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禪與達天通理會晤新考

六世班禪在京朝覲期間，在清中央政府的安排與協(xié)作下進行了眾多的政教交流活動，其中之一便是與漢傳佛教賢首宗代表人物達天通理的會晤交流，二者會晤是清代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此前，筆者曾撰文對此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在基本厘清達天通理生平、漢文史籍對此事件不同記載的基礎(chǔ)上，對會晤過程予以大致還原并分析了其時部分儒家士人對藏傳佛教的認知與態(tài)度。近來，筆者重新譯讀了藏文史籍對此會晤的相關(guān)記載，對此事件又有了一些新思考。在此，筆者以藏文版《六世班禪傳》（即《六世班禪白丹益喜傳》）與《三世章嘉傳》（即《章嘉國師若白多杰傳》）為中心，結(jié)合新發(fā)現(xiàn)的漢文史料對此會晤進行深入考證，以求更全面地接近并還原這一重要事件。

六世班禪像

達天通理生平補正

對于達天通理生平，由際醒撰《敕封闡教禪師塔銘》可知其詳。達天通理（1701-1782），或稱達天、通理，直隸新河趙氏子，早年駐錫岫云寺、香界寺、妙峰山石草精舍、遺光寺，參悟、注釋并講演“法華”、“楞嚴”，在京內(nèi)聲名鵲起。雍正十一年（1733）春，奉旨于圓明園校對《宗鏡》。乾隆十四年（1749）接住嘉興寺，十六年住持香界。另據(jù)《寶通賢首傳燈錄》載：“癸酉春??又蒙莊王舉，授僧錄司副印兼經(jīng)咒館供職?！?，正印秀公示寂，又蒙莊王升授僧錄司正印??庚寅，奉旨照例于圓明園佛樓行走。”由此可知，自乾隆十八年（1753）起，達天通理便奉命在圓明園佛樓從事僧錄司管理之事，至三十一年（1766）升正印之職。其間，二十八年（1763）駐錫并修繕三山庵。三十五年（1770），又獲賜圓明園佛樓行走之職權(quán)。三十一年夏，受皇六子永瑢之邀，任拈花寺住持。三十六年冬，獲賜紫色袈裟。四十五年（1780），與六世班禪會晤后獲賜“闡教禪師”尊號，至此，達天通理確已名冠京城、聲名遠播。

實際上，達天通理是其時賢首宗即華嚴宗的代表人物，其佛法修為尤長于華嚴且著作頗豐，“如《法華指掌》十卷、《楞嚴指掌疏》十一卷、《金剛新眼疏》二卷、《圓覺析義疏》四卷、《五教儀增注》五卷、《普門品別行疏》一卷、《心經(jīng)合釋》一卷、《盂蘭摘要》一卷，并行于世”。不過，與其同時代的著名學者王昶（1725-1806）對其著作持冷靜態(tài)度。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時任江西布政使王昶前往湖南湘鄉(xiāng)辦案途中讀達天通理之《楞嚴指掌疏》，“二十二日，微病。借佛經(jīng)于僧舍，得《楞嚴指掌疏》，蓋拈花寺僧達天（通理）所撰。達公，賢首宗，賜紫，命在清凈地行走。此書精要不如‘長水’，明暢不如‘通議’，該博不如‘蒙鈔’，然亦教下之津梁也”。可見，儒學士人王昶并未人云亦云地夸贊達天通理之《楞嚴指掌疏》，而認為該書無法與北宋長水子璇之《首楞嚴義疏注經(jīng)》、明代憨山德清之《大佛頂首楞嚴經(jīng)通議》、明代錢謙益之《大佛頂首楞嚴經(jīng)疏解蒙鈔》等前朝經(jīng)典相提并論。當然，如今觀之，這種觀點與清代佛教總體呈式微之勢是基本相符的。不過，由王昶所述亦可印證，達天通理在乾隆朝確實赫赫有名，乃賢首宗代表人物。同時，王昶認為其作品亦屬漢傳佛教上乘之作，并將《敕封闡教禪師塔銘》輯入其《湖海文傳》。

達天通理不僅晉升高級僧官之列，還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投身“清字經(jīng)館”，奉旨參與到《清文翻譯全藏經(jīng)》（即“滿文大藏經(jīng)”）編校之中。但需要指出的是，雖達天通理參與校核滿文佛經(jīng)，但不等于其通曉少數(shù)民族語文。據(jù)《清實錄》載：“簡派皇子、大臣于滿洲、蒙古人員內(nèi)擇其通曉翻譯者，將藏經(jīng)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嘉國師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審正進呈，候朕裁定?！逼渲忻餮砸凇皾M洲、蒙古人員內(nèi)擇其通曉翻譯者”，而達天通理不屬此類?！秶[亭續(xù)錄》載“命章嘉國師經(jīng)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梢?，從達天通理的身份、地位、年齡、語言能力等考量，其至多在政教活動之余，偶爾從事滿文佛經(jīng)編譯所資漢文佛經(jīng)底本的選目或校核工作，而在更多時間里，其是協(xié)助章嘉國師從事滿文佛經(jīng)編校的管理工作。同時，筆者此結(jié)論也與《清文翻譯全藏經(jīng)》卷首“名銜”相符，其中寫明：“總校僧人：掌僧錄司印僧臣通理、掌僧錄司印僧臣實寧?！笨梢姡_天通理實際職責為“總?！?，并未參與實際譯經(jīng)工作。此外，若達天通理通曉少數(shù)民族語文，則對此十分難得的高行，其徒眾必然會在其塔銘碑刻或生平傳記中加以記錄和彰顯，但卻未見有關(guān)記載。由此可推定，達天通理并不通曉少數(shù)民族語文。

藏漢史籍對此次會晤的記載

據(jù)筆者目力所及，尚未發(fā)現(xiàn)官方文獻載此會晤，同時，筆者前文參看的《敕封闡教禪師塔銘》及漢譯本《六世班禪傳》、《三世章嘉傳》亦未言及此會晤，因此，筆者曾僅依據(jù)《惜抱軒筆記》、《嘯亭續(xù)錄》、《西域考古錄》、《天咫偶聞》、《新續(xù)高僧傳四集》、《清涼山志》等漢籍所載，對此會晤予以局部還原，但對相關(guān)細節(jié)的分析出現(xiàn)誤判。實際上，近來筆者重新翻譯藏文版《六世班禪傳》、《三世章嘉傳》，發(fā)現(xiàn)二書中明確記載了此事，但此前漢譯本對其中的會晤地點、時間、人物等出現(xiàn)誤譯，同時，這兩種藏文版高僧傳記也未言明與六世班禪會晤的僧侶姓名而僅以“達和尚”替代，但經(jīng)筆者考證，其中所載“達和尚”即達天通理。

（一）藏文史籍所載

首先，據(jù)《六世班禪傳》載，藏歷九月五日，六世班禪在覺生寺與一位“達和尚”及卸任住持進行了會晤。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漢譯本《六世班禪傳》對此次會晤的關(guān)鍵細節(jié)翻譯有誤，故而筆者予以重譯如下：

五日，班禪大師上書皇帝，??爾后，班禪大師一行經(jīng)過西南宮門，拜謁永寧寺（yu-king-si）佛殿并敬獻哈達，如前一般祈福發(fā)愿，然后，大喇嘛設宴并獻禮。之后，抵達覺生寺（jo-zhing-si）即一座和尚寺（hwa-shang-gi-dgon-pa）小駐。只見那里有一口大鐘（cung-chen-po），據(jù)稱，先前，諸擊鐘者若不擊鐘，則心生遭受佛法懲處之虞，空行母之幻身女就會躍入坩堝。那個被經(jīng)常敲擊的大鐘邊沿有梵文蘭札體《般若八千頌》。班禪大師向佛殿等敬獻哈達，如前一般祈福發(fā)愿。之后，班禪大師來到大皇帝曾來寺小憩的佛殿，班禪大師的弟子與隨從、皇子、章嘉活佛、內(nèi)務大臣、隨從仆役等，受到達和尚（taa-hwa-shang）與前任住持二人的虔誠接待。同時，達和尚與前任住持皆為精通佛法的高僧。由章嘉活佛做翻譯，班禪大師向二人詢問了教義部分與戒律部分等諸多難題，二人準確且順暢的應答，令班禪大師十分喜悅，如同聞聽大譯師受命釋疑一般。同時，皇子稱達和尚學識淵博、對答如流，而大皇帝本身也是精通經(jīng)部的大學者?；首訉⑸鲜銮樾畏A告大皇帝。大皇帝即刻傳旨，諭曰：“達和尚爾自小修法，勤奮精進，常為眾僧之師。如今會晤班禪額爾德尼，并聆聽班禪額爾德尼諸多法語。班禪額爾德尼稱爾精通佛法，心生歡喜等情。同時，六阿哥與章嘉呼圖克圖亦稱善。朕心甚悅，特賜爾禪師名號（chan-zhivi-cho-lo），以示褒獎。此情亦令班禪額爾德尼知之?！边_和尚敬獻哈達、二十副銀扣謝恩。班禪大師回贈禮物，并賜供祭佛殿所需白銀、香料等。

對此，1990年漢譯本將永寧寺（yu-king-si）佛殿譯作“宇長壽（yu-kring-sivi）佛殿”，將“覺生寺（jo-zhing-si）即一座和尚寺（hwa-shang-gi-dgon-pa）”譯作“覺香寺（和尚寺）”，將達和尚（taa-hwa-shang）譯作“大和尚”，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將禪師名號（chan-zhivi-cho-lo）譯作“‘謙虛’（chan-zhi）之骰子”，此外，還誤譯六世班禪“從此蒞臨覺香寺（和尚寺）駐錫一日。??次日凌晨，??”實際上，六世班禪當日即返回西黃寺。正是1990年漢譯本對會晤地點、時間、人物等關(guān)鍵細節(jié)的誤譯，給后世還原此事件造成了干擾。

同時，《三世章嘉傳》也記載了六世班禪與一位“達和尚”在覺生寺會晤之事，但也未言明此“達和尚”全名。因1988年漢譯本中對會晤地點等細節(jié)亦翻譯有差，因此，筆者予以重譯如下：

由圓明園抵達和尚寺覺生寺（jo-zheng-zi），此寺前任住持達和尚（taa-hwa-shang）精通佛法，班禪大師向其詢問教義與戒律等諸多難點，和尚對答如流，章嘉活佛為雙方翻譯，班禪大師心生歡喜，對和尚贊賞有加。章嘉活佛與皇六子將此事奏明皇上，龍顏大悅，諭令賜予此和尚禪師名號（chan-zhi-zhes-bsam-gtan-slob-dpon-gyi-cho-lo）。

對此，1988年漢譯本將覺生寺（jo-zheng-zi）譯作“覺醒寺”，又將達和尚（taa-hwa-shang）譯作“大和尚”。

可見，《六世班禪傳》與《三世章嘉傳》對此事件的描述基本相同，其大意為：藏歷九月五日，六世班禪一行先到永寧寺（yu-king-si），后至覺生寺（jo-zhing-si），與達和尚（taa-hwa-shang）及該寺前任住持會晤，由章嘉國師做翻譯，二人就教義、戒律等顯宗問題展開交流，但此過程多是六世班禪提問，達和尚作答，六世班禪對其回答十分滿意，由此，乾隆帝根據(jù)永瑢與章嘉國師所奏，敕封達和尚“禪師”名號。不過，雖然《三世章嘉傳》記載稍略且未言明日期與大鐘等細節(jié)，卻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jié)，即在“章嘉活佛弟子名錄”一節(jié)中提及“達天和尚”，藏文原文寫作taa-then-hwa-shang，由此，筆者認為，此“達和尚”即達天通理。

首先，“達和尚”與“大和尚”是諧音關(guān)系，而taa-hwa-shang應是“達和尚”音轉(zhuǎn)。若如之前兩漢譯本將taa-hwa-shang譯作“大和尚”，亦可將其視為漢傳佛教高僧。但值得注意的是，漢文“達”與“大”二字在藏文中音譯均為taa，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漢文“達賴喇嘛”在《六世班禪傳》中即作taa-lavi-bla-ma。《六世班禪傳》在描述藏歷八月十五日六世班禪政教活動時還有一個明顯例證：“當時，熱河布達拉（zhe-hor-po-taa-la）與大佛寺（taa-phu-zi）、夏拉蘇木（sha-ra-su-mi）??等新修寺院，分別舉行《甘珠爾》誦經(jīng)法會。”其中，布達拉的“達”與大佛寺的“大”，均被藏文寫作taa。因此，漢文“達”可音譯為藏文taa，藏文taa亦可表漢文“達”。同時，《六世班禪傳》中極少提及漢傳佛教僧侶，這說明作者對漢傳佛教僧侶了解不多。另外，《三世章嘉傳》也將此漢傳佛教高僧稱為達和尚（taa-hwa-shang），并將達天和尚寫為taa-then-hwa-shang。其時，章嘉國師與達天通理共編“滿文大藏經(jīng)”，其不可能對達天通理毫無印象甚至不知其名，因此其將達天通理以“達天和尚”之名列入弟子名錄。雖《三世章嘉傳》也非章嘉國師本人執(zhí)筆，但其對僧徒述及此事時將達天通理稱為“達和尚”亦可理解。

其次，根據(jù)《六世班禪傳》中關(guān)于此“達和尚”精通佛理并獲賜禪師名號的記載，亦可確認此“達和尚”即達天通理。一方面，“達和尚”被安排與六世班禪會晤，其必然是京城漢傳佛教界代表人物；同時，“皇子稱達和尚學識淵博、對答如流”，即“達和尚”備受永瑢推崇，結(jié)合永瑢力推達天通理任拈花寺住持一事可知，此“達和尚”應為達天通理。另一方面，《六世班禪傳》載乾隆帝即刻傳旨敕封此“達和尚”“禪師”名號，而《敕封闡教禪師塔銘》曰：“庚子，冬，復蒙旨封闡教禪師，時年八十矣?！蓖瑫r，《寶通賢首傳燈錄》亦載二人會晤后，“帝庸大悅，特蒙圣恩，勅封師為‘闡教禪師’之號。”綜上可知，此“達和尚”正是達天通理。

（二）漢文史籍所載

筆者新近又發(fā)現(xiàn)兩種漢籍載有此事。愛新覺羅·永忠（1735-1793）曾于西黃寺謁見六世班禪，又在六世班禪圓寂次日作詩悼念并在詩注中提及此會晤，這是目前所知漢籍中對此會晤的最早記載：“《敬輓班禪額爾德呢（十一月三日）》：西來勝義未終宣，柔遠親承圣澤偏。高座說經(jīng)空萬法（萬壽寺與闡教禪師說空法），清游隨地了生緣。相看青眼心休矣，一見紅樓氣藹然（余曾于黃寺謁見一次）。風景中華原不惡，好乘福力證金仙?！蓖瑫r，成書于嘉慶九年（1804）的《寶通賢首傳燈錄》載：“四十五年庚子，恭逢皇上七旬萬壽，普天同慶，萬國嵩呼。有班闡厄爾得尼者，西藏圣師也，二萬里來恭惟祝厘，師于萬壽寺會遇，然盤談之際，非譯不通其語，時章嘉灌頂國師，兩相通譯，道契神洽，皆大歡喜，帝庸大悅，特蒙圣恩，勅封師為‘闡教禪師’之號。然賢宗自圭峰后，封賜之典，師為第一人也?！?/p>

會晤事件還原

六世班禪與章嘉國師是此會晤當事人，但二人傳記均為后人編撰，其中難免出現(xiàn)對此事件細節(jié)描述的誤差。同時，另一當事人永瑢的《九思堂詩鈔》、《惺齋詩課》等存世作品也未見相關(guān)記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六世班禪與達天通理會晤一事為真。對于六世班禪與達天通理的這次歷史性會晤，筆者認為應結(jié)合藏、漢、英文等史料進行綜合分析。

（一）會晤前提與緣起

首先，在主觀方面，二者均精通佛理并具備相應的代表性與話語權(quán)。其時，六世班禪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領(lǐng)袖，達天通理則為漢傳佛教賢首宗代言人，二者具備對話的代表性和身份的對等性。其次，在客觀方面，二者均為佛教僧侶，在慈悲利生、抑惡揚善等佛教基本價值觀方面高度一致，這是二者交流的理論前提。同時，乾隆帝具有藏傳佛教信仰而支持此次會晤，幸有既精佛法又通語言的章嘉國師做“通事”，此客觀環(huán)境條件即是二者會晤的技術(shù)前提。對于會晤緣起，《六世班禪傳》等藏文史料并無記載，《嘯亭續(xù)錄》則提供了重要線索，即六世班禪“偶問京中有高僧否，金司空簡以達天對”。由此，在永瑢、金簡等安排下，二者會晤得以展開。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與之后六世班禪朝覲期間的政教活動行程均由清中央政府提前備辦，并提前修飾了六世班禪在京期間駐錫或蒞臨的佛寺，但在清宮檔案有關(guān)修飾京城寺廟名單中卻未見覺生寺。此外，對于乾隆帝的座上賓六世班禪，達天通理非經(jīng)官方安排，是不可能如《惜抱軒筆記》等漢籍所云主動前去拜會論戰(zhàn)的。由此可見，此會晤應是六世班禪忙里偷閑、臨時起意之果。

（二）會晤時間與地點

《六世班禪傳》中明確指出二人會晤日期是藏歷九月五日，即其時漢歷九月初六日。據(jù)《六世班禪傳》載，六世班禪于當天上午離開圓明園后，先到永寧寺拈香、赴宴，之后到達覺生寺。關(guān)于圓明園與覺生寺之間的直線距離，乾隆帝作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覺生寺大鐘歌用沈德潛韻》云：“太清十里渺乎小，日日演梵聞離宮（覺生寺去圓明園二十里）。”基于此二十里距離，再根據(jù)當時交通條件可知，會晤時間是藏歷九月五日即漢歷九月初六日的午后時分。

會晤地點是此事件研究的焦點與難點，筆者認為應為覺生寺。首先，《西域考古錄》所轉(zhuǎn)載的《秋坪新語》與《春明偶錄》之說西黃寺是可以排除的，因為藏、漢、英等史料所載，六世班禪當天日間并未在西黃寺。其次，《延芬室集》、《寶通賢首傳燈錄》、《嘯亭續(xù)錄》等則載為萬壽寺，而《六世班禪傳》與《三世章嘉傳》均記作覺生寺。

對此，當時官方文獻所載應具權(quán)威性。據(jù)永瑢上奏六世班禪行程：“（九月）初六日，瞻拜九州清晏、韶景軒、長春仙館，出西南門，到永寧寺、覺生寺拈香，仍回黃寺?！庇捎诖饲暗臐h譯本《六世班禪傳》對永寧寺出現(xiàn)誤譯，且與漢譯本《三世章嘉傳》均將“覺生寺”誤譯為“覺香寺”、“覺醒寺”，若依此譯文則無法確定會晤地點。實際上，筆者譯文已清晰表明，《六世班禪傳》所載六世班禪行程與永瑢奏折所述完全一致。

同時，《六世班禪傳》描述此寺中有一口大鐘，這一點至關(guān)重要。建成于雍正十二年（1734）的覺生寺，在其時京城尚不屬年代悠久的名寺，其最初為皇家佛寺。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諭令將萬壽寺的永樂大鐘移至覺生寺，從此，大鐘即成為覺生寺標志，其遂被俗稱為“大鐘寺”。而《六世班禪傳》提及六世班禪“來到大皇帝曾來寺小憩的佛殿”，亦與乾隆帝曾來此拈香、祈雨的史實相近，遍覽乾隆帝《御制詩集》可知，乾隆帝以覺生寺為題的詩作有23首，其中多次提及其來往圓明園途中于覺生寺用膳或小憩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游方僧普南吉爾（Purangir Gosain）曾隨六世班禪進京，其在給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口述報告中提及六世班禪在參觀并夜宿圓明園后，“次日早晨，喇嘛前往北京城中一座知名寺院亦是公共寺院參訪，那里懸掛著一口鐘，中國人向本文作者保證，此鐘重達兩萬蒙特（maunds），而且需要一百個人來敲擊。不過，對此還未曾試過，但在召集人們武裝起來抵御外敵入侵和暴亂，或公眾感恩福音或慶祝勝利時才敲響大鐘。喇嘛在此地祈禱了數(shù)小時，然后返回離城很近的住所”?？梢姡漳霞獱柮枋龅倪@座掛有大鐘的寺院就是覺生寺。同時，普南吉爾所言六世班禪當日行程也與《六世班禪傳》、永瑢奏折所載一致。綜上，此會晤地點應是覺生寺。

但是，《延芬室集》、《寶通賢首傳燈錄》、《嘯亭續(xù)錄》等漢籍卻將會晤地點記為萬壽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相關(guān)作者未親身參與事件當中，因而出現(xiàn)信息采集失誤或不對稱；另一方面，也與萬壽寺在其時京城佛寺中的至高地位有關(guān)，萬壽寺是乾隆朝“京師首剎”。乾隆五年（1740）六月，“查得，萬壽寺、拈花寺、柏林寺、覺生寺、法海寺、廣通寺等六寺廟，俱系常住地方，向無粘補修理之例，于雍正年間奉特旨敕建重修且每月官給養(yǎng)贍銀兩，而該廟住持自應料理，是以未議修理”。可見在乾隆朝初期，萬壽寺排名高于覺生寺。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二十四日，總管內(nèi)務府關(guān)于皇太后萬壽節(jié)于京中寺廟誦經(jīng)的奏折中，萬壽寺仍居京城寺廟之首，“萬壽寺唪經(jīng)九日，賢良寺唪經(jīng)九日，覺生寺唪經(jīng)九日，柏林寺唪經(jīng)九日??”可見，萬壽寺為其時京城佛寺翹楚，聲譽較覺生寺要大許多。由此，身居京城的皇族永忠尚且相信二者會晤于萬壽寺，何況他人？此外，若此會晤確在萬壽寺，那永瑢為何在奏折中未言及這座京城名寺？因此，在永瑢等當事人在個人作品中未提及會晤事件，而《六世班禪傳》、《三世章嘉傳》明確記載會晤地點為覺生寺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會晤地點應為覺生寺。

（三）會晤過程

首先，二者會晤過程應為《嘯亭續(xù)錄》所載“互相畏懾，不敢談法，惟問佛事科儀而退”。二者所屬佛教系統(tǒng)不同且初見，類似“佛事科儀”等相對淺顯的問題便會成為二者交流的中心內(nèi)容。其次，二者交流存在語言障礙，這對交流的內(nèi)容維度與時間長度造成影響。對此，《寶通賢首傳燈錄》描述為：“然盤談之際，非譯不通其語，時章嘉灌頂國師，兩相通譯，道契神洽，皆大歡喜”，此說更具合理性。六世班禪不通漢語文，而達天通理亦不通曉藏語文等少數(shù)民族語文，而藏、漢史籍所載對章嘉國師充當翻譯一事也相互印證。同時，六世班禪活動日程緊密，而當時達天通理八十歲、章嘉國師六十四歲，加之翻譯耗時，因此，會晤時間不會很長，交流也應淺嘗輒止。對此，有學者望文生義地認為達天通理一直負責藏文?？狈g，甚至臆想二者交談內(nèi)容之一是正在進行的漢藏經(jīng)文翻譯工作。這種觀點無疑與《六世班禪傳》所載相差甚遠。

（四）會晤成果

會晤成果應是完成六世班禪主導的官方臨時安排的一次禮節(jié)性會晤，若大談會晤的意義與影響則屬主觀臆斷與故意闡發(fā)。不過，會晤的直接成果是達天通理獲賜“闡教禪師”尊號。據(jù)藏文史料所述，永瑢與章嘉將會晤情形尤其是達天通理獲六世班禪贊賞情形上奏，達天通理因此獲賜“闡教禪師”。同時，在漢文史料中，據(jù)竹影書屋藏本《延芬室集》載愛新覺羅·永忠《達天和尚（通理）八十壽詩》之按語稱：“是歲，因后藏班禪呼圖克圖來朝，言西藏夙聞達天之名，乃勅封為‘闡教禪師’，賜紫，住拈花寺”。此亦佐證達天通理獲賜尊號與此會晤直接相關(guān)。

但《六世班禪傳》、《三世章嘉傳》等藏文傳記對達天通理獲賜“闡教禪師”尊號的時間也存偏差。從時間與程序分析，“大皇帝即刻傳旨稱贊達天通理，并敕封禪師名號”不可能在會晤當場完成，除非永瑢等提前備好諭旨。另，愛新覺羅·永忠曾于當年作詩《十月十六日陪侍皇六子過拈花寺賀勅封闡教禪師（通理）即用壁間夢堂相國元韻（二首）》，可知達天通理獲賜此號應在十月十六日之前。對此確切時間，此前學界尚未揭示。筆者在《乾隆朝上諭檔》中發(fā)現(xiàn)了這一具體時間。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二十七日有以下諭旨：

奴才福隆安遵旨查僧人封為禪師舊例。據(jù)禮部查稱，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有僧人超盛，奉旨封“無閡永覺禪師”，照例交內(nèi)閣繕寫勅書一道，本部鑄造“無閡永覺禪師”銀印一顆賞給，等語。今奉旨勅封僧人通理，其應封何項字樣，謹擬寫諭旨進呈，伏候欽定。俟發(fā)下交內(nèi)閣、禮部照例辦理，謹奏。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旨：

僧人通理著封為“闡教禪師”，照例賞給勅書、印信，欽此。

可見，達天通理獲賜“闡教禪師”尊號的具體日期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二十七日。當然，藏文史籍所載達天通理在會晤中表現(xiàn)優(yōu)異并獲此殊榮也是合理可信的。

（本文首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2期，原題為《大使廳西壁壁畫研究綜述》，作者柳森（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