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談他的中國史研究之旅

柯文（章靜繪）

柯文（Paul A. Cohen），1934年出生，美國韋爾斯利學院亞洲研究及歷史榮休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1955年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與史華慈。研究興趣包括清史、中國思想史、中西關系史、歷史編纂學、批判性歷史與公眾記憶的沖突。代表作有《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1974）《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4)《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的義和團》(1997)《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2008)《歷史與大眾記憶：故事在危機時刻的力量》（2014）。

今年，柯文自傳《走過兩遍的路：我的中國歷史學家之旅》的中譯本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毛升博士代表《上海書評》采訪了柯文，請他談談他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研究。

《走過兩遍的路：我的中國歷史學家之旅》，[美]柯文著，劉楠楠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即出，290頁，23.00美元

您在《走過兩遍的路》中強調，個人際遇不是自傳的重點，您作為中國歷史學家的思想演變才是重點。為什么您的自傳選擇這種寫法？

柯文：在詞典里，“自傳”（autobiography）通常等同于“回憶錄”（memoir）?；貞涗洸皇菑母鱾€方面講述作者一生中所發(fā)生的所有事情，一般也只是擷取其中的某一個方面來談。我的回憶錄就是通常所謂的“職業(yè)生涯回憶錄”，談的主要不是我的家庭生活、種族背景，或者一生中什么時候走運，什么時候倒霉。我的回憶錄講的主要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我在整個職業(yè)生涯中究竟做了什么。更具體地說，就是我對中國歷史問題的思考的演變過程。

您曾經(jīng)以為，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很不同，但經(jīng)過多年研究后，卻發(fā)現(xiàn)“那個與我的祖國十分不同的國家，她的歷史，竟沒有我以為的那樣迥異于世”。您如何理解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關系？

柯文：我研究過的一位歷史人物王韜曾經(jīng)說過，乍一看，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截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它們是相似的，或是有交集的。兩種在許多方面迥異的文化竟然也有相似性，這讓我認識到，不同的文化對于人類所面臨的（因此某種程度上也是跨文化的）難題，常常因為人性相通，產(chǎn)生的反應也相似。盡管使用不同的語言，王韜通常會做出類似的區(qū)分。有一次學生向他請教東方的孔子之道與西方的“天道”的異同，他從中國的一本經(jīng)典著作中引用了一位智者的話：“東方有圣人（sages）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彼偨Y東方之道和西方之道時說：“其道大同?！焙芏嗄曛螅厣炅诉@一立場，并堅決否定認為人類歷史上只有中國文化才真正重“道”這一偏見?！暗馈睂儆谌祟?。圣智（sageness）是東西方所有民族都具有的一種普世的特質，任何人都能利用之，并珍愛之。恰恰就是因為這一無論身處何方的人都自然而然具備的特質，給了人類以相似的方式處理問題的基礎。

《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10月出版，320頁，48.00元

在處理王韜關于中西文化背后有著共同的人性這一觀點時，我對這一宏大的議題變得興趣盎然，這一觀點也逐漸變成了我的史學觀的一個重要面向。我對義和拳的看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jù)傳統(tǒng)的說法，幾乎在任何方面，義和拳民和西方人都認為對方和自己是完全相反的。二十世紀初的西方人將義和拳起義描述成兩種勢力之間的斗爭，一種代表著進步、文明與啟蒙，另一種則是野蠻、愚昧、迷信和排外主義。但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中國人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學派更傾向于將它解釋為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主義運動。

這兩種觀點都在強調拳民與外國人之間如何不同，而對二者的相通之處不夠重視。我的研究發(fā)現(xiàn)，當時無論拳民還是外國人，都從宗教的角度來解釋雙方的沖突，且宗教色彩之強烈讓我震驚。由此，我注意到，在總的趨勢上，任何一方都視自己為本真、善好的超自然力量——上帝或神仙（gods）的代言人，而對方則信奉無能的偽神，甚至干脆就是邪惡的化身。

對十九世紀末的基督徒來說，上帝之手無所不在。如果上帝愿意他的子民存活，他將拯救他們脫離險境。如果上帝希望傳教士繼續(xù)宣教，他也會確保他們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就像一位傳教士對于發(fā)生在1900年的長期干旱所作的評論那樣，“上帝思慮周詳”，“會降雨舒緩災情”。而同時代的中國人，拳民也好，非拳民也罷，也都將世界上發(fā)生的事情，包括下不下雨，歸結為由上天或“神仙”掌控。

還有，傳教士將義和拳運動看成是魔鬼的力量，要多邪惡就有多邪惡；義和拳民則將傳教士，甚至所有的外國人，包括中國基督徒，都看成是人世間一切邪惡的根源，是“神發(fā)怒，仙發(fā)愁”的直接原因。義和拳的揭貼對“天無雨，地焦旱”這一自然現(xiàn)象的解釋，也完全嵌入在宗教結構之中。這些揭貼給了義和拳運動的參與者一個清晰的行動綱領，指引他們?nèi)绾巫霾拍茏屔癫辉侔l(fā)怒，人間重獲太平。

柯文在上海演講，右為復旦大學經(jīng)濟史家汪熙，攝于2003年11月。

您的老師史華慈與費正清對您有什么影響？

柯文：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教我的老師主要就是史華慈與費正清。他們很不一樣。費正清對中國非常癡迷，有時你感覺他只愿意跟人聊和中國有關的事情。史華慈跟費正清就不一樣，他什么都愿意聊，只要他感興趣的就行，他不只關心中國。他們兩位對我的影響都很大，但各不相同。費正清為我做過一些非常特別的事情。比如我開始教書后，每次我發(fā)表了論文，只要郵寄給他，不出一星期，他就會回信，給我一些評語和鼓勵。但如果我郵寄給史華慈，要得到他的回音，一般是半年后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去史華慈的辦公室找他，他可以坐下來和你聊一個小時。但費正清的辦公室門口通常會大排長龍，他只給每個人五分鐘的時間。所以，你必須長話短說。費正清沒有史華慈學生多，但他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空閑時間反而更少。

就史觀和如何提出更有價值的學術問題而言，史華慈對我的影響很大。但是在我職業(yè)生涯初期，費正清的影響無疑更大。我讀研究生時上過的兩門討論課，都是跟費正清上的。還有，因為我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十九世紀中國的反洋教運動，這也是費正清特別感興趣的題目，因此在指導博士論文方面他對我的影響也大過史華慈。后來，當我的學術興趣轉向關于“西方?jīng)_擊－中國回應”這一研究視角存在的問題，以及有關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之間的關系后，史華慈對我的影響反而變得更大了。比如，“沖擊-回應論”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在處理西方?jīng)_擊的時候，傾向于忽視西方自身的困境與矛盾。這一論點完全是受到了史華慈的影響。他提示我，盡管西方史學家能謙虛地意識到他們對于“非西方”社會的理解是膚淺的，他們卻自以為對自己的社會的了解已經(jīng)非常充分了。史華慈提醒我們，“當我們將注意力轉回到現(xiàn)代西方社會后，這種自以為已對西方社會了如指掌的感覺就消失了……我們無疑對西方社會的‘了解’超過任何非西方社會，但西方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xù)探究的問題”。

歷史學者在研究異文化時，如果過度強調文化間的差異，就會妨礙自己去理解異文化表象中那些復雜的、經(jīng)常是彼此矛盾的因素，也可能無法認識到這一文化隨時間而不斷發(fā)生的變化，更會忽略當?shù)厝藗兊乃枷牒托袨橹?，那些具有跨文化特質的、符合普遍人性的、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雷同或有呼應的方面。這是史華慈研究中另一個核心關懷。在他看來，對西方學者而言，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價值，不在于具有異國情調的奇特性，也不在于對西方而言具有絕對意義上的“他者性”，而是作為人類經(jīng)驗的另一種可能性的寶庫，一間有著獨特裝備的巨型實驗室，它能更好地幫助我們探究如何走出人類共同面臨的困境。當然史華慈也指出，在討論普遍人性維度時，同樣不能忽略文化差異，否則我們對中國的歷史還是無法獲得更加充分、不受遮蔽、視野寬闊的理解。

您與出版社的合作有時并不愉快?！对谥袊l(fā)現(xiàn)歷史》出版時很不順利，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另一本重要著作《歷史三調》的出版也遇到了一些曲折。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學術出版狀況？學者該如何處理跟出版業(yè)的關系？

柯文：讓我分享一些我個人在出版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吧?！对谥袊l(fā)現(xiàn)歷史》（1984）和《歷史三調》（1997）這兩本書最終都是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關于出版時的遭遇，最讓我困擾的，就是那些麻煩都發(fā)生在產(chǎn)生學術影響最大的那兩本書上。在評審的過程中，每一本書都獲得了兩極化的評審報告，有的非常正面，有的不僅極其負面，且意見毫無建設性。這讓我明白了標準化的學術書稿評審過程（最起碼在美國）是非常成問題的。這無疑對我造成巨大的困擾。以下是我給那些準備向出版社投出第一部書稿的年輕學者的建議。當我碰到這樣的年輕學者時，我通常會跟他們分享我自己的經(jīng)驗，尤其是出版《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的經(jīng)歷，以免他們盲目地認為，遭遇拒稿或受出版社冷遇，就意味著他們的書稿質量不高、缺陷多多。當然，有這個可能，但并非總是如此。這是年輕學者職業(yè)生涯中一個很艱難的時期，但我建議他們要盡可能誠實地問自己，你寫出的東西是否真有價值？你自己堅信你寫的東西的價值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別無選擇，一定要堅持，不能喪失信心。要知道，出版社的決定畢竟都是人做出的，有些決定是莫名其妙的。

柯文與《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譯者林同奇，攝于2008年。

您對歷史學家重構過去的可能性有很多反思，對歷史的客觀性也有深刻的質疑。如果歷史學無法有效地重構過去，那么，歷史學與虛構的文學還有什么區(qū)別？

柯文：過去不會再變，但研究歷史的人卻生活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里。這就是要清楚地區(qū)分真假，總是那么不容易的一個原因。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盡管努力重建史實，總是無法完全做到。我們既然無法獲得充分、可信的史料，通常只有訴諸推斷，有些推斷事后證明并不成立。除此之外，研究歷史的人也并非完全不受他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的大眾記憶的影響。這就意味著，即使我們努力去辨別與探究歷史的神秘之處，還是有意無意地又在歷史書寫中導入了一些新的迷思（myths），它們反映的正是今天的人認可的那些觀念和思維模式。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我們說每一個世代的人寫的歷史都有那個世代的痕跡。正如社會學家巴里·施瓦茲（Barry Schwartz）指出的，關于林肯以及其他重要歷史人物的記憶，必須被看成是“一種建構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還原（retrieval）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代美國人都有自己的林肯記憶，而且與前輩的林肯記憶有區(qū)別，或多或少。

J. H. 普拉姆（J. H. Plumb）認為，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擁有將自己從任何對過去的既有觀念中剝離的能力，從而對歷史進行了沒有任何先入之見的考察。然而，即使他能做到這樣，他對歷史的想象力、他所從事的創(chuàng)造性虛構，以及對人性的理解，仍然注入了他的所有研究之中”。在我看來，他注入研究的那些元素，恰恰是一本優(yōu)秀的歷史學著作所應追求的。但如果認為因此就可以客觀地重構歷史，那就大錯特錯了。即使我們不辭辛勞，一定要寫出客觀的歷史，我當然發(fā)自內(nèi)心地贊賞這種努力，但我們所提出的、那些對我們的研究與寫作起到指導性作用的學術問題，仍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所生活的現(xiàn)實世界的影響，反映著今天的那些價值觀、預設、焦慮、缺陷，以及說不清楚的偏好。這種狀況導致我們歷史學者的學術成果總是多多少少處于一種張力之中，那個真實的過去和我們試圖去探索和理解的過去存在著緊張。

柯文在香港一家餐館，與多年老友、哈佛教授、現(xiàn)居香港的李歐梵。

您的老朋友傅高義先生曾說過，二戰(zhàn)對他影響很大，使他認識到，為了讓美國人生活在和平中，就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持更友好的關系。因此，他一生致力于了解別的國家的歷史文化，促進國家之間的和平。什么政治事件對您的學術思想影響最大？

柯文：盡管我的老朋友兼同事傅高義說過，二戰(zhàn)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世界觀以及他對美國該如何因應的看法，我的情況卻非常不一樣。傅高義教授和我之間的一個重要的區(qū)別，就是他比我大了四歲。當我們是成年人的時候，這一年齡差距不算什么，但在年少時，這一差距就很關鍵。二戰(zhàn)結束的時候，我只有十一歲。那時候，我還很幼稚，對于世界大勢以及將來做什么都沒有什么想法。1952年秋，我開始上大學。我覺得自己數(shù)學比較好，也許應該成為一個工程師。盡管我在康奈爾大學工程系讀本科時成績不錯，但我還是覺得若有所失。在康奈爾讀了一年后，我就轉學到了我堂兄幾年前念的芝加哥大學。盡管當時還是不知道未來該做什么，但我現(xiàn)在意識到，我在那個學校里其實長了很多見識。

在芝大的第二年，我就對未來可能的職業(yè)規(guī)劃進行了一些探索，這些規(guī)劃都要求我繼續(xù)深造。我不能決定該如何選擇。春假時，我去找兩個在哈佛大學的好朋友。其中一個是我的高中校友，他正在修讀東亞文明概論課程。他對那門課很著迷，覺得打開了他的眼界?？戳怂慕虒W大綱后，我也產(chǎn)生了興趣。我于是就申請了哈佛東亞系的研究生，還被錄取了。1955年秋季，我入學哈佛。

我對歷史所知不多，那時最吸引我還不是歷史學，而是亞洲，尤其是中國。自從1954年夏天第一次離開北美，去巴黎學了幾個月的法語后，我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特別感興趣。這種興趣是引導我去研究一個自己當時幾乎一無所知的國家和文化的主要原因。我當時讀過的關于中國的書，只有賽珍珠的《大地》。人們通常都是以地域空間來理解文化之間的差異的。因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自傳中才會如此評論田野調查的特殊性：“陌生感使你的感官變得比平時更敏銳，將在異文化中所見的事物與你自己的文化加以比較的意識也變得更加強烈?！北M管我那時還沒有意識到，其實文化的差異也可以從時間的角度來理解，將它與歷史聯(lián)系起來，比如英國歷史學家大衛(wèi)·洛溫塔爾（David Lowenthal）在他的一本書中就將過去看成“外國”。入學哈佛不久，我就對著名中國史專家費正清特別著迷，他和研究日本史的埃德溫·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一起教我們東亞文明史。我很快就認識到，在哈佛我要研修的不只是中國，而是中國歷史，就像費正清所做的那樣。

柯文在紐約與四位子女參加慶祝他姐姐芭芭拉九十大壽的聚會，攝于2017年9月。

您研究中國歷史的視角從西方中心到中國中心，再到人類中心，這三種視角是什么樣的關系？

柯文：你提到的這三種視角，就是三種不同的理解中國歷史的尺度，它們可以衡量歷史上發(fā)生的何種變化是重要的。作為歷史學家，我相信任何社會始終都處在變化之中。但是究竟何種變化重要，則是“被注意到的”，最終也只是相對的——端賴某個生活在特殊時間點的、特殊社會里的、特殊的歷史學家，碰巧認為是重要的東西。因此，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處理什么可以算作真正的變化這一問題時，按照他特殊的理解寫道：“我們面前的國家最古老，卻還沒有歷史……這個國家今天的狀況，跟我們所知道的她在古代的狀況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沒有歷史?！痹诤诟駹柨磥恚袊鴽]有歷史，因為他確實無法辨認出/承認（recognize）中國歷史上所發(fā)生的那些變化。中國其實并不是按照黑格爾所理解的那種范式運作的。我寫《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就有意識地想要回應黑格爾。

研究歷史，尤其是社會史、文化史時，學者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回答該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您為什么認為義和拳運動作為個案，可以回答人們?nèi)绾握J識過去這個大問題？

《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美]柯文著，杜繼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572頁，59.00元

柯文：我對你的問題的回答有幾個層面。當我們將義和拳運動看成是一個事件（event），由歷史學家通過史料加以重構，目的在于理解和闡明發(fā)生了什么，何以會發(fā)生時，我認為它確實就像任何其他歷史階段里的事件一樣，可以作為一個生動的例子而被解說。實際上，與歷史的直接參與者和試圖將歷史變成迷思[服務現(xiàn)實]的人（mythologizer）不同，歷史學者意識到（consciousness）其工作的重心，就是重構過去。因此，即便是對于過去的相對非個人化（impersonal）的部分（而非“事件”或“個體”）的歷史重構，也照樣可以用來展示歷史學者究竟是做什么的。每個歷史事件的內(nèi)容都是獨一無二的。有些事件非常復雜，涉及的時間、空間跨度很大；也有一些事件，比如一場百老匯戲劇的首演，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的死亡，則相對簡單（盡管它們的衍生結果或許未必如此）。但歷史學者對這些事件的建構（structuring），即我們對于它們的敘述，無論如何都需要依照一套頗為特別的原則。其中絕對根本性的一條便是，不同于迷思制造者，歷史學者在試圖理解和解釋過去時，一定要遵守一套被社會認可并付諸實施的專業(yè)準則。盡管我們也像其他人一樣受自己情緒波動的影響，但作為歷史學者，我們對過去的解讀受到一種獻身于準確性和真理的自覺意識的指引（盡管它在實踐中無法充分實現(xiàn)）。正是這種獻身的承諾（commitment）才使得我們成為歷史學者。如果我們把自己承諾獻身的其他事業(yè)，置于用社會普遍接受的標準來理解和解釋過去這一目標之上，那么，我們就放棄了作為歷史學者的責任，邁向了制造迷思的歧途。另一個同樣重要卻不那么有爭議的原則是，跟歷史參與者/親歷者相反，歷史學者有后見之明，事先就知道他想要重構的事件的結局是什么。就像魔術師梅林（Merlin the magician）一樣，我們知道下一步將會發(fā)生什么。第三個原則，同樣令歷史學者與歷史的直接參與者分道揚鑣，就是前者不受空間地點的限制。也就是說，與歷史中原本的行動者不同，歷史學者擁有了那種或許可以稱為廣角視野（wide-angle vision）的優(yōu)勢。

您強調非西方學者這種“局外人”身分（outsideness）也可以是研究中國史的優(yōu)勢，這種優(yōu)勢主要表現(xiàn)在哪里？

柯文：在我職業(yè)生涯的初期，我對歷史學者的“局外人”特點有點悲觀。我覺得就是因為身處“局外”，才容易誤解或扭曲歷史，對材料的解讀也很外行，牛頭不對馬嘴。從這個角度講，“局外人”是一個問題。但也有一些同行和我不一樣，認為“局外人”可以是一個優(yōu)勢。我最終接受了他們的觀點，認為那是站得住腳的。我逐漸認識到，歷史學者的“局外人”特性是將我們區(qū)別于那些歷史親歷者和迷思編造者的一個因素，它讓我們有能力作為歷史學者對過去作出清楚的、有意義的解讀。這是親歷者和迷思編造者做不到的。除了冒著各種可能的風險，重現(xiàn)歷史親歷者和迷思編造者的意識之外，歷史學者也試圖在過去和今天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使古與今進行一些有益的對話。如同一位翻譯家將一個文本忠實地、充滿意義地從一種語言轉化為另一種語言，歷史學者也扮演著古今之間的媒介的角色。在接下來與史料進行對話的復雜過程中，我們必須抑制作為“局外人”的念頭，試圖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在當時的想法。但是，為了向我們當下的讀者解釋這些想法，使今天的讀者既能理解又覺得有意義，我們不僅不能抑制這種“局外人”特性，相反還必須要利用它。簡言之，就像譯者必須熟稔兩種語言一樣，歷史學者必須既了解過去，也熟悉今天，能夠不間斷地、敏銳地、盡可能誠實地在古今之間穿梭，可以說，我們工作中的張力歸根到底就來源于此。

故事具有力量。是否最有力量的歷史書寫風格，應該是講故事（story-telling）？

《歷史與大眾記憶：故事在危機時刻的力量》，[美]柯文著，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302頁，55.00美元（精裝）

柯文：故事確實有著強大的力量。倒也不只是中國歷史故事有這種力量。故事與歷史之間的這種互動所帶來的強大力量在任何社會都能找到。因此，我的《歷史和大眾記憶》（2014）一書的各章，不僅講述中國歷史上勾踐的故事，也介紹法國歷史上圣女貞德的故事、以色列歷史上馬薩達（Masada）的故事、俄羅斯歷史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的故事、英國歷史上亨利五世的故事，還有塞爾維亞歷史上科索沃戰(zhàn)爭的故事。在以上列舉的每一個例子中（當然還有更多這樣的例子），一個國家在危機時刻都會利用該國歷史上的故事，作為賦予當下的人們以力量、希望和勇氣的資源。這本書的主題之一，就是討論以下這種在各種文化中都存在的現(xiàn)象：我在回憶錄中稱之為“一種別樣的世界史，其論述的方式不是將不同國家的歷史結合起來，或進行國家之間的比較，或強調國與國之間如何互相影響，而是發(fā)現(xiàn)了每個國家都在不斷重復的一種模式，該模式明顯地有一種家族相似，卻都是各自獨立形成的，且非常可能源自超越了文化和地域的某種相同的人性，尤其是人類經(jīng)驗中那種傾向于講故事的共同趨勢”。有趣的是，從我職業(yè)生涯早期開始，這一跨文化、普遍人性的維度，便是我的智識武器（1974年出版的關于王韜的書中，就已經(jīng)在強調這一點），現(xiàn)在它則與講故事這一普遍的歷史現(xiàn)象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其實，直到1980年代我開始考慮《歷史三調》一書的內(nèi)容時，講故事這個面向才慢慢進入我的歷史思考，而一旦我確認了故事和講故事的重要性之后，它便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成了我歷史研究的核心部分。

《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美]柯文著，董鐵柱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2月出版，336頁，138.00港元

寫自傳時，因為敘述總是圍繞著傳主，容易夸大傳主的能動性，淡化時代、環(huán)境才是傳主做出某種選擇的主要原因。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柯文：我從來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盡管我的回憶錄主要強調自己的經(jīng)歷和思考，但是外部的因素，比如世界上所發(fā)生的事情，也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讓我舉一個例子吧。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開始提出“中國中心觀”，大概在1970年左右（或者再早一點點）。但這只是美國歷史學研究全面轉型的一個部分而已。除了中國研究，在晚近的非洲、中東以及其他非西方研究領域都可以看到這一趨勢。當然不同領域發(fā)生轉型的時間和背景各有不同，但總的方向是一致的：從一種外部的，通常是“殖民史學”的視角，轉向一種更為內(nèi)部的視角，即努力以特定的非西方社會自己的術語，從其自身的觀點，去看待它的歷史，而不是將它的歷史視為西方歷史（實際上或概念上）的延伸。我推動了一種更加強調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歷史研究方法，但很明顯，我一定程度上是在響應發(fā)生在美國學界的更大的范式轉移。

《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美]柯文著，林同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358頁，65.00元

西方的中國研究著作通過翻譯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有些著作影響很大，如您的《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歷史三調》等。中國讀者應該如何借鑒這些原本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的研究成果？

柯文：毫無疑問，中國讀者和西方讀者一樣，不會只有一種看法。我已經(jīng)注意到，我的一些書翻譯成中文后，對中國歷史學者產(chǎn)生了一些影響?？偟膩碚f，對我的書的反響還是挺正面的，當然也有一些負面評價?！对谥袊l(fā)現(xiàn)歷史》甫一出版，有些中國讀者就認為，我貌似淡化了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于是便沒有對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近代產(chǎn)生的負面作用作出充分的描述。但我的書翻譯成中文后也獲得了一些正面評價。1997年，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資中筠教授給我寫信，她認為我剛出版的《歷史三調》一書非常精彩。她同意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同時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tài)：一種是要推動改革與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另一種則是要捍衛(wèi)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她還在信中寫了這么一段話：“我很高興可以在您的書中，找到很多對我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很有用的內(nèi)容?！彼蠼o《讀書》雜志寫了一篇題為“老問題新視角”的文章，將周錫瑞和我研究義和拳運動的方法，與中國歷史學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作了比較?？偟膩碚f，資教授對我的研究的評價是比較公允的。另外有中國研究生告訴我，一些中國大學的歷史課布置的功課，就是讓學生用我研究義和拳運動時提出的歷史三調，即把義和拳視為事件、經(jīng)歷和迷思，來分析他們自己想研究的歷史事件。還有不少中國學者對我說，我的近著對于故事和講故事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強調，令他們頗受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