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付印在即，按例應有一篇自序。此書出過三版，在初版后記、增訂本自序與三版題記里，我分別交代過相關情況，借此機會進一步回顧與這冊小書有關的一些問題。
一
作為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我是1978年初春進入上海師范學院（現(xiàn)上海師范大學前身）歷史系學習的。我曾回憶過當初填志愿時的糾結：
究竟報中文專業(yè)去學古典文學，還是報歷史專業(yè)去學中國歷史，頗躊躇猶豫了一番。但是，親身經(jīng)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折騰，連大哥的命也搭了進去，渴求對中國歷史的深入反思，明顯壓倒了對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終于決定報考歷史專業(yè)。（《古今多少事·自序》）
追溯我的學術生涯，與改革開放幾乎是同時起步的。在就讀專業(yè)之際，我就決心以史學作為畢生的志業(yè)，而當年改革形勢必然投射進我們這代人的學術人生。我曾追述過這種影響：
作為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的學生，對專業(yè)學習如饑似渴的投入，與對國家命運切膚之痛的反思，兩者在付出上幾乎是難以軒輊的，在思考上也往往是融為一體的，尤其像歷史專業(yè)的大學生。歷史上中國專制傳統(tǒng)的沉重包袱，現(xiàn)實中科學民主自由的再啟蒙，都成為我們在課堂里與飯桌上熱議的話題。（《那些個舊作舊刊與舊事》，載《敬畏歷史》）
記得剛?cè)胄２痪?，“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吹皺一池春水。正是這場大討論迎來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并以1981年公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一錘定音，標志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基本完成。思想解放運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緊箍咒，在很大空間上釋放了思想市場。思想市場一旦開放，歷史反思便不斷深化。舉其犖犖大者，思想界有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爭論，哲學界有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解凍與研究，史學界有對君主專制主義的批判，國際共運史界有對“個人迷信”的反思，文學界有“傷痕文學”的興起與人性的再探討。思想解放迎來了學術創(chuàng)新。盡管歷經(jīng)坎坷，好幾代學人依然保持著“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家國情懷，各自探索新理論、新思想與新學說，不同程度地匯入了時代的洪流。
再說回我。1982年畢業(yè)留校，兩年后繼續(xù)攻讀研究生，這本著作的雛形就是我的碩士論文。從初涉專業(yè)到寫出論稿，恰是我從而立到不惑的十年，而這十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令人最歡欣鼓舞的十年。盡管偶有料峭的倒春寒，但總體說來，舉國上下似乎普遍洋溢著對未來的樂觀期待。
這一期間，人文學界至少同時共存著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與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四代學人。一位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學者自稱是“政治化的一代”。實際上，只要涉足20世紀下半葉中國人文學科的場域，包括上文說到的四代學人，無論順應政治潮流（例如“梁效”與“羅思鼎”），還是拒斥政治潮流（例如陳寅恪與顧準），都不妨視之為“政治化的一代”。
至于我，小學階段就記得教育方針是“必須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chǎn)勞動相結合”。1966年，高中剛讀一年，就開始了“艱難探索”的十年，偉大領袖那年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至今記憶猶新。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里，即便你想回避政治，政治仍會上門來找你。凡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對此都應該感同身受的。恰在世界觀形成時期，灌輸進“為政治服務”的理念與“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性，潛移默化地形塑了像我這樣“政治化的一代”。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好在經(jīng)過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這種“政治化”的現(xiàn)實關懷已經(jīng)位移到理性反思的基石之上。就像王家范先生在為小書作序時說的那樣：
在初歷閱世更事的年齡段上，“沐浴”于一場感慨系之的“歷史運動”,也不是毫無所得。由此而獲取的社會體驗，很難真正從書本上讀得。假如不是因此而特別感受中國問題的刺激，假若不是因此而特別期盼中國問題的解決，或許我們都會甘心做“兩足書柜”，滿足于“考據(jù)饾饤之學”，不可能有今日那種以生命注入史學的癡情，欲以史學而托出義理的追求。
他肯定我“以史學而托出義理的追求”，當然只是前輩的揄揚，但猶如我在初版后記里借用克羅齊的論述自道作意說：“被稱為非當代史的歷史也是從生活中涌現(xiàn)出來的，因為，顯而易見，只有現(xiàn)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痹谧x研以前，我已寫過幾篇宋史論文，對基本史料也有大體的把握，宋代臺諫官僚圈在中樞權力結構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及其盛衰成敗引起我莫大的興趣與強烈的關注。我之所以研究宋代臺諫制度，與究詰在那十年里最高權力為何失去最起碼的制度約束，思索怎樣才能在制度設計上有效防范類似局面再次發(fā)生，顯然都是密切相關的。
在當年改革大潮中，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與法學等社會科學的少數(shù)學者，甚至參與了國家政策的某些改革活動。而人文學者的學術使命，主要關注于重建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作為起步伊始的歷史學人，當然深知個人的微不足道，但仍期望以自己的研究為這個大時代呈獻上自己的深思。說到底，這還是“政治化的一代”在其學術人生中無計回避的磁場效應。
拉雜說這些，對讀其書而知其世，或許能勾勒出大致的背景。
二
讀研那幾年是我最用心的歲月，在史料掌握上如此，在史法探索上如此，在史識砥礪上也是如此。
我對宋代臺諫制度的研究興趣，固然由現(xiàn)實生活而觸發(fā)催生，也希望藉此能為現(xiàn)實問題貢獻一得之見。在我看來，歷史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可以采取兩種路向。一是從歷史到現(xiàn)實的取徑，即以嚴謹?shù)氖穼W方法對某個歷史問題做出本質(zhì)的認識，取得成果，為現(xiàn)實提供鏡鑒與啟示。一是從現(xiàn)實到歷史的取徑，即從現(xiàn)實社會中領悟到必須重溫歷史上與之近似的某個問題，轉(zhuǎn)而深化對那一歷史問題的再認識。當然，這兩種路向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以我選擇宋代臺諫制度這一課題而言，就處于無法割裂的互動狀態(tài)中。對現(xiàn)實政治中權力必須制衡的關注，引導我有意識地去重新檢討宋代的歷史資源；而對宋代中樞權力制衡的剖析，又促使我深層次地去探尋現(xiàn)實政治的癥結所在。
臺諫制度研究屬于中國政治制度史的范疇。倘以理想的范式而言，正如王家范先生說的那樣，“以歷史學的本色，透出政治學的底蘊”；在研究理路上，當然應該借助政治學的路徑，但基本方法仍然必須嚴格信守歷史學的規(guī)范。差可告慰的是，在開啟研究前，我已具備了充分自覺的學術理性。首先，無論采取何種取徑，都必須堅持把歷史的東西還給歷史，堅持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其次，在研究的全過程中，必須盡最大可能恪守價值中立原則，不與現(xiàn)實生活牽強附會，由此獲得對歷史的本質(zhì)認識，轉(zhuǎn)而為現(xiàn)實的關懷展示歷史的啟悟?？傊?，既不能專注政治學的底蘊而背離歷史學的本色，更不能注重“經(jīng)世致用”的追求而重蹈“影射史學”的覆轍。
歷史學的根基是對史料的廣泛搜輯與深刻解讀。圍繞著這一課題，我把宋代有關史料應讀的全部讀過，應查的盡數(shù)查過。歷史研究，是歷史資料與史家思想的有機結合，研究者必須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過程，然后對建構起來的歷史過程給出合理的解釋。歷史學的學科特點，既應有其敘事性的層面，更應有其解釋性的層面，兩者缺一不可。大致說來，對于同一課題，搜集史料，復原實相，尚具有相對的客觀性?；趯κ妨系娜嬲加信c深入研判，我對宋代臺諫系統(tǒng)進行了真實可信的制度復原，這屬于對史料排比梳理的敘事性層面。但僅此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對借助史料建構起來的宋代臺諫系統(tǒng)作出總體性闡釋，這是史學研究中更為關鍵的解釋性層面。臺諫制度屬于監(jiān)察制度的范疇，對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闡釋與評價，有的學者更多關注其對君主專制的限制與削弱，有的學者則主要聚焦在君主專制對監(jiān)察制度的干預與破壞，足見這種總體解釋顯然不可能是絕對單一的。這是因為，歷史的解釋無可避免地凸顯出研究者獨有的思想視角與價值觀念。
史家的當代意識必須建基于史料構建的歷史實相，同時又來自于社會現(xiàn)實的感悟興發(fā)，這就必須在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把握好合理的張力。就臺諫制度研究而言，首先必須在制度復原上求真坐實，同時又憑借對社會現(xiàn)實的歷史通感去探究這一制度在歷史上的功過成敗與是非得失。唯有這樣，才能在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看似不可逾越的雷池鴻溝上架起溝通的橋梁，實現(xiàn)“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成功轉(zhuǎn)換，庶幾成為“有意義之史學”（陳垣語）。
這些，大體上就是我在研究宋代臺諫制度時努力遵循的史法與史識。
三
從大歷史的視野來看， 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就進入了古代君主專制向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歷史大轉(zhuǎn)型之中。對這一歷史轉(zhuǎn)型，美籍華裔史家唐德剛在上世紀末提倡著名的“歷史三峽論”，他曾大膽預判：“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zhuǎn)型就可結束”。從大趨勢來說，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轉(zhuǎn)型恰似滾滾長江東流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具體而言，在某段水域出現(xiàn)某種曲折與回瀾，也有必要考慮在內(nèi)。我在《敬畏歷史·自序》里說過：
以往歷史理論一味強調(diào)歷史是持續(xù)進步的。這種歷史觀讓人們對歷史進程抱著一種盲目樂觀的單向思維，既不符合逆向思維的思想方法，也會對可能出現(xiàn)的歷史逆流放松警覺性，削弱人在歷史參與中的選擇性。在這點上，我對陳寅恪先生所說，“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zhuǎn)，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深懷一種同情的理解。他要破除的，正是所謂歷史總是進步的決定論。
從長時段來看，既然中國歷史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未必總是呈現(xiàn)線性直行的態(tài)勢，現(xiàn)代中國的權力制約之路也決不會一馬平川。在小書大序里，王家范先生指出：“人類的歷史原本就是不斷試錯的歷史。古往今來哪有不犯錯誤的民族？痛自改轍，舊邦維新，惟大智大勇方能為之?！辈谎远鳎诂F(xiàn)代中國的權力制約上也同樣應該容許試錯。在論及宋代權力制約時，他還提醒：臺諫系統(tǒng)“畢竟被關在君主制的鳥籠里，長不大，飛不高，種種變態(tài)走形原在預料之中”。宋代歷史已經(jīng)交出了試錯的終極答案，這是時代的局限與歷史的命運，也是留給后代在推動權力制約進程時的可貴殷鑒。
由君主制的鳥籠，聯(lián)想到近年以來的流行說法，那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宋代的試錯也為這一說法留下了系列思考題：那個關權力的籠子由誰來打造？由誰來決定將怎樣的權力關進籠子里？權力關進籠子后，鎖鑰究竟由誰來掌控？倘若這些理應互相制約的決定權都來自同一源頭，將會導致哪種可預見的結果？
我的《宋代臺諫制度研究》選題確定于1986年。作為一個普通的史學從業(yè)者，當時之所以選擇這一課題，無非真情實意地祈望提交一份歷史的借鑒與啟示。而聊以自我定位的卻是以契訶夫那個有名的譬喻：“狗有大小，可是小狗不應當因為大狗的存在而心灰意懶。大狗小狗都得叫，就用上帝給他們的聲音叫好了?！蔽抑幌虢谐鲂」返穆曇簟，F(xiàn)在回頭來看，這樣的叫聲壓根兒微瀾不起。這也讓我想起王明珂說的另一個譬喻：
如在一個夏夜，荷塘邊有許多不同品種的青蛙爭鳴。不久我們會被一個聲音吸引，一個宏亮的聲音，那便是“典范歷史”；被忽略、壓抑的其他蛙鳴，便是“邊緣歷史”。（《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卷首題記）
在歷史的眾聲喧嘩中，我的初稿與小書充其量只是池塘邊緣被忽略的那一聲蛙鳴。但蛙鳴也罷，狗叫也好，我以自己的聲音已經(jīng)鳴叫過了，如斯而已。
催生這冊書稿的1980年代，距今將近四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稱得上一個中時段?！八氖陙砑覈保唤钊烁锌抵?。回首1978年以后的十年，改革開放的大潮將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推入了新時期，但誠如一位同代的學人所說：“后來的進步是這十年的慣性發(fā)展，后來的遲滯則是這十年前思想慣性的殘留。”（張福貴：《改革開放就是人的解放》，《一個人的四十年》718頁，三聯(lián)書店，2019年）。時至今日，倘若有誰發(fā)心盤點現(xiàn)代中國在權力制約之路上進展如何，這冊小書所提示的結論或許仍然有其尚未過時的參照價值。
今年恰是《宋代臺諫制度研究》初版二十周年，由衷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其列入我個人的著作集，我敝帚自珍地視之為決定版。
本文為《宋代臺諫制度研究》最新版自序，本書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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