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映的電影《蕩寇風云》雖然片名看上去像是上世紀的港產警匪片，實際上卻是一部描寫四百多年前的戚繼光抗倭故事的戰(zhàn)爭電影。毋庸諱言，戚繼光將軍與他的義烏籍戰(zhàn)士的抗倭戰(zhàn)績足以令“戚家軍”之名萬古流芳。然而，真正結束這一場長達十多年的“嘉靖大倭亂”的，并不是戚家軍在戰(zhàn)場上的勝利。
電影《蕩寇風云》海報
百戰(zhàn)百勝的“戚家軍”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這是年輕（19歲）的戚繼光寫下的著名詩句，命中注定，這位山東漢子將在東南沿海的戰(zhàn)場上成就他的威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繼光被調到抗倭斗爭最激烈的浙江戰(zhàn)場，受命擔任參將，分守浙東三府，走上了抗倭的最前哨。
戚繼光塑像
1559年，戚繼光選擇浙江省金華府義烏縣編練他的新軍，吸引其來此的正是當?shù)亍捌淞曘炼暂p”的民風。他的招兵標準主要是兩條，第一注重士兵的成分，不要城市油滑之徒，只要鄉(xiāng)野老實之人；第二注重士兵的素質，不僅注重體質、武藝等，更要注重膽量。在義烏知縣趙大河（今無錫江陰人）的全力配合下，戚繼光選成了一支以農民、礦工為主，加上一批精悍的地主武裝組成的軍隊，共計三千多人。這就是后來遠近馳名的“戚家軍”的最初基干。
戚繼光根據(jù)江南水鄉(xiāng)地形特色及倭寇單兵作戰(zhàn)能力較強、倭刀堅利的特點創(chuàng)設了12人為團隊、攻防兼宜的“鴛鴦陣”，以及適合大兵團作戰(zhàn)的“一頭兩翼一尾陣”。這支軍隊實行十二人為一小隊（即“鴛鴦陣”），四隊為一哨、四哨為一官、四官為一總的編制體制。四隊為一哨，四哨為一官，四官為一總這樣的編制正是為了適應一頭兩翼一尾的戰(zhàn)術，使頭、尾、翼都成為建制單位，便于指揮與作戰(zhàn)。
鴛鴦陣
經過戚繼光嚴格訓練的“戚家軍”戰(zhàn)功赫赫：1561年4月，首戰(zhàn)臺州花街時就斬倭308人，繳獲武器650件，解救被擒男女5000余人；繼而又在白水洋三戰(zhàn)三捷，殲倭344人，擒倭首5人，收繳兵器1490件，解救被俘男女千余人；至五月二十五日，歷時一個月，總共殲滅倭寇5500多人，解救百姓數(shù)以萬計，而義烏兵陣亡不過20人。此役打出了義烏兵的威風，令倭寇哀嘆：“撼海易，撼戚家軍難。”
第二年，挾大勝之威，戚家軍南下入閩作戰(zhàn)，在近兩月間經寧德橫嶼、福清牛田、興化林墩三場血戰(zhàn)，共計殲滅倭寇七千余人。明廷遂任命戚繼光為福建總兵，由其全面主持福建抗倭軍事。戚繼光麾下這些樸實的義烏農民礦徒，視國如家，奮勇殺敵，轉戰(zhàn)浙閩各地，所向披靡，“民樸且勇，克偕成功”，遂使浙、閩靖安。譬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登陸福建的兩萬八千余倭寇就大部分被戚繼光所剿殺。而統(tǒng)率4000余義烏兵的戚繼光也因此聲名遠播，明廷重臣葉向高就說：“夫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南，御虜于北，自正（德）嘉（靖）以來推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第一?！?/p>
倭寇的真相：逼民為寇
戚繼光的抗倭大捷，自然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倭寇”究竟何許人也。從字面意思看，“倭寇”就是“日本的強盜”。的確，最早的倭寇在明朝初年就出現(xiàn)了，大抵是日本西部四國、九州沿海一帶的地方領主、大名指使、組織，其目的也只是劫掠一些食糧和人力；而其騷擾、劫掠所及的地區(qū)，多數(shù)是和他們根據(jù)地相距不遠的明朝（和朝鮮）沿海地區(qū)，很少有深入到江南的，與嘉靖年間的倭亂大不相同。說來也是奇怪，嘉靖年間最初嚷起“倭寇”來的所謂“倭”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番客。番客是什么人？即佛郎機，也即是葡萄牙殖民者海盜商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月，葡萄牙人在浙江余姚沿海殺人越貨，結果地方居然以“倭賊入寇”上報，這仿佛預示了在此后出現(xiàn)的大規(guī)?！百粱肌敝小昂亮俊本烤箮缀瘟恕?/p>
倭寇形勢
早在宋元時期，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這一局面隨著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洪武四年，朱元璋便下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薄Ｊ曛?，明太祖再次重申“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并親令將貿易大港明州改為寧波，冀望海疆能夠海定波寧。非但朱元璋在世時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經大規(guī)模派遣鄭和統(tǒng)帥船隊進行遠洋航行的明成祖，在《即位詔》中就宣布：“緣（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后不許。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p>
于是，“海禁”政策作為歷代明帝不敢輕易的“祖宗舊制”，延續(xù)了一個半世紀之久?！洞竺髀伞访魑囊?guī)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主犯比照“謀叛”斬首！嚴刑峻法無法掩蓋帝王色厲內荏的內心，對于陌生的海洋，出身淮泗農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懼。朱元璋自承，“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在西方官民協(xié)力的大航海時代，大明朝廷卻在費盡心機來阻止東南沿海民間貿易向外發(fā)展，而民間貿易勢力為爭得海外貿易的權益，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反抗海禁政策的斗爭。嘉靖年間，海禁之令變本加厲。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紳（山西人）居然上奏嚴禁出海捕魚打柴，甚至毫無人性地聲稱“人民雖失山澤之利，地方實免殺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議，無異于朝廷已視東南子民為草芥。隨著兩者對立的陡然激化，一場震動海疆的“倭亂”便接踵而至了：“數(shù)千里間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shù)萬計，所殺將、吏、民以數(shù)千計，所陷城邑、衛(wèi)所、鄉(xiāng)鎮(zhèn)以數(shù)十百計”。
明人描繪的倭寇形象
時人已覺察到這一時期的“倭寇”其實多是中國海商（海盜）。南京御史屠仲律（嘉興人）就直言，“海賊稱亂，起于負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寧（波）、紹（興）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雖然這里面的比例有點莫名其妙，卻也道出倭寇的真相。唐樞（湖州人）更是說，“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東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產農民迫于衣食只能下?！巴ǚ?。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違禁經營海外貿易的商民不惜鋌而走險，走上了武裝走私的道路，淪為海盜（“寇”）。嘉靖年間厲行海禁結果是禁之愈嚴，盜起愈烈，“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海禁與“倭患”竟成惡性循環(huán)，實在是高壓政策下的時代悲劇。
平息倭亂的隆慶開關
不少有識之士已發(fā)現(xiàn)這場得不償失的抗倭戰(zhàn)爭正是“海禁”種下的惡果，上海雖然不是倭患重災區(qū)，徐光啟也感嘆“譬如積水于此，不得不通”。正是由于海禁政策嚴重違背了瀕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致使“海濱人人皆賊”，更令統(tǒng)治者有誅不勝誅之感。曾指揮平“倭”戰(zhàn)爭的胡宗憲悲嘆：“邇年蘇（州府）、松（江府）、兩浙連遭倭患，舊賊未及除，而新賊繼至。協(xié)從未及招，而附者日踵?！?/p>
嚴酷的現(xiàn)實迫使朝廷上興起了一場關于是否開放海禁的 “籌海之爭”。大文豪歸有光（昆山人）認為，只需“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道德文章雖好，卻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確保海疆安寧。大勢所趨之下，就連主持抗“倭”的福建巡撫譚綸（江西人）也引用俗諺“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好處俱穿破”，主張解除“海禁”，以便“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甚至戚繼光也疲于轉戰(zhàn)沿海各地，認為應該放松海禁。
歸有光
1567年，戚繼光取得了抗倭的最后勝利。三月，復有倭寇三百駕巨艦來廣東省南澳屯聚，準備迎候同黨，被戚繼光率軍一舉剿絕。續(xù)來的倭寇，在途中聽說前倭已敗，慌忙轉帆遁回本國。四月，還有數(shù)百倭寇，乘船四艘，停泊在福建泉州崇武所附近岸邊。戚繼光將這股倭寇誘引上岸，全部消滅。此后，侵擾東南沿海長期為患的倭寇終于基本平定。不過，在戚繼光輝煌的軍事勝利的背后，是這一年新繼位的明穆宗隆慶帝借登基之機改弦更張，“易私販為公販”，開放福建省漳州月港（今屬龍海市），允許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船出洋遠販東西兩洋，史稱“隆慶開關”。
明代漳州月港
月港位于漳州府城東南25公里，地處九龍江下游入?？冢蚱洹巴馔ê３?，內接山澗，其形如偃月”，故名“月港”。其實它只是一個內河港口，海船出洋時，需要數(shù)條小船牽引始能成行，單從正常的港口選址來看，月港顯然先天不足。但這一地理環(huán)境卻是絕佳的走私場所，若遇官兵的追捕，走私商船既可避九龍江中，又能迅速逃入南溪。兼之“僻處海隅，俗如化外”，朝廷鞭長莫及，日久天長，十五世紀中期月港已成為海外走私貿易商麇集的地方，崇禎《海澄縣志》曾記述其“風回帆轉，寶賄填舟，家家賽神，鐘鼓響答，東北巨賈競鶩爭馳”，已享有“小蘇杭”之稱。嘉靖年間，月港更躍升為當時最大的走私貿易中心，“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官府對這一“盜藪”幾乎束手無策。
而在經歷了倭亂的明廷終于默認了月港走私貿易的既成事實。1566年，此地單置海澄縣（取“海宇澄清”之意）。翌年，隆慶改元，月港開洋。作為一個內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廈門（時稱中左所）。官府僅需在此處設立驗船處，則可以對進出商船實行監(jiān)督，以免出現(xiàn)隱匿寶貨，偷漏餉稅等現(xiàn)象。且當廈門出現(xiàn)海寇警訊時，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來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正所謂“因勢利導，馳其禁而重其稅”。機緣巧合湊在一道，便成就了月港的唯一合法外貿港的地位，而月港的通商也給東南沿海帶來了久違的和平，所謂“倭患”立即煙消云散：“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邇來既通番而內外義安”?！冻跣藓３慰h志序》精辟地總結道，“澄以舶故寇，寇故縣。自縣成，舶發(fā)于官，而寇禍息”。一時間，在此經營海上貿易的中外“富商巨賈，捐億萬，駕艨艟，植參天之高桅，懸迷日之大帆，約千尋之修纜”。“所貿金錢歲無慮數(shù)十萬”。小小的月港竟夸稱大明天子的“南庫”，令時人發(fā)出“共喜一槎乘使者，欣觀萬國奉天王”的贊嘆，也令人忘卻了海禁政策導致“倭亂”的痛苦回憶。
放開海禁后的福建海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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