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3日，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筠、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翟志勇、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研究員張笑宇四位大觀學者做客杭州博庫書城文二路店，與大家分享了他們多年來對中國和西方的觀察，以及對現(xiàn)代社會的理解。
《何以西方？何以中國？何以現(xiàn)代？》活動現(xiàn)場。
今年是大觀學者們在出版上集中發(fā)力的一年。劉擎在今年有三本書已經(jīng)和讀者見面，第一本是串講了韋伯、尼采、薩特等影響現(xiàn)代人最深的19位思想大家的《劉擎西方現(xiàn)代思想講義》，第二本是收錄了歷年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的《2000年以來的西方》，第三本是劉擎老師近幾年的一系列具有現(xiàn)實關懷的書評和哲學評論集《做一個清醒的現(xiàn)代人》。
李筠則帶著他的“史綱”系列著作的第二部《羅馬史綱》回歸了。這本書從“超大規(guī)模共同體”的視角重新梳理了羅馬史，把羅馬史中對大國治理和興廢具有借鑒意義的部分重新梳理了一遍。
翟志勇在今年出版了《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這本書詳細討論了1949年建國前夕的憲法性文件《共同綱領》，以及建國后的“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這些探討旨在探究一個困擾了中國人一百多年的問題，那就是“憲法何以中國”。
張笑宇帶來了他的“文明三部曲”的第一部《技術與文明》。在這本書中他試圖與人文社科學者對話，提請讀者思考在我們熟悉的論域、概念和理論之外，還有眾多的力量和脈絡在影響著社會的演化。
在當天的分享活動中，四位學者分享了他們對當代世界的思考、自己寫作新書的心得，以及在大觀學術小組中相互激辯的回憶。
戰(zhàn)后世界秩序發(fā)展的主線是什么？
劉擎首先回憶了和其他大觀學者一起開會討論學術問題的經(jīng)歷?！拔覀兯奈煌瑢儆诖笥^學術小組，相互認識很久了。這個小組是2008年成立的，前前后后有大約二三十位青年學者參與。我們在10多年的過程中，最頻繁的時候每年開4次會議，討論各種各樣的主題：政治、歷史、哲學、法學等等。這不是學校要求的那種學術會議，是那種開到晚上12點還興奮著，有時候甚至會發(fā)生肢體沖突的會議。我們在一起十多年，對不同領域有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并且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共同體?！眲⑶嬲f。
接下來劉擎重點介紹了新書《2000年以來的西方》中所呈現(xiàn)的世界秩序的面貌。由于技術的發(fā)展，現(xiàn)在我們生活的世界已是全球彼此關聯(lián)著的，人們的衣食住行，包括信息、文化、藝術與欣賞，沒有一件事情是單純獨立的，所以西方或外部世界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解西方也是了解我們的一部分。
中國的崛起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結構。我們以前有一個國際秩序，這個國際秩序是美國主導的。它本來是一個區(qū)域秩序，這個區(qū)域秩序是大西洋秩序，大西洋兩岸的國家，北美與歐洲形成了一個比較緊密的聯(lián)盟。他們都屬于一個大的基督教文明，都受西方理性主義的影響，所以他們在文化上有親和性。
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自由主義民主，在經(jīng)濟上主張市場經(jīng)濟主導的資本主義。所以政治與經(jīng)濟的相對一致性構成了一個大西洋秩序。
到了二戰(zhàn)以后，這個秩序慢慢被有的國家和地區(qū)接受。當時最重要的“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也開始學他們的經(jīng)濟自由化、市場化，慢慢影響了政治制度，開始有了明顯的轉型。亨廷頓稱之為民主化的第三波。
一個地方性的西方秩序，被其他文化學習了，好像運轉得還不錯，于是思想家們就有一種想法，認為這樣一種秩序就是普遍主義的秩序，最終會擴展至全世界。但當時有一個最重要的挑戰(zhàn)是以蘇聯(lián)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東方集團。但到1991年蘇聯(lián)解體，西方世界受到了非常強的鼓舞，于是就有福山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在理念上沒什么能與西方模式、自由主義民主與市場經(jīng)濟相競爭了。
《2000年以來的西方》就是在講西方從“歷史終結論”開始所遇到的諸多問題。首先是2001年的911事件。亨廷頓在90年代末提出文明沖突論，他認為911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西方的那套模式在全球推廣是有問題的。
所以全球化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西方后來有很多思想家，他們自己批判說西方有一個“幻覺”，因為西方這樣一個模式本來在北美與歐洲地區(qū)運轉得比較好，但全球化以后就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歐洲和北美加起來人口不超過10億，歐洲有5億人，北美3億人，加起來大概8、9億人。而將新興經(jīng)濟體中國、印度、巴西、美洲國家全部加起來有30億人口。本來在8、9億人口中運轉的模式，30億人口全部加進去根本就承載不了，于是就會出現(xiàn)很多矛盾和對抗。所以，西方也有很多思想家認為應該退守，因為這個模式更適合于歐洲與北美。
關于世界國際秩序，即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也有的人在小心反省，他們認為還是可以在全球通過商議、談判與修改，讓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發(fā)言權。中國的外交家曾說我們不需要挑戰(zhàn)美國主導的秩序，我們要加入、修改它，要對話和共建，但你不能把這個秩序強加給我。
《2000年以來的西方》里有很多線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線索就是上面所說的，西方秩序從二戰(zhàn)之后開始擴張，到90年代達到高潮，現(xiàn)在開始出現(xiàn)了危機與困境。
大觀小組如何進行跨學科研究？
李筠在分享中回憶了大觀小組是如何進行跨學科的交流和切磋的。“大觀是一個非常關注何以西方、何以中國、何以現(xiàn)代的學術團體，我們在十幾年的研究當中，把全世界跑了個遍。我們研究過的議題美國有兩次，歐洲、德國、英國、俄國、非洲、東南亞也有過。世界的融合與碰撞，每一塊地區(qū)文明肌理是怎樣的，我們都要去深挖一下。不同行當?shù)男』锇?，從哲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歷史學、法學，我們都要去搗一搗他的老巢。”李筠說。
接著李筠以“西方”這個話題為例，還原了大觀小組的不同學者是如何討論的。
首先西方以其哲學聞名，我們可以從柏拉圖講起，看這些哲學家各提供了什么要素，這方面哲學史的學者就可以講很多。然后法學家就開始講了，他會說，哲學雖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法學認為，你們哲學家不稀罕的羅馬，對于我們法學來說就是鼎鼎重要的，你要是談西方，不談羅馬法根本說不過去，所以哲學家稍安毋躁，先把羅馬給我補上。
法學家還沒有說完，經(jīng)濟學家就沖出來了。經(jīng)濟學家會說，古時候非常發(fā)達的超大規(guī)模的市場經(jīng)濟在羅馬覆滅以后不復存在，西方退回到所謂的黑暗中世紀,與現(xiàn)代西方的市場經(jīng)濟根本就接不上。所以我們必須從中世紀后期講起，所謂漢薩同盟、意大利、西班牙到底是怎樣將市場經(jīng)濟做出來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基本盤是怎么開始長的。
就這樣，西方的故事被從不同的層面了解得越來越多。這不是每個專業(yè)的學者在替它貼標簽，而是每一個專業(yè)都可以看到它的一條成長路徑，這樣就可以亮出若干條線來。不過，怎樣解決各種線索之間的兼容性？這是一個大難題。我們認識一個事物的時候，都會趨于偷懶和方便，所以亨廷頓的那八條指標（古典遺產(chǎn)、天主教和新教、歐洲語言、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法制、社會多元主義、代議機構和個人主義）才會有市場。仿佛只要我背會了這些指標就可以出門跟別人講西方了，但并不是這樣。
各個學科釀出來的繩子從來都不是齊頭并進的，政治上有一件事，哲學家一定會有反應，發(fā)表一通高論。其實他們通常是錯落有致的，政治高峰并不見得是經(jīng)濟的。那兄弟們之間就要去切磋，這種不重合到底是為什么？這樣一個時間差是怎么造成的？他們之間有怎樣內(nèi)在吻合的氣質(zhì)？
當我們將不同學科的七八條線擰成一股繩之后，更完整、更健全、更有生命力的成長就被更堅實地發(fā)現(xiàn)了。
為什么國家強大會與法律正相關？
翟志勇在分享中談到了自己寫作《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的初衷。大觀學者們在前期研究主要文明和國家的時候有一個最基本的發(fā)現(xiàn)，即但凡經(jīng)濟發(fā)達、國力強盛的國家，他們的法律都特別發(fā)達。李筠老師研究的羅馬，法律特別發(fā)達，大英帝國的法律也特別發(fā)達，再如今天的美國，也是法律系統(tǒng)特別發(fā)達的。所以就誕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么一個國家的強大會與法律正相關？
翟志勇談到自己從李筠的羅馬研究中獲得了很多啟發(fā)。因為《羅馬法》對現(xiàn)代法律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如果你翻開一本《民法典》，但凡那些你完全不理解的概念，可能絕大部分都來自于《羅馬法》，因為都是從《羅馬法》上一道一道轉移過來的。
羅馬之所以能成為那么大的帝國，除了在電影電視中看到的他們能征慣戰(zhàn)之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有非常龐大的法律體系，從而使得它征服的這些地區(qū)，雖然與它有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與風俗習慣，仍然能被治理得好。
法律對于一個民族意味著什么？特別是作為法律的最頂層的東西——憲法，它對民族又意味著什么。翟志勇老師運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對這個問題做了深入的研究。于是就有了這本《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
這本書的封面上有中國政法大學王人博老師的一句話：憲法就像一個民族的“畢業(yè)證”。憲法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它記載著一個民族的不同成長階段的“學業(yè)成果”。如果一個民族的憲法，經(jīng)過不停地修改與完善，最后實現(xiàn)了一個超大規(guī)模的體系，還能治理完善，經(jīng)濟發(fā)達，人民的權利能得到保障，那就證明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它畢業(yè)了。
獲得這個證書很難，會有很多挫折與不幸，就像會有很多人高中畢不了業(yè)，考不上大學一樣。憲法在整個人類文明歷史發(fā)展過程當中就是這樣，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畢業(yè)，也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拿到博士證。
中國從清末變法到現(xiàn)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正式的憲法已有過十四部，包括清末憲法到現(xiàn)在 的“八二憲法”?？梢哉f，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它的“畢業(yè)證”是一步一步的。其中有很多挫折與失敗，直到今天我們讀到了大學本科的程度，但我們還會繼續(xù)。這本小冊子就記錄了從1949年到現(xiàn)在，我們跌了多少跟頭再爬起來的這樣一個狀況。
啟蒙運動不止是一幫文科生的事
張笑宇的分享從古代和現(xiàn)代的一個重要區(qū)別入手，即暴力是否是這個社會最主要的資源。
在古代，正常情況下一個漢代的農(nóng)民一年可以收1500斤糧食。一個人基本要供養(yǎng)2.5個人，2.5個人一年要吃掉1300多斤糧食。再加上他們身上穿的衣服、布、器具，每年還要再花100斤，于是還剩100斤。西漢有一個稅率叫十五稅一，那么恰好1500斤，剩下的是0。這說明十五稅一的稅率是因為國家掌握了暴力資源，恰好把余糧收完了。如果今年是一個正常的年份，人們可以活下去，如果不是的話，人們就要挨餓，甚至可能餓死。漢景帝，被中國人稱為最賢明的皇帝，把稅率改為三十稅一。如果換算一下數(shù)字，漢景帝無非是讓農(nóng)民少交了50斤糧食，這就足以讓我們感恩戴德2000年。
在古代社會當中，人類始終沒有解決吃飽飯的問題。真正解決糧食問題，能讓普通人吃飽飯是要在化肥和育種兩大技術發(fā)明出現(xiàn)之后，問題才解決。
所以，古代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最大的區(qū)別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資源是暴力，而現(xiàn)代社會創(chuàng)造了一個條件，讓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能獲得社會富余資源，讓我們每個人可以將大腦中的知識和力量綻放出來，能不斷無中生有地創(chuàng)新性地解決這個世界上的問題。
培根有一個粉絲叫塞繆爾·哈特利伯，他認為現(xiàn)代社會的本質(zhì)是“知識煉金術”。你有知識，你就可以無中生有地像煉金一樣變出財富來。整個現(xiàn)代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階梯就是建立在知識煉金術的基礎上。
接下來有一個問題，知識煉金術何以成為現(xiàn)實？這就涉及到啟蒙運動了。過去我們對啟蒙運動可能有一些誤解，覺得是一些文科生突然跳出來說我們應該尊重人性，尊重理性，打破教會的束縛等等。但事實不是這樣的。啟蒙運動是讓一切人都運用自己的理性去自由探索。那時候的文科生與理科生會坐在桌子上和議，就像大觀小組討論一樣。要解決社會問題，政治的方式、經(jīng)濟的方式、技術的方式都可以拿來討論。
塞繆爾·哈特利伯不將自己分類為文科生或理科生，而是稱自己為知識情報員或博物學家。他的朋友圈后來延展成了英國皇家科學協(xié)會。工業(yè)革命之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叫月光社，月光社的建立者是我們熟悉的達爾文的祖父，這個社的成員有改良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有美國國父富蘭克林，有盧梭的學生等等。他們坐在一起去討論當時人面對的全新世界，以及借助何種全新的力量去改革我們遇到的這些舊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文科生與理科生分工合作。文科生借助羅馬以來的歷史經(jīng)驗搞出了一套東西，這套東西幫助了我們，保護了我們所有脆弱的普通人，讓他們的生命和財產(chǎn)得以安全，讓他們的訴求得以表達，讓這個世界可以借助于這批人生活在和平的社會中，綻放自己頭腦中的潛力。這才是現(xiàn)代社會的誕生史。
（本文經(jīng)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大觀天下志”，原標題為“大觀小組時如何進行跨學科研究的？”）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