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艷紅評《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不斷續(xù)寫的歷史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現(xiàn)代世界的鍛爐》，[美]林恩·亨特、[美]杰克· R. 森瑟著，董子云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8月出版，344頁，78.00元

1989年6月3日，英國《每日電訊報》上刊發(fā)了一幅諷刺畫，畫的底稿采用的是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雅克·路易·大衛(wèi)的名作《馬拉之死》，不過浴缸中垂死的馬拉手里拿的不再是字條，而是一本書，上面寫著“又一本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書”，浴缸旁邊則放了兩摞書，墨水瓶就放在書上面……

作品諷刺的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際相關出版物的急劇膨脹。的確，無論從當代世界歷史進程，還是從法國革命史的學術發(fā)展史而言，1989年前后都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時期。那次紀念活動和當時正在發(fā)生的世界格局的重大變革，極大地刺激了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辯論。這股熱潮已經(jīng)褪去三十年了，這三十年中，法國大革命史仍在以各種方式不斷被續(xù)寫，題材和角度仍在不斷被翻新。對于馬拉之死這個被強烈地形象化、符號化的事件，法國學者紀堯姆·馬索（Guillaume Mazeau）近來撰寫了一本題為“歷史的浴缸”（Le bain de l’histoire）的著作，不僅詳細還原了馬拉遇刺這一事件的真實面目，尤其是著重追蹤了這個事件在隨后兩個世紀中形形色色的再現(xiàn)，以及事件兩個主要角色——“人民之友”馬拉和刺客夏洛蒂·科黛形象的倒轉。當然可以將這樣的著作視為記憶研究，它著眼于一個歷史事件在時間中的綿延和再造，顯然有較強的現(xiàn)實感。除了這類個案性的探討，學者亦未放棄通史寫作，試圖在新的語境下，對法國大革命這個宏觀事件及其歷史意義作整體性觀照。2017年美國學者林恩·亨特和杰克·R.森瑟出版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現(xiàn)代世界的鍛爐》就是這種宏大歷史的代表之一。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該著的中譯本，對于該著的兩位美國作者及作品的基本特色，沈堅教授已在譯序中介紹過，筆者在此想與讀者分享一點粗淺的讀后感。

林恩·亨特和杰克·森瑟都是在美國史學界“新文化史”的實踐者，也是法國大革命研究中“政治文化”轉向的親歷者。對于形象和話語的政治和社會意涵，他們自然有著敏銳的意識。對于馬拉之死這個經(jīng)典話題，作者也注意到雅克·路易·大衛(wèi)的名作的政治意圖。這幅作品就創(chuàng)作于馬拉遇刺的1793年。實際上，馬拉是個皮膚病患者，所以他喜歡在浴缸中辦公。但畫作中的馬拉“純潔無瑕”，他的死簡直就像基督殉道。不過科黛認為自己刺殺的是一頭“猛獸”，她是在拯救法國。因此作者不僅點出了這幅作品的政治寓意，而且為我們理解此后兩個角色形象的倒轉提供了原初語境。類似的圖像分析在書中隨處可見，這方面兩位作者吸收了最新的成果，如關于安托萬-讓·格羅的繪畫與拿破侖的政治宣傳的研究。圖文結合的敘事方式構成該著的一大特色。

Guillaume Mazeau，《歷史的浴缸：夏洛蒂·科黛與刺殺馬拉，1793-2009》

除了豐富的配圖，對重要原始文本的展示也有助于理解革命文化的特征。在闡述恐怖和雅各賓主義時，這種方式看來尤其值得借鑒。1792年11月13日，圣茹斯特關于審判國王的演講，就很好地展示了這位雅各賓派代表人物的政治邏輯是如何推動事態(tài)走向激進化的：統(tǒng)治者不可能是清白的，任何國王都是民族的背叛者。這樣絕對化的言辭事先就將政治對手排除在了法律之外，因為他不是公民。書中呈現(xiàn)的羅伯斯庇爾在1794年2月6日的著名演講，則為我們理解法國大革命何以會走向“文化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觀念和心態(tài)背景。在羅伯斯庇爾那里，共和國的維系意味著將大公無私的美德植根于公民心中，這是一項必須持之以恒的艱苦事業(yè)，它意味著心靈的不斷凈化和改造。兩位作者雖然沒有提到另一位法國革命史名家莫娜·奧祖芙（Mona Ozouf）關于革命時代“再生”（régénération）的看法，但閱讀羅伯斯庇爾的這篇演講，讀者就可以領略到，雅各賓主義者改造法國的計劃，很容易導致一種嚴厲的精神規(guī)訓。

上引兩篇演講是法國大革命的標志性文獻。但書中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文獻，也體現(xiàn)了兩個作者的用心。例如第一份文獻選的是1789年初勃艮第的一份鄉(xiāng)村陳情書。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陳情書大多是些套話，甚或是對某個范本的抄錄，它很難反映普通法國人的思想狀況。但書中出示的這份文獻表明，農(nóng)民固然使用了“暴政”這樣相當精英化的術語，但他們的要求又大多是非常具體、非常有地方色彩的。這樣的文本不可能是原封不動的照搬。另外，《女權宣言》的選用則反映了最近幾十年來法國革命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趨向，兩位作者也在正文中時時關注這場政治激變中女性的抗爭和她們的命運。性別視角的引入，為我們再思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提供了新的線索。如果聯(lián)系起來看，拿破侖對女性角色的認識，與大多數(shù)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并無二致，他們都是非常傳統(tǒng)的男權主義者。法國大革命雖然誕生了《女權宣言》這樣不朽的文獻，婦女們也屢屢在革命的重要關頭起了關鍵作用，如1789年10月5日的凡爾賽進軍，但如果將《拿破侖法典》視為革命的成果的話，過去的父權制并未受到根本動搖。也許對離婚的合法性的認可是值得一提的成果。從女性解放的角度看來，法國大革命是個偉大的開端，但僅僅是個開端。

這部新著篇幅不大，但最近年來國際史學界的很多新思潮都在其中有所體現(xiàn)。除了上面提到的“新文化史”和女性史，另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是跨國史和全球史的視角。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路徑也是揭示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的世界歷史意義所要求的。一個簡單的史實就可看出跨國視角的必要性。1793和1795年，波蘭兩次被瓜分并從歐洲政治地圖上消失，這兩次瓜分就發(fā)生在革命法國與歐洲其他君主國家展開全面戰(zhàn)爭的時候。這些跨國關聯(lián)很早就有學者論述。十九世紀后期，法國外交史學者索雷爾（Albert Sorel，1842-1906）和普魯士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聚貝爾（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都在他們的鴻篇巨制中展現(xiàn)法國大革命在整個歐洲的反響。但這種跨國視角并沒有成為二戰(zhàn)之前法國革命史的主流。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哥德肖（Jacques Godechot，1907-1989）和美國學家羅伯特·帕爾默（Robert Palmer，1909-2002）提出“大西洋革命”的概念，他們認為1800年前后的幾十年中，大西洋兩個發(fā)生了一連串“鏈式”民主革命。但哥德肖和帕爾默沒有多少追隨者，盡管他們的代表作《偉大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時代》可被視為幾十年后跨國史研究的先驅。“大西洋革命”概念之所以在當時遭受冷遇，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人們認為它可能是在為北大西洋軍事同盟背書，從而淪為冷戰(zhàn)的工具。另外，像索布爾（Albert Soboul，1914-1982）這樣的“雅各賓主義”學者，擔心跨大西洋視角會削弱法國大革命的中心地位；基于類似的理由，他們也不太樂意接受當時的“長時段”理論，因為這種理論同樣會掩蓋大革命的根本性變革意義。但情況在二十世紀末發(fā)生了變化，美國學者斯蒂芬·卡普蘭（Steven Kaplan）說，1989年見證了法國大革命“例外論”（Exceptionalism）的終結。變化的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學術方面的，這里不便展開。但可以指出的是，新世紀的一些法國史家再次強調(diào)，法國大革命應被視為此前一系列革命，尤其是荷蘭和美國革命的延續(xù)，安妮·儒爾當（Annie Jourdan）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

雅克·哥德肖：《偉大民族：法國革命在世界的擴張，1789-1799》

作為成名于二十世紀末的美國學人，該著的兩位作者顯然更超脫于法國革命史傳統(tǒng)中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他們始終關注法國大革命的跨國背景。在論述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時，強調(diào)舊制度末期在國際競爭中遭遇的困境，困境不僅來自戰(zhàn)爭導致的財政壓力，也來自大西洋世界廣泛流通的“顛覆性觀念”，甚至還有外交政策對國內(nèi)輿論的負面影響。例如，1756年的“外交革命”和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成為法國王后，為公眾輿論抨擊王室提供新的炮彈。舊制度末期對王后的妖魔化，包含著法國民意中由來已久的敵視奧地利的情緒。

對法國大革命的跨國維度的關注，使我們更有理由將大革命與拿破侖時代視為一體。法國大革命宣揚的人民主權論及隨后對君主制的廢棄，從原則說構成對歐洲舊秩序的根本挑戰(zhàn)，革命法國的對外戰(zhàn)爭更是直接將革命輸出到各個鄰國，如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廢除了封建制度；但兩位作者也強調(diào)，對外戰(zhàn)爭同時也導致法國大革命本身的激進化。例如，由于貴族軍官大量逃亡，革命軍隊的社會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它成了名副其實的“武裝的傳教士”。這種武裝形式的革命輸出，直到拿破侖戰(zhàn)敗、“雄鷹墜地”之時才告一段落。因此，作者花了大量筆墨敘述大革命和拿破侖的對外戰(zhàn)爭。不過，這場為時整整一代人的戰(zhàn)爭，遠不只牽涉純粹的軍事史和外交史。它同時是一場意識形態(tài)之爭，這或許是它真正的獨特之處。正如兩位作者指出的，即使是法國的夙敵，也無法完全拒絕革命的新原則：奧地利頒布了民法典，普魯士廢除了農(nóng)奴制。革命戰(zhàn)爭的另一個更為深遠的思想效應，無疑是戰(zhàn)爭激發(fā)的民族主義思潮。法軍在占領地區(qū)的暴行當然是各國民族主義的重要誘因，但應該注意到，一些地方民眾起義固然帶有解放性質(zhì)，不過在萊茵蘭和意大利南部，暴動的農(nóng)民同樣襲擊剛剛被宣布解放的猶太人。這些事實提醒我們注意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的復雜面貌。

從全書的敘述來看，殖民地和奴隸制問題占有突出的地位，這更凸顯了該著的全球視角，以及美洲學者的特殊關懷。在這個問題上，海地（或稱圣多明各）占有中心地位。這里曾經(jīng)是法蘭西帝國最富庶的一塊殖民地，但在大革命期間，圣多明各爆發(fā)了西半球第一場大規(guī)模的奴隸起義，并建立了共和國。作為海地的宗主國，革命法國對待這塊殖民地不同群體的立場，非常典型地反映出革命者宣揚的普世人權原則，在種族和奴隸制等問題上遭遇的困境和折扣。對殖民地和奴隸制等問題的關注，某種意義上更新了哥德肖和帕爾默等人的跨國史：大西洋革命不僅是民主觀念在相對同質(zhì)的社會的傳播互動過程，它還意味著各種形態(tài)的觀念沖突，以及革命原則在不同情境下的遭遇。兩位作者甚至將眼光投向了遙遠的東方，概述了印度邁索爾帝國和荷屬東印度在這個動蕩年代經(jīng)歷的變遷?；谶@種全球視野，作者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的國際效應作了四點總結：拉丁美洲的獨立；英國海上霸權的確立；法國喪失在美洲和加勒比的影響力，將非洲作為殖民的重點；最后是美國大踏步地向西擴張。

海地革命領導人杜桑·盧維杜爾

對于法國而言，兩位作者認為，除了大革命遺產(chǎn)的持久影響，拿破侖也給法國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這不僅表現(xiàn)為因拿破侖而完善并鞏固的集權式國家體制，而且體現(xiàn)在戴高樂這樣的軍人出身的政治強人身上。從社會經(jīng)濟史的角度來說，該著看來接受了“修正主義”史學的基本觀點。在闡述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時，沒有出現(xiàn)“經(jīng)典解釋”中的階級斗爭主題。關于法國和拿破侖戰(zhàn)爭的經(jīng)濟后果，作者勾勒的畫面整體來說相當暗淡，也許只有設立法蘭西銀行是個持久的積極成果。這不禁讓人想起半個世紀前法國經(jīng)濟史家弗朗索瓦·克魯澤（Fran?ois Crouzet，1922-2010）的著名論斷：大革命對法國經(jīng)濟而言是一場“民族災難”，經(jīng)歷一代人的戰(zhàn)亂之后，法國在經(jīng)濟上永遠失去了追趕英國的機會。從經(jīng)濟史的角度看，這個時代并沒有發(fā)生結構性的變革。

要在三百頁的篇幅中全面呈現(xiàn)這個變革與戰(zhàn)爭的時代，無疑是以犧牲分析的深度為代價的。對關心專題問題的讀者而言，像婦女運動、殖民地和奴隸制等問題，如果以專章探討或許更見體系化。當然這些都是通史論著難以克服的弱點。不過，對有心的讀者而言，從作品平實的敘述中仍不難發(fā)現(xiàn)有新意的問題。我們在此只是努力作一點提示。

中譯本總體而言語言流暢，閱讀體驗甚好。但個別地方或可有改進之處。一些專名已有約定俗成的譯法，可以參考，例如克勞斯維茨，一般稱克勞塞維茨；1813年萊比錫的“多國大戰(zhàn)”，一般譯為“民族大會戰(zhàn)”（V?lkerschlacht）。1913年，當年的戰(zhàn)場上矗立起一座宏偉的紀念塔。這個德意志的“記憶之地”（Erinnerungsort）至今仍在提醒人們兩百多年前的那場革命和戰(zhàn)爭如何鍛造了現(xiàn)代世界，這種持久影響或許正是不斷重寫歷史的動力所在。

萊比錫“民族大會戰(zhàn)”紀念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