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亞裔美國人》
2020年5月,PBS在繼《猶太裔美國人》《意大利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之后,又推出一部表現(xiàn)美國移民生活的紀錄片:《亞裔美國人》。跟前幾部片子相比,這部紀錄片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它制作團隊的全亞裔陣容。這一點初看上去讓人頗為驚艷,容易讓亞裔產(chǎn)生自豪情緒,特別是它的高水準制作和在片中初露頭角的亞裔知識分子群體,聯(lián)想到近幾年的另一部全亞裔陣容娛樂片大制作《瘋狂亞洲富豪》,獨立片小制作《別告訴她》,還有廣受歡迎的情景喜劇《初來乍到》,確實讓人感到亞裔今非昔比,新生代的亞裔群體開始在美國大眾生活的方方面面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擔任該片總導演的是日裔美國人芮妮·田島-佩納(Renee Tajima-Pe?a),她在1989年與華裔導演崔明慧合作導演了獲奧斯卡提名的紀錄片《誰殺害了陳果仁》。分集導演分別由華裔江松長(S.Leo Chiang)、韓裔李瓊晃(Grace Lee)以及印度裔吉塔·甘德巴里(Geeta Gandbhir)擔任??梢哉f,這是一部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用亞裔視角講訴亞裔美國人歷史的紀錄片。不過,后來從芮妮·田島-佩納的訪談中得知,在準備《亞裔美國人》的制作過程中,她并沒有刻意去打造一個全亞裔團隊,這只是一個自然選擇的結(jié)果。這似乎表明,對亞裔美國人話題感興趣、從事亞裔美國史研究的人主要還是亞裔美國人自己。
不過,不管怎么說,這是一部非常成功和及時的紀錄片。5月本來就是美國的亞太裔傳統(tǒng)月。自新冠病毒在美國傳開以后,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歧視與騷擾增加了不少。據(jù)人權觀察報道,到4月底,光是亞裔美國人協(xié)會就接到了一千五百多起針對亞裔歧視的報告,其中七成與新冠病毒有明顯關聯(lián),不少事件達到了仇恨犯罪的標準。遭到騷擾的亞裔其實并不一定都是華人,但因為他們長得像中國人,因此也被當成華人受到歧視和騷擾。這也是《亞裔美國人》貫穿始終的一個主題:不管你的父母甚至祖父母來自哪一個國家,你的種族始終寫在你的臉上。
《亞裔美國人》從1904年在圣路易斯舉辦的世博會開始,當時菲律賓少年安特羅(Antero Cabrera)被人類學家?guī)プ鳛橐靶U人部落參展。紀錄片以亞太裔美國人一個多世紀的移民之路為主線,講述了菲律賓裔、華裔、日裔、韓裔、印裔以及東南亞裔在美國奮斗和成長的故事。不管他們的故事是如何不同,也不管他們是如何強調(diào)自己與其它亞太族裔的區(qū)別,觀眾還是慢慢地隨著故事里的主人公們認識到:亞太裔美國人是一個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因為你的種族寫在你的臉上。
1882年獲美國國會多數(shù)票通過的《排華法案》,將已經(jīng)在美國合法打工的華人變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批非法的“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這些華工大多數(shù)參加過建設橫貫大陸的太平洋鐵路,然而,在1869年5月10日的勝利通車合影中,人們找不到一個華工的面孔。1924年,《排華法案》演變成《排亞法案》,針對華人這一特定群體的種族歧視擴大到所有亞洲移民身上。
1869年5月10日的太平洋鐵路通車合影中,找不到一個華工的面孔。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爆發(fā)后,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十二萬日裔美國人被當成“戰(zhàn)時敵人”轉(zhuǎn)移到十個貧瘠荒蕪的軍事區(qū)關押,而同樣從敵對國移民美國的德裔和意裔美國人卻沒有受到如此待遇。跟日本人長相相似的東亞裔美國人也因此受到歧視。特別是華裔和韓裔,不得不在自家商店的門口或外衣上掛上小牌子,聲明“我不是日本人”或者“我是美國盟友”。
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冷戰(zhàn)鐵幕落下,華裔、韓裔美國人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從美國的盟友變成了敵人,而原本是敵人的日裔美國人卻變成了盟友。適逢麥卡錫主義猖獗,紅色恐慌讓每一個華裔在美國人眼中都自動變成了間諜嫌疑,上萬名華裔和亞裔美國人因此受到傳訊,失去工作,甚至遭到監(jiān)禁。
二戰(zhàn)期間的韓裔美國人
六十年代爆發(fā)的越南戰(zhàn)爭中,參戰(zhàn)的三萬五千多名亞裔美國人又一次被迫面對他們的亞裔身份。片中的日裔美國人Mike Nakayama談到在一次軍事訓練中,指揮官叫他站起來,轉(zhuǎn)一個圈,然后對新兵們說:記住,越共(Gooks)長得就是這個樣子。作為隨軍護士的中意混血兒Lily Adam常常被當成西貢小姐,即使她軍裝不離身,也還是會有美國大兵問她多少錢一晚。亞裔美國士兵有時會被當成越共誤傷,抬進醫(yī)院后亞裔傷兵也會被當成越共而得不到及時治療。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受黑人民權運動和反越戰(zhàn)抗議浪潮的影響,在美國本土的亞太各族裔美國人意識到,盡管他們的文化和族裔背景各異,但因為他們的亞裔面孔,他們受到的歧視是一樣的。以加州大學校園為核心的亞裔學潮,促成了亞裔歷史和文學課程的設置,改變了教育界和輿論界對亞裔的態(tài)度。包括東亞裔、東南亞裔和南亞裔的“亞裔美國人”作為一個政治標簽首次出現(xiàn),取代了含強烈歧視意味的殖民術語“東方人”(Orientals)。
七十年代末,美國汽車工業(yè)受到大量日本廉價進口汽車沖擊,失業(yè)率達到戰(zhàn)后最高水平,特別是在汽車城底特律,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失業(yè)。仇日情緒空前高漲,許多人將自己的憤怒和絕望發(fā)泄到日本汽車和亞裔美國人身上。二十七歲的華裔青年陳果仁,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一對失業(yè)的白人父子錯當成日本人亂棒打死,而兩名兇手初審竟然被判無罪。這一事件引發(fā)了全美的泛亞裔運動,數(shù)十萬背景各異的亞裔美國人走上街頭,參加抗議游行。雖然兇手沒有因此坐上一天牢,但陳果仁事件使亞裔美國人從“你們看上去都一樣”的跨種族效應中,意識到“下一個陳果仁也許就是我”。
亞裔美國人走上街頭,抗議陳果仁被殺。
“9.11”事件后,阿拉伯裔美國人幾乎成為恐怖分子的代名詞,跟中東人長相相似的南亞裔美國人也被禍及。在亞利桑那州,一名印裔美國人在便利店被當成中東人遭到殺害。在紐約皇后區(qū)定居的大批錫金教徒,本來跟穆斯林毫無關系,但因為他們戴頭巾,也在職場和公共場所遭到種種歧視。無辜的穆斯林美國人沒有如二戰(zhàn)中的日裔美國人一樣被送進拘留營,而是被以違反移民法為借口悄悄遣送回國。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取得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從人口上講,他們已經(jīng)成為增長最快的少數(shù)族裔,而且有望在2055年超過西裔,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從經(jīng)濟收入和教育水平上來講,他們遠高于美國人的平均水準。在2016年的5月,聯(lián)邦法律明文禁止了使用“東方人”這樣冒犯性的字眼。亞裔美國人從黃禍變成了模范少數(shù)族裔。然而,在很多美國人眼中,他們?nèi)匀皇峭鈦砣?,在每一次危機和沖突中都被叫喊著:滾回老家去。一百多年過去了,不管你在這個國家是第幾代移民,去還是留的選擇仍然擺在你面前。
我認為《亞裔美國人》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的故事性??碢BS表現(xiàn)其他族裔移民生活的紀錄片,總是有種逛博物館或上歷史課的感覺。而《亞裔美國人》則是通過一個又一個具有強烈代入感的小故事,講述了一個關于亞裔美國人的大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公中,讓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二戰(zhàn)期間日裔美國戰(zhàn)地記者宇野一麿(Buddy Uno)和越南難民、普利策小說獎得主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
宇野一麿1913年在加州奧克蘭出生,是家中十個孩子中的老大。父母雙方都來自日本的基督教家庭,父親還在美國傳教士的寄宿學校里長大,在移民美國之前已經(jīng)會說不少英文。英語是他們家中的日常用語,孩子們沒有跟一般日裔二代(Nisei)一樣上日語學校。宇野一麿的父親跟強烈認同母國文化的日裔一世(Issei)不同,他在家中總是強調(diào),他的孩子不需要學日語,也不需要學習日本文化。“我們必須成為美國人。美國是我們歸化的國家”,他總是這樣告誡自己的子女。宇野的妹妹艾米說,小時候,別的日裔二代總是很羨慕他們,因為他們可以跟父母用英語交流。雖然他們家完全美化,住的地方還是在跟白人社區(qū)隔離的日本區(qū),他的父母也永遠不能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宇野一麿一家
宇野一麿在高中時代開始給校報寫專欄,他的理想就是能在美國主流報紙做一名記者。然而,正如好萊塢華裔演員黃柳霜(Anna May Wong)終身只能演亞裔配角或反角一樣,宇野一麿也無法沖破美國的竹子天花板,圓他的記者夢。于是,他決定去遠東碰運氣,成為一名戰(zhàn)地記者,報道當時正在發(fā)生的中日戰(zhàn)爭。他先是在上海的兩家英文報刊《大美晚報》和《自由亞洲》做編輯,然后去東京的美軍戰(zhàn)俘營為日軍做廣播宣傳,最后被派往菲律賓戰(zhàn)場。這期間,因為為日軍服務,他失去了美國公民的身份,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在珍珠港事件爆發(fā)后被關進日裔集中營,甚至他在一戰(zhàn)中為美國浴血奮戰(zhàn)并因此成為美國公民的叔叔也不能幸免??梢韵胂?,這個事件對宇野一麿,對宇野一家,對全體日裔美國人的傷害之深。宇野一麿在日軍戰(zhàn)敗后被美軍俘虜,隔著鐵絲網(wǎng)跟當時已是麥支隊特種兵的二弟戲劇性相遇。他的另外兩個弟弟也參加了美軍,跟母國作戰(zhàn)。
華裔演員黃柳霜
二戰(zhàn)期間,數(shù)以萬計的日裔美國人跟宇野一麿一樣,離開美國回去為日本作戰(zhàn)。他們流利的美式英語和對美國種族隔離的深刻痛恨,使他們成為日軍的宣傳利器,為日本宣稱把亞洲從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手中解放出來的謬論提供了道德依據(jù)。日裔二代們把在美國受到的歧視發(fā)泄到美軍戰(zhàn)俘身上,手段非常殘暴,甚于那些沒有在西半球居住過的日本本土士兵。休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吉拉德·霍恩(Gerald Horne)在他研究太平洋戰(zhàn)爭的《種族戰(zhàn)爭》一書中,談到了很多被關押的美軍戰(zhàn)俘受日裔美國士兵虐待和折磨的痛苦經(jīng)歷,稱他們是“東方野獸”和“虐待狂”。這本書里起碼有兩處提到宇野一麿,說這位畢業(yè)于南加州康普敦高中的Nisei特別痛恨白人,覺得自己在美國被白人看成是黃皮膚的娼妓,所以他決定讓美國見鬼去吧。宇野還想出一個壞招,讓美軍戰(zhàn)俘每天向自己的家鄉(xiāng)廣播,不服從就會遭到痛毆。然而,也正是這同一位宇野,在菲律賓的叢林里被游擊隊抓到時,臉上竟流出如釋重負的微笑。他在日軍戰(zhàn)俘營和一位美軍軍官交上朋友。這位軍官談到宇野是如何如饑似渴地跟他用英語交談,說他從沒有見過任何比宇野更分裂更痛苦的靈魂。從戰(zhàn)俘營釋放后,宇野回到日本跟妻兒團聚,不久就死于在菲律賓染上的各種叢林疾病,死時只有四十一歲。他的大兒子后來子承父志,在日本做了記者;最小的弟弟愛迪生·宇野后來成為美國知名的民權活動家,在日裔美國人民權與尋求補償?shù)倪\動中起到了重要的領導作用。
宇野一麿的故事對海外的中國人來說是不陌生的。假如是在和平時期,他不過就是一只回國尋找更多機會的海龜。他的悲劇也許在于生不逢時,也許不僅僅是。電影中沒有提到的是,作為唯一一名用英語報道遠東戰(zhàn)場的日裔美國記者,宇野后來徹底擁抱大日本的東方殖民主義,變成了軍國主義的狂熱宣傳機器。他不遺余力地吹捧日本士兵的武士道精神,譴責中國士兵的“殘暴”和國民黨政府的無能,抓住每一個機會向一世日本移民和二代日裔后浪鼓吹親日言論。越裔作家阮清越在紀錄片中指出,亞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shù)族裔一樣,面臨著很多選擇。他們可以選擇繼續(xù)做啞裔,忍受種族主義的迫害;也可以選擇做權力的幫兇,享受做幫兇帶來的種種好處;或者,他們拒絕上述兩種選擇,選擇改變現(xiàn)有的不公平體制,把它變成一個更平等的制度。在宇野的時代,第三種選擇基本不存在,于是他選擇了做權力的幫兇。
阮清越的書我去年才開始接觸,當時看的是他的獲獎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讀這本書我有一種驚艷的感覺,跟當年看非裔美國作家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名作《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相似。這兩本書改變了我對非裔作家和亞裔作家的偏見:它們不僅僅是關于某種特定生活的少數(shù)族裔文學,而是可以在世界文壇占一席之地的美國正典文學。
阮清越和他的小說
阮清越的父母是來自北越的難民,來美國后在加州的圣何塞開了一家雜貨店。阮清越四歲的時候隨全家逃離越南。他不記得逃難途中的經(jīng)歷,但這段經(jīng)歷顯然牢牢占據(jù)于他的潛意識的某個層次。他從小喜歡文學,喜歡看關于越戰(zhàn)的書和電影,特別是從越南人視角講述的故事。但這樣的書在英語世界里鳳毛麟角,能夠看到的要么是從美國視角講述的越戰(zhàn)故事,比如《野戰(zhàn)排》《獵鹿人》和《現(xiàn)代啟示錄》等,要么是越南裔作家寫的難民故事。美國人雖然是戰(zhàn)敗者,但他們依然是故事的主角,是中心。而成千上萬在戰(zhàn)爭中死亡和受到創(chuàng)傷的越南人,他們只是群眾演員,是道具,是模糊不清的背景。他們的聲音嚴重缺席。
這種缺席讓阮清越感到非常不安和不適。這就是為什么他在《同情者》中塑造了一位中法混血兒的雙面間諜,表面上是南越將軍的副官,暗地里卻同時給CIA和北越政府收集情報。越戰(zhàn)失敗后他隨將軍逃往美國,繼續(xù)向北越匯報將軍和其他越南難民在美國的生活。最后為了完成將軍的反革命起義計劃和救朋友潛回越南,被捕后遭到嚴刑拷打,被迫寫交待自供,這本三百多頁的小說就是他的自供書。他沒有名字,是一名著迷于資本主義的共產(chǎn)主義間諜,卻又無法對任何一種主義全身心擁抱。他有兩套不同的思維體系,可以輕易從對立的角度看待任何事物,但這種“天分”又徹底占有了他,讓他在自我中迷失。他常常同情他的敵人,在越南的時候他想念美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美國的時候又同情被剝奪了聲音的越南同胞。
這種情節(jié)設計給予阮清越極大的自由去探索雙面人的中間人視角。上海作家錢佳楠在去年對阮清越的采訪中提到非裔美國作家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在《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里說到的話。杜波依斯說美國讓黑人無法建立“真正的自我意識,只讓他通過外界的啟迪看到自己”。他永遠都感到自己是“雙重的”,既是美國人,又是黑人,“黑皮膚的身體里困著兩種相互交戰(zhàn)的理想”。阮清越在回答中承認,這些話對亞洲移民和亞裔美國人同樣適用,因為他們跟黑人一樣,必須同時從自己的眼睛和他人的眼睛里看自己。亞裔美國人就是在這種雙重凝視下成長起來的一種政治身份。阮清越說他在越裔社區(qū)的時候只覺得自己是越南人,八十年代末,他去柏克萊大學念書時,上的第一門課就是日裔學者高木羅納(Ronald Takaki)的“亞裔美國研究介紹”,那時他剛剛出版了他的新書《異岸來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阮清越在上大學以前就對歐美文學相當熟悉了,但從這堂課上,還有后來上的很多關于亞裔美國文學和歷史的課上,他學到了很多以前聞所未聞的知識。也是在這些課上,他學到了僅僅成為作家或教授是不夠的。亞裔美國人還必須走出課堂,走出書齋,成為社會活動分子,成為公知。柏克萊的人常說,“文學不能拯救世界,但是社會運動可以”。阮清越現(xiàn)在有著作家,大學教授,社會活動分子和公知等多重身份,他撰寫社會評論,四處演講,接受脫口秀和各種電視節(jié)目的采訪。不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而是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美國更多的普羅大眾聽到。
阮清越上美國脫口秀節(jié)目
《亞裔美國人》也是希望讓更多美國人了解亞裔美國歷史的一種群體嘗試。當然,這部電影也留下一些遺憾。比如,電影講述了很多真實動人的故事,但在故事的切換時卻缺乏有效的鋪墊和評論,有時就是從一個故事突兀地跳到另一個故事。另外,作為亞裔群體,我們既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們對其他族裔——特別是非裔和穆斯林——的歧視比白人毫不遜色。也許是囿于篇幅或不想分散主題,《亞裔美國人》基本上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反思。種族沖突不僅存在于少數(shù)族裔與白人之間,也存在于各少數(shù)族裔之間。這一點在1992年的洛杉磯暴亂中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黑人和韓國人的種族沖突是暴亂的導火索之一,然而紀錄片強調(diào)的是洛杉磯警察和國民警衛(wèi)隊的失責,逃避了對韓國城的保護。白人在這部紀錄片的形象自然不是太佳,沒有個體,只有一個籠統(tǒng)模糊的白人概念。比方說,當亞裔搬進白人的小區(qū)受到歧視時,美國的觀眾很可能會猜歧視者是哪一族裔的白人,是意大利裔白人,還是愛爾蘭白人,是猶太人,還是東歐人。白人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也存在種族歧視。猶太人,愛爾蘭移民,意大利移民,波蘭移民在美國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歧視。不過歐美移民最終還是融入了美國社會,不再被當成外來人,而亞裔直到今天還是被嚷著“滾回去”。究其原因,還是生理和外表上的不同。
亞裔美國人所做的應該是在對方開口讓你滾回去之前向他們高喊,我跟你一樣,也是美國人!美國不僅是白人的美國,也是印第安裔、非裔、西裔和亞裔美國人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