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同種？還真不一定

《日本文化の歴史》，尾藤正英著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歴史》（東京：巖波書店，2000）是一本名著，所以收入“巖波新書”。我看的是2019年的新版，讀了一半才察覺已經(jīng)有中譯本了（彭曦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扇嗽跂|京，無法找到中文本，只好繼續(xù)讀日文本。讀這部書，學到很多知識，但感受最深的卻是它瓦解了所謂中日“同文同種”的觀念，讓我越發(fā)意識到日本傳統(tǒng)和中國大不一樣。

這是一個中國人熟悉的故事。北宋初，日本禪僧奝然來中國，向宋太宗（939-997）介紹日本天皇世世相承、大臣代代傳襲的歷史，也就是現(xiàn)在所謂的“萬世一系”。宋太宗聽后很感慨?！端问贰防镎f，“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xù)。朕雖德慚往圣，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yè)，垂可久之范，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后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p>

說句不那么學術(shù)的話，宋太宗的感慨也許可以算最早的中日政治文化比較論？不過，盡管宋太宗有這樣的理想，可是要讓皇帝“萬世一系”，在信奉“湯武革命”正當性和為權(quán)力頻繁改朝換代的中國，可絕對做不到。為什么？原因很多，沒法細說，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既重要也不重要，這就是它和“萬世一系”和日本家族制度有關(guān)。因為日本并不強調(diào)在父系制度里，皇位傳承很重要的嫡長子繼承權(quán)。所以，日本不至于出現(xiàn)皇位缺乏直系繼承人而陷入困境的政治危機，也不至于出現(xiàn)為血緣生父和前任天子究竟誰算“皇考”的倫理麻煩，中國政治史上引人矚目的“濮議”“大禮議”，這種事兒如果在日本，不大會變得那么激烈和重要。

尾藤正英在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提供了一些線索。他指出，一般來說，世界上往往不是父系制度就是母系制度，但偏偏日本卻是“雙系制”（Bi-lateral System）。和日本作為對比的就是古代中國，漢族中國是典型的父系制度，儒家重視的是“長幼有序，內(nèi)外有別”，周秦以來血緣意義上的“姓”很重要，“同姓不婚，異姓不養(yǎng)”，理論上不僅有嫡長子優(yōu)先的君主繼承制，不支持非血緣親的養(yǎng)子，更不能容忍武則天那樣的“牝雞司晨”。但這些規(guī)矩在日本天皇家族可不那么管用。一方面，日本沒有這么嚴格的內(nèi)外規(guī)矩，早期皇族為了“肥水不落外人田”，并不那么講究“同姓不婚”或者“五服之分”，在729年藤原氏之女光明子（こうみょうし，701-760）成為皇后之前，皇后往往是內(nèi)親王（天皇之女）。像桓武天皇的三個兒子（平城、嵯峨、淳和）娶的三個內(nèi)親王（大宅、高津、高志），就是桓武天皇的三個女兒，算起來是兄妹婚。另一方面，中國儒家倫理中那種長幼有序，內(nèi)外有別的規(guī)矩，在古代日本并不怎么起作用。女性照樣可以當天皇，像推古天皇（554-628，敏達天皇皇后）、皇極天皇（594-661，舒明天皇皇后）、持統(tǒng)天皇（645-703，天武天皇皇后）都是女性，從皇后當天皇，不像中國唯一的女皇武則天，從皇后當了皇帝，就被罵得翻天。而在日本呢？不光這些女天皇，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女兒阿倍內(nèi)親王，738年還被立過皇太子呢。 

這就是了。我們看日本天皇家族，哪里需要像中國皇帝那樣，必須上下整齊一對一。比如稱德天皇（718-770）的繼承者是光仁天皇（709-782），可光仁天皇是稱德天皇的妹夫，但又是天智天皇的孫子，可見古代日本貴族的婚姻對于血緣遠近輩分高低，沒有那么避諱。在古代日本國家形成最關(guān)鍵時代的那個持統(tǒng)天皇，和武則天同時代，她不僅是一個女性，而且可能讓中國人特別不能理解的是，她的父親是天智天皇（626-672），可她卻嫁給了天智天皇的弟弟，等于是她的叔叔大海人皇子（后來的天武天皇，631-686），大海人皇子在壬申之亂中打敗了大友皇子（即弘文天皇）成為天武天皇，因此她也成了皇后。天武天皇在位期間，利用隋唐傳來的律令制度，使得古代日本國家日益成熟。686年天武天皇去世之后，她自己又當了天皇，繼續(xù)推進日本的古代國家化。甚至有人認為，就是在天武天皇、持統(tǒng)天皇這個時代，日本才成為“日本”，大王才成為“天皇”，原本的畿內(nèi)政權(quán)才成為日本國家。

說到這里，不由得想到了王國維。王國維還真是了不起，他在《殷周制度論》說，西周的制度改革對于中國絕對重要，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確立了直系“父子”的繼承制度，“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又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如果說，殷商時代關(guān)于祭祀的等秩和王位的繼承上，還沒有父子為中心的繼承觀念，也沒有區(qū)分等級高下的嫡庶制度，那么，這些制度在周代的改變，特別是王位繼承的“嫡長子制度”，奠定了后代中國政治文化的特性，造成了古代中國“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的結(jié)局。這種“立子立嫡”的單線血親制度，決定了生父只有一個，皇帝制度決定了君主也只有一個，“天無二日”，所以在中國的倫理價值上只有一，沒有二。所以，古代中國才會發(fā)生兩種政治合法性的激烈沖突，一是所謂湯武革命，如果老皇帝變壞了，可是他卻是血緣意義上的合法君主，怎么辦？就是“湯武革命”，推翻他。所以，中國有孫悟空說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歷史上總是改朝換代，不可能“萬世一系”。二是總是爭“正統(tǒng)”，如果不是宗法制度規(guī)定的“嫡長子”，就會出現(xiàn)所謂誰是皇考，也就是尊生父還是尊皇父的爭論，前面提到宋代的“濮議”、明代的“大禮議”，就是引人矚目的大事件，血緣上的生父優(yōu)先還是皇位上的上皇優(yōu)先，在中國成了政治倫理的大問題。可是日本就不管，所謂天皇，兄弟繼承也好，夫妻繼承也好，所以歷史上雖然也有天智系統(tǒng)和天武系統(tǒng)之爭，有大覺寺系統(tǒng)和持明院系統(tǒng)之爭，但是反正都是一家，所以就可以算是“萬世一系”。

這種文化差異怎么來的，這個問題可不好說，解釋起來也太復雜。但是，文化傳統(tǒng)的差異真的和人種差異有關(guān)嗎？中國人和日本人很不同。過去中國人總喜歡說徐福東渡的故事，倒并不一定是真相信有童男童女隨同出海成了日本人，其實這里的潛臺詞，一方面是日本人和中國人“同文同種”，另一方面換句話說，就是日本人是中國人的子孫。這話在中國，古人說近人也說，說起來很自豪，很長中國人的臉。不過真是這樣嗎？尾藤正英卻引用埴原和郎（はにはらかずろう）的說法，認為最早的日本人其實有兩個來源，先是繩文人（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他們是來自現(xiàn)在的東南亞接近南亞的黃色人種（也算廣義的蒙古人種）。到了紀元前三世紀，日本進入彌生時代，而彌生人則是經(jīng)由北亞和朝鮮來的北方系統(tǒng)蒙古人種，他們傳來農(nóng)業(yè)和金屬，最初生活在九州北部和山口地區(qū)，經(jīng)由中國、四國進入近畿。彌生人逐漸征服了繩文人，彼此混血，形成后來的日本人。但是，兩者終究還是有差異。他說，北方系的彌生人長臉、身高、單眼皮、細眉毛、干耳屎，南方系的繩文人則是方臉、較矮、雙眼皮、濃眉毛，而且是濕耳屎。所以說，日本人為單一民族其實是不對的，應當是混血的民族，只是這些混血的程度，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像北海道和沖繩，受到彌生人的影響較小，而繩文人留下的特征較強。

顯然，日本人未必是徐福子孫，日本文化也未必全是來自中國文化。除了來自東南亞的繩文人，來自東北亞的彌生人，當然還有來自秦漢中國的“歸化人”，更有來自中古百濟的流亡貴族和民眾，但是，按照江上波夫（1906-2002）《騎馬民族國家》（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的說法，日本人的來源里面，還曾經(jīng)有過來自歐亞草原的“騎馬民族”呢。這些說法也許對日本史的研究者來說，已經(jīng)是老生常談，不過，至少對我來說還很新鮮。確實，以前戴季陶《日本論》講得對，中國人對日本歷史文化的了解確實太少，其實有很多日本史事，在中國人說來就是匪夷所思，因為它超出了中國經(jīng)驗和想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