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對人類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影響

【編者按】

公元前20000年，最后一個冰河時代的頂峰——大氣層中彌漫著濃重的塵埃，沙漠和冰川橫亙在廣闊的陸地上。人類即使能夠生存下來，也時刻面臨著滅絕的威脅。隨后的一萬五千年，全球驟然變暖，氣候變遷帶來農業(yè)、城鎮(zhèn)和文明的興起。新馴化的動植物開始出現，人們的生活方式從狩獵和采集轉向農業(yè)，人類的歷史進程徹底轉變了方向。

《史前人類簡史》綜合了考古學、遺傳學和環(huán)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對從冰河融化到農耕誕生這一萬五千年的人類歷史進行了一次全面考察。作者史蒂文·米森想象了一位現代旅行者約翰·盧伯克。讀者將跟隨著他的腳步，一同探索五大洲的各處史前遺跡，縱覽全球人類的進化圖景，并思索這一特殊時期如何為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奠定根基。本文為該書后記《 “文明之?！?：全球變暖對人類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影響》，澎湃新聞經理想國授權發(fā)布。

在他造訪的各個大洲，盧伯克從公元前20000年踏入歷史，在1.5萬年后離開。他的旅行讓我可以敘述人類的生活，而非羅列考古發(fā)現。旅行開始于一個全球經濟平等的時代，所有人都在一個擁有大面積冰蓋、苔原和沙漠的世界里過著狩獵采集者的生活。當旅行結束時，許多人成了農民。有的種植小麥和大麥，有的栽培大米、芋頭或南瓜。也有人靠放牧、貿易或手藝為生。臨時營地的世界被村鎮(zhèn)的世界取代，猛犸的世界變成了家羊和家牛的世界。通往我們今天看到的全球巨大財富差異的道路已經鋪就。

許多狩獵采集者存活下來，但他們的命運自農業(yè)開始后就被注定了。對土地和貿易如饑似渴的新農民不斷侵擾狩獵采集者的生活。隨之而來的是軍閥和在世界各個角落建立帝國的民族國家。一些狩獵采集者因為生活在農民無法到達的地方而幸存到近代，比如因紐特人、卡拉哈里布須曼人和澳洲的沙漠土著人。但即使這些社群今天也已不復存在，在20世紀時消失殆盡。

人類歷史在全球變暖中迎來轉折點，這絕非巧合。所有社群都面臨著環(huán)境變化的影響——突如其來的災難性洪水，逐漸失去沿海土地，遷徙獸群的失約，茂密且經常無用的森林的擴散。但除了上述問題，所有社群也都獲得了發(fā)展、發(fā)現、探索和殖民的新機會。

各大洲出現的結果不盡相同。比如，西亞恰好擁有一系列適合種植的野生植物。北美的野生動物在人類狩獵和氣候變化的合力作用下很容易滅絕。非洲擁有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因此種植業(yè)甚至直到公元前5000年還未展開。澳洲的情況與此類似。歐洲缺乏本土潛在的栽培品種，但那里的土壤和氣候適宜在其他地方被馴化的谷物與動物。南美和北非分別擁有原駝和野牛，墨西哥有南瓜和玉蜀黍，長江河谷有野生水稻。

根據大小、形狀和在世界中位置的不同，各大洲及其內部各個地區(qū)還擁有自己獨特的環(huán)境歷史。生活在歐洲和西亞的人經歷了最具挑戰(zhàn)性的環(huán)境變化過山車。那些生活在澳洲中部沙漠和亞馬孫雨林的人則過得最為平穩(wěn)。在北美擴散開來的那種林地有利于人類定居，而塔斯馬尼亞的則導致山谷被拋棄。北半球冰蓋的融化導致世界各地大片沿海平原被淹沒，只有極北地區(qū)例外，那里的情況正好相反：擺脫冰層重負的陸地上升得比海水更快。

雖然任何地區(qū)的歷史都受到其擁有的野生資源類型和環(huán)境變化具體特征的制約，但這些都無法決定歷史事件的發(fā)生。人類總是擁有選擇并每天都在做出決定，盡管他們很少想到或知道可能會產生什么后果。無論是在耶利哥或彭頭山附近種植野草種子的人，還是在古伊拉納奎茲周邊栽培南瓜的人，或者是在庫克沼澤開挖溝渠的人，他們都不曾預想過農業(yè)將會創(chuàng)造出什么樣的世界。

人類歷史的產生不僅是有意為之，也是意外的結果，歷史變革的路徑復雜多變。在西亞，狩獵采集者在開始務農前就在永久村落中定居下來，在日本與恒河平原同樣如此。相反，在墨西哥和新幾內亞，早在永久性定居點還遠未出現前，植物栽培就催生了馴化作物和農業(yè)。在北非，馴化牛群要早于種植莊稼，就像在安第斯山脈，馴化原駝要早于種植藜麥。在日本和撒哈拉沙漠，陶器的發(fā)明要早于農業(yè)的開始；而在中國，陶器的出現與水稻種植的起源同時發(fā)生； 在西亞，直到農業(yè)村鎮(zhèn)開始繁榮后很久，陶器才被發(fā)明。

誰能預料歷史的進程？公元前20000年，歐洲西南部用自己的冰河期藝術樹立了文化榜樣，但到了公元前8000年，那里變得完全默默無聞。公元前7500年，西亞擁有居民過千的鎮(zhèn)子，但不到1000年后，游牧者就在它們的廢墟中駐營。誰能想到，作為最后被殖民、最后開始自己歷史的大陸，美洲會將其文化滲透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誰又能想到，最早的文明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或者當農業(yè)在新幾內亞欣欣向榮時，澳洲仍然是狩獵采集者的天下？

雖然各大洲的歷史都獨一無二，需要通過各自特有的敘事和因果論證來加以解釋，但一些歷史變革的力量是共同的。全球變暖便是其中之一，人口增長是另一個。隨著人類擺脫了冰河期干旱寒冷造成的高死亡率，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人口增長，不論環(huán)境如何變化，這都需要新的社會和經濟形式。

第三個共同因素是物種身份。公元前20000年，各大洲的所有人類都屬于智人，一個新近演化出的單一人種。他們擁有相同的生物需求和滿足需求的手段——兼具合作與競爭，分享與自私，美德與暴力。他們都擁有一種獨特的頭腦，具備無法滿足的好奇心和新獲得的創(chuàng)造力。這種頭腦與任何人類祖先的截然不同，它讓人類可以殖民、發(fā)明和解決問題，并創(chuàng)造出新的宗教信仰和藝術風格。如果少了它就不會有人類歷史，而只有適應和重新適應環(huán)境變化的不斷循環(huán)，就像幾百萬年前我們人類這一物種剛出現時那樣。相反，在各大洲的獨特條件以及一系列歷史意外和事件的協(xié)助下，上述因素共同創(chuàng)造了一個包括農民、村鎮(zhèn)、工匠和商人的世界。事實上，到了公元前5000年，后來的歷史已經沒剩多少工作需要做了，現代世界的一切奠基工作已經完成，歷史只需徑直發(fā)展到今天就可以了。

約翰·盧伯克坐在英格蘭南部的一座山丘之巔，距離我本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遠?，F在是2003年的一個夏日。他正在讀《史前時代》的最后一章，發(fā)現自己維多利亞時代的同名者稱頌“文明之?！币獌?yōu)于野蠻人的生活，表示后者是“自身欲望和激情的奴隸......”，他們“無法依賴別人，別人也無法依賴他們”。但就像本書所顯示的，現代考古學的發(fā)展已經證明這些觀點完全錯誤。史前的狩獵采集者既不是《史前時代》中描繪的忍饑挨餓且道德淪喪的野蠻人，也不是讓—雅克·盧梭在之前那個世紀提出的高貴野蠻人。

考古學成功地揭示了上述觀點的錯誤并顯示了史前時代的真實本質，這主要歸功于兩個原因。首先是從業(yè)者的敬業(yè)，無論是我在書中提到的杰出學者，還是自從考古學科誕生以來參與挖洞和清洗發(fā)現物品的數以千計的志愿者們。其次是對科學的使用，這讓我們能辨識銹蝕銅珠中的棉花，根據今天活人的基因重建史前移民的模式，根據甲蟲翅膀確定冰河時代的氣溫。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放射性碳定年的使用幫助我們確立了事件的順序。

維多利亞時代的約翰·盧伯克也重視科學，不僅因為后者在他本人幫助創(chuàng)建的考古學這一新興學科中的角色，他還視其為農業(yè)和工業(yè)帶給人類的偉大“文明之?！钡囊徊糠帧Ｋ麑νh鏡和顯微鏡不吝溢美之詞，因為它們讓眼睛如虎添翼，為探索的頭腦提供了“新的興趣來源”。他贊美了印刷機，因為它“讓所有選擇這樣做的人……與莎士比亞或丁尼生的思想，與牛頓或達爾文的發(fā)現……與人類的共同財富展開交流”。他還以氯仿為例，說明科學的進步如何減輕了人類的痛苦程度。

我們沒有理由質疑上述斷言——永遠生活在沒有書籍和藥品的狩獵采集者世界的想法非?？膳?。但當我們坐在英格蘭南部的小山頂上，俯瞰現代農業(yè)帶來的滿目瘡痍時，我們肯定不會像維多利亞時代的約翰·盧伯克那么樂觀。公元前12500年時，英格蘭南部曾是一片冰河時代的苔原，常有馴鹿、雪鸮和北極兔光顧；到了公元前8000年，這里被茂密的林地覆蓋，馬鹿在林中啃食樹葉，野豬在地面上刨食。即使到了1950年，這里仍然是一個由錯落有致的森林、田地、池塘、小徑和牧場組成的世界。但到了2003年，英格蘭南部的大片土地上幾乎看不到喬木或灌木，野生鳥獸幾乎完全被現代農業(yè)生產趕走。很少有哪座山上聽不到下方的車流聲和上方的飛機聲。

空氣污染讓人想起歷史的循環(huán)性。農業(yè)和工業(yè)是全球變暖引發(fā)的歷史造成的結果，現在它們成了新一波全球變暖的原因，已經對世界產生了很大沖擊，并將影響人類未來的歷史。大規(guī)?？撤ド趾头贌剂咸岣吡藴厥覛怏w濃度，地球正在變得比自然狀況下更熱。過去幾十年間，各大洲的冰川都在消退，北半球的積雪大幅減少，南極冰架處于崩潰的邊緣。

和史前時代一樣，自然世界正在發(fā)生變化。許多植物的花期已經提前，鳥類的繁殖也變得更早，并改變了自己的棲息地。昆蟲再次成為最早做出反應的物種之一：蚜蟲群飛到英國的時間提前了，而北美和英國的蝴蝶出現在更高海拔和緯度。

人們預測下一個人為全球變暖的世紀將遠不如公元前9600年那樣極端。在新仙女木時期末，全球平均氣溫在50年間上升了7°C， 而今后100年的預計升溫將不到3°C；上次冰河期末的海平面上升了120米，而今后的50年間預計最多上升區(qū)區(qū)32厘米，到2100年達到88厘米。不過，雖然未來的全球變暖可能不會像公元前9600年那樣極端，但由于環(huán)境污染和60億人對資源的要求，現代世界的狀況要脆弱得多。因此，人類社群和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面臨的威脅要遠比史前時代嚴重。當冰河時代世界的大片低海拔地區(qū)被淹沒時，其中許多地區(qū)無人居住。當時存在的定居點最多也只生活著幾百人，比如公元前7000年時位于以色列沿海的亞特利特雅姆。今天有1.2億人生活在孟加拉國的三角洲地區(qū)，600萬人生活在比現今海平面高出不到1米的地區(qū)，3000萬人生活在不到3米的地區(qū)。伴隨海平面上升的還有毀滅性的暴風雨和滲透進鹽分的淡水水源。

當全球變暖讓公元前14000年后的塔斯馬尼亞山谷和公元前5000年后的撒哈拉沙漠變得無法居住時，那里的居民遷往其他地方生活——當時的世界上仍然很少有人類定居點。但未來失去家園的人口能去哪里？比如那些來自被淹沒的三角洲地區(qū)的；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被吞沒的低海拔島嶼的；還有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們，那里干旱的頻率和強度將讓任何國際援助都無濟于事。

為冰河時代畫上句號的全球變暖創(chuàng)造了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qū)，比如公元前14000年的尼羅河谷，公元前6000年的澳洲北部，公元前5000年的斯堪的納維亞南部，人們將其據為己有，準備好為其而戰(zhàn)。比起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這些沖突只能算小打小鬧；但隨著新一波全球變暖的影響開始顯現，我們的現代世界似乎注定將變得更加暴力。

淡水短缺將成為重要的沖突原因。由于現代農業(yè)和人類日?；顒拥男枨?，淡水供應已經處于壓力之下。隨著預計中的降水減少和世界關鍵儲水區(qū)的蒸發(fā)量增加，上述壓力將變得嚴峻。水將超過土地、政治乃至宗教，成為中東各國間沖突的導火索，這種趨勢已經開始顯露。此外，全球變暖還可能加劇當前世界中貧富兩極的分化：預計發(fā)達國家的農業(yè)生產力將會提高，而發(fā)展中世界的情況正好相反。

諷刺的是，由于末次冰盛期之后的自然全球變暖而變得宜居的那片大陸現在卻對新一波全球變暖做出了特別大的貢獻，成了讓世界上其他大片地區(qū)變得無法居住的罪魁禍首：美國是我們天空的主要污染者。

約翰·盧伯克的目光越過車水馬龍，落在英格蘭南部的鄉(xiāng)間。那里一片凄涼。全新世早期的許多橡樹林地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經被清除。但該地區(qū)直到過去的50年里才變成現在的慘淡模樣：池塘被淤積填塞并很快消失，灌木林被清除，樹籬被鏟除，小農場被專業(yè)種植小麥并擅長獲得補貼的工廠式企業(yè)取代。今天的草原式地貌遭受著水土流失，并被過度使用的化肥和殺蟲劑污染。和西方世界的許多農田一樣，這里生產的食物遠遠超過我們所需。但我們還是生活在一個被饑餓困擾的世界里。8億人生活在挨餓邊緣——因為新的全球變暖，這個數字預計還會增加。在接下來的100年里，又有8000萬人可能因為環(huán)境變化而挨餓或營養(yǎng)不良。有人相信，終結世界饑荒的唯一方法是對現有作物進行基因改造，從而提高它們的產量，增加它們抵抗病蟲害的能力，并讓它們可以忍耐鹽堿化的土壤。

西亞的狩獵采集者最早嘗試了對植物的人為基因改造，以便應對新仙女木時期的干旱以及為哥貝克力石陣等地的集會提供食物。他們對野生谷物的栽培無意中實現了基因變異，創(chuàng)造了我們今天種植的馴化小麥和大麥。人類活動還改變了另一些物種的基因，創(chuàng)造出馴化的南瓜、玉米、大豆、大米、藜麥、芋頭和馬鈴薯。這些植物支持了全新世早期的人口增長，而現在通過植物培育和作物管理，它們又支持了我們龐大的全球人口。但在今后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還有額外2億人需要養(yǎng)活。

一些科學家相信，分子水平的植物基因工程——有意將某個物種的DNA插入另一物種——將是為人類需求而操縱植物的歷史中的下一步。他們表示，新的基因變種解決了過去的氣候變化造成的食物危機，所以更多基因變種可能對今天的我們產生同樣的效果。

情況可能的確如此，但考古學基于歷史給我們上了另外一課，而且可能重要得多。農業(yè)剛剛興起時，新的高產基因變種帶來的盈余便受到集中化控制，就像公元前9300年的紅崖，公元前8200年的貝達和公元前5000年的K丘的建筑所表明的。食物從農業(yè)誕生伊始便成為一種商品，成為控制其分配之人的財富和權力來源。為這些植物注冊專利并分配其種子的生物科技公司就是史前時代掌管谷窖之人的翻版。

英格蘭南部和現代世界其他許多地區(qū)遭到破壞的地貌也對生物科技提出了質疑。就像在本書中所看到的，當考古學家們研究過去的環(huán)境時，他們總是會發(fā)現遠超今天同一地點的動植物多樣性。公元前20000年奧哈洛附近森林草原中的植物和公元前15000年北美的動物只是兩個最明顯的例子，表明史前時代的自然世界遠比現在豐富而多樣。氣候變化會減少生物多樣性——北半球植物類型的日益分區(qū)化更有利于少數食譜單一的動物，而非眾多雜食者。但農業(y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要大得多，只需想象一下公元前6500年時加扎爾泉鎮(zhèn)周圍被破壞的土地，或者看一下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被密集耕作的地區(qū)就可以了。

種植新的基因變種——對病蟲害具有非自然抵抗力的植物——是否會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推向新的極端呢？這些植物是否會入侵并吞沒仍然存在的野生物種群呢？自然世界中僅存的庇護所（特別是昔日的濕地和鹽堿沼澤）是否也會被改成農田呢，就像人們開始在英格蘭南部的林地播種最早的轉基因種子時那樣？

我們沒有答案。生物科技可能是我們最大的福音，能夠為世界饑荒畫上句號。抗病的轉基因作物減少了對噴灑化學藥品的需求，也許從而能保護生物多樣性。對水的共同需求可能會讓中東的沖突各方團結起來。對全球變暖的程度和影響的預計可能完全錯誤。我們的政治家也許能有足夠的意愿和手段來遏制污染，在全世界公平地分配資源，為流離失所的人口提供新的家園，并保護自然世界。他們可能會做這一切，但他們也很可能不會。

那么“文明之?！庇秩绾文?？顯微鏡、達爾文的思想、莎士比亞的詩歌和醫(yī)學的進步帶來的歡樂是否足以補償環(huán)境惡化、社會沖突和人類的痛苦這些最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時農業(yè)起源的問題呢？如果我們放棄文學和科學的發(fā)展，仍然像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者那樣，情況會更好嗎？答案就在我們手中，取決于我們在今后100年的全球變暖中選擇做些什么——人類和地球的未來仍然在我們的掌控之中。我們所能確定的只是，到了21世紀末，世界將變得與今天完全不同——也許就像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之于末次冰盛期的世界。

約翰·盧伯克翻過書頁，讀起《史前時代》的最后一段。他發(fā)現這番話也完全適用于今天：

我們可能希望在自己的時代看到某種進步，但讓無私的頭腦最為滿足的是相信無論我們自己如何，我們的子孫將會理解許多我們現在無法看到的東西，更好地欣賞我們所生活的美好世界，避免我們遭受的許多痛苦，享受我們還配不上的許多福祉，逃脫受我們譴責但無法完全抵御的許多誘惑。 （約翰·盧伯克，《史前時代》，1865 年，492頁）

《史前人類簡史：從冰河融化到農耕誕生的一萬五千年》，[英]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著，王晨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