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知識越多，越如何？

《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何博超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544頁，68.00元

二十年后，當焦頭爛額的尼克松對自己的發(fā)量不再有信心的時候，他才會開始回味1952年的這次壓倒性大選中自己如何巧妙和粗暴地將“蛋頭”（egghead）一詞“刻在”謝頂而斯文的阿德雷·史蒂文森身上卻又不會讓人聯(lián)想到艾森豪威爾。

在清心寡欲的知識分子看來，發(fā)際線后移是他們信仰理性、為之剃度的自然標志，但這也給對手提供了污名化這一群體的機會。尼克松的話術滑稽可笑，卻又是1828年大選的重演：那次毫無下限的謾罵競賽開啟了一種將智識、文化和高雅當作靶子或者替罪羊的修辭模式，也讓白宮成為了拉伯雷式的狂歡地。老胡桃木的幽靈，不分黨派地變作一個個親民反智、激情四射、口水四濺、生怕人們不知道自己具有男性性征的競選者，他們籠罩著所有優(yōu)雅而不安的昆西·亞當斯，還有隨之躺槍的知識人士，霍夫施塔特（1916-1970）就是其中之一。    

那個大選年，他正在芝加哥大學進行沃爾格林講座（Walgreen Lectures），講稿就是《改革年代》的雛形。對小羅斯福和文人改革派的青睞令他對這次大選極為失望。他轉而投入到對另一本書的七年的寫作中，成果就是頗有爭議但令他聲名更加遠播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以下簡稱《反智》）。該書的第一章就是對選舉的回應，但在諷刺麥卡錫和右翼共和黨時他的文字還是保持住了克制，這不僅是因為厭惡已深所以麻木，還由于他依然想采取客觀中立的學術方式展開研究，取代徒勞的互罵，而且他對下一個十年充滿期待。不過反諷的是，《反智》的出版之際正是書中極為褒獎的那位禮賢下士的天主教徒總統(tǒng)的遇刺之年。

如題目所示，他將這一思潮的論域設定在了一般性的“生活”中，而不是抽象的美國精神或其意識形態(tài)，這樣，反智思想似乎成為了合眾國的活的現(xiàn)象，它不是一時流行，也非由外部感染；它是先于國家而無處不在的文化基因。他從宗教（第二篇）、政治（第三篇）、商業(yè)（第四篇）、教育（第五篇）四個方面展開了“現(xiàn)象學”和社會學式的考察，這些地方幾乎囊括了美國生活的一切。1938年曾加入美國共產黨的霍氏，一直奉行自由左派的批判立場，在這本書里，美式的民主與平等的美好理念被鞭笞得體無完膚。如霍氏的傳記作者布朗（David S. Brown）所言，這本書是有史以來“對美國民主的最令人不安的批評”，它主張“美國獨特的民主制度——在邊疆、資本主義、新教福音派的鞏固下——令國家尤其容易受到群眾的傷害”。（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傳：思想傳記》[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1頁）

作者關注的“群眾”范圍很廣，從政界的頭面人物到基層平民，從產業(yè)大亨到個體商賈，從宗教領袖到普通信徒，但就社會層級來說，主要以布爾喬亞為主，尤其是龐大的中產階級和“巴比特”（Babbitt）；他也更多地著眼于“黃蜂一族”（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他對反智的研究不如說是對這些群體的某種負面情緒及其起源的剖析，因為反智主義“是對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認為代表這種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懷疑’；它也是一種總會貶低這種生活之價值的傾向”，這樣的恨意直指高知（highbrow）、科學和高等教育。此外，《反智》也聚焦了他們在鄙視智識時所表露出的話語方式、習慣傾向與精神狀態(tài)。

此類研究并非孤立之作。戰(zhàn)后美國的形勢以及麥卡錫主義的肆虐催生了大量對中產群體心理進行類似冷靜探究和歷史反思的作品。其中有的影響了《反智》一書，有的可以與之對參。如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白領》（White Collar，1951）、貝爾（Daniel Bell）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1960）、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自由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60）、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美國歷史的反諷》（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1951）、利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獨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50）、波特（David Potter）的《富足之民》（People of Plenty，1954）、懷特（William Whyte）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和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1958），等等。但是，只有《反智》代表這些著作，說出了政治不正確的實話。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基于一種透著精英氣的研究，他從上述的四個方面分別選取了若干對象展開分析：宗教上的福音派信仰以及歷史中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政治方面的民主制度、陽剛氣的總統(tǒng)和反改革的政客；推崇實干的商業(yè)大佬及其文化，還有自我奮斗的白手起家者；平等教育，以及取代學術訓練、著眼于實際的“適應生活”運動，連帶著還有杜威的實用性的教育哲學。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反理論，反專家，反文化，反建制，用“常識”代替“智識”。

在霍氏看來，這樣的常識是人的一般智力的運用。智力不像智識一樣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后者自古希臘以來就作為神性的努斯（nous）體現(xiàn)了人之高貴。智力僅僅是掌握、控制、重組和調整之類的一階技能，非人所專有；而智識是自反的，審視自身的理論能力，它復雜、深奧而成體系，數(shù)學、物理、哲學等基礎性科學都是最典型的代表。反智者未必反對理性，但他們只信任直接而簡單的知性活動，他們心存“百分百心態(tài)”（one hundred percent mentality），不愿意深入地反省，只以實用、技術、經(jīng)驗為圭臬，有的還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他們看來，智識就是某種煩瑣、不接地氣的雞肋或贅疣。

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任何領域，無論任何階層，都彌漫著這種反智的思潮。吊詭的是，當慕迪、桑迪、老科內利尤斯·范德堡、布萊恩、老羅斯福、威爾遜，為了熱愛民眾，為了藐視精英，而表達出反智觀點時，他們恰恰才是國家真正的精英，他們控制著所有人的信仰、財富和權力。換言之，知識分子成為了他們保全自己、拉攏選民、捍衛(wèi)民主的代價或犧牲品，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實際中。1912年競選期間，威爾遜在演講里主張民主的政府不該由專家來掌控，而經(jīng)常出入工人俱樂部的他，認為自己在那里聽到了最為睿智的政治洞見，當他這樣說時，腦子里恐怕只有選票。

那么，對于精英來說，反智的話語也許只是一種修辭。然而在平民那里，它是實實在在的心態(tài)。當智識不再像亞里士多德認為的那樣屬于美德的時候，面對理智的不足，人們會心安理得，因為重要的是個體的思想自由，是平均式的言論同等，而不是自身智慧的提升，不是如何掌握專業(yè)性的說話“資格”。為了彌補欠缺，實踐、實際、實干、實用、務實成為了治愈的良藥，能讓人以反智為榮。當某種知識高深莫測時，可以說，這不切實際，由此，智識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削弱。

當然，作者并不是反對實踐，而是抱怨對理論的輕視，對知識分子的冷落與敵意。他希望在民主社會中，智識必須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位置，僅當它有了游戲與虔敬的空間（這是霍氏設定的知識分子的兩大特點），民主社會才是健康的。如果反智也能成為政治正確，擁護智識又為何不可？作者似乎回到了蘇格拉底受審（《反智》中暗示了這一點）以及哲人王問題。這樣的崇高地位，柏拉圖很早就進行確立，但他要承受卡爾·波普將之視為極權起源的批評。反智者往往將智慧水平的卓越替換為一種權力或者資本上的獨斷與專制。當人們去醫(yī)院的時候，只愿意尋找技術更高的醫(yī)師，但在處理社會、政治、商業(yè)問題上，反智者卻總是比專家還要自信。

不過，芝加哥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認為，這樣的埋怨或許有點矯情無理，他不認為知識階層是邊緣的，美國的知識分子恰恰受到了實業(yè)界和政府的青睞。他批評說，霍氏只是打著文化批評的旗號，為了維護智識的特權而攻擊美國的實用做法。類似的批評還有很多。本身就享有社會優(yōu)越性的霍氏，對這一點或許再清楚不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傳：思想傳記》，第139-140頁）除了要求重視之外，霍氏很可能也希望智識擁有獨立而自由的地位。但這本身就是悖論。為了獨立，智識就要依賴身體，知識也要變現(xiàn)，知識分子還要擅權，否則無人聽從。它不可能像《云》里面的蘇格拉底一樣懸在高空。當給予充分的自由時，它也會隨著欲望而作惡，因為它離不開物質與實利。

在本書里，我們能夠看到，美國的權力、資本、民眾圍繞著智識構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它與這三者保持著一向不穩(wěn)定的距離，它很難處于正中的位置從而游刃有余。它必須有所“依附”，而這三者又會反噬智識。當它移向權力時，官僚制會吞沒他的自由、理想、事業(yè)心、委曲求全的初衷。左與右、驢與象，除了政策和口號不同，庸俗起來，油膩都是一致的，它只能與之合流。當轉向資本時，游戲性會被犧牲，虔敬也不再可信，換來的經(jīng)濟優(yōu)勢，讓知識分子像天花板的吊燈一樣俯視地面上謾罵的人群。當他偏向民眾時，卻又自覺格格不入，會像霍氏那樣，彷徨中對普羅階級深感幻滅與失望；清高而難以和光同塵的個性，甚至令他渴求喝上一杯讓靈魂不朽的毒芹酒；而在民眾這邊，他們既有理由相信這些高深的專家，但也有理由懷疑這些對自己生活指手畫腳、仿佛策劃著某種陰謀的人，他們需要的是蘋果籽強尼（Johnny Appleseed），而不是智囊特格韋爾（Rexford Guy Tugwell）。就知識界自身來說，他們也要受制于彼此的攻擊，因為他們四分五裂，各自傾向這三個方面，繼而內訌不休，最激進的反智者往往也有知識分子自己。精神的獨立似乎只屬于神，而不屬于人。

無論《反智》引起的爭議如何，這本名著的遺產的確用之不竭，之所以如此，因為就像霍氏洞察到的那樣，反智現(xiàn)象在美利堅周期性地輪回。我們立刻能想到小布什如何煽動民粹，子承父業(yè)的他，重新標榜自己是平民的代言。正如林（Elvin T. Lim）在他的深受《反智》啟發(fā)的力作《反智總統(tǒng)》中所揭示的：從修辭三要素來看，實質論證（logos）貧乏、品性（ethos）虛偽、激情（pathos）泛濫的反智措辭成為美國競選中招攬民心的重要利器，它也是總統(tǒng)職位不可或缺的特征。（The Anti-Intellectual Presidency: The Decline of Presidential Rhetoric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尤見第77，100-114頁）如果這本書再晚出幾年，作者就會看到更極端的例子：在讀書和不讀書之間處于薛定諤狀態(tài)的“懂王”，將反智的思潮推向新的高峰。盡管除了煽動白左與紅脖的斗爭之外，手段毫無新意，依然是營造建制與民粹、貴族和平民的對立，但卻造成了國家有史以來最為深刻的撕裂。在反智的思潮中，本可應對疫情的社會良序受到了摧毀，理性讓位于盲動和謎一樣的“普卻信”。

值得一提的是，與反智構成對應特征的就是霍氏在另一本書里提出的美國政治（尤其是右翼政客）的“妄想癥風格”。此類病癥有著受迫害的臆測，是慢性的精神失常，它狂熱，多疑，具有攻擊性，言辭浮夸，聳人聽聞。其代言人總是認為自己的國家、文化、生活方式會遭到攻擊，而他還一向頗為理性、無私、正義，滿懷愛國之心。（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哈佛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5頁）霍氏在論述這一病癥時雖然沒有提及反智，但可以推斷，這一思潮恰恰是此類心病的重要表現(xiàn)。不過，小施萊辛格的傳記作者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教授奧爾德斯（Richard Aldous）在去年的書評中指出，霍氏是通過自己的特權地位和“身份焦慮”來看待美國的，他本人恰恰也陷入了夸大民眾影響的“妄想癥”。（Richard Aldous, “An Egghead and Proud of It”，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20年8月7日）這也許正確，無論如何，脫離群眾都是知識分子經(jīng)常面臨的指責，盡管真理有時候在這些少數(shù)派的手中。

我們不能忘記，《反智》雖然采取了學術性的方式，但如作者所坦承的，它本身還是“個人之書”，而非“正規(guī)的歷史”，它也是意氣之作，其中的材料都依照了霍氏私人視角的篩選。對此，奧爾德斯就指責霍氏輕視史學文獻的閱讀，而自視為社會科學的先驅，但他又缺乏這方面的嚴格訓練。霍氏的同事史學家香農（David A. Shannon）甚至認為《反智》不是科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榮休教授法斯（Paula Fass）在稱贊《反智》的精彩之后，也評價說，該書就其作為歷史著作和社會評論來講并不成功。這一點，霍氏恐怕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認為《反智》的工作到底是“百無一用”，這樣的“自我揭露的練習并沒有揭示出他想要的”，他還意味深長地表示，“是《反智》寫出了他，而不是他寫出了《反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傳：思想傳記》，第140頁； “An Egghead and Proud of It”，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20年8月7日）同行的批評既有客觀理由，也有立場和旨趣的分歧，他們或許是不喜歡霍氏身為嚴肅學者卻成為 “反智主義”“妄想癥”這樣的流行語的發(fā)明者，或許是不滿意霍氏反民主的貴族派頭。

但無論如何指責，在美國，反智都深入骨髓，也許它就是骨髓。曾經(jīng)在這里，“老師”“知識分子”這樣的詞都可以當作罵人的臟話。而如今，隨著科技顯露出優(yōu)勢，geek或nerd這樣的詞也漸漸具有褒義。人們還是清楚：講真，“老九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