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任何一部俾斯麥傳記,都忍不住將這位帝國奠定者復雜的人格,歸于他從一對極不相稱的父母身上遺傳而來的迥異性情。俾斯麥的父親費迪南德·馮·俾斯麥來自阿爾特馬克區(qū)的烏拉德爾。這個騎士家庭對自己早于霍亨索倫家族在勃蘭登堡區(qū)定居下來感到非常自豪。他們引領了鄉(xiāng)村貴族的生活,并且一百多年來一直在普魯士王國擔任官員,盡管并沒有展現(xiàn)出驚人的才能。1806年對于普魯士來說是不幸的一年(普魯士在耶拿戰(zhàn)役中慘?。@一年,三十五歲的費迪南德和尚未滿十七歲的路易絲·威廉明妮·門肯在波茨坦的駐軍教堂舉行了婚禮。新娘的父親是一位聲望很高的文官,曾經(jīng)近距離服務過三任普魯士國王,先后擔任過內閣秘書和內閣資政。除了身居要職,同他的先人們一樣,他還是一位知名學者。年齡、出身、教育程度、生活環(huán)境的差異,讓費迪南德和路易絲幾乎毫無共同點,也無法和諧相處;兩人的婚姻很難稱得上幸福。不過這樣的做法依然純粹是空想,即用遺傳來貌似合理地解釋俾斯麥性格中的矛盾,甚至假定這對夫婦的反差造成了他“成問題的本性”。如此解釋需要謹慎對待,因為俾斯麥的哥哥伯恩哈德,有著同樣的遺傳,但他作為地主和縣級官員的職業(yè)生涯并未超出常規(guī)。
俾斯麥
費迪南德和路易絲有六個孩子,其中三個在童年時代夭折,剩下的三個除了奧托外,分別是1810年出生的伯恩哈德和1827年出生的馬爾文,都活到了八十多歲。(他們的父親活到了七十多歲,母親則在五十歲時死于癌癥。)1815年4月1日,奧托·馮·俾斯麥在舍恩豪森出生,該地位于馬格德堡北面近五十公里處,靠近易北河右岸,屬于他父親家族的領地。但他不是在舍恩豪森,而是在波美拉尼亞東部度過了他的孩童時代。因為父親堂兄的去世,俾斯麥的父母繼承了在諾沃加德(位于首府什切青西北)的克尼普霍夫、雅爾和林及庫爾茨三個騎士莊園,并于1816年春舉家遷居克尼普霍夫,管理著三個騎士莊園,舍恩豪森則被租了出去。
俾斯麥后來一直不厭其煩地稱贊克尼普霍夫是他孩童時代的天堂。在莊園那明亮的花園中,他對田野和森林的愛慢慢萌芽生長,并且貫穿了他的一生。但這段在克尼普霍夫的天堂般時光是那么短暫。六歲時,俾斯麥不得不離開美麗的鄉(xiāng)村來到遙遠的首都柏林,父母將他送到這里的一所寄宿小學上學,也就是他的哥哥伯恩哈德已經(jīng)在其中就讀的普拉曼學校。在這所學生大部分是易北河東岸容克貴族子弟的學校里,體操訓練體系與嚴格的紀律緊密結合,對法國人的敵視和愛國主義精神無處不在。俾斯麥后來將之稱為“人為的斯巴達主義”。小學這六年在他的回憶中,充滿著厭惡和憤怒。1864年,俾斯麥對一位友人抱怨道:“我的童年毀在了普拉曼,在那里,我感覺像坐牢一樣?!彼麑δ赣H也充滿了怨憤,因為她偏偏在七八月份去海邊度假,使得她的兒子們無法回到他們深愛的克尼普霍夫過暑假。1827年,俾斯麥家的兩個小伙子進入了文理中學學習,一開始他們念的是腓特烈大街上的腓特烈·威廉文理中學(1827-1830)。然后奧托去了修道院大街上的格勞恩修道院文理中學(1830-1832)。這幾年間,兩個小伙子住在父母給他們租的一棟房子里,冬天也都在柏林度過。當父母不在柏林的時候,奧托和伯恩哈德兄弟倆就由一位從舍恩豪森帶過去的女仆照料,學業(yè)則由一位年輕的家庭教師負責,他尤其注意培養(yǎng)他們的外語能力。在此期間,俾斯麥的法語和英語達到了相當熟練的水平。
他的神學課程則由當時非常著名的神學家施萊爾馬赫教授。然而,這門課程并沒有讓他產生很深的印象。就像人們說的:施萊爾馬赫是他的老師,但他不是施萊爾馬赫的學生。1830年復活節(jié)行完堅信禮后,俾斯麥對神學和上帝的懷疑開始滋長。1832年復活節(jié),不滿十七歲的俾斯麥通過文理中學畢業(yè)考試,可以進入大學學習了。
俾斯麥原本最想去海德堡,但母親表示反對,因為擔心兒子在那里染上喝啤酒的習慣,而她厭惡啤酒。于是俾斯麥選擇了哥廷根,在這所大學就讀的都是年輕貴族子弟,他們在這里為將來承擔公職作準備。1832年5月初,俾斯麥注冊入學,攻讀法學與國家學。幾個星期后,他加入了主要由市民階級出身的學生組成的漢諾威兄弟會。俾斯麥在哥廷根的三個學期充滿了奇聞軼事,但它們的真實性有待考察。無疑,他把這段時間看作他從長期以來忍受的家長作風中的解放。這位瘦瘦高高的十七歲少年,有著一頭濃密的淺黃色頭發(fā),一張長著雀斑的臉,一副沉溺于放縱不羈的學生生活的德行,經(jīng)常喝得酩酊大醉,債務累累,喜歡尋釁滋事,被關禁閉成了家常便飯。俾斯麥非常熱衷于參加社團活動,并炫耀他的擊劍技藝。1833年1月他在給哥哥的信里提到,自從米迦勒節(jié)以來,他已經(jīng)進行了十四次擊劍決斗,“幾乎每次都完勝對手,只受過一次傷”。年輕的俾斯麥不僅是個擊劍高手,還是一個堅韌的騎師、一個泳池健將、一個受歡迎的舞伴。只有體操課,因為在普拉曼的痛苦記憶,令他非常厭惡。
關于他上過的課程,現(xiàn)存資料不多。他似乎對學業(yè)一點也不上心。唯一感興趣的課是歷史學家阿諾德·赫恩的“歐洲國家制度”。至于他學了什么,他的回答是“外交”。在哥廷根待了三個學期后,俾斯麥于1832/1833年冬季學期到柏林大學交換,在那里待了三個多學期。關于他的這段時期,最常被引用的是俾斯麥寫給他在哥廷根兄弟會的好友古斯塔夫·沙爾拉赫的信。它們以傲慢無禮的口吻寫就,其中既透著辛辣的自嘲,又有著機智的挖苦。如果人們想從中就青年俾斯麥的本性和心態(tài)得出結論,得考慮這一點,即這些信是兄弟會這種學生組織的產物。俾斯麥在這些信里所描繪的崇武好力的自我形象只透露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俾斯麥還是個頭腦清晰、博學的年輕人,喜歡看歌劇,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在柏林的貴族圈子里,尤其是親戚和好友家族的大圈子混得如魚得水,且能與人締結真摯的友情。他在柏林期間來往最密切的兩個人后來成了他的終身摯友。一個是波羅的海貴族亞歷山大·凱澤林伯爵,一個是美國人約翰·L.摩特利,后者后來成了美國駐維也納和倫敦的公使,并在1839年出版小說《莫頓的希望》。小說人物奧托·馮·拉本馬克的原型就是俾斯麥:“在小酒館和大街上,他表現(xiàn)得放蕩不羈;在他家里,在煙斗和身影之中,他扯掉面具,同莫頓‘理智地’交談?!?/p>
令人吃驚的是,對于后來完全投身政治的俾斯麥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觀點,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繼1830年法國巴黎七月革命之后,德意志很多邦國也爆發(fā)了內政沖突,其中以1832年5月的漢巴赫集會和1833年4月的法蘭克福覺醒風暴為最。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傾向在行動中輪廓變得越來越清晰。這些沖突看起來對年輕俾斯麥的內心觸動并不大。
雖然在學業(yè)上并沒有太用功,1835年5月,在過完二十歲生日幾周后,他盡可能早地通過了第一次國家司法考試。其中法典解釋一科得了“良好”,法律理論一科得了“合格”。
朝著密切留意的外交事業(yè)堅定前行,俾斯麥開始了進一步的訓練——但很快事情就會生變。他按部就班地先是在柏林高等法院做見習律師,后在市法院當文書。在給朋友沙爾拉赫的信中他提到,這種生活令他相當滿意。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然后換衣服去社交?!拔也粩嗟叵萑霅蹜僦?,但經(jīng)常變換我愛的對象。”同時,他抱怨起經(jīng)濟上的拮據(jù),“老人”在經(jīng)濟上對他很嚴苛,以至于他在哥廷根的兩筆重債一直沒還上。
在第一年的實習期滿之前,俾斯麥就決定從司法界改投政界。他了解到,普魯士外交大臣對易北河東岸容克貴族處理外交事務的能力頗有微詞;而比起司法界,行政部門出人頭地的機會看起來更大。1836年1月,他向亞琛區(qū)長申請參加亞琛所需的考試——之所以選擇一個萊茵蘭的政府職務,是因為這個過程比在舊省要短。申請被批準。1836年春,俾斯麥在舍恩豪森結束了兩次筆試。他在給好友沙爾拉赫的信中寫道:“如果你現(xiàn)在在我身邊,你一定會嘲笑我。整整四個禮拜,我一直坐在這棟被詛咒的大房子里,房子帶尖拱,墻四英尺厚,三十個房間,其中只有兩間有家具。華麗的花緞地毯磨舊了,幾乎不能辨認出顏色,老鼠成群而過,風在煙囪里呼嘯……我從未這么幸福過;一天只睡六個小時,在學習中找到巨大的愉悅。這兩件事,我一直認為在我身上是不可能的。”參加的兩門筆試分別得了“優(yōu)秀”和“合格”,口試也以“優(yōu)秀”通過。1836年7月初,俾斯麥宣誓,成為政府候補官員,這使得他可以在亞琛區(qū)政府任職。
亞琛這座浮華的溫泉城市聚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對于對生活充滿渴望的年輕俾斯麥而言,它提供的不只是無數(shù)分神的可能,還有切實的誘惑。這個來自易北河東岸的年輕容克尤其在英國貴族客人的圈子里感到自在,這個圈子對他誘惑最大的是年輕的女士們。他的第一段韻事很快就結束了,當他發(fā)現(xiàn)對方過于夸大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但這位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很快又熱戀上了一位十七歲的英國貴族姑娘,名叫伊莎貝拉·洛林·史密斯,有著“金色的頭發(fā)以及罕見的美麗”。他一頭扎進這段暴風驟雨般的感情,不惜把一切賠上,包括他的職業(yè)前景。為了能夠陪同意中人及其家人在德意志旅游,他申請了長假。1837年7月到9月他都在旅行,超出了請假的時間而未申請延期。他是如何經(jīng)歷了這幾個月內心的強烈興奮,對此我們所知甚少。他的朋友卡爾·弗里德里?!ゑT·薩維尼8月底收到一封從法蘭克福寄來的信,在信中,俾斯麥提到了“我的家庭(請您暫時保密)”,并宣布3月將在萊切斯特郡的斯卡斯代爾舉行婚禮。沙爾拉赫在9月中旬也從斯特拉斯堡聽說了俾斯麥將在春天結婚的消息。至于后來為什么婚約會取消,個中原因我們并不知曉。恩斯特·恩格爾貝格認為是財務上的原因。關于這段醉人但代價很高的冒險,七年后在給朋友沙爾拉赫的信中,俾斯麥用一種幽默的筆調輕描淡寫道:這位美得攝人心魄的英國姑娘誘使他幾個月追隨她的足跡?!拔医K于把她追到手,誰知兩個月后她被一個只有一只手的上校搶了過去,這人五十多歲了,但他有四匹馬,還有一萬五千的進賬。我一貧如洗,痛心入骨,回到波美拉尼亞?!庇谑?月底,俾斯麥獨自一人返鄉(xiāng),且背負著巨額債務,因為在威斯巴登的時候,他在牌桌上輸?shù)煤軕K(“超過一千七百塔勒,本來是有其他用途的”)。
因為不可能繼續(xù)在亞琛工作,且被債主追債,俾斯麥申請到波茨坦區(qū)政府工作,且得到批準。就像亞琛區(qū)長帶著微妙的諷刺寫到的,這樣他就可以“回到更加費力的公務活動中,這可是亞琛的社會條件怎么也爭取不到的”。
在波茨坦的日子并沒有持續(xù)多久。一方面他得去服拖延了很久的兵役,另一方面,1838年夏天,他決定放棄公職,回鄉(xiāng)村過地主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一個親戚曾寫信勸他繼續(xù)從事公職,他在回信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為何如此決定。他聲稱“文官的職位和所做之事的性質”天然對他沒有吸引力,他的志向更多是指揮而不是服從,他喜歡演奏他認為好的音樂,否則寧愿放棄演奏。此外他深信,“單純從物質角度考慮,我從事農業(yè)比擔任公職更有利”。但他隱瞞了最重要的,也許是真正的原因,甚至是對他的父親(他收到了這封信的一個副本):擔任公職的收入無法償還他所欠下的巨額債務。相較之下,一旦將父親經(jīng)營不善的莊園翻新,農業(yè)產生的豐厚利潤更有可能讓他還清債務。
因此1838年夏末,俾斯麥請假回到家鄉(xiāng),雖然直到1839年10月他才遞交正式的辭職信,但決定是在1838年夏秋之際作出的:這時費迪南德·馮·俾斯麥決定將波美拉尼亞的莊園作為將來的遺產交給兩個兒子,他自己則和十二歲的女兒馬爾文居住在舍恩豪森。(重病的母親在柏林求醫(yī),于1839年1月1日因癌癥去世。)
接下來的兩年,俾斯麥和他的哥哥一起經(jīng)營克尼普霍夫的莊園。莊園有五百五十公頃的草場、牧場、森林和水域,但這在波美拉尼亞地區(qū)并不為奇。1841年伯恩哈德被選為諾沃加德縣縣長,搬去縣城并結了婚。于是兄弟倆分了家:伯恩哈德得到庫爾茨,奧托則得到了克尼普霍夫和雅爾和林。奧托也成了縣議員,并且好幾次作為縣長代理。此外他還被選為波美拉尼亞省議員,代表騎士階層的利益。
“瘋狂的俾斯麥”的波美拉尼亞歲月通常被描繪成一幅歡快的畫面,但不能忽視的是,他迅速地投入農業(yè)生產,熟悉農業(yè)問題,了解土地質量和農作物價值之間的關系,并查閱最新的農業(yè)文獻,積極加入農業(yè)協(xié)會,實行現(xiàn)代企業(yè)的管理原則,嚴控各種開支。通過這些方法,他在短時間內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雖然還在負債,但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盈利。此外,在這些年里,俾斯麥還閱讀了歌德、席勒、讓·保羅的作品,同時代人的詩歌(從烏蘭特到海涅)以及哲學著作(尤其是斯賓諾莎、青年黑格爾派、達維德·弗里德里?!な┨貏谒梗K€收集了大量地圖集和地區(qū)地圖,并經(jīng)常沉浸其中。雖然他植根于某種普魯士的鄉(xiāng)村貴族傳統(tǒng),但他的精神世界和興趣遠遠超出他的階層。
1841年到1842年,他向潘辛一位莊園主的女兒奧蒂麗·馮·普特卡默爾求婚。但奧蒂麗的母親堅決反對這樁婚事,女兒屈從了母親的意志。這對俾斯麥的自尊來說是一個沉重打擊。為了驅除心里的苦悶,他前往蘇格蘭、英格蘭、法國和瑞士進行長達數(shù)月的旅行。等他回來,他已“差不多痊愈”,就像他讓一個朋友知道的;他的“追尋妻子的雙足完全僵硬,無法想象怎樣的人才能誘使我求婚”。
在整頓波美拉尼亞莊園并使其取得經(jīng)濟成功之初,俾斯麥滿足于做一個地主,享受著當?shù)刭F族圈活躍的社交,如舞會、戲劇演出、下午茶,以及其他活動。但是,當他實現(xiàn)經(jīng)濟上的穩(wěn)定之后,他的活動范圍變得過于狹窄,鄉(xiāng)村地主生活讓他深為不滿。在給沙爾拉赫的信中,他抱怨有“一種近乎厭世的倦怠環(huán)繞著我”,他“在生命之河上如無主之舟一樣漂流,控制著我的只有瞬間的傾向,對于在哪里靠岸漠不關心”。在這樣彷徨而憂郁的心情中,1844年4月他向波茨坦區(qū)長申請,為復職作見習。申請被批準,但附加了一個很冷淡的說明,提到他早先擔任公職時缺乏熱情。5月3日俾斯麥入職。但是僅僅兩個禮拜之后,他就以嫂子生了重病為由請假,而且假期過后沒有回到部門工作,就像在亞琛時那樣。他對沙爾拉赫說,他發(fā)現(xiàn)“這里的人和事如同以前一樣陳腐且無益”。很顯然:俾斯麥的人生正處于嚴重的危機中。
當俾斯麥開始同波美拉尼亞的虔信派圈子來往密切之后,這種存在的危機暫時得到緩解。這個圈子的中心是特里格拉夫的貴族阿道夫·馮·塔登,俾斯麥的同學莫里茨·馮·布蘭肯堡也是其成員,他同塔登的女兒瑪麗訂了婚。主導這個圈子的精神是對《圣經(jīng)》不經(jīng)批判的相信,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堅持尋找上帝之手的顯現(xiàn)。雖然這對俾斯麥來說很陌生,但他很感佩這些人將上帝之道作為他們思想和行動的指南。雖然朋友莫里茨·馮·布蘭肯堡在勸他改宗時的那種暴風雨般的熱情——用宗教信件轟炸他——讓他很惱火,他卻和莫里茨的未婚妻瑪麗暢談起宗教和基督教。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產生了緊密的友情,甚至是愛。這份愛不僅沒有實現(xiàn),甚至沒有言表。俾斯麥并沒有接納虔信派的生活方式,也未皈依為嚴格的基督徒,“但他重新信仰了個人化的上帝、天堂,以及基督教的救贖教義”(阿諾德·奧斯卡·邁爾語)。
1844年10月,在莫里茨與瑪麗的婚禮上,俾斯麥初遇他未來的妻子;瑪麗把他和她二十歲的朋友約翰娜·馮·普特卡默安排在一桌。此后兩人不時在莫里茨那里碰面,但彼此并未更加親近。
1845年是俾斯麥生活的轉折點。他的父親在這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兒子們分割了家產。伯恩哈德除庫爾茨外得到雅爾和林,奧托除克尼普霍夫外得到舍恩豪森,并在第二年遷居到那里(克尼普霍夫則用于出租)。所以現(xiàn)在他再次住進家族在阿爾特馬克的祖宅,而且他立即決定在這個新的活動領域發(fā)揮作用。他很快成功地把在易北河的一次大洪水中瀆職的堤壩長官擠走,自己接手這一職位;這是他的第一份獨立公職。他還被選為薩克森省議會的騎士議員,而耶里肖夫縣的縣長一職也似乎觸手可及。此外,俾斯麥現(xiàn)在開始參與跨地區(qū)的社會活動,即世襲管轄權的重組爭議。他強烈反對官僚政治,支持維護世襲自治,堅決反對政府擴張國家權力的計劃。在這些磋商中,他與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同仁密切合作,尤其是與馬德格堡地區(qū)高等法院院長恩斯特·路德維?!ゑT·格拉赫,后者是阿道夫·馮·塔登的姻親,也是普魯士保守派的先鋒人物。俾斯麥似乎從所有這些活動中看到了充滿希望的前景,于是在1846年拒絕了一份讓他重返公職的邀請(一個體面的職位:東普魯士的土地改良委員),雖然他的哥哥勸他接受。
1846年10月底,心愛的瑪麗·馮·布蘭肯堡病危的消息如晴天霹靂擊中他;她在11月初的死訊讓他深為震驚。他向妹妹馬爾文坦承:“事實上這是死亡第一次讓我失去某個親密之人,她的離去在我的生命中撕開了一個巨大的、意外的缺口;失去父母是另一回事,它是依據(jù)自然的進程而可以預見的?!?/p>
在溘然離世前的夏天的那幾周,瑪麗組織自己圈子里的朋友去哈爾茨山脈旅行,這些快樂的年輕人欣賞浪漫的風景,在月光照耀的夜晚,唱著門德爾松的歌曲,進行宗教辯論。俾斯麥和約翰娜·馮·普特卡默亦在其中,這次旅行讓兩人互生好感。二十二歲的約翰娜就像瑪麗一樣,虔誠但熱愛生活:“她的面容并不符合傳統(tǒng)的美,但被深黑色秀發(fā)遮蓋,她的那雙會說話的藍眼睛格外有生機?!辟滤果満髞淼耐铝_伯特·馮·科伊德爾這樣描述她,擁有音樂才能的約翰娜那時會和他一起合奏?,旣惾ナ酪粋€月后,俾斯麥在布蘭肯堡的家里與約翰娜再次相遇,這一次相會時兩人互定終身。然而他們還有阻礙需要克服,因為約翰娜虔信的父母絕對不會樂意俾斯麥這個據(jù)說“惡多善少”的人成為自己的女婿。1846年圣誕節(jié)前夕,俾斯麥寫下他的第一篇“外交”文章,這是一封給海因里?!ゑT·普特卡默的提婚信。這封長信經(jīng)常被引用,成為了解俾斯麥性格的重要資料。俾斯麥巧妙地從收信人的心理角度出發(fā),以“毫無保留的坦率”和精妙的措辭回顧了自己迄今為止的生活,并得出結論:他幾乎無法期望自己的請求會輕易得到有利的答復,但他請求對方給予機會,“向我解釋您決意作出否定回答的原因,在您明確表示拒絕之前”。馮·普特卡默先生對這封信的回應很謹慎,而俾斯麥現(xiàn)在正全力以赴。1月初,他出于一時沖動去了一趟萊茵菲爾德,那里是波美拉尼亞最偏遠的地方——幾個小時內,婚約達成。1月12日他發(fā)電報給妹妹馬爾文,只有兩個字:“順利”。之后不久,他寫信給哥哥:“我并不認為那里的氣氛有令人不快之處,但他們確實傾向于進行廣泛的協(xié)商。誰知道她的父母會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如果我沒有在第一眼見到我的新娘時,便緊緊地擁抱她,讓他們瞠目結舌,從而把事情帶向另一個階段。五分鐘之內,一切都被敲定。”他繼續(xù)寫道:“順便說一句,我認為我獲得了極大的、超乎預期的幸福,能娶到一位精神如此不凡、思想極其高尚的女人,我從未認識過一位像她這樣友善、易于相處的女人?!笔聦嵣?,約翰娜正是那個俾斯麥需要的女人:她一生都忠實于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對孩子關心入微;最重要的是,她無條件地認同丈夫的見解、決定和行動,他的朋友便是她的朋友,他的敵人便是她的敵人。
多年來,俾斯麥在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時,一直搖擺不定,也少有堅持。現(xiàn)在,隨著訂婚和1847年的其他事件,他開始了生命的新階段,這使他有機會將自己的內在和外在存在置于一個牢固的基礎之上,滿足那壓抑已久的對獲得影響力的渴望。
(本文摘自《貝克德意志史 I》俾斯麥卷,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