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幻象

【編者按】全球化的時代，中西文明以更為緊迫的姿態(tài)將相互間的理解提上議事日程，文明將因?qū)υ挾泳?。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織“中西關系與文明對話”系列，邀請校內(nèi)外不同學科的學者，從不同視角闡釋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顧全球意識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討不同文明彼此溝通、相互體認的可能途徑。以下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邵毅平的文章，原題為《西洋的幻象——近世中西海外旅行小說“世界觀”的差異》。

鄭和下西洋600周年 小型張

一、15世紀世界格局的巨變

15世紀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在其開始時，鄭和七下西洋，其寶船規(guī)格、船隊規(guī)模及航海技術，都處于世界最高水平；但到其結(jié)束時，歐洲人開辟了新航路，到達了新大陸，開始了環(huán)球大航海、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也開啟了持續(xù)五百年的殖民、稱霸史，其影響一直波及今天。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時間是從1405年至1433年，前后二十八年，最遠到達紅海和東北非海岸。第四次下西洋時，1414年左右，其分船隊還越過了赤道，到達麻林地（肯尼亞馬林迪）。為了囤積貨物及后勤補給，鄭和還應滿剌加國王之請，在當?shù)卦O立了后勤補給基地。這是在吉布提基地之前，六百年里，中國唯一的海外基地。

南京盧龍山（獅子山）下的靜海寺，始建于明永樂年間，以褒獎鄭和下西洋的功績。賜額“靜?！保　八暮Ｆ届o，天下太平”之意，表達了控制海權、永葆和平的美好愿望。

而其時的歐洲，按照羅馬教廷為葡萄牙、西班牙劃分的勢力范圍，葡萄牙人往東、西班牙人往西擴張（此瓜分世界方案后由1494年簽訂的葡西《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正式確定下來），葡萄牙人剛占領了摩洛哥的休達（1415），開始沿著非洲西海岸往南，尋找繞過非洲通往東方的航路。在整個鄭和下西洋期間，在當時的印度洋上，還看不到一艘歐洲商船，不能不說比中國落后得太多。

但就在明朝停止下西洋，鄭和船隊退出印度洋后，葡萄牙人開始一路往東。1445年，它們抵達佛得角。1487年，迪亞斯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1497年，達·伽馬從葡萄牙出發(fā)，繞過非洲大陸，穿越印度洋，1498年抵達卡利卡特，1499年原路返回葡萄牙，開辟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線。達·伽馬在印度洋上打了個來回，竟從未遇到過一艘中國商船。1511年，在鄭和到達那里的百年以后，葡萄牙人征服了滿剌加王國，中國唯一的海外基地同時失去。1517年，第一支葡萄牙武裝商船隊來到廣州外海，成為馬可·波羅之后最先來到中國的歐洲人。1553年，葡萄牙人開始占據(jù)澳門，這是歐洲人在中國占據(jù)的首塊土地，整整四個半世紀后始返還中國。與此同時，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1519至1522年，麥哲倫及其同伴完成了環(huán)球航行。整個16世紀，伊比利亞人橫行全球各大洋，葡萄牙人壟斷印度洋航線六十年，并在南亞和東南亞進行殖民擴張。

其實，由于中世紀歐洲造船業(yè)幾乎停滯不前，在鄭和下西洋幾十年后所謂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出現(xiàn)的幾支歐洲船隊，其船只大小、船隊規(guī)模都遠不及鄭和船隊。然而，在持續(xù)兩百多年的禁海令下，明代的造船業(yè)全面衰落，至明朝末年，寶船建造及鄭和航海的所有檔案資料（如《鄭和出使水程》等）更是莫名丟失。從此中國再也造不出如此大船，而歐洲船則越造越大，后來居上。

二、羅懋登的《西洋記》（1597年）

晚明小說家羅懋登的《西洋記》，以明初鄭和下西洋為題材，堪稱中國第一部海外旅行小說。其中所寫大部分的國家或地區(qū)，都是鄭和船隊實際到達過的，也有一些則是小說家的虛構(gòu)（第五十九回所謂“從古到今典籍所不載之國”，如女兒國、撒發(fā)國、金眼國、紅羅山、銀眼國、酆都國等）。

但在小說與史實之間，已有近二百年的時間差，其間世界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至少在遠洋航行方面，中國已經(jīng)遠遠落后于西方?？擅劣诂F(xiàn)實的小說家對此卻一無所知，仍在那里做著海上強國的美夢?！敖袢諙|事倥傯，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羅懋登《敘西洋記通俗演義》）葡萄牙人都已經(jīng)占據(jù)澳門了，荷蘭人都快要占據(jù)臺灣了，小說家卻兀自癡人說夢，還在那里說什么“西戎即序”（西洋歲月靜好），以為憑此即能對付“東事倥傯”（萬歷朝鮮之役），實無異于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西洋記》以對世界的無知為前提，以“華夷觀”扭曲地看待世界，自居于上、內(nèi)、日、君、父、首、冠，視他國為下、外、星、臣、子、足、履，蔑視“西洋”不知“夷夏之別”、“華夷之分”，自認軍事實力天下無敵，道德水準高人一籌，身材長相尤其標致。尤為荒唐的是“不恃兵力，而恃法術”，“這種用法術打外國的思想，流傳下來一直到清朝，信以為真，就有義和團實驗了一次”（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懷抱著“天朝”的優(yōu)越感，小說家寫得煞是快活。

小說與歷史兩相比較，小說與現(xiàn)實兩相比較，不由讓人生出無限感慨?！段餮笥洝氛咽疚覀?，昧于現(xiàn)實將會是何等的可笑。當世界已經(jīng)天翻地覆的時候，小說家卻仍沉湎于前塵舊夢，不免使自己淪為后世的笑柄。這也使得小說更加遠離了現(xiàn)實，減少了其認識海外世界的價值。對照百余年后笛福的《魯濱孫飄流續(xù)記》，《西洋記》的種種“夜郎自大”式描寫，尤其讓人覺得觸目驚心，匪夷所思。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

三、笛福的《魯濱孫飄流續(xù)記》（1719年）

中國讀者熟悉的《魯濱孫飄流記》有一個續(xù)集，即《魯濱孫飄流續(xù)記》，其中講的故事遠不如第一部精彩和有名，卻有著一大段關于魯濱孫中國之行的描寫，以及出于魯濱孫之口的對于中國的“毒舌”（歷來都把它看作是笛福本人的“毒舌”），相信是會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甚而怒氣的。

“一艘配備八十門炮的英國、荷蘭或法國的戰(zhàn)艦，幾乎可以同中國所有的船舶較量。”就在笛福說了這番話的一百二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伊始，英國的“東方遠征軍”中有兵船十六艘，多則配有七十四門炮，少則配有二十門炮，還沒用上配有八十門炮的，就已經(jīng)在中國沿海所向披靡了。而從鴉片戰(zhàn)爭到甲午戰(zhàn)爭，中國在歷次海戰(zhàn)中一敗再敗，也一再證實了笛福的預言。

“我對他們的船舶所說的話，也同樣適用于他們的軍隊……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三萬名的德國或英國步兵，加上一萬名的騎兵，只要指揮得當，就能打敗中國的全部軍隊?！边@是鴉片戰(zhàn)爭前一百二十年說的話，是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前一百四十年說的話，是甲午戰(zhàn)爭前一百七十五年說的話（笛福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列強名單里，還得加上一個“后起之秀”日本），是八國聯(lián)軍攻入北京城前一百八十年說的話……中國軍備的落后于世界，并不始于鴉片戰(zhàn)爭，而是早就開始了?！奥浜缶鸵ご颉保ご蚴菑镍f片戰(zhàn)爭開始的，但挨打的命運則早就注定了，至少早在笛福說這番話的時代。而那時中國朝野上下都還在美夢里酣睡，而且還要繼續(xù)酣睡一個多世紀，這是一個怎樣驚心動魄的時間差啊！

此外，笛福指出的當時的中國大而積弱，富而不強，尤其是“組織得不好”，落后而又傲慢，貧富差距懸殊，底層百姓困苦，基本上也都是說中要害的。中國這種“光輝燦爛”和“強大昌盛”的表象，“使他們在我們眼中顯得偉大和強大”，也許在笛福以后的一個多世紀里，推遲了西方列強對于中國的進攻；但類似笛福這樣眼光老辣的西方人，早已洞悉了當時中國外強中干的事實，其看法不久就成了西方的主旋律，終于將貪婪的列強引向了中國，也將中國推入了災難的深淵。套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早在鴉片戰(zhàn)爭中第一支英國槍瞄準中國之前，中國就已經(jīng)在笛福之流的“毒舌”中被摧毀掉了。

笛福所批評的18世紀初的中國，正處于中國史上著名的“康熙盛世”，與俄羅斯的彼得大帝時代、法國的路易十四時代約略同時。但危機的種子卻早已埋下，中國在經(jīng)貿(mào)、科技、軍備和國防等方面早已落后于西方。而上自皇帝下至一般讀書人，于此卻全然無知，全然不曉，還是盲目自大，目中無人，一味陶醉于“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當中！

我忘不了初次讀到笛福關于中國的評論時的震驚?？粗迅Ｒ会樢娧摹岸旧唷?，又看著后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怎樣如其所言，一步步走向災難的深淵，真讓人有夢魘般的感覺。但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不能因為笛福說得一針見血，刺傷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就簡單地稱之為“污蔑之詞”或“種族偏見”，而是應該多想想我們可以汲取些什么教訓。

四、李汝珍的《鏡花緣》（1818年）

清代小說家李汝珍生活的年代正好比笛福晚了約一個世紀，《鏡花緣》的成書年代也正好晚于《魯濱孫飄流續(xù)記》近百年，同時也正是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的前夜，但即使又過了寶貴的一個世紀，即使已經(jīng)“山雨欲來風滿樓”，小說家卻跟普通中國人一樣，于世界大勢仍然一無所知，在自己的小說里享受著太平盛世，陶醉于中華帝國聲威遠被的自我想象，將“華夷觀”發(fā)揮到了極致，比二百年前的《西洋記》還要沉湎于幻想！

就在《西洋記》問世后不久，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與楊廷筠一起編纂了《職方外紀》（1623），詳載除大洋洲外世界四大洲各主要國家的概況，繼四十年前（1583）利瑪竇進入中國并展示其帶來的世界地圖之后，再次向中國人全面地介紹了最新的世界地理知識。但問世于《職方外紀》后二百年的《鏡花緣》，卻仍是《山海經(jīng)》的世界，而全無《職方外紀》的影子。對于海外旅行小說本來最應關注的問題，比如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處境，海外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異同，海外國度真實的風土人情等等，《鏡花緣》卻一點興趣都沒有，而僅僅是虛構(gòu)了一個以中華為圓心的“天下”圖景，其中的海外各國不過是中國的翻版或投影。

我們看到，在那樣一個環(huán)球大航海的時代，《鏡花緣》里的海洋卻如此平靜，宛如真空世界一般。林之洋、唐敖、多九公一行，“去年……正月起身，今年六月才回，足足走了五百四十天”，也就是一年有半，但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海船到東到西，頂多碰到艘把“家鄉(xiāng)貨船”，不是來自“天朝”，就是要回“天朝”，根本就沒有碰到過任何“鄰邦船只”，宛如他們的海洋是在另一個世界里一樣。

這也難怪，《鏡花緣》（第十一至四十回）里所描寫的本來就是一些虛幻的國度，沒有一個是實有的國度。它們在中國文學和史學的傳統(tǒng)里，僅僅存在于《山海經(jīng)》等神話書中。多九公自詡“海外各國，老夫雖未全到，但這國名無有不知”（第三十八回），但他到過和知道的，卻都是這樣一些《山海經(jīng)》里的虛幻國度，而全不知葡萄牙、西班牙在哪里，英吉利、法蘭西為何物。有人竟然說《鏡花緣》：“從各方面表現(xiàn)出作者極力擴張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國之外發(fā)現(xiàn)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人們的愿望。”簡直是文不對題，實在是搞錯了方向。

而在《鏡花緣》里，與這種國度的虛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些國度中的文明卻與中國的大同小異。比如海外各國的語言，大都與中國的相同，而且不管是哪種情況，海外各國都通行漢語，所以不必學“番語”也能走遍天下，而沒有任何語言障礙，就像多九公自豪地吹噓的那樣：“我們天朝乃萬邦之首，所有言談，無人不知?！薄鹑缃裉斓挠⒄Z一樣！海外各國不僅通行漢語，也通行漢字或“準漢字”，其歷史文獻也全用漢文撰寫；由于通行漢語、漢字及漢文，所以海外各國也重視讀書，而不言而喻，讀的當然都是中國書（漢籍）；于是，中國書自然也就會暢銷海外，一如歷史上曾經(jīng)暢銷東亞各國；海外各國既如此重視讀中國書，漢學自然也好得一塌糊涂；而且海外各國也有中國式學校，甚至也通行中國式科舉考試制度。此外，海外各國的節(jié)日、風俗等也無不同于中國，即使有所改良，也都基于中國的基礎。

也就是說，《鏡花緣》里所有這些虛幻的國度，全都是中國的翻版和投影，而與現(xiàn)實的海外世界無涉，從而除了自滿自足自戀以外，全無認識海外世界的價值。小說家止步于“天下同文”的幻覺，無意于探索海外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就在《鏡花緣》問世后不久，中英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天朝”敗績。

五、“世界觀”的差異及影響

將羅懋登、李汝珍眼中的外國（西洋）與笛福眼中的中國相比，我們看到了巨大的“世界觀”（對外部世界的看法）的差異。當西方人已經(jīng)開始走上征服世界之路時，我們的先人卻還生活在虛幻的中華“天下”的美夢中，以“華夷觀”扭曲地看待中國以外的世界。

而當尚在虛幻的中華“天下”的美夢中夜郎自大的唐敖們，在海洋上遭遇目標明確、意志堅定、武器先進的魯濱孫們時，除了一敗涂地還會有什么其他的結(jié)果嗎？由此，不僅中國和西方在近現(xiàn)代的命運判若兩途，致使進入近代以后中國處處落后挨打，而且中國文學的水準也開始落后于西方，以至新文學運動的標的不得不棄中而就西。

就羅懋登、笛福、李汝珍這些小說家來說，他們的“世界觀”的差異，也影響了他們的文學成就和地位的高下，以及其作品在后來所遭遇命運的不同。就我個人而言，我也是寧可喜歡曾經(jīng)“百般詆毀”中國的笛福，而不喜歡沉湎于白日夢的羅懋登、李汝珍的。

南京的靜海寺建立四個世紀后，見證了中外歷史的巨大逆轉(zhuǎn)。1842年8月，英國軍艦兵臨南京城下，脅迫清政府在靜海寺內(nèi)四次議約，議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簽約儀式還在英艦上舉行。就是在那個條約中，割去了中國的香港（一個半世紀后始返還中國）。永樂帝、鄭和君臣地下有知，當不知作何感想？

從明朝結(jié)束下西洋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在閉眼無視世界巨變的自得心態(tài)中，中國失去了整整四百年的寶貴時光，結(jié)果招致了百余年的挨打和屈辱。值此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之際，回顧數(shù)百年前中國走過的道路，重溫中西小說家的經(jīng)驗教訓，實有助于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振興中華的道路上奮力前行。

（附記：本文為今年5月22日于上海圖書館所作同名講座之要略，內(nèi)容基于拙著《西洋的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邵毅平著《西洋的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邵毅平，江蘇無錫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中國古典文學、東亞古典學。著有《詩歌：智慧的水珠》《小說：洞達人性的智慧》《論衡研究》《中國文學中的商人世界》《文學與商人》《中國古典文學論集》《中日文學關系論集》《東洋的幻象》《詩騷百句》《胡言詞典》《馬賽魚湯》《今月集》《遠西草》《西洋的幻象》及“朝鮮半島三部曲”等十七種。譯有《中國文學中所表現(xiàn)的自然與自然觀》《宋詞研究（南宋篇）》等多種。編有《東亞漢詩文交流唱酬研究》。為復旦版《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新著》作者之一。

本專欄內(nèi)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