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舉行了“最糟糕的中文詩歌”（The Worst Chinese Poetry）學術(shù)研討會。該會議已于2021年4月完成第一輪分組小型研討會，將于美國西海岸時間2021年6月1日、2日下午5點-7點（北京時間6月2日和6月3日午9點-11點）舉行第二輪面對公眾的圓桌會議。
本次會議由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Thomas Mazanec（余泰明）、李小榮、徐杭平組織，參加第一輪研討會的學者共有55人，他們來自北美、歐洲和亞洲的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gòu)。
第一輪小型研討會一共分為14個小組，按時代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由余泰明主要負責，包括從先秦到宋代的五個小組：第一組“評注和早期中國”（Commentary / Early China）、第二組“平庸之作”（Mediocrity）、第三組“社交之作”（Sociality）、第四組“粗俗之作”（Vulgarity）和第五組“艱澀之作”（Difficulty）。第二部分由李小榮主要負責，從元到清一共四個小組：第六組“漢詩”（Sinitic Poetry）、第七組“文學評論和評價”（Literary Criticism and Judgment）、第八組“文體交叉”（Genre Crossing）和第九組“粗俗和輕浮”（Vulgarity and Frivolity）。第三部分由徐杭平主要負責，從民國到現(xiàn)當代一共五個小組：第十組“發(fā)明中國現(xiàn)代詩”（Inventing Modern Chinese Poetry）、第十一組“理解全球現(xiàn)代主義理論”（Contextualizing Global Modernisms）、第十二組“反思社會主義美學”（ Reconsidering Socialist Aesthetics）、第十三組“挪用經(jīng)典”（Appropriating Classics）和第十四組“‘中國性’的爭論”（Contesting Chineseness）。
每個小組有3-5位發(fā)言人，與會者提前將自己的研究內(nèi)容上傳，由其他組員在會前進行閱讀和文字評論，研討會上每人有15分鐘發(fā)言時間，隨后大家對每個題目進行自由討論。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Nicholas Morrow Williams（魏寧）是《楚辭》研究專家，他的報告《王逸與糟糕的作者身份問題》（Wang Yi and the Bad Authorship Question）專注于王逸在《楚辭章句》中的注評，《楚辭章句》中的注評分為“散文式注”和“韻文式注”，而這兩種不同的評注很可能出自多位作者之手。一直以來，學者們認為王逸對《離騷》和《九歌》的注評是“糟糕的”，事實上王逸的作者身份是值得質(zhì)疑的。他認為，從寫作的風格看，這些“散文式注”是對《楚辭》意象尖銳、大膽的詮釋，而王逸作為一位詩人，以精細的對仗和晦澀的語言為特點，因此這些注評很可能并非出自王逸之手。魏寧指出，學者對王逸的作者身份少有研究，是因為這些所謂的“王逸注評”被認為是糟糕的，這說明人們對“糟糕作品”真實性（authenticity）的關(guān)注度遠沒有對杰出作品真實性的關(guān)注度那么高，作為一個受到評價不高的文人，王逸所得到的關(guān)注遠遠不夠。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Kay Duffy（杜圭）的報告題為《南朝宮廷中的詩歌雅集》（Poetic Party Games in Southern Dynasty Courts），在她的新書中將有專門的章節(jié)討論這一話題。杜圭指出，一直以來，關(guān)于梁代的宮廷文學的討論一直集中在它的“無用”（uselessness）和“沒有價值”（insignificance）。事實上，梁代的宮廷文學多有創(chuàng)新之處，其中“聯(lián)句”作為一種作詩游戲就頗具代表性。杜圭通過研究聯(lián)句的規(guī)則、限制以及判斷聯(lián)句好壞的標準，促使我們通過這種詩歌創(chuàng)作活動的考量指標和局限性，去欣賞這種創(chuàng)作活動帶來的啟示。
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的Ronald Egan（艾朗諾）教授作為國際知名的宋代文學研究學者，討論了蘇軾題跋中的詩歌評論。在蘇軾所留下的題跋中，有關(guān)詩歌的就有幾百篇之多。在這些題跋中，蘇軾對詩歌進行了許多缺乏系統(tǒng)（unsystematic）和前后矛盾（inconsistent）的評論。艾朗諾指出，在這些題跋中，蘇軾慣于使用一些“刻薄的比較”(caustic comparison)，他把相似主題的詩放在一起，然后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么其中一些比另一些好得多。這種論述和宋代詩話中的論述很類似，但卻出現(xiàn)在題跋這種比詩話更加凌亂無序（disjointed）的問題中。他指出，在蘇軾嚴厲批評的人中，有許多被認為是偉大、至少非常杰出的詩人，比如石曼卿、杜默和司空圖。與此同時，蘇軾對于一些他在游歷中碰到的題壁詩卻抱有極大的熱情，這些作品出自完全不為人所知的詩人和無名氏之手。蘇軾對一些著名詩人毫不留情地批評，體現(xiàn)出他本人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中什么是天才、什么是靈感的獨到見解。
布朗大學助理教授蒲杰圣（Jason Protass）是研究宋代佛教的專家，他的報告帶大家認識了宋代詩僧覺范惠洪的聲色詩。他指出惠洪的聲色詩被認為是“糟糕”的，來自于兩方面的原因——佛教教義本身和社會-宗教（socio-religious）原因。因為惠洪創(chuàng)作的詩歌太過出色，這些關(guān)于“性”的詩歌不僅僅與佛教的教義不符，也不符合宋代的讀者、作者和僧人本身對于僧人行為準則的標準，換言之，惠洪的詩不符合人們對于僧人的“社會期望”（social expectation）。蒲杰圣的觀點是這兩方面的原因有著千絲萬縷的復雜聯(lián)系?；莺楸徽J為是北宋末南宋初的“文字禪活動”的創(chuàng)立者，但在當時“文字禪活動”被認為是一個“自我貶低”（self-deprecatory）的說法，惠洪也被同時代的高僧（例如大慧宗杲）批評為一個不夠稱職的佛教徒。而到了明代，惠洪卻被推崇為“文字禪活動”偉大的創(chuàng)立者和第一流詩僧，現(xiàn)代學者的意見也基本繼承了明清時代人們對惠洪的積極評價，但這一贊譽事實上是后世對惠洪形象的重塑（reinvention）。
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李小榮教授追溯了中國詩歌傳統(tǒng)中被批評為“害人心術(shù)”（沈德潛）的香艷詩學，這一話題在其學術(shù)專著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Sensuality in China: The “Fragrant and Bedazzling” Movement (1600-1930)（《中國的香艷詩學與政治》）也有所體現(xiàn)。在這次會議中，她著重研究了清朝男性詩人陳玉璂以女性身體為主題的《沁園春》組詞。她指出，陳的美人詞既繼承了以男性視角為重的美人與感官享受（feminine beauty and sensuality）的詩學傳統(tǒng)，又超越了對于女性的單純物化。他對女性身體細節(jié)解剖般的描?。ā懊廊松唷薄ⅰ懊廊硕?、“美人唾”、“美人臍”等），達到了一種極端荒誕的、文學層面的對于女性肉體的崇拜與迷戀。李小榮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將他的作品當作對于正統(tǒng)詩學審美的徹底挑戰(zhàn)，賦予其正面的解讀？抑或這類作品的極端性質(zhì)已然注定了它被忽視、貶低的詩歌地位？
布里奇沃特州立大學副教授鄭冰瑜的報告專注于19世紀清代詩集中滿人的實驗性詩作——滿漢文夾雜的詩歌。他以《公余閑集》為例，指出這些滿文和漢文夾雜的作品是一種文學實驗，而這些詩歌的作者通過此種方式，讓滿語這種在旗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漸消失的語言保留了它的創(chuàng)造性（creativity）和活力（vitality）。即使是從中國文學傳統(tǒng)語境看，這些詩的內(nèi)容顯得陳腐平庸，但是可貴之處在于，這些作品體現(xiàn)了旗人創(chuàng)作者艱難的斗爭——試圖脫離來自國家的凝視，形成屬于自己的社會與文化身份。
威廉與瑪麗學院副教授Paul Vierthaler（李友仁）用數(shù)字人文的方法分析了《金瓶梅詞話》中的詩到底“壞”在何處。一直以來，《金瓶梅詞話》中的詩不僅僅被認為是“壞詩”，而且還是刻意為之的“壞詩”。漢學家亞瑟·偉利（Arthur Waley）認為這些詩和明代文學家徐渭的詩歌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通過此項研究，李友仁嘗試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電腦能否判斷不同作者的詩歌風格？能否區(qū)分小說中的詩歌和更加傳統(tǒng)的詩歌？詩歌中那些風格的標記是否也代表“壞”的特質(zhì)？更確切地問題還包括：是否有證據(jù)表明《金瓶梅》諷刺的特質(zhì)會讓它里面的詩更“壞”，《金瓶梅》的詩真的與徐渭的詩歌非常相似，還是這種刻意為之的“壞事”模糊了作者的風格？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顏子楠和布朗大學助理教授陳愷俊的報告都研究了乾隆皇帝的詩。顏子楠認為乾隆的詩歌一直以來被認為是“糟糕的”，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乾隆詩的風格前后變化很大，尤其是在乾隆二十年之后，他逐漸拋棄了詩歌的寫作規(guī)則，故意不使用正常的語法和語序，“創(chuàng)造”了一個他自認為是很獨特的風格；第二，乾隆過于重視詩歌的某些功能，一是通過詩歌記錄史實的功能（這就是乾隆對“詩史”概念的片面理解），一是通過詩歌對其讀者群體進行說教的功能（這就是乾隆對“詩教”概念的片面理解），而且乾隆又喜歡賣弄學識，有時候會放入大量的“自注”（auto-commentaries）破壞了其文學性；第三，乾隆詩歌受到模仿和追捧，皇帝對這種逢迎行為是毫無抵抗力的，自我膨脹得非常厲害，喪失了客觀的審美能力，促使其成為了一個“糟糕”的典型。
布朗大學助理教授陳愷俊的報告著重于乾隆的題畫詩，以清代畫家鄒一桂(1686–1772)畫作上的乾隆題畫詩為例，指出乾隆作詩的方式是“以知識為中心的方式”（knowledge-centered approach），鄒一桂自然主義的繪畫風格讓乾隆得以在題畫詩中展示他對于植農(nóng)學價值和其政治意義的豐富知識。他認為應該用一個中立的態(tài)度去探索乾隆文風中的“帝王口吻”（imperial voice），而不是含糊指責他的詩是“糟糕的”。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Angie Chau（周安琪）教授選取了“詩怪”李金發(fā)(1900-1976)的詩作。李金發(fā)受法國象征主義影響，強調(diào)“美丑相對”，意象怪誕，詩文晦澀。舉例而言，李金發(fā)的中法雙語詩《戲與魏崙談》曾引起文學界對其詩歌價值和語言能力的論爭。該詩交替使用中文和法文，卻沒有給出任何翻譯或注腳。此外，卞之琳等同時代文人也曾批評李金發(fā)的中文詩歌讀來像譯詩。周安琪分析了這些詩歌的審美效應，并邀請讀者思考，跨語際創(chuàng)作——包括雙語創(chuàng)作與翻譯——是否能為欣賞李金發(fā)詩作帶來新的視角，并豐富詩歌語言的藝術(shù)表現(xiàn)。
戴維斯加州大學Michelle Yeh（奚密）教授以“美與野獸”為題，選取了包含動物意象的五四新詩。奚密認為，從郭沫若的《天狗》，聞一多《口供》里的蝙蝠，到紀弦的《吠月的犬》，動物意象在這些詩作中不僅表達了新鮮、怪誕乃至奇幻的含義，更重要的是它們直接成為了詩中說話人的喻體。這一現(xiàn)象尤其體現(xiàn)了新詩運動對陌生化和異質(zhì)性審美的追求。奚密同時提出，應該在歷史周期的框架下重新理解新詩運動“審丑”的一面，思考陌生化的審美如何逐漸變得常規(guī)化，而在常規(guī)之中又如何能夠再次催生新鮮、陌生的事物。
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博士候選人樂桓宇選取了王國維的“失敗”之作《頤和園詞》，認為這首長慶體長詩，之所以常常受到后世評論家的忽略，一方面是因為典故繁多，晦澀難解；另一方面則源于詩中表達的皇權(quán)思想。其中一節(jié)詩文稱贊慈禧太后為“五十年間天下母”，因而被同時代人目為諛詞。最后，樂桓宇認為，該詩之“壞”，也“壞”在一語成讖：創(chuàng)作《頤和園詞》十五年后，王國維正是在頤和園沉湖自盡。
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徐杭平教授的報告選取了詩人余秀華的詩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認為余秀華詩歌之所以遭受不少評論家的批判，不僅僅是因為她用直白的語言表達了“性”的主題，也是因為她身具“女性”與“殘疾人”的雙重身份。徐杭平將余秀華放在當代文學史的背景下考量，并援引了史鐵生對殘疾人的性生活等議題發(fā)表的議論。最后他總結(jié)道，女性和殘疾人的性表達常常遭受壓抑乃至污名化，但余秀華的詩作反抗了這一成見。
牛津大學研究員Coraline Jortay（喬海霖）博士討論了白話詩中人稱代詞頻繁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爭論。由于外語知識的迅速普及，也出于對漢語現(xiàn)代化的要求，許多知識分子就如何正確地使用代詞，尤其是包含性別區(qū)別的第三人稱代詞“他”和“她”發(fā)表了議論。詩歌中的代詞使用也受到這些論爭的影響。比如，喬海霖發(fā)現(xiàn)，劉大白詩作《汽船中的親疏》的不同版本中使用的代詞不同。1924版中的“他”和“伊”，到了1930年再版時，則變成了新造字“男也”和“她”。這一變化反映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間社會思潮和詩歌審美標準的變遷。
（本文寫作得到“最糟糕的中文詩歌”研討會學生助理馬一鳴和林詩杏的幫助，特此感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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