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王”為何終不前——錢穆與胡適的初見

為錢穆回憶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做些“背景重建”工作是這幾年筆者的一個持續(xù)興趣。隨著工作開展，發(fā)現(xiàn)其中確實有一些重要問題需要更細致的討論，推進方式除了錢穆本身史料的拓展外，另一個方式是“對看”。錢穆回憶錄里出現(xiàn)了大量人物，大多數(shù)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赫赫有名。他們的史料經(jīng)過了細致梳理，但仍留存有不少史料可以繼續(xù)找和重新看。錢穆初見胡適就是一個值得用“對看”方式來再討論的個案。

錢穆與胡適的初見在《師友雜憶》中有生動描述，它一方面鮮活呈現(xiàn)了歷史中的一部分場景，對讀者吸引力極大，學(xué)界也大量引用。但另一方面正是錢穆的雄健筆力，讓胡適在此事的歷史敘述中近乎“失語”。胡適的“失語”導(dǎo)致此事另一部分歷史場景模糊不清。從基本史實說，錢穆何時初見胡適就筆者所見至今沒有厘清，眾說紛紜。這不是一個無關(guān)緊要的問題，它直接聯(lián)系于胡適當時的心境怎樣，行為如何解釋。另外，胡適在蘇州講了什么，也非常重要，它能夠提示胡適演講時試圖傳遞什么，錢穆聽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胡適的傳遞與錢穆的理解有無錯位等問題。

就歷史解釋說，此事現(xiàn)在成為討論兩人關(guān)系的起點，錢穆在回憶錄中提供了胡適對他提問不答，留談不允，以區(qū)區(qū)刮胡刀為由急于返滬等細節(jié)后，用《戰(zhàn)國策》中顏斶見齊王的典故暗示胡適“驕倨”。這種“齊王終不前”的形象一方面當然可能是錢穆即時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更是他從初見胡適到寫回憶錄時五十多年來對胡的持續(xù)性心結(jié)的反映。因此從寫歷史要盡量讓兩造一起發(fā)言的要求說，應(yīng)也通過胡適方面的史料對“齊王”為何終不前做些補充乃至修訂。下面先從錢穆何時初見胡適談起。

一

錢穆初見胡適的時間有一部分研究僅提及此事，未系年。 大量研究系于1929年或1930年， 有少部分系于1928年。羅義俊在《錢賓四先生在蘇州中學(xué)》一文中精確系于1928年5月25日上午9時，并提示胡適的演講題目為《我們的生路》（以下簡稱羅文），但羅文并未標注出處，所以不知何據(jù)。 徐國利則將二人初見的時間系于1928年秋。 

依照羅文提示，筆者找到了胡適在蘇州中學(xué)（以下簡稱蘇中）的演講詞——《我們的生路》。演講詞在《蘇中?？飞嫌幸环菹鄬ν暾挠涗浉?，在《興華》雜志上有一個縮略版本。 登載演講詞的兩份刊物都出版于1928年3月，因此在排除雜志實際出版與標注出版時間不符的可能性后，胡適的蘇中演講不會晚于1928年3月。

再據(jù)《師友雜憶》云：“蘇州女子師范請胡適之來演講。翌晨，轉(zhuǎn)來蘇中演講”和蘇中演講詞中胡適提及“昨天在怡園里”，以此為線索可進一步精確時間。“蘇州女子師范”的確切名稱是蘇州女子中學(xué)（以下簡稱蘇女中），胡適在1928年2月和4月在蘇女中都給過演講，前文考證可先排除4月，若能確定2月胡適在蘇女中演講的精確時間，則可推出胡適在蘇中演講的精確時間。這里的相關(guān)史料有：

（1）據(jù)耿云志編的《胡適年譜》云2月24日胡適“偕祖望到蘇州，三十小時內(nèi)演說了六次”，2月27日回到上海。 

（2）據(jù)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報道胡適2月23日來到蘇州，計劃做一系列演講，2月27日從蘇州回上海。 

（3）據(jù)《晶報》消息胡適在蘇女中演講的時間可明確系于2月24日，演講詞記錄稿見于《蘇州女子中學(xué)校刊》。 

根據(jù)以上史料，錢穆與胡適初見時間應(yīng)是在蘇女中演講的第二天即1928年2月25日。筆者本懷疑羅文所說的5月系誤植，但觀羅氏其他文章均系于5月，可證并非誤植。 羅文的失誤或緣于胡適在1928年5月下旬在蘇州又有演講，《胡適年譜》云“5月27日，到蘇州講演，當日歸”。這場演講在蘇州青年會做，《民國日報·覺悟》和《蘇中校刊》也都有過記錄稿，《申報》消息提供了演講的明確時間。 

確定了胡適的蘇中演講時間后，還留下了一連串問題有待落實，如胡適在蘇州的行程安排如何？究竟逗留了多久？見了哪些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前引史料里不乏矛盾之處，筆者本也以為是說不清的問題，幸運的是《民國日報》的一則新聞給我們提供詳細回答：

胡適之博士應(yīng)蘇州女中校長陳淑之約，于前日（廿四）上午來蘇，下車后，即由蘇州關(guān)監(jiān)督史澤宣招待進城，至尚書里顧氏怡園設(shè)宴洗塵，有邑人張一麐、張一鵬及蘇中、東吳大學(xué)各校長陪坐。席間胡博士未有演說。席散后即至蘇女中演講，并未宣布講題，講詞大致注重女子應(yīng)求真智識、真學(xué)問，尤宜注重道德，講解異常透徹，歷一小時許，始行完畢。是晚由陳校長與蘇中汪校長公宴。昨日上午九時，在蘇中高中部演講，十時半在天賜莊東吳大學(xué)約翰堂演講。十一時后，偕陳校長等乘汽車赴光福，作鄧時探梅之游。聞博士在蘇勾留一星期，即行返滬云。 

綜合以上史料證明了五件事：（1）胡適蘇中演講的時間可敲定在2月25日；（2）胡適是2月24日而非23日來到蘇州；（3）胡適未如《師友雜憶》所說25日當天午后即返滬，但也沒有“勾留一星期”，而是27日回到上海，在蘇州前后共4天；（4）《師友雜憶》中說25日下午在拙政園游玩，《民國日報》新聞中則說一行人去了光福鎮(zhèn)香雪海勝景賞梅。考慮到《師友雜憶》中有“送至火車站”等眾多細節(jié)，胡適、錢穆等人應(yīng)是在27日下午同游拙政園，著名的“刮胡刀”典故發(fā)生在此時。（5）將新聞稿和演講詞對照，提醒我們?nèi)艄饪葱侣劯宓臄⑹?，而不細讀演講詞，胡適究竟講了什么是不太能夠準確把握的。

二

胡適在蘇中的演講時間不僅關(guān)乎日期，更是理解胡適在蘇州演講內(nèi)容和厘清錢穆與胡適初見之氛圍的起點。一個基本背景是初步塵埃落定的“國民大革命”，胡適在蘇女中就提到：

我在前年十五年七月出去到十六年回來，在外國有十個月的時候?；貋砀杏X得有很大的變遷。政治上的變遷在報上可以看見。北伐軍一天一天的北進，戰(zhàn)爭和疆土上，以及對外對內(nèi)的變遷在報上也都能見到。 

“國民大革命”是辛亥革命之后胡適親歷的第二次“改朝換代”式的巨變（對錢穆也是一樣）。胡適雖然沒有趕上它的上半場，否則就不會只依仗報紙談革命帶來的變遷，但深深卷入了它的下半場，蘇中演講時正是這下半場的開端。所謂“開端”對胡適有兩方面意涵，一方面，他雖然幾乎未對‘清黨’發(fā)表過公開的正式評論，但無疑也受到了“白色恐怖”的刺激。 刺激的直接物是“清黨”過程中青年們的斑斑血污，間接還有兩個錐心處，一個是對同道中人“慫恿殺朋友，開口罵朋友”的痛心，特別是吳稚暉致信慫恿楊虎殺陳延年一案，他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另一個是對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的不能附和。 

但另一方面也需注意到在1928年2月這個時間點上胡適與吳稚暉雖然因陳延年一案心有芥蒂，但未到直接翻臉的程度（達到這一程度是在6月）。3月6日胡適在給吳稚暉的信里說的是“想起了先生在滄州的談話以后頗能諒解”。 同時國民黨“黨化教育”在這個時間也未全面鋪開，在蘇州的全面鋪開大致是在1929年底。

在這樣的時事背景和心理狀態(tài)下，胡適2月在蘇中的演講頗有一些可討論玩味之處，以下略陳之：

胡適在蘇中的演講題目叫《我們的生路》。這篇演講詞的位置處在胡適另兩篇文章的中間點。它相較2月1日胡適在省立無錫中學(xué)做的演講要激烈不少， 相較6月他為《中國問題里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書寫的序言——《請大家來照照鏡子》（以下簡稱《照照鏡子》）又要平和一些，同時這三篇文章的關(guān)系是兩篇演講詞為口頭發(fā)表，它們?yōu)楣_文字發(fā)表的《照照鏡子》提供了基本觀點和論證資料。關(guān)于無錫中學(xué)演講我們在第三部分做一些討論，這里先看《照照鏡子》。

《中國問題里的幾個基本問題》由美國駐華商務(wù)參贊安諾德（Julean Arnold）所著，楊鳴時翻譯，商務(wù)印書館發(fā)行。此書本身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無多少內(nèi)容，胡適不過是借序言發(fā)揮。這一次的發(fā)揮又展示出胡適文章在案頭和口頭的差異性。和他1920年發(fā)表的名文《中學(xué)國文的教授》一樣，《照照鏡子》亦是“案頭”的激烈程度要超過了“口頭”。 

如在《我們的生路》里胡適講到：

我們自己要反省，要自己責備自己。近十年來，在我們的中國，實在是一個極劇變的時期，用直接的態(tài)度去觀察，覺得我們樣樣都不行，樣樣都不如人家，思想不如人家，哲學(xué)不如人家，文藝美術(shù)不如人家，道德宗教不如人家，還有鐵路，兵力，一切都不如人家。 

在《照照鏡子》里有類似但更直白的話為：

這種急需的新覺悟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要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zhì)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強調(diào)“百事不如人”之后，胡適新加的話更引人注目：

不要盡說是帝國主義者害了我們，那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話！我們要睜開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歷史，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fā)憤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fā)展？何以我們跌倒了便爬不起來呢？

顯然相較2月蘇中的演講詞，在6月公開發(fā)表的文字里，胡適的話更直接地挑戰(zhàn)了當時政府的言論尺度與大眾普遍心理，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胡適6月的心情與2月的心情有所不同?！墩照甄R子》寫于6月24日，就在九天前即6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大學(xué)委員會上，胡適因反對將北大改名為中華大學(xué)，同時反對任命李石曾為校長，被吳稚暉直指為“反革命”。胡適對此事“至為不快”，這一點清楚地反映在他6月27日給蔡元培的信中：

當時我已十分忍耐，故雖被（吳）稚暉先生直指為“反革命”，亦不與計較，但日后我決不會再列席這種會，因為列席亦毫無益處，于己于人，都是有損無益。吳先生口口聲聲說最大危險是蜀洛黨爭，然而他說的話無一句不是黨派的話，這豈是消弭意見的辦法嗎？我雖沒有黨派，卻不能不分個是非。我看不慣這種只認朋友，不問是非的行為，故決計避去了。既已決心不出席，留此名義何用？此為最后陳述，亦不勞先生賜復(fù)。 

正因胡適此時心情極不佳，所以從《我們的生路》到《照照鏡子》他措辭的激烈化不止前文一處，如在《我們的生路》里又曾言：

我們的老前輩，清末的時候，他們何等的膽大，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官場現(xiàn)形記》，把社會的秘密揭穿，自己承認自己的錯，比了我們這班青年，夸大狂的青年，高明得多。

在《照照鏡子》里與之相似的話為：

二三十年前，居然有點悔悟了，所以有許多譴責小說出來，暴揚我們自己官場的黑暗，社會的卑污，家庭的冷酷。十余年來，也還有一些人肯攻擊中國的舊文學(xué)、舊思想，舊道德宗教，——肯承認西洋的精神文明遠勝于我們自己。

在其后胡適更是加上了：

但現(xiàn)在這一點點悔悟的風氣都消滅了。現(xiàn)在中國全部彌漫著一股夸大狂的空氣：義和團都成了應(yīng)該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須“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輕輕抹煞！政府下令提倡舊禮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可注意的是胡適之后陸續(xù)有好幾篇以“路”為基本意象的文章和演講詞，如1930年的《我們走那條路》，1932年的《我們應(yīng)走的路》，足見蘇中演講是胡適的持續(xù)思考的一部分，而1928年前后胡適這種關(guān)于中西文明尤其是如何認識西方文明的持續(xù)思考確實達到了一個高潮，材料極多，也極顯著。

三

1930年春胡適收束《胡適文存》第三集，其中第一卷的幾篇文章?lián)m說可以代表他過去幾年“對于國中幾個重要問題的態(tài)度的文字”，而這幾篇正好都與中西文明問題有關(guān)。分別是1926年7月發(fā)表的《我們對西洋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1926年8月、10月所寫的《歐游道中寄書》、1927年8—9月發(fā)表的《漫游的感想》、1928年7月發(fā)表的《名教》和前文所引的《照照鏡子》。 這批文章的基本態(tài)度可以用胡適蘇中演講十天后給吳稚暉的信中的話來概括：

我至今還深信物質(zhì)文明的進步尚有我們絕對夢想不到的，德國近來運用水力來補充魯爾煤田被占后損失的摩托力，海上的潮與高地的湖都成了絕大的力源，便是絕好的例……我重到了美國，略觀十年中的進步，更堅信物質(zhì)文明尚有無窮的進步。 

正因胡適在這段時間對“西洋文明”（他常概括為汽車文明，吳稚暉則好說摩托文明）的關(guān)注在公開場合與私下往還里多有表現(xiàn)， 所以1927年已有人說：“胡君極端崇拜科學(xué)，醉心西方物質(zhì)文明者也”。 1928年11月，戈公振也會特別將《朝日新聞》的社論簡報寄給他，因為社論述及“左右對西方文明之主張”。 

清楚了胡適這一面的情況，我們方能理解錢穆那一面與胡適的錯位。在《師友雜憶》里，錢穆自承初見胡適時有一事做得不妥，即以僻書相詢，其云：

余時撰《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書皆討論《史記·六國年表》者，遍覓遍詢不得。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 

若這段話只從錢穆的語境討論，基本已無剩義，但了解了胡適演講（蘇中演講和蘇女中演講）的內(nèi)容以及胡適在那個時間點上關(guān)切的中心，二人之間的問題大概就不止是出在錢穆“以僻書相詢”上，而是說明了胡適來蘇州是要談“我的一點主張”，但錢穆對他的期待卻是來談“治學(xué)方法”。 對此我們可以比較胡適2月1日在省立無錫中學(xué)的演講和2月25日的蘇中演講。

在無錫中學(xué)演講中胡適只是問：“中國人卻仍舊守著舊法，難道以人當牛馬，也是精神文明的所在嗎？”，但到蘇中演講他已明確說“最近吳稚暉先生，他還有進一步的建議，請一位道德Moral先生出來。我們知道西洋的道德，實在比東方無論何國都高”！在無錫中學(xué)演講中，胡適只說：“應(yīng)當自己認錯，不要夜郎自大，自作驕傲”。但到蘇中演講他強調(diào)：“世界上惟有偉大的民族，才肯學(xué)人家，能學(xué)人家，敢學(xué)人家，惟有不長進的民族，才不肯學(xué)人家，不能學(xué)人家，不敢學(xué)人家！” 這些措辭的差異都說明了胡適到蘇州演講的根本目標是什么。

因此對錢穆“以僻書相詢”或許胡適會有小小不快，畢竟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但胡適的蘇州之行是為祖望日后讀書與“啟蒙”學(xué)生而來，而不是為尋覓知心學(xué)友，討論治學(xué)方法而來。況且此時他也沒怎么讀過錢穆的東西。無論是向錢穆出示陳天一來信，還是臨別留下通信地址都是胡適表示自己禮下士的周到之舉，但不證明此時他對錢穆學(xué)問的認同，進一步說，即使蘇中校長汪懋祖在胡適心中也未必是可以與談學(xué)問之人。

在錢穆這里，他的舉動實反映出其內(nèi)心與胡適論學(xué)切磋的渴望和終于親晤名人的短暫失措。這種渴望與失措本已讓他不安，何況胡適在演講中對西洋文明是如此“頌揚”，把中國判定為“樣樣不如”。對于胡適的“樣樣不如”論，日后即使是以“西化”著名的殷海光亦指出：“顯然得很，在事實上，西方近代文化并非事事比中國文化‘好’，中國文化也并非‘百不如人’”。  從殷氏的觀感可以推想不那么“西化”的錢穆聽完胡適演講后內(nèi)心是什么感覺。

因此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對胡適蘇中演講的內(nèi)容只字未提。只字未提不是因為他淡忘了，反而可能是因為有太深刻的印象。 否則他就不會說：“適之既不似中國往古之大師碩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學(xué)者專家”。 盡管錢穆沒有在回憶錄里記錄胡適的那次演講，但在其它著述里他持續(xù)回應(yīng)、討論著胡適在那次演講里提出的問題：中國文明和西洋文明究竟誰優(yōu)誰劣？如何能夠再造我們的文明？

綜上，對《師友雜憶》中描述的錢穆與胡適的初見，目前有幾個初步的修訂性結(jié)論可以提供：

從雙方心理說，錢穆在回憶錄中所記之事至多是二人未能相契相投的一部分原因。根本原因是二人在你之表現(xiàn)與我之期待的嚴重錯位，引發(fā)此種錯位的源頭在二人對中西文明的基本態(tài)度和尺度。

從刮胡刀一事說。胡適的回滬日期可敲定在27日，若拙政園之游也在27日，則當時他已外出四天，從胡適重視儀容的性格考慮（他對這方面的重視有各種證據(jù)，如對陳寅恪穿著的評論），忘帶刮胡刀而急于回滬情有可原。汪懋祖建議的刮胡刀可借、可購云云并不現(xiàn)實，在蘇州若選擇購，可能買不到胡適慣用的牌子，若選擇借，則可能不符合胡適早已西化的衛(wèi)生習(xí)慣。 

最后，錢穆初見胡適后的心情是否真如《師友雜憶》中所表現(xiàn)的那么沮喪也可以說得更有分寸。1928年夏錢穆應(yīng)蘇州青年會邀請做關(guān)于易經(jīng)的演講，不少研究把此事置于他與胡適初見之前（這是受了《師友雜憶》敘述順序的誤導(dǎo)），本文已證明是在兩人初見之后。這一時間先后的厘清可說明錢穆與胡適的初見雖然并不投契，但遠未到《師友雜憶》中的程度。在關(guān)于易經(jīng)的演講里錢穆未提其他當世著名人物，獨獨提到“我們現(xiàn)在借用近人胡適之先生所稱‘剝皮的方法’”，就是一個好證。 之后，顧頡剛又在信中提到傅斯年延攬錢穆入北大的一大原因是胡適的推薦。 而從錢、胡的來往信件看，二人至少在1930年代初關(guān)系還相當不錯。1931年錢穆曾為《先秦諸子系年》向胡適索序（但終于未寫），并說“暑中倘蒙示教，請寄蘇州西花橋巷二十八號”。 足見二人初見時錢穆雖未必很愉快，但在一段時間內(nèi)因各種因緣兩人還是建立起了一定聯(lián)系。

不過在1928年錢穆經(jīng)歷了妻歿、兒殤、兄亡的三喪之痛，在日后的回憶里這一年決不會讓錢穆舒心，與胡適的初見也是這年不舒心里的一個小小部分，且隨著日后與胡適的矛盾日深而漸放大。因此《師友雜憶》中錢穆筆下的胡適乃是由當年的小小不快與半生的累積宿怨扭結(jié)而成，而胡適大概僅知宿怨，但根本不知最初的嫌隙從何而起。錢與胡有諸多人生交集，又處于同一歷史環(huán)境之下，互知仍是甚難。吾等生也晚，讀此豈不慎乎？

本文首發(fā)于《讀書》202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