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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第二章：黃帝與殷墟文化
文字由何人所創(chuàng)？又由何時開始？一件東西的發(fā)明，絕非一個人能成事，而是陸續(xù)由人不斷改進，但講出來時便只舉出一個代表人物而已。有說文字是黃帝的史官倉頡發(fā)明的。這個說法不全對，在何時由何人發(fā)明很難講，此乃經(jīng)過許多時代許多人積累合成的發(fā)明。
在沒有文字前，人們只能用記憶，即是口說相傳，將該時代所發(fā)生的大事一代代地傳說給下一代，亦稱“口口相傳”，便稱為“傳說的歷史”。因此，就有人在傳說中羼進了神話的成分。
中國的祖宗是黃帝，因黃帝以前的人不值得一提。在神話中有部分是不真實的，并非信史，只能稱是“傳疑的時代”。文字記載前的歷史是傳說，是神話。或者先從器物再講到文字也是一種說法。但把器物與神話加以聯(lián)系融會貫通，到如今仍沒有人能做到這一步功夫。
黃帝究竟是新石器抑或舊石器時代的人，至今仍難以定論。如要根據(jù)史前史、考古學來說則是可以的。神話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講的話不一定有證據(jù)，但可能是真實的，而仍無證據(jù)可說，卻不一定無證據(jù)。胡適先生認為一定要證據(jù)是不對的。傳說也有可靠的。諸葛亮借東風是神話，但赤壁之戰(zhàn)是真的。
近來我國講史喜講器用和田野發(fā)掘，但無人講傳說神話。其實，傳說多有可信的。也因此近代的上古歷史的看法可分為兩條路：一條路是傳說，一條路是器物。
關(guān)于地下發(fā)掘方面，主要是在造鐵路時發(fā)掘所得。
我國有兩大極重要的發(fā)現(xiàn)：一是殷墟，發(fā)現(xiàn)了商代文字。
照中國的傳說，講歷史是從五帝開始，五帝在三皇以后。三代是指夏、商、周。
今日在地下發(fā)掘出商代文字，故認為商代前均非信史，是神話之說，但我認為傳說也有十分之六七以上可信。
殷商是銅器時代，正式有歷史。
商以前是史前史，這是一派說法，但我認為傳說的追記歷史仍有可信之點。以上兩種說法如何會通，現(xiàn)在還沒有到此時候。
歷史包括有文字記載以前的歷史：一是追憶、口說，二是器物與地下發(fā)掘。亦有文字記載以后的歷史。
在黃河以北，平漢路西，太行山東，有安陽縣，有一小屯村，發(fā)掘出很多東西，有古董販子攜往北京。我國藥材中一向有所謂龍骨者，有藥材商人拿去賣給北京做官的，發(fā)現(xiàn)是些龜甲、獸骨，甲骨上的花紋，其實是文字，當時稱為“契文”，或“龜甲文”，或“甲骨文”。經(jīng)研究后，認為此種文字作貞卜用，是貞卜文字。
再進一步加以研究，知小屯村有洹水，小屯三面環(huán)洹水，在安陽縣西北五里處，小屯正處于洹水之南?！妒酚?#183;項羽本紀》有云：“洹水南殷虛?！表椨鸲蛇^洹水之南，“虛”（墟）者，有古人曾經(jīng)住過，今已成空墟。
殷墟者，意即從前商朝人住過的地方。猶如今日之九龍城，原先是宋王臺。因此想到甲骨片上的可能是商朝人的文字。與《史記·殷本紀》一查對，確實不錯，故亦稱為“殷墟文字”，亦可稱“殷墟甲骨文”，或可稱為“殷墟貞卜文”。發(fā)現(xiàn)這文字到今天不到六十年。以上所講之殷墟文字是商王貞卜吉兇所用。
我國較早的是篆文，由李斯刻寫于石板上。更早的是鐘鼎文，刻于銅器上。最古的就是這種三千余年前的甲骨文了。甲骨文是商王用來貞卜的，與《史記·殷本紀》所說的完全相同。對于研究甲骨文最有貢獻的要推王國維。王氏一舉成為世界知名的學者，因外國人特別注重古物證。如埃及文化的古文字，為法國人研究所認識，因而說出埃及歷史；同樣有人研究巴比倫之楔形文字，亦因此而推知其巴比倫歷史；英國人亦在印度研究印度文字，法國人則在安南研究中國文字，借以了知印度和中國的歷史。
外國人見了殷墟文字，才開始重視中國的古文化歷史，
因此顧頡剛說凡殷墟文字以前的中國歷史都靠不住，竟說夏禹是大爬蟲，他因而發(fā)起了疑古運動。胡適重證據(jù)，亦重視疑古之說。顧頡剛等人還著書一冊，名之曰“古史辨”，此運動至今已歷三十余年。
葉龍附志：
有一位英國人讀了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他當年是在日本研究中國歷史，他想了解中國真實的歷史，特地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某日來訪問錢先生，這真是值得吾人警惕。
羅香林先生是王國維的學生，當年王國維先生寫了一篇一萬余字的《古史新證》，證明“夏禹”的名字已刻在鐘鼎文中，因此推翻了顧頡剛二十多萬字的《古史辨》長文。
……
作品簡介
《中國通史》，錢穆 講述；葉龍 記錄整理，天地出版社，2017年3月
錢穆先生曾三度講授“中國通史”：一于北京大學，二于西南聯(lián)大，三于香港新亞。在北大講授四年，前來旁聽的學生眾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在西南聯(lián)大講授時，聽課場面頗為壯觀，乃至錢先生要上講壇都無路可走，需踏著學生的課桌才能通過。爾后，錢穆先生輾轉(zhuǎn)于香港，復講“中國通史”課程。本書便是以錢穆先生在香港新亞書院第三度講授課堂記錄稿為底本，可視為“《國史大綱》課堂版”。塵封多年的講義，更精粹的講述。這本書以傳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當時，一部《國史大綱》從傳統(tǒng)文化的演進中汲取民族復興和國家變革的精神力量，使無數(shù)國人深受激勵和鼓舞，進而尋求抗戰(zhàn)救亡之道；而今，這部《中國通史》以其歷史格局和文化情懷的雙重擔當，將給當下讀者以新的啟迪，為我們再次提供回望歷史、面對未來、重塑個人知識格局的可能。
錢穆（1895-1990）國學大師、一代通儒。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教。1949年遷居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任院長。1966年移居臺北。1990年8月在臺北逝世。其專著豐富，達80多種，逾1700萬言。
葉龍，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yè)，曾師從錢穆多年。后獲香港中文學歷史學系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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