，在數(shù)落完這些“方術士”的忘恩負義之事，并特別指出“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之后，秦始皇卻話鋒一轉(zhuǎn)，把矛頭指向了跟這幫騙子毫無關系的儒生頭上，即謂之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p>
參看下文長公子扶蘇所說“諸生皆誦法孔子”這句話，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認定，這“諸生”也就是“眾儒生”?！傲畣枴?，是察訪查問的意思；“訞言”現(xiàn)在一般寫作“妖言”，也就是某些人經(jīng)常講的“歪理邪說”那四個字兒。
秦始皇明明是被他自己重金招來的一大幫“方術士”騙了錢財，又丟盡了老臉，可他為什么頭痛醫(yī)腳，要去“廉問”這些與“方術士”毫無關系的儒生呢？
仔細斟酌《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述記載，不難看出，問題就出在秦始皇所說“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這句話上，對于他所召“甚眾”的這些“文學、方術士”，秦始皇顯然寄寓了很大期望，即想要依賴他們來幫助自己“興太平”。因為如前所述，尊崇儒學，重用儒生，本是大秦帝國的一項重要國策?？墒?，結果呢？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看到，他“尊賜之甚厚”的盧生等“方術士”不僅騙吃騙喝騙完之后就紛紛各自跑路了，還很放肆地講了一大堆他的壞話，這無疑會彰顯出他的“不德”形象。
秦始皇對自己干下的傷天害理的壞事兒，當然一清二楚；自己既然做了，當然免不了要遭受世人非議，這一點他也心知肚明。
這不僅在于他以血腥的暴力吞并天下土地，更讓天下蒼生遭受無邊苦難的是，他在吞并天下之后，不僅不與民休息，還愈加“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后合五德之數(shù)。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記·秦始皇本紀》）。這么虐待子民，人家怨他，人家恨他，甚至很多人恨不得殺了他，這當然他閉著眼睛想也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秦始皇一點兒也不怕，為什么？君不見《商君書》里明確講的話：“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還有“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商君書·賞刑》）。用現(xiàn)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大白話來講，就是以嚴刑峻法來鎮(zhèn)懾恐嚇，讓你不服也得服，心不服口也必須服。先祖秦孝公的時候，秦國的政治就是按照商鞅這樣的設計而展開的；到秦始皇的時候，他的所有政治舉措，更都是如法炮制。只要心狠手辣把這些小民往死里整，天下百姓就是再怨恨他，也不敢輕舉妄動。
可是，草民誰也不敢動，并不等于偌大一個國家就誰都啥也不說。為什么？在趙正登上皇帝大位之初，帝國的法律還沒有過分嚴苛地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或者說秦滅六國后朝廷并沒有馬上針對一般性的言論上手段，重刑還沒有立即用到每一個人的嘴上。
就在發(fā)出坑儒之命這一年之前的秦始皇三十四年，趙正在咸陽宮里擺酒宴，秦廷設置的七十個博士上前給他祝壽，其中的頭目——仆射周青臣還把馬匹拍得震天響，說什么“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nèi)，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zhàn)爭之患，傳之萬世”，到末了，總括一句話：“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史記·秦始皇本紀》）。對比秦始皇后來指斥盧生一輩方術士“重吾不德”那句話，可知周青臣這些奉承話該多么讓他受用。
問題是雖然這個博士頭目很會拍馬屁，可他手下其他那些直把《詩》《書》讀到心坎里去的書呆子博士卻很不識相。有一位名叫淳于越的博士，馬上站出來揭破周青臣的丑陋面目，即“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史記·秦始皇本紀》）。聽著耳熟吧？這同一年后秦始皇斥責盧生等人“重吾不德”的話實在太相似了。
幾乎一模一樣的語句，站在不同立場上，就指向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方講的是真話，另一方講的就必然是假話。其實不僅今天我們誰都知道究竟是誰在說真話，當時的人也都明白到底是誰在講假話——這個人當然是始皇帝趙正。在淳于越這樣的書呆子看來，是周青臣這類馬屁精在彰顯秦始皇的罪過，而在暴君秦始皇看來，則是講實話的盧生等人在彰顯他缺德無德的本來面目。
一年之后秦始皇既然能針對盧生等方術士講出那樣一番話來，現(xiàn)在，面對淳于越博士講的這些大實話，心里當然煞是不爽。淳于越與周青臣兩相對峙的言論，并不僅僅是兩個書生之間意氣相向而已。因為淳于越在指斥周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之前，還講過一句很重的話：“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這事兒就有些大了，等于全面否定并且抨擊秦始皇的治國理民路線；更何況淳于越有博士的身份，是個身在廟堂之上的“公知”（吃公家飯的知識人），若是任由這樣的思想傳播于黎民黔首，任由這幫家伙放下朝廷賞給他們的飯碗就來抨擊朝政，詛咒這個政權，那么大秦帝國還將何以為國？是可忍，孰不可忍？
怒，雖然是憤怒至極，卻不宜馬上發(fā)作?，F(xiàn)代人對中國古代的政治運作過程，有很多膚淺的理解，其實并不符合實際。譬如，說什么皇帝獨裁專權什么的，就是這樣。皇帝固然是個獨斷干綱的工作，可從趙正創(chuàng)設這個職位時起，決策的過程，通常就都是一個“民主協(xié)商”的過程，而且整個過程都很“民主”；至少是要經(jīng)過大臣們開會討論才能做出決策的，不像當今美國那種虛偽的民主，不管什么鳥人，一旦通過欺騙手段上臺當了總統(tǒng)，跟誰也不商量，半夜睡不著覺，就徑行發(fā)推特宣布國家大政方針。他們口頭上標榜“民主”，實際上獨裁得很。
這次也是這樣。秦始皇按照朝政運作的基本規(guī)則，一本正經(jīng)地把雙方的意見交由朝臣議處。
于是，那個一心想坐穩(wěn)糧倉頂上大老鼠位置的佞臣李斯，本著他一生念茲在茲的“得時無怠”精神（《史記·李斯列傳》），及時挺身而出，來為主子排憂解難，以求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這個重大的隱患。
這樣，我們就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看到了下面這樣一大段話：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chuàng)大業(yè)，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nóng)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德勇案“若欲有學法令”句，參據(jù)《史記·李斯列傳》等，疑本書作“若欲有學者”），以吏為師?！敝圃唬骸翱??！?/p>
概括起來，李斯洋洋灑灑的這一大段話，包括下述幾層意思。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三家注本《史記》
首先是直接針對淳于越“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這一主張，做出總體評價，以為像淳于越這樣“愚儒”，明顯智力不夠，實在是蠢得很，他們是根本無法理解秦始皇創(chuàng)建的亙古未有之大業(yè)豐功的。
這是一個綱領性的認識，大調(diào)子一定，下邊就是具體的處置辦法了?！坝奕濉钡摹坝蕖币簿褪巧档囊馑?，傻瓜的話，不僅聽不得，也不能由著他到處胡亂說，讓傻瓜給正常人洗腦。遍地傻瓜亂跑，那大秦帝國還能成個什么樣子？實際的后果很嚴重，并不僅僅是遍地傻子好看不好看的問題，而是若一味“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則必將“惑亂黔首”——有傻小子不干了，出來造反怎么辦？這就是“公知”的危害，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做出懲處。
應對的辦法，一是“別黑白而定一尊”，即確立皇帝唯我獨尊的地位，人人都要服從于他的權威。他的話，就是最高指示。除了他，誰的話都不算人話，誰的話都要同他保持高度的一致。二是在此前提下，與此有違的種種私學，都要一律禁絕，并且指出開放言論的嚴重后果是“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即皇帝的權威蕩然無存，而反對的黨徒必將布滿朝野，實在是危乎險也。三是應立即頒布具體的禁絕措施，即除了官方存留部分書籍之外，諸如秦國自己的史書、朝廷所設博士官傳習的儒家經(jīng)典，以及像“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樣的科技著述等，其余所有各項典籍，統(tǒng)統(tǒng)搜檢出來燒掉；同時還有特殊針對性地特別強調(diào)“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這樣的處置措施，看起來好像很有創(chuàng)意，但是自古以來，就是太陽底下沒有什么新鮮事兒。與李斯出自同門的韓非子即明確講過，當年商鞅即已“教秦孝公以……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到底是同門同窗，對先行君主施展過的這種手段，同樣早就爛熟于胸，時機成熟時，掏出來用就是了。
李斯這個現(xiàn)職的帝師把話講得都很到位，有綱有目，有頭有緒，一切都正中秦始皇的下懷，連細節(jié)都考慮得十分周詳，自然博得他滿心歡喜。于是，秦始皇只簡單地迸出一個“可”字來就依樣施行了；或者說雷厲風行地展開了大秦帝國建立起來最大規(guī)模的一場政治運動。這場運動，也可以簡單地用“焚書”二字來概括。
全面了解這一背景，了解這場運動在秦朝政治生活中無比重要的地位，我們才能切實理解秦始皇“坑儒”之舉發(fā)生的緣由。
秦始皇“焚書”之舉，實際上不過是上一年剛剛施行的極其嚴酷的懲處辦法，這些儒生應該老老實實地上班辦事兒領薪水，幫助我歌功頌德“興太平”了吧？可恨侯生、盧生這些“方術士”，騙吃騙喝騙夠了，臨走人還“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不過這幫子家伙本來就是騙子，如此忘恩負義，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兒，而且其社會地位和影響，都沒法跟儒生相比，只要這些儒生，都像朝廷設置的那七十個博士一樣給朝廷妝點門面做擺設，倒也不用擔心什么。
那么，這些儒生的地位和影響為什么這么重要？除了孔夫子創(chuàng)立的政治學說和社會理念對世道人心具有重大影響之外，還有一個似乎不為人言的重要因素，這就是在先秦諸子之中，其他各家，講的都是空洞的思想觀念，只有儒家才具有豐富的具體知識，特別是歷史知識。自孔子以《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經(jīng)》來教授弟子，這些知識，就成為儒家門內(nèi)師徒相傳的核心內(nèi)容，而這些典籍所蘊涵的文學、藝術、史學、哲學以及社會制度知識，其豐富性、系統(tǒng)性、具體性在先秦諸子中都是獨一無二的。高談闊論的理論，只能影響一小部分高等知識分子，而這些具體知識和儒生對這些具體知識內(nèi)在義理的闡釋，才能更加深刻地影響社會公眾（前述秦廷儒學博士之“博”，其要義也正在這里）。其中歷史知識的影響，尤為重要，因為這是“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的一項利器。
現(xiàn)在，擺在秦始皇面前的問題是，侯生、盧生這些“方術士”既然能夠陽奉陰違，口是心非，那些儒生是不是口服心也服，服服貼貼地跟他這個一尊之身保持一致呢？秦始皇對此很是擔心，或者說侯生、盧生等“方術士”搞得他很是心虛。他需要考察一下真實情況。于是，便指使人去查問“諸生在咸陽者”?！@就是“方術士”惹出來的事兒而秦始皇卻“頭痛醫(yī)腳”地去查問儒生的緣由（闡明這一點，我們也才能夠理解，后世有些政治人物，竟然真的會頭痛反而醫(yī)腳）。
結果呢？結果不禁讓他有些震恐。這就是這些儒生在上一年剛剛頒布那樣嚴酷的禁令之后，仍然“或為訞言以亂黔首”。
如上所述，上一年的時候，正是由于“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才促使秦始皇頒行禁令，試圖以嚴刑峻法，嚇阻這股反抗的潮流，可是現(xiàn)在一查才知道，在平靜的表面之下，依舊暗潮涌動。那么，秦廷的法律豈不形同虛設？秦始皇的威嚴何在？若是任由這幫儒生繼續(xù)惑亂黔首，豈不天下大亂？必須嚴查重懲！
后世很多儒生，總是惡毒攻擊秦始皇很任性，攻擊這位千古一帝心有多么殘忍就能多么殘酷地鎮(zhèn)壓知識分子。其實秦始皇雖然心狠手辣，但卻是一向很講究依法治國的，絕不隨便胡來。面對反動知識分子的猖狂進攻，秦始皇依然嚴格按照法定的程序，“使御史悉案問諸生”，也就是逐個審問，讓這些儒生人人過關。只不過以強大的威權去審查一個個弱小的書生，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后來掌握權柄者無數(shù)次重復過這種方法。那么，結果到底是什么呢？是“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也就是在酷刑苛法的威逼下，這些儒生們不得不違心地揭發(fā)檢舉他人，這樣才能僥幸脫身免罪。
當然并不是所有舉報了同輩的人都能不被追究治罪。若是這樣，秦始皇就失去了追查其事的意義了。因為他想殺一儆百，即《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使天下知之，以懲后”。倒霉的，是那最后被朝廷認定的“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
這樣通觀《史記》相關記載，被秦始皇坑掉的，理應是儒生，而不會是方術士。如前所述，按照始皇長公子扶蘇的說法，當時秦始皇所要坑掉的“諸生”四百六十余人乃“皆誦法孔子”，這也清楚說明他們確實一個不差都是儒生。又《史記·封禪書》另外還記載說“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戮文學”，這“文學”講的同樣是儒生。這些都可以同上面所做的分析相印證。
至于《史記·儒林列傳》所說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也就是我在本文開頭引述過的“焚《詩》《書》，坑儒士”那句話，雖然曾被很多學者引作秦始皇所坑之人包含諸多術士的證據(jù)，譬如近人崔適即持此見（崔適《史記探源》卷八），章太炎也說是緣于“諸巫食言，乃坑術士“（《太炎文錄》卷一《秦政記》）。至于持此觀點的現(xiàn)代學者，更比比皆是，毋庸逐一列舉?？扇粽J真審讀《儒林列傳》的文本，則可以看出，情況并非如此。
為便于分析，可將其上下相關文句，再列舉如下：
自孔子卒后，……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請大家注意的是，這段話，是寫在《儒林列傳》開頭的地方，儒林、儒林，這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談論的儒學、儒書、儒生、儒術，都是儒家之事，與“術士”無涉，忽地迸出“坑術士”一語，與上下文不協(xié)，顯得相當突兀。
《史記》三家舊注，唯有唐人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釋及此語，其語如下：
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xiāng)。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為秦坑儒處也。衛(wèi)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種瓜于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fā)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姑且不論這里所說坑儒之事的緣起同《史記·秦始皇本紀》的異同，我們看《史記正義》敘述的內(nèi)容只是“坑儒”，而不是坑埋術士。古人注書釋文，當然要與被注釋的正文相對應，不會無端添附離“經(jīng)”之“注”。所以《正義》這條注釋，顯示出原文應是書作“坑儒士”而不會是“坑術士”。檢南宋時期的類書《記纂淵?！罚湟洝妒酚洝と辶至袀鳌反宋?，乃書作：
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焉。
可見當時所依據(jù)的《史記·儒林列傳》，正存有“坑（坑）儒士”的版本。這足以印證上述推論不誣，被秦始皇坑掉的，實際上只是儒士，而與方術士無涉。
結論，就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坑儒谷里活埋的都是儒生。沒有一個例外。
2021年6月7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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