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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是我們能從過去的歷史中學到的最有用的教訓之一

誰真正擁有歷史?——在《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一書中牛津大學史學教授、國際關系史專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從歷史和集體記憶、個人認同、記憶與遺忘、專業(yè)史家的職責等面向切入,剖析人們如何利用歷史來認識過去、理解現(xiàn)在和想象未來

【編者按】

誰真正擁有歷史?——在《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一書中牛津大學史學教授、國際關系史專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從歷史和集體記憶、個人認同、記憶與遺忘、專業(yè)史家的職責等面向切入,剖析人們如何利用歷史來認識過去、理解現(xiàn)在和想象未來。本文摘編自該書“余論”部分。

2001年9月11日傍晚,美國作家蘇珊·雅各比在紐約一家酒吧無意中聽到了兩名男子的談話,其中一個人說:“今天發(fā)生的事情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樣?!倍硗庖粋€人則問道:“珍珠港事件是什么?”第一個人回答道:“就是當年越南人在某個港口投下炸彈,從而引發(fā)了越南戰(zhàn)爭。”他們完全不了解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竟然可以錯得如此離譜,然而不了解歷史對他們來說真的有關系嗎?我認為有關系。一個公民如果無法將當下發(fā)生的事情放在歷史背景中考察,同時還對過去的歷史知之甚少,他就很容易被那些號稱掌握歷史知識和歷史教訓的人灌輸其創(chuàng)造的歷史敘事。正如我們經(jīng)常看到的,在犧牲個體利益的基礎上,歷史被用來加強某些群體的團結、為錯誤對待他人的行為辯護、支持某個特定的政策和行動方針。對過去的了解有助于我們挑戰(zhàn)教條主義的陳述和籠統(tǒng)的概括,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思考。

倘若酒吧里那兩個不了解歷史的人知道珍珠港事件,他們就會明白,恐怖分子襲擊世貿中心與1941年日本襲擊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當年的珍珠港事件是美日兩國之間的戰(zhàn)爭,而如今的“9·11”事件則是一起恐怖主義襲擊。這個區(qū)別也進一步表明,美國對待恐怖主義的戰(zhàn)術和戰(zhàn)略都將與過去有所不同。盡管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內的許多人都在說要發(fā)動一場反恐戰(zhàn)爭,但這種說法實際上具有誤導性。因為戰(zhàn)爭都是針對確切敵人的,而不是針對某些思想的。戰(zhàn)爭往往都有明確的目標,一般來說是迫使敵人投降,但反恐戰(zhàn)爭卻沒有明確目標??植婪肿訉κ蕾Q中心的襲擊也全然不像當年的越南戰(zhàn)爭。

“9·11”事件之后,美國人對此都感到非常震驚、憤怒和恐懼,此時對美國人和他們的領導人來說,最關鍵的就是能夠冷靜清醒地思考。首先,他們要明確到底誰是敵人?在這方面,歷史對他們是有幫助的。因為回顧歷史,人們不僅能夠了解基地組織及其目標,而且還能明白這個組織對西方充滿仇恨的原因。歷史也提醒美國人,他們的國家過去在世界上是如何行事的,在面臨威脅時他們的國家又做出過什么行為。然而,美國政府在準備對阿富汗和伊拉克開戰(zhàn)時,基本都忽略了這些提醒。世貿中心遇襲一年后,美國最有思想的國際關系史學家之一的保羅·施羅德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為《“9·11”事件給我們帶來了哪些變化?沒有很多,也沒有很好》,敦促美國政府應該把“9·11”事件放在更長歷史時期和全球背景下考慮。他在文中說,這次襲擊的確很可怕,但它并沒有對美國造成長期的損害。誠然,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仍然非常嚴峻,但局勢卻不如其他國家過去和現(xiàn)在所遭遇的那樣嚴峻。然而,小布什政府卻利用“9·11”事件宣稱,美國有權在不與盟國或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磋商的前提下,自行決定在任何時間向任何對象發(fā)起攻擊。施羅德在文中寫道:“我們很難理解、也不可能夸大,這種小布什式的新說辭究竟有多么新穎、全面,以及將給世界秩序與和平帶來什么樣的危險和破壞。它違反了過去五個世紀中不斷發(fā)展的國際體系的兩大基石:獨立原則和司法平等,以及國際體系中各成員間的協(xié)調狀態(tài)(現(xiàn)在基本上就是指各個國家間的關系)。反過來,同樣重要的還有,這些獨立的國際成員需要組成和參與擁有共同目的的組織,并且遵循公認的規(guī)范和行為,特別是那些旨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定的規(guī)范?!贝送?,美國正在放棄與其他國家合作維護世界秩序的歷史傳統(tǒng),并在入侵和占領伊拉克時放棄了長期以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傳統(tǒng)。更糟的是,正如巴格達中央監(jiān)獄(阿布格萊布監(jiān)獄)和關塔那摩監(jiān)獄中的虐囚事件體現(xiàn)的,這將破壞和削弱美國一貫以來對法治的尊重和重視。

歷史可以通過為我們提供一些過去的背景和事例來幫助我們思考當今的世界。它可以幫助我們提出問題,因為沒有好的問題,我們很難條分縷析地思考。歷史知識告訴我們,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什么樣的信息;而歷史經(jīng)驗則教會我們如何評估這些信息。當歷史學家回顧過去時,他們就像法國司法系統(tǒng)中的預審法官那樣研究歷史事件。歷史學家會提出疑問:當時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歷史要求我們嚴肅地對待證據(jù),尤其是當證據(jù)與我們已經(jīng)做出的假設相矛盾時。目擊者說的一定是真話嗎?我們如何衡量一個版本的說法勝過另一個版本的說法?我們是不是提出了正確的或是唯一的問題?歷史學家還會進一步質疑過去發(fā)生的某一特定事件、想法或態(tài)度究竟意味著什么。它們究竟有多重要?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現(xiàn)在提出了什么樣的問題,以及我們認為什么對我們是重要的。歷史不會對所有問題都給出確切的答案。這是一個自然發(fā)展的過程。

歷史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復雜的世界,同時也告誡我們,認為看待事物的方式只有一種或只能采取某種行動的想法,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應該隨時準備好考慮其他可能性,并提出反對意見。

因為歷史研究需要有一種懷疑的態(tài)度——無論對證據(jù)還是全面的解釋都保持懷疑。1893 年,駐扎在地中海的英國海軍司令、海軍中將喬治·特賴恩決定親自指揮夏季的海軍演習。當他下令將兩列平行的戰(zhàn)艦調頭時,他的軍官們試圖指出此舉將會讓兩艦發(fā)生碰撞,因為只需要一個簡單的計算就能發(fā)現(xiàn),兩艦需要的最小轉彎半徑大于它們之間的距離。當時,他手下的軍官們卻只能沮喪地看著這一切發(fā)生——旗艦“維多利亞”號被“坎博當”號撞上了。特賴恩不相信自己的旗艦損壞嚴重,并命令附近的船只不需要派出救生艇救援。結果后來“維多利亞”號沉沒,特賴恩和357名船員一同葬身大海。此外,在“輕騎兵的沖鋒”事件中,當一群英國輕騎兵在錯誤的指令下直沖俄國人的炮兵陣地時,也同樣反映了我們人類的愚蠢。愚蠢的不僅僅是指揮沖鋒的卡迪根勛爵,還有允許他成為指揮官的軍事體制。正如美國記者大衛(wèi)·哈伯斯塔姆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這是一個我們一遍又一遍在歷史中反復讀到的故事,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他們最危險的時刻可能就是歷史上那些他們覺得任何事情都異常順利的時候。”

謙卑是我們能從過去的歷史中學到的最有用的教訓之一。正如英國著名文學家約翰·凱里所言:“歷史最有用的作用之一,就是讓我們明白,過去幾代人是多么強烈、真誠和痛苦地追求他們的目標,而這些目標如今在我們看來又是多么荒謬或可恥的?!崩?,過去有很多人曾誓死捍衛(wèi)奴隸制度;那些所謂依據(jù)科學的關于地心說和日心說的爭論;在維多利亞時代很多人曾斷言人類種族有優(yōu)等和劣等之分;甚至幾十年前還有人覺得女性和黑人不可能勝任工程師或醫(yī)生的工作。

歷史也鼓勵現(xiàn)在的人們反思自己。英國小說家哈特利曾經(jīng)寫道:“過去就像一個陌生的國度,那里的人們的處事方法與我們截然不同?!北热?,中國歷史上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將,或者羅馬帝國時期的家庭形態(tài)與當代西方的核心家庭也截然不同。這些歷史向我們展示了與現(xiàn)在不同的價值觀和社會組織形態(tài)。這并不是說所有的價值觀之間都是相對的,相反,我們應該認真審視我們自己的價值觀,而不僅僅是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諾德曾優(yōu)雅地描述道:“研讀歷史就像訪問一個陌生的國度:那里的人們做的事情有些與我們相同,有些不同。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存在讓我們更加意識到,我們自己所謂的‘家’究竟是什么樣子?!?/p>

如果歷史研究能夠教會我們謙卑、懷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它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用的。我們必須繼續(xù)審視自己和他人的假設,并提出質疑:這些假設的證據(jù)在哪里?或者這個假設還有其他的解釋嗎?我們應該警惕那些以歷史的名義提出的宏大主張,以及那些號稱一勞永逸地發(fā)現(xiàn)了歷史真相的人。

最后,我唯一的建議就是,我們可以利用歷史,享受歷史,但應該始終嚴謹?shù)貙Υ龤v史。

《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加拿大]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著,孫唯瀚譯,一頁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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