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難得躲過了一回惡報?！?/p>
李可曼：《無用堂文存》
《天才捕手》上映，《紐約書評》掌門人羅伯特·希爾弗斯故世，“編輯居然是有用的”這件事，大家奔走相告，而且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編輯。就想到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埃德溫·弗蘭克（Edwin Frank）——“經(jīng)典重現(xiàn)”（NYRB Classics）這套或許近年來最迷人的英文書系，以及“紐約書評圖書”（NYRB）這個出版品牌，就是1999年他親手打造的。這套書選題雖然越來越多元，但精髓還是把那些別人賣不掉、最后絕版的好書重新發(fā)行，并且賺錢。在這個時代，你很難想象一種更優(yōu)美的成功方式。
去年年底，他在莎士比亞書店做了場活動，談“經(jīng)典”系列的書目是怎么一本本建起來的。猝不及防提到Simon Leys（比利時漢學(xué)家李可曼），說澳大利亞的出版人給他推薦了一本五百頁的散文集——《無用堂文存》（The Hall of Uselessness），心想這種書怎么能出，但一讀之后覺得是四五年來最讓他激動的作品之一。我2013年讀到這本書沉醉不已，那時剛進出版社，就從來沒有弗蘭克的眼力和底氣想到可以引進它。李可曼寫中西文學(xué)、文化，氣象萬千，既有西方大知識分子無所不懂的氣派，也有魯迅所說那種看了中國書就不想做事的沉靜、飄逸。書名用的是“潛龍勿用”，意思是縱然有大能耐，也要等待自己的時機。后來這書果然賣得不壞，弗蘭克用引在上面這句話形容自己這次善舉。英文那句諺語本來是“做好事難免不遭報應(yīng)”，說給賣書人聽很恰當(dāng)；好的藝術(shù)有時等不及自己需要的民眾，所以好編輯順便受累也很正常，就跟書店、超市會遭小偷一樣，應(yīng)該算在成本里。
“不耐煩漸漸變成一種愉悅，又變成讀者的一種自得，因為他覺得自己比作者看得更明白。”
亨利·格林：《愛》
弗蘭克和他的同事如果喜歡某個作者，往往都會試著建起一小簇他的作品集；但此時正在開展的一個計劃之前沒有先例，那就是“重現(xiàn)經(jīng)典”系列要出齊亨利·格林（Henry Green）的所有小說。想來我讀格林的《聚會》（Party Going）都是十年之前的事了，幾乎沒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只記得作者待人極不殷勤，好像我欠他的一樣。但在那個莎士比亞書店的活動里，弗蘭克描述格林的方式實在誘人，我決定再試一次，把據(jù)說是他最為和善的那本《愛》（Loving）讀掉了。弗蘭克那幾句話是這么說的：“格林在書頁上移動字詞的方式，就像是畫家在畫布上移動色彩……他在對話中可以讓文字在空中移動，于是它們就偏離了本意?！?/p>
發(fā)現(xiàn)很多我看得起的作家寫亨利·格林都寫得誘人。厄普代克說正經(jīng)賣文為生之后，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格林，“說到讓書頁上的印刷方陣活起來，本世紀的英文小說中幾乎找不到能與他相匹敵的”。福樓拜說美是對幸福的承諾，所以我一向認為對書的吹捧最為妖冶；薦書文字一旦有蠱惑力，其實就是要我們托付一段生命給它。比如排除萬難總算完成的《愛》，寫的是二戰(zhàn)期間愛爾蘭一幢大房子，主要是眾仆人間的微妙互動，的確像《唐頓莊園》，但小說讀來，還是感覺演員的話筒只收到一半的臺詞，而攝影師腿腳慢，每每只拍到次要的劇情。手上這本Vintage小說合集，塞巴斯蒂安·?？怂梗⊿ebastian Faulks）的導(dǎo)言寫得也精彩，但里面一小段在我看來，卻像是被我逮到了把柄。上面引的那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再連著往下一句：“于是作者就被遣散了，甚至是帶著鄙夷被遣散的——只有文字留在那里，讀者必須接管它們了?！蔽蚁?，這已經(jīng)很接近于承認：正因為文字太過精簡、寥落，讀者需要填補的想象太過艱巨，到頭來不得不形成了一種人物生動的幻覺。當(dāng)然亨利·格林沒有那么簡單，我也幾乎能理解對它獨特小說機制的種種謳歌，但至少目前為止，我還是很欣慰自己的閱讀水平趕上了二十一歲的埃德溫·弗蘭克——他說自己年輕時讀格林不理解，覺得“這未免也太做作了吧”。
“如果讓他進來，我們就會變得像這個世界?！?/p>
約翰·威廉斯：《斯通納》
不管是對粗鄙的我，還是對公眾來說，似乎重振格林的時機尚不成熟，或是早已過去；“經(jīng)典”系列里當(dāng)然也不是本本大賣，但至少他們還有《斯通納》。這本全球熱銷書，弗蘭克介紹，在荷蘭好賣到霸占暢銷榜首數(shù)月，直到敗給丹·布朗。他還說，這本書2013年由NYRB重新發(fā)行，剛開始賣得也中規(guī)中矩，直到《紐約客》稱它為“不只是好，而是完美”，以及“你從沒聽說過的最偉大的美國小說”，才一下子勢如破竹。2016年中文版面世，也陸續(xù)收到幾乎同樣不很節(jié)制的贊譽。我完全認可這部小說技法高超，閱讀體驗迷人，但始終有一點微弱的不適讓我無法對這本書徹底佩服，那就是文人自詡為受害者太容易了。
我一向把兩種小說視為作弊，一種是極簡，全靠讀者補，其實讀者才真的是“天才補手”；另一種是寫閱讀，寫文青，特別是失敗的文青，太討巧?！端雇{》里每寫到順應(yīng)主人公開展文藝活動的段落，如沐春風(fēng)，可一旦做學(xué)問受到干擾，基本都是壞人的錯，下筆也頓時冷若冰霜。這種感覺最為明顯的是他突然提起亡友，把保衛(wèi)精神家園的“唯一希望”放在不錄取一個作弊的學(xué)生上，并把學(xué)問和“世界”對立起來。文化人喜歡把自己的不得志歸咎于世界的沒文化，好像上帝專門創(chuàng)造了一個時代的百姓來氣他；“好心惡報”是玩笑話，寫作的獎賞是寫作本身。更何況，我也不相信“幽怨體”能承載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小說家不能懼怕世界。不過話說回來，約翰·威廉姆斯并不真的懼怕世界，（和我一樣）喜歡《斯通納》的文青，一定要讀《屠夫十字鎮(zhèn)》和《奧古斯都》，它們比當(dāng)代名著《斯通納》更好。
“創(chuàng)作需要一種神賜的狀態(tài)。要成功需要太多事情促成了——刺激和鎮(zhèn)靜，內(nèi)在的平和與一種甘苦參半的興奮?！?/p>
瑪格達·薩博：《門》
終于讀了匈牙利女作家瑪格達·薩博（Magda Szabó）的《門》（The Door），2015年被《紐約時報》選為年度十大好書之后，一直是“經(jīng)典”系列里我非常期待的一本。它記錄了兩個中年婦女是如何成為生死之交的過程，其中一個是敘述者，匈牙利知名女作家，很像薩博本人，另一個是女鐘點工埃莫倫賽，很像一個精神不太正常的吉夫斯（Jeeves）。一方面，這位強大到只在民間傳說中才有的鐘點工替女作家（以及整個街道）料理生活雜務(wù)，好讓她安心寫作，拿文學(xué)大獎；但另一方面，因為埃莫倫賽的詭譎性情，兩人的心理戰(zhàn)有時會讓女作家生活癱瘓。埃德溫·弗蘭克說，一本好書會修改你對“好書”這兩個字的體會。這固然有道理，但我依然吃不準，被《門》修改了之后，我對“好書”的體會發(fā)生了什么變化?；蛟S只是：寫多么難以名狀的人和事，語言依然可以是通透的（對亨利·格林依舊耿耿于懷）。但不管是讀格林還是讀薩博，乃至NYRB能成功的一個關(guān)鍵，就在于：聽信薦書之語，把不大不小一塊生命割讓給一本書的時候，最好還是要有些冒險精神，要打開門讓世界進來。最好還是要把書想成活生生的人，就像女作家讓埃莫倫賽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一樣，沒有一本書是“神賜”的，沒有一個人進入你生命的時候說好了必須是暖融融一團歡喜，他們都攜帶著心碎、愧疚和浪費的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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