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米蓋爾·厄奎奧拉（Miguel Urquiola）著，哈佛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360頁，35.00美元
許多人認為美國大學對歐洲大學的趕超發(fā)生在二戰(zhàn)之后，因為歐洲經(jīng)過戰(zhàn)爭摧殘，歐洲大學元氣大傷，且國家百廢待興，教育支出捉襟見肘；大量歐洲科研人員，特別是猶太科學家因為躲避戰(zhàn)火和納粹迫害，移居美國，助推了美國科研實力的跨越式發(fā)展。
哥倫比亞大學經(jīng)濟學系主任米蓋爾·厄奎奧拉（Miguel Urquiola）在去年出版的《市場、頭腦和金錢：為何美國能引領(lǐng)世界大學科研》（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一書中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即美國高等教育為何在內(nèi)戰(zhàn)前不重視研究，而內(nèi)戰(zhàn)后又迎來了科研上的騰飛。為此，他分析了頂尖研究型大學的轉(zhuǎn)型之路，試圖揭示它們是如何從一開始的積弱積貧到后來的強勢崛起。
內(nèi)戰(zhàn)前的美國學校有一個專門的詞，叫antebellum college。顧名思義，當時的college和如今的university有著本質(zhì)不同。美國1776年建國初期，大學只提供本科教育，沒有研究生部。美國學子想要深造，只能遠赴歐洲英、法、德等國留學。在歐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黃金時期，美國是遙遠大陸的“局外人”。
當初的美國大學之所以不興科研，據(jù)厄奎奧拉分析是自由市場原則所致。美國最早一批大學本質(zhì)上都是教會學校，具有濃厚的基督教各宗派色彩。舉例而言，哈佛、達特茅斯和耶魯就是由新英格蘭地區(qū)的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建立的，而普林斯頓的締造者是長老會（Presbyterian）。這兩個教派在美國歷史上是出了名的辦學大戶。而其它一些名校，諸如哥倫比亞大學和威廉與瑪麗學院則隸屬于圣公會（Anglican），布朗大學是浸信會（Baptist），羅格斯大學則是荷蘭改革宗（Dutch Reformed）所創(chuàng)。一些社會經(jīng)濟地位并不高的教派，比如衛(wèi)理會（Methodist）等也紛紛加入辦學熱潮。因為它們的領(lǐng)袖意識到，在沒有宗教迫害的美國，教會無法一直充當“那些弱者和無祖產(chǎn)者”的庇護所。
既然如此，最初的美國大學，宗派一致就成為其錄取學生時的最大考量。對于申請人而言亦是如此，擇校只看教派成分。這一時期的美國大學，與其說是現(xiàn)代意義上面向所有人的學府，不如說更多扮演了宗派和階層“過濾器”的作用。抑或者說，早期的大學其實是教會的延伸，是宗教勢力滲透進入世俗生活的工具，是一種身份的自我表達。和同一教派的人上同一所大學，給了當時的美國人，尤其是出身德國改革宗（German Reformed）、貴格派（Quaker）等弱勢教派的信眾一種身份認同和大集體的安全感。
“辦校熱”
一場轟轟烈烈的建校運動就此在北美大陸蔓延開來。大學的數(shù)量從剛獨立時的九所，到南北戰(zhàn)爭爆發(fā)前達到九百所?？梢灶A見的是，許多罔顧市場規(guī)模和現(xiàn)實需求的學校，注定是走不遠的，很快便因為財力不支而限入危機，一些在之后的歲月中或關(guān)閉，或陷入沉寂。
內(nèi)戰(zhàn)前大學所教授的內(nèi)容，和前沿基本無涉，基本都是拉丁文、希臘文、邏輯、神學這些深受古羅馬文化影響的經(jīng)典課程，個別與時俱進的，會提供醫(yī)學和法律等實務培訓。大學的教學方法也相當落后。如今，美國大學的課堂以氛圍自由而著稱，學生被鼓勵積極發(fā)問。很難想象，在獨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主流教學法都是老師點名學生背書，或者索性照本宣科。1850年，某個哈佛學生就抱怨：“這所可憐的老派學校為我們迎接未來人生角色所做的準備就是……讓我們把最寶貴的學生生涯用在掌握兩門公認已經(jīng)消失的語言上。另外，這些學科說來重視，但老師教起來卻敷衍了事，根本沒法學到扎實的知識?！?/p>
他的話很具有代表性。十九世紀中葉的哈佛，所有課程都奉行小學式教法，由學生背書給老師聽。耶魯大學的老校長杰里邁亞·戴（Jeremiah Day）曾經(jīng)詢問麾下老師是怎么上課的，得到的回答多數(shù)是讓人朗誦或背書。“少的背三頁，多的背八頁，具體根據(jù)難度來定?！?/p>
當時的美國大學一定頗為滑稽，在生源不足的情況下，學校為了生存下去會放寬年齡限制，八到十四歲年齡段的人均可入學。試想一下，八歲和十八歲的學生坐在一起——教室偶爾是校長家的客廳——聽老師講柏拉圖的場面。而在大西洋彼岸，同類型課程則已經(jīng)下沉到lycée（法語的中學）和gynasium（德語的高中）。當時的美國教授，通常一人要肩負幾門課的教學任務，加上薪水低和工作不穩(wěn)定，使得大學老師并不是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哈佛老校長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就曾表示：“大學要找到稱職的教授很難，有幾個有才干的美國人愿意干這行？工資低不說，天天都是做些單調(diào)乏味的差事，毫無出頭之日……”
簡言之，內(nèi)戰(zhàn)前的美國，人們對于前沿研究缺乏興趣，教學質(zhì)量和人才方面遠遠落后于歐洲，而這一切的根源，就是厄奎奧拉所說的對于sorting的偏好。所謂sorting，在這里可以理解為“人群篩選”，同質(zhì)化的人喜歡“扎堆”聚在一起。一個人結(jié)交的學伴，會影響其長期發(fā)展、求職、婚戀乃至學習積極性。所以，大學提供的不僅是教學產(chǎn)品，還有身份和圈層。誠如厄奎奧拉所言，“如今我們談sorting，著重于社會階層和種族等因素，但在當時，人們在乎的只是宗教派別?！?/p>
折戟的改革
時間久了，這種單調(diào)的教育產(chǎn)品自然引起反對。加之內(nèi)戰(zhàn)后，美國工業(yè)化進程提速，對于新型科技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傳統(tǒng)大學所授知識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嚴重脫節(jié)被進一步放大。在這一背景下，一批有識之士開始謀求教改。有人提出根據(jù)學生年齡來分班教育，有人建議聘用更多科學家，也有人提倡增設研究生教育，覆蓋更多前沿領(lǐng)域。然而，這些早期改革無一例外因為校董會內(nèi)部保守勢力的阻撓而流產(chǎn)了。唯一在教改上獲得成功的是耶魯，得益于其實力雄厚，校友眾多，有能力消化研究生教育帶來的高昂成本，1861年，耶魯頒發(fā)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張博士文憑。
耶魯大學
除了上述失敗案例外，在厄奎奧拉看來，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因為改革威脅到了大學對于“客群”的sorting功能。1840年代，布朗大學校長弗朗西斯·威蘭德（Francis Wayland）曾試圖在本科生院的經(jīng)典人文通識課之外增加當時流行的工程和農(nóng)業(yè)等“平行課程”（parallel course）。事后發(fā)現(xiàn)，雖然同屬于Brown College，但學習實用性科目的學生和原來的本科生互不往來，學科之間的藩籬和偏見隔斷了學生融合的通路。這也折射出當時的社會情緒：盡管工程、冶金、勘探、測繪、農(nóng)學等在彼時的美國逐漸成為顯學，但接受傳統(tǒng)精英教育的人并不買賬。諸如“農(nóng)學和工科就是給沒有家世背景的弱勢群體準備的，而不是用來塑造社會精英”的論調(diào)時有耳聞。甚至有人諷刺道：“為什么會有人希望成為更優(yōu)秀的鄉(xiāng)巴佬呢？”
有了失敗的先例，才有了后人避免“踩坑”的經(jīng)驗。談及美國大學的轉(zhuǎn)型，繞不開康奈爾、約翰斯·霍普金斯、哈佛和哥倫比亞這幾個響亮的名字，這也是厄奎奧拉在書中聚焦的典型。正是它們的一系列創(chuàng)舉，以及部分校長的強大魄力，才推動了美國大學向“重科研、集資金、聚人才”的目標集體轉(zhuǎn)型；而它們在科研上加大投入，要歸功于兩條“鯰魚”帶的頭：一是康奈爾大學，二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兩條“鯰魚”：康奈爾和霍普金斯
康奈爾成立于1865年，因時間較晚，相對而言較少受保守勢力的桎梏。創(chuàng)校校長安德魯·懷特（Andrew White）曾留學德國，對德國大學體制推崇備至。他公開表示，美國在研究生教學上的不作為，正影響到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懷特在康奈爾的改革，得益于創(chuàng)始人艾茲拉·康奈爾（Ezra Cornell）的土地和資金捐贈，這為他掃清了物質(zhì)上的障礙。前述威蘭德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人為制造隔閡和學術(shù)“二等公民”，而懷特重視學科之間的平衡。學生不分背景，最終拿的都是學士學位，沒有區(qū)別。此外，康奈爾從成立之初就提供多學科教育，面向所有宗派招生。
康奈爾大學
康奈爾在制度設計上克服了sorting帶來的弊端，再加上資金雄厚，成功實現(xiàn)了創(chuàng)新。需要注意的是，懷特的改革并沒有觸及保守派的底線：研究生教育。約翰斯·霍普金斯的情況與之截然相反。
這所馬里蘭州名校的誕生源于實業(yè)家老霍普金斯的一片赤忱。他一生未娶，膝下無子，立遺囑把七百萬財產(chǎn)留給“自己的兩個‘孩子’”——一所大學和一座醫(yī)院。他去世后，霍普金斯基金會找到了在伯克利大學郁郁不得志的丹尼爾·吉爾曼（Daniel Gilman），任命他為首任校長。吉爾曼確立的第一條辦校方針就是開展真正意義上的研究生教育。這一決定在當時頗具爭議，哈佛校長艾略特就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yǎng)精英，提升人的精神品味，讓學生成為更完美的人，而不是教授一些狹窄的專業(yè)知識。“如果美國需要化學家、工程師、藝術(shù)家、建筑師……那造一些專門性的機構(gòu)不就得了?！?/p>
他的看法，代表了當時諸多校長和教育家的觀點。但是吉爾曼等人力排眾議，決定把研究生院打造成為霍普金斯大學立足的根本。難能可貴的是，他自己雖非搞研究出身，但理解其價值?！拔也粫?shù)學，不懂阿貝爾函數(shù)，但所有人都知道，數(shù)學的進步會帶來知識的進步?！辈粌H數(shù)學，他對于科研一視同仁，所有自然科學領(lǐng)域在他治下都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吉爾曼嘗言：“未來的用處和眼下的好處具有同等價值?！?/p>
吉爾曼除了積極物色科研人才外，還熱衷于“挖角”哈佛等名校，以至于他曾為此親自寫信向艾略特道歉。到了1884年，霍普金斯已經(jīng)擁有超過五十位教授，大部分都在德國留過學，習慣于德國學界那套把論文提交給同行和研究生評議、以求獲得反饋的做法，這就是后來“同行評議”機制（peer review）的雛形。有人因此戲稱霍普金斯是“巴爾的摩的哥廷根大學”。上述舉措效果顯著，其畢業(yè)的博士生一度比哈佛和耶魯加起來還多。霍普金斯還吸納了諸如醫(yī)院和醫(yī)學院等機構(gòu)，這為后世許多大學從“學院”（college）轉(zhuǎn)型為“綜合型大學”（university）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模板。
霍普金斯大學
厄奎奧拉在分析時指出，吉爾曼和懷特都意識到，美國的教育產(chǎn)品是時候做出改變了。十九世紀早期，只要能滿足人們“同派同宗”的訴求，學校就會有好的出路。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專業(yè)化和前沿教育成為社會的主流?？的螤柡突羝战鹚沟某晒?，倒逼哈佛、耶魯?shù)壤吓拼髮W認真思考是否也要加入教改的行列。而兩所大學的反應最為迅速，一是哈佛，二是哥倫比亞大學。
艾略特的強硬和哥大的“幸運”
哈佛的教改要歸功于老校長艾略特，他剛上任的時候，面對的是和吉爾曼以及懷特完全不同的問題。哈佛是美國歷史最悠久也最富有的學校，加上艾略特對研究生教育嗤之以鼻，所以沒有動力去推行霍普金斯式的改革。他的目標有兩個，一個是增強醫(yī)學院，另一個是擴大招生范圍，突破只在東北地區(qū)招生的地域限制。在這點上，哈佛遠不如普林斯頓和耶魯做得好。據(jù)統(tǒng)計，1840年，美國七十五所大學里，三十六位校長是耶魯畢業(yè)生，還有二十二位是普林斯頓畢業(yè)生。這兩所大學因此得名“美國大學之母”。而耶魯更是因為其無遠弗屆的號召力，被譽為真正的“全國性大學”。艾略特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允許學生自由選課，而不只上必修課。這是因為他自己就是“自由放任主義”的信徒，希望給予學生選擇的自由。但這樣一來，勢必會觸怒一些崇尚英美人文教育傳統(tǒng)的人士。
果不其然，艾略特的改革甫一啟動，就遭遇巨大阻力，不光來自校董、校友和教職員工，還來自四面八方。八所新英格蘭地區(qū)的大學校長都寫信給哈佛的校董會，要求保留希臘語作為必修課。要想把改革進行下去，改革者的膽識和魄力就很關(guān)鍵?？梢哉f，艾略特只要走錯一步，就會被解雇。當有人要求他解釋改革為何如此激進時，他十分霸氣地答道：“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因為來了個新校長。”
哪怕是和艾略特關(guān)系密切的同僚，對他的做法也有不滿。普林斯頓的校長詹姆斯·麥考什（James McCosh）就質(zhì)問，哈佛這所代表美國傳統(tǒng)和古典人文精神的學校，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傳統(tǒng)拋棄得如此決絕，“不強制要求學希臘文，數(shù)學不是必修，而且作為昔日美國清教徒重鎮(zhèn)的哈佛，居然可以不要求學生上一節(jié)神學課！說出來誰信呢，說給柏林人聽，說給巴黎人，說給英國的清教徒聽，誰會信呢！”
除了推廣選修課之外，艾略特還改革教學方式，要求從過去的“照本宣科”改為講座式以及課堂討論，他明確了老師的職責是教學。不過，在席卷各地的“研究生熱”浪潮之下，艾略特也未能“免俗”。哈佛在二十世紀前夕建立了研究生院，到了1908年時又新設商學院，并鞏固了醫(yī)學院。改革的成效顯著：1880年代，哈佛的招生人數(shù)上漲百分之六十六，到了1890年代，更是達到百分之八十九的增速，僅次于康奈爾和普林斯頓。在艾略特任校長的四十年里，哈佛教師數(shù)量從六十人升至六百人。
哈佛大學
再看哥大。應當說，哥大曾經(jīng)是美國最成功的大學，1774年時擁有全美最大規(guī)模的捐贈基金，但它崇尚精英式教育，因此同時期學生人數(shù)只有哈佛和耶魯?shù)乃姆种坏轿宸种?。而且哥大一直在“開倒車”。1797年，它有八位老師，到了1800年代，下降到四個，到了1809年，有人警告說哥大要變成文法學校了（grammar school）。哥大衰落的過程，恰好是紐約市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城市大了，移民大量涌入，但哥大的招生數(shù)量一直上不去，學生平均年齡只有十五歲。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哥大素來只錄取紐約市的圣公會精英，而聯(lián)合學院和紐約大學等新成立的本地學校對之構(gòu)成了強有力的競爭，蠶食了哥大的市場份額。
改革刻不容緩。哥大之所以能扭轉(zhuǎn)乾坤，得益于校長弗蘭克·巴納德（Frank Barnard）的領(lǐng)導有方和一連串戲劇性的因素。首先是靠土地發(fā)了一筆“橫財”。原先，紐約州議會劃撥給哥大的Hosack地塊偏僻貧瘠，被斥為只能“種藥草和爛樹的花園”。但后來哥大把這一當年看不上的地塊出租后，拿到了一大筆錢，一舉把原先幾個“入不敷出”的學院變成了全美國最富庶的學術(shù)機構(gòu)。1870年代，哪怕哈佛赤字運營，哥大也一直保持著健康的財政。到了1899年，哥大擁有全美所有學校當中最大的捐贈基金，奪回了1774年時失去的地位。
校長巴納德拿著這筆錢，繼而建立了礦學院，一時在老牌學府中引領(lǐng)風氣之先。而在他的繼任者塞斯·洛（Seth Low）的帶領(lǐng)下，哥大進一步吸收了醫(yī)學院，從而能夠與哈佛以及約翰斯·霍普金斯分庭抗禮。作為哥大傳統(tǒng)優(yōu)勢領(lǐng)域的法學院和文理學院也得到了強化。而后來，來自道奇、哈夫邁耶、普利策和范德比爾特等大亨的慷慨捐贈更是充實了哥大的財力。到了1889年后的第一個十年，哥大的教職員工人數(shù)漲了五倍。
哥大一開始沒錢、沒資源，但在巴納德手下，用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成為美國排名前三的世界級大學。反觀艾略特，他接手的時候，哈佛就是擁有法學院、神學院、醫(yī)學院和理學院等院系完備的大學，是美國最大、最富有、最有公信力的大學。四十一年后，他留給繼任者的哈佛，和當初接手時差不多。有人便認為，巴納德的成就比艾略特要大。但厄奎奧拉指出，這種說法并不公允，因為艾略特面對的阻力比巴納德大得多。畢竟，“哥倫比亞不是變成一所大學，而是重生為一所大學?！?/p>
伯樂機制
除了錢和校長們的遠見卓識外，辦大學還需要有人才。那么如何吸引人才？新型教育依托一種獨特的、專業(yè)化的教授，但在艾略特看來，1860年前的美國，這一群體是很少見的。如何解決這對矛盾？之前提到的同行論文發(fā)表，可以發(fā)現(xiàn)和評估研究能力。另一種類似的機制是研討會?？傊?，到了1900年代早期，借助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美國的頂級大學可以很方便地評估和招攬人才。有科研能力的學者搖身一變，成了“香餑餑”，大學之間互相挖角成為常態(tài)。
最擅長此道的當屬芝加哥大學首任校長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依靠洛克菲勒捐贈的錢和土地，他的建校速度堪比哥大的巴納德。哈珀不光挖不如芝大有錢的學校，還不憚于把手伸向更高層次的學府。比如他從耶魯挖走了五個人，從衛(wèi)斯理女子學院挖走了美國著名的女教育家阿麗斯·弗里曼·帕爾默（Alice Freeman Palmer）。因此，芝加哥在正式“開張”的時候，就已坐擁一百二十個名教授。后來，哈珀將眼光進一步投向人文學科，從密歇根大學挖來了哲學家約翰·杜威。
芝加哥大學
其他沒什么錢的學校，只好依靠策略來“巧取”。比如伯克利的校長本杰明·惠勒（Benjamin Wheeler），雖然拿到了州政府的資助，建起了學校，但還是認為自己難以和富裕的私立學?！皳屓恕薄Ｋ睦^任者威廉·坎貝爾（William Campbell）提出了另一種差異化的競爭策略，核心就是在有才干的青年學者尚未露頭的時候就將其招致麾下。比如1928年，坎貝爾就招募了歐內(nèi)斯特·勞倫斯（Ernest Lawrence），后者當時在耶魯只是助理教授。1939年，Lawrence成為了加州大學系統(tǒng)里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教授，大學真正的主人
伯克利不斷壯大的過程中，拒絕“近親繁殖”——即錄用本校畢業(yè)生。伯克利選擇學術(shù)上最出色的研究人員，不問其背景和派系，從而促進了大學教職人員構(gòu)成的多元化。這一變化當然會招致保守的校董和重視“圈層同質(zhì)化”的家長們的反對，但是擯棄“任人唯親”標志著美國大學在對人才的吸引上，上了一個新臺階。
伯克利校園
后果之一就是教授們的議價權(quán)提高了。不光是工資上漲，還得到了更多閑暇時間。到了1920年，最激進的學校（伯克利和芝大）只要求教師每周上六到八小時的課。芝大校長哈珀又是敢為天下先，“明里暗里”告訴教授們不用教本科生。這之后，各大學也開始提供學術(shù)年假，任教滿七年，即可享受一整年的假期。
除了待遇更好之外，教授們的地位和權(quán)力也水漲船高，擁有對人事任命的決定權(quán)，甚至可以否決學校的重大決策。我們?nèi)缃穸炷茉數(shù)慕K身制（tenure），也是美國大學為了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的制度發(fā)明。就這樣，內(nèi)戰(zhàn)前曾經(jīng)拿著微薄薪水、一個人身兼幾門課主講、還時刻擔心會被炒魷魚的教授們，真正成為了大學的財富和靈魂，成為了大學的主人。
美國前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在一次訪問哥大時曾把哥大教授們稱為“大學職員”。他的話音剛落，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伊西多·拉比回應：“抱歉，總統(tǒng)先生，我們不是大學員工，我們就是大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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