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說略

2021年是先祖周叔弢先生（弢翁）誕辰一百三十周年。1991年國家圖書館（當(dāng)時還是北京圖書館）舉辦了盛大的“紀念周叔弢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展覽”，由任繼愈先生親筆題寫展覽標版，我父親兄弟姐妹十人全部出席了紀念活動。當(dāng)時因為工作原因我沒能到場，一直心存遺憾。

倏忽三十年已過，在祖父誕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際，我原計劃將《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以下簡稱《論文集》）重新校對并找機會刊出，然而工作量巨大，僅校訂工作短時內(nèi)即難完成，遑論印刷出版。所幸三年前父親指導(dǎo)我編纂的《周叔弢先生自用印存》，經(jīng)歷去年新冠疫情的干擾，將于今年刊行，在我多少是一種告慰。盡管如此，鑒于《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本來印數(shù)不多，又經(jīng)過了七十年的時間，目前市面上已極少見，我還是希望能夠簡要地介紹此書有關(guān)內(nèi)容，以讓更多的朋友有所了解?；蛟S也會有專家學(xué)者感到興趣，沿著這條線索開展學(xué)術(shù)研究。

原書概貌

原書是非常普通的平裝本，書高兩百一十五毫米，闊一百五十五毫米，豎排鉛印，全書正文四百二十一頁，二十九篇論文共計二十萬八千八百五十六字，每頁十七行，也有少數(shù)每頁十六或十七行。

全書的設(shè)計裝幀非常樸素，封面米黃素色紙張上以黑色印有勞篤文先生題寫的書名，紅色套印勞先生的名章“勞篤文”，扉頁以紅色套印字體：

敬以這本紀念論文集，祝賀三舅父 父親的六十生日，并向撰文和題簽的先生們致誠懇的謝意！ 孫師白 孫師匡 周一良 周玨良 周艮良 謹識 一九五〇年七月

值得一提的是，這里以祖父生日的緣故署“一九五〇年七月”，但實際出版印刷時間更晚，后文會專門說明。扉頁后即為目錄，正文之后戛然而止，沒有牌記等任何其他內(nèi)容。看上去，這是以鉛印后膠裝形式刊行的“家印本”。至于印數(shù)，既無文字記錄，家族內(nèi)亦無相關(guān)傳言。

《論文集》封面

《論文集》扉頁

《論文集》目錄

《論文集》正文

本書的編纂者

本書的編纂者，可以從一張照片說起。

弢翁六十壽辰桂林路合影

這張照片曾見載于2019年9月11日《澎拜新聞·上海書評》刊發(fā)的文章《紀念周景良先生︱周景良談建德周家》，并收入《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訪談錄》等書籍，是1950年7月28日祖父六十生日（舊時以虛歲計）在天津桂林路家中的合影。原文已對照片中人物逐一標注，《論文集》的五位編纂者都站立在后排：孫師匡（左二，名鼎，弢翁外甥，弢翁五姐第三子）、周一良（左三，我的大伯父）、周艮良（左四，我的三伯父）、周紹良（左六，我的堂伯父）、孫師白（左七，名潯，弢翁外甥，弢翁五姐第二子）、周玨良（我的二伯父）。當(dāng)然，這一排里還有我父親周景良（左五），但他不是本書的署名編纂者。

這里對五位編纂者做一簡要說明。由于周家祖籍是安徽東至（舊稱建德、至德），所以家族內(nèi)沿襲了安徽老家的習(xí)慣，稱呼大伯父為大爹、二伯父為二爹，以此類推。一良大爹是著名的史學(xué)家、東方語言學(xué)家，玨良二爹是著名英語文學(xué)、語言、文論研究專家。四爹周紹良是著名的佛學(xué)家、敦煌學(xué)家和紅學(xué)家，他是我的曾叔祖周學(xué)熙的長孫，寄名在我祖父名下，我們稱呼他四爹。文史學(xué)界對他們?nèi)坏那闆r比較了解。對《論文集》另外的三位編纂者，大家可能不很了解。三爹周艮良是著名建筑學(xué)家、設(shè)計師，抗戰(zhàn)時期曾參加滇緬公路建設(shè)，解放后任天津建筑設(shè)計院副院長。表伯孫師白，名潯，以字行；表伯孫師匡，名鼎，亦以字行，他們兩位的母親是祖父的五姐周津午，周津午早逝，去世前托孤于祖父，于是祖父將兩位表伯撫養(yǎng)長大，視如己出，他們也與祖父非常親近。兩位表伯成年后都從事實業(yè)，特別是師白表伯興辦硫酸工廠，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得到國家表彰。因為從小受到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他們兩位對文化事業(yè)也都特別熱衷，人們今天還可以看到上海博物館展出的大量古代璽印、封泥、佛像等，下面標注著捐贈者是孫鼎。

關(guān)于這張照片，還有一個插曲。照片里的窗玻璃上，都有井字形貼條，這是為防止戰(zhàn)爭中爆炸引起的強烈沖擊波震碎玻璃傷人，提示人們距離解放天津的戰(zhàn)爭并不遙遠。實際上，天津解放后，攻克天津的十二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副司令員陳伯鈞就住在桂林路祖父家中，直到他們繼續(xù)揮師南下。這處房子，今天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

二十九位作者以及題寫書名者

《論文集》由二十九位作者每人一篇論文構(gòu)成，原書按照作者姓氏筆畫順序排列文章，以下即照此列出作者及文章題目。

（一）丁聲樹《魏鶴山與孫愐唐韻》；

（二）王文進《明毛氏寫本書目》；

（三）王永興《論唐朔方軍》；

（四）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遷移路線》；

（五）王重民《太公家教考》；

（六）王遜《王羲之兄考》；

（七）王鐘翰《北京訪書記》；

（八）向達《唐代紀載南詔諸書考略》；

（九）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未刊稿》；

（十）周叔迦《三論師遺說考緒言》；

（十一）周祖謨《北魏的佛教與政治》；

（十二）周紹良《關(guān)索考》；

（十三）季羨林《記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文的發(fā)現(xiàn)》；

（十四）俞平伯《久不要忘平生之言解》；

（十五）唐蘭《輯殷蕓小說并跋》；

（十六）馬堅《理學(xué)問答研究》；

（十七）張政烺《敦煌寫本雜鈔跋》；

（十八）陳寅恪《書唐才子傳康洽傳后》；

（十九）陳夢家《世本考略》；

（二十）趙萬里《云煙過眼新錄》；

（二十一）齊思和《補后漢書高誘傳》；

（二十二）劉修業(yè)《吳承恩年譜》；

（二十三）鄧之誠《題歸來草堂錄》；

（二十四）鄧以蟄《徐賁仿巨然山水長卷》；

（二十五）錢鍾書《黃山谷詩補注》；

（二十六）謝國楨《漢代畫象考》；

（二十七）顧廷龍《檢書偶記》；

（二十八）顧頡剛《司馬談作史考》；

（二十九）金克木（譯）《三自性論》。

書名由勞篤文先生題寫。

每一篇論文長短不等且相差較大，多數(shù)論文在三千至五千字之間，篇幅短的在兩千余字，篇幅最長的是謝國楨的論文，達兩萬六千五百九十四字。篇幅長短并不代表作者與祖父或編纂者的遠近親疏，只是一種偶然選擇的結(jié)果。各位作者的學(xué)術(shù)興趣，都集中在歷史、語言、文字、藝術(shù)等范疇，1900年以前出生的有七位，1900年1911年間出生的有十四位，1912年之后出生的有八位。而作者與作者之間、作者與祖父弢翁之間、作者與編纂者之間，有著兄弟、父子、叔侄、夫妻、翁婿各種關(guān)系。其中，周叔迦是周氏家族的另一位著名學(xué)者，是祖父的堂弟、另一位作者周紹良的父親，而周紹良與祖父既是堂叔侄又是寄名父子；余嘉錫與周祖謨是翁婿，王重民與劉修業(yè)是夫妻；至于陳寅恪先生，眾所周知，一良大爹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他的魏晉南北朝研究的衣缽，而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祖父弢翁少年時在南京兩江總督府思益小學(xué)讀書，當(dāng)時與陳彥通先生（名方恪，陳寅恪先生四弟）同學(xué)，并成為一生至交；作為本書編者之一的玨良二爹，則是論文作者之一的錢鍾書先生的愛徒，記得玨良二爹書房門口就長年掛著錢先生的題字。其他故交、師生、同窗、同事之誼更不勝枚舉，如果完整梳理，篇幅將會非常巨大。

論文寫作年代與作者年齡

由于《論文集》中只有部分論文注明了寫作年代，對那些沒有注明具體寫作年份的文章，姑且假設(shè)成文于1946年至1950年這五年間，那么其時作者的年齡大約是：

丁聲樹《魏鶴山與孫愐唐韻》，注明“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成文時作者四十一歲；

王文進《明毛氏寫本書目》，成文時作者約在五十二歲至五十六歲之間；

王永興《論唐朔方軍》，成文時作者約在三十二歲至三十六歲之間；

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遷移路線》，注明“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晚初稿成于天津南大教職員宿舍同年六月二日晚講于南大歷史學(xué)術(shù)講演會）（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補志）”，成文時作者三十七歲；

王重民《太公家教考》，注明“這是我整整兩年以前寫的一篇文章……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成文時作者四十五歲；

王遜《王羲之兄考》，成文時作者約在三十歲至三十四歲之間；

王鐘翰《北京訪書記》，注明“一九五〇年七月王鐘翰敬識于燕京大學(xué)之蔚秀園”，成文時作者三十七歲；

向達《唐代紀載南詔諸書考略》，注明“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初稿，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一日重寫一過于北京”，成文時作者五十歲；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未刊稿》，成文時作者約在六十二歲至六十六歲之間；

周叔迦《三論師遺說考緒言》，成文時作者約在四十七歲至五十一歲之間；

周祖謨《北魏的佛教與政治》，成文時作者約在三十二歲至三十六歲之間；

周紹良《關(guān)索考》，成文時作者約在二十九歲至三十三歲之間；

季羨林《記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文的發(fā)現(xiàn)》，注明“一九五〇年國慶節(jié)”，成文時作者三十九歲；

俞平伯《久不要忘平生之言解》，成文時作者約在四十六歲至五十歲之間；

唐蘭《輯殷蕓小說并跋》，注明“一九五〇年冬?！辉陆K，唐蘭再記”，成文時作者四十九歲；

馬堅《理學(xué)問答研究》，注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于北大”，成文時作者四十四歲；

張政烺《敦煌寫本雜鈔跋》，注明“一九五〇·九·二八。北京東四十條三十九號”，成文時作者三十八歲；

陳寅恪《書唐才子傳康洽傳后》，成文時作者約在五十六歲至六十歲之間；

陳夢家《世本考略》，注明“此文草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成文時作者三十六歲；

趙萬里《云煙過眼新錄》，注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成文時作者四十五歲；

齊思和《補后漢書高誘傳》，成文時作者約在三十九歲至四十三歲之間；

劉修業(yè)《吳承恩年譜》，注明“這篇稿子是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寫成的。另外我還有兩篇，一篇是《吳承恩的交游和思想》，一篇是：《吳承恩的著作》。合起來稱為《吳承恩事跡交游考》。《吳承恩的交游和文學(xué)思想》，曾在一九四六年冬天在大公報的《文史周刊》發(fā)表過。……一九五一年六月劉修業(yè) 記于北京寓舍”，由此成文時作者三十六歲；

鄧之誠《題歸來草堂錄》，成文時作者約在五十九歲至六十三歲之間；

鄧以蟄《徐賁仿巨然山水長卷》，成文時作者約在五十四歲至五十八歲之間；

錢鍾書《黃山谷詩補注》，成文時作者約在三十六歲至四十歲之間；

謝國楨《漢代畫象考》，注明“吾草是編，始于戊子（1948）之春”，由此成文時作者四十七歲；

顧廷龍《檢書偶記》，成文時作者約在四十二歲至四十六歲之間；

顧頡剛《司馬談作史考》，成文時作者約在五十三歲至五十七歲之間；

金克木（譯）《三自性論》，注明“周叔弢先生今年六十壽辰，我就把這一篇拙劣的譯文當(dāng)做我的菲薄的禮物。一九四八年三月譯，一九五零年七月記”，成文時作者三十六歲。

僅從前面的作者陣容來看已經(jīng)不得了，這里更可看到，論文寫作時，作者年齡有七位在五十歲以上，十位在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其余十二位作者也多在三十六歲上下。應(yīng)該說，所有人都正值學(xué)術(shù)盛年，此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尚未開始，因此所有論文都沿作者一貫的學(xué)術(shù)路徑寫成。令人至為惋惜的是，其中七位作者歿于1966年至1976年之間，他們未能等到讓學(xué)術(shù)再次綻放的新的歷史時期。

論文中特別向弢翁祝壽的文字

《論文集》中有幾位作者在文章中向祖父的壽誕表示祝賀，特將有關(guān)段落摘錄如下。

王重民《太公家教考》：

這是我整整兩年以前寫的一篇文章。那時候還沒有學(xué)習(xí)，所以內(nèi)容是沒有理論和觀點的。一良兄為他的尊大人 叔弢公輯印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因為“太公家教”這個書名用在祝壽上很雅馴，所以稍加修改寄給一良兄。  

唐蘭《輯殷蕓小說并跋》：

余昔在天津，從周叔弢先生處借得鈔本裴銏傳奇，以太平廣記校之，知亦輯本也。今已十余年，此本不知尚在篋中否？頃令嗣一良兄弟以君六十壽辰，擬以論文集為獻。會余行役西蜀，未遑執(zhí)筆，因取此輯本，重加校錄與之。君素喜典籍，為刊傳之，當(dāng)不謂余為多事也。并述所感，拉雜書之。    

張政烺《敦煌寫本雜鈔跋》錄周一良附記：

附記

近讀鄭麟趾高麗史，其選舉志有高麗朝科舉試何論之記載，適可與苑峰兄所考定唐宋之制相映證。因為最錄，附之篇末。

光宗九年（即周世宗顯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用雙冀言，以科舉選士，自此文風(fēng)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淇婆e有制述明經(jīng)二業(yè)，而醫(yī)卜地理律書算三禮三傳何論等雜業(yè)，各以其業(yè)試之，而賜出身。

文宗三十三年（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一〇七九年）六月，判三禮何論政要業(yè)監(jiān)試于諸業(yè)畢試后，國子監(jiān)與本業(yè)員試取。

睿宗十四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九年）判……凡何論業(yè)試真書奏狀小貼吃算（？）讀何論十機，孝經(jīng)曲禮各二機，律前后帙各一機。

文宗三十年（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一〇七六年）十二月，判國制制述明經(jīng)明法明書算業(yè)出身，初年給田甲科二十結(jié)，其余十七結(jié)，何論業(yè)出身義理通曉者第二年給田。

趙萬里《云煙過眼新錄》：

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夏七月余均以休假返籍過滬，因張菊生先生之介，得縱觀東方圖書館涵芬樓藏書。前后歷十余日，檢書至四百余種，大半皆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孤本秘籍，往往而有。亟摘錄書名序跋卷第載于日記中，作字草率，未遑整理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閘北戰(zhàn)起，敵機肆虐，東方圖書館中西文圖書數(shù)十萬冊，一夕燼焉。祖龍之禍，復(fù)見于今日，余南望心傷，至于痛哭失聲。因念余所見各書，不幸皆罹于劫火，如不錄目示人，將何以慰先民寫作之勤，啟同胞敵愾之心乎？茲輯錄范氏舊藏史部書目一百種，以見一斑。稍暇當(dāng)再從事子集各書，俾早日畢此心愿。謹書以自勵云爾。          

錢鍾書《黃山谷詩補注》：

拙著談藝錄中，補山谷詩天社青神兩注五十許事。近偶披尋，復(fù)獲數(shù)則。玨良賢弟，承其家學(xué)，于涪皤集不啻得髓、嘗以論山谷詩學(xué)一文相示，為之心愜眼明。因?qū)懗龇钯|(zhì)，且詠山谷詩曰：“有子才如不羈馬，先生身似后凋松”，為堂上難老之祝云爾。凡所引條目，皆見談藝錄。

謝國楨《漢代畫象考》：

吾草是編，始于戊子之春，時客滬瀆，未成即講學(xué)滇南旋遄返首都，忙于學(xué)習(xí)，講授，斯業(yè)因以中輟。庚寅六月為 叔弢先生六秩生日，一良世仁兄擬為尊翁輯刊紀念論文集，索稿于余，乃將已成四章，重為厘定，然謬誤實多，殊不愜意，其余諸章，尚待寫定。不揣固陋，先以斯四章，緣曰上編，藉以問世，藉供檢討，尚希方家有以教正。實為幸甚。

金克木（譯）《三自性論》：

周叔弢先生今年六十壽辰，我就把這一篇拙劣的譯文當(dāng)做我的菲薄的禮物。

特別提及的幾位作者

我想在這里特別提及幾位先生。第一位不是作者，而是為《論文集》題簽的勞篤文先生，因為他與祖父既屬世交，又是相知很深的摯友。勞先生擅書法篆刻，與祖父趣味相投，共同操辦實業(yè)時又曾默契協(xié)作。熟悉祖父早年刻印書籍的人都知道，無論是祖父影刻宋元善本的精品還是其他書籍，題簽和牌記全部都是勞篤文先生的手筆，祖父著名的宋本《景德傳燈錄》跋也是請勞篤文先生代抄在書后的，我父親周景良更由此書得名。父親晚年家里常掛著四扇屏，就是當(dāng)年勞先生為祖父書寫的溫飛卿詞。

這里摘錄一段父親《丁亥觀書雜記》一書中的文字，以為紀念：

對于方地山、勞篤文這樣我父親親密的朋友，他們來時，晚輩、小孩子是不回避的。

勞篤文先生的年齡和我父親相近，是自始至終、相交一生的朋友。勞先生名健，字篤文。是清朝遺老勞乃宣之子。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之前，我的曾祖父周馥曾住在青島。他和當(dāng)時許多也住在青島的清朝遺老時相往來。當(dāng)時勞乃宣也住在青島，所以我一直以為父親和勞篤文先生是在那時相識的。后來見到一把勞先生寫給父親的折扇，寫了三首姜白石詞，后面題有一段話如下：

叔弢約歲為書一扇，將以俟數(shù)十年后集而玩之。此第二扇也。叔弢喜稱余小楷書，茲作數(shù)百字聊為悅己者容。然不得輒引為歲例。來年仍當(dāng)大字騎行耳。時余客于青島禮賢書院，叔弢經(jīng)營紗廠來往于滄口青島間，得常過從。是年叔弢三十歲，余二十七歲，吾二人相識之第十六年也。

庚申初夏  篤文勞健記

從題記中看到兩人親切的交往?！?根據(jù)此題字，則勞先生與父親相識早在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當(dāng)時父親十四歲，而勞才十一歲。直至勞先生于1953年去世，兩人相交一生。

第二位我想特別提及的是趙斐云（萬里）先生。斐云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錄學(xué)家，對古籍善本之愛深入骨髓，與祖父在古籍版本上的來往非常密切，兩人感情篤厚。從前文摘錄的斐云先生論文可以看到，涵芬樓藏書被日寇轟炸焚毀，于他可謂刻骨銘心之痛。正是因為同樣對古籍善本知之極深、愛之極切，祖父才將畢生所藏全部善本捐入斐云先生所管理的北京圖書館善本室，而且他還在不止一個場合提到，將這些善本交到趙先生手里，他是最放心的。這里摘錄我堂兄周啟乾大哥的回憶文章《〈周叔弢日記〉中的祖父及其友人》里的一段文字：

在文化界，祖父與趙萬里（斐云）先生（1905-1980）可謂惺惺相惜，友誼長達半個世紀。……祖父……指出：“斐云版本目錄之學(xué)，既博且精，當(dāng)代一人，當(dāng)之無愧。我獨重視斐云關(guān)于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fā)展，厥功甚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數(shù)十年如一日，忠于書庫，真不可及?！瓏L謂余曰：‘我一日不死，必護持庫中書，不使受委屈，我死則不遑計及矣?！渲旧鯄眩溲陨醢??！?/p>

另外一位想特別提及的作者，是王晉卿（文進）先生。作為北京文祿堂主人，王晉卿先生的身份與《論文集》中其他作者略有不同，雖然少年失學(xué)，但憑著自身努力，在古籍往來中積累知識，最終竟成版本學(xué)家，祖父對此頗為認可。近年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弢翁訪書尺牘附梅泉訪書尺牘》，收入北京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所藏當(dāng)年祖父寫給王晉卿先生的書札，該書序言中寫道：

弢翁在第一二二通給大哥周梅泉（達）的信札中說：

大哥大人座右：

茲有北京書友（文祿堂）王君晉卿來滬小住，特命趨謁，祈為紹介滬上各藏書家，最好乞吾兄重托積余丈為叩。琉璃廠人才凋落，晉卿實此中錚錚者，頗通目錄學(xué)也。專此。敬請文安。弟暹啟。九月十三號。

王晉卿在弢翁信札第一一通的一角有題記：

建德周暹，字叔弢，藏書最精，而交易最末，略有成交。數(shù)次來函議商，留存手札為念耳。戊辰十月晉卿記于燈下。

由此可見雙方對彼此的印象與認可，這也可以說是古籍往還中的一段佳話。

關(guān)于成書的年代

正如前文所言，關(guān)于《論文集》的刊行日期，雖然扉頁上署“一九五〇年七月”以對應(yīng)祖父的生日，實情并非如此，最確鑿的證明是劉修業(yè)先生的文章最后有“一九五一年六月劉修業(yè) 記于北京寓舍”，由此看來，計入排印、裝幀等時間，《論文集》成書不會早于1951年7月。當(dāng)時，朝鮮戰(zhàn)爭已進入焦灼的對峙階段，同時國內(nèi)正陸續(xù)開展深化土改、增產(chǎn)節(jié)約、恢復(fù)生產(chǎn)力、沒收官僚資本等政治運動，這也是此書從紙張到印刷都顯得較為粗陋，且校訂不佳、錯字較多的原因。記得父親有一次見到我在翻閱這本書，就對我講，這本書排印錯誤不少，讀的時候要小心一點。我聽了還有點奇怪，因為知道之前祖父刻書、印書要經(jīng)過非常仔細的反復(fù)校訂，這本為祖父賀壽的書為何會出錯呢？一讀發(fā)現(xiàn)確實如此，把“戊子年”排成“戌子年”之類明顯錯誤還不少?，F(xiàn)在想來，結(jié)合當(dāng)時的時代背景，也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本書的流傳

這本《論文集》當(dāng)年確切的印數(shù)不詳，但想來不多，前些年還能在網(wǎng)上見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看不到了。實際上，當(dāng)年編纂者之一的一良大爹上世紀八十年代時自己也沒有存書。前些年堂兄周啟晉偶然購得一冊，書后竟有一良大爹手寫跋文，現(xiàn)抄錄如下：

我國紀念論文集，解放前唯有蔡孑民、張菊生、金毓黻先生等三種，此冊為解放后第一冊。惜弢翁七十、八十、九十生日限于環(huán)境，竟不能再編。此冊作者陣容當(dāng)時頗為難能可貴，然廿九人中已有十七人作古。余當(dāng)時三十八歲，今又已三十八年矣。舊藏一冊文革中被抄走，聞香港有海盜版，今無意于津寓檢得，攜歸作為紀念。   

八八年四月 記于燕東園 一良

一良大爹手寫跋

謹以此文，紀念祖父誕辰一百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