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庚子農(nóng)歷冬至前夕辭世的翁萬戈先生是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五世孫，其書畫收藏基本來自翁同龢的舊藏。翁老廿年前將“上圖”視為自家隱秘海外半個多世紀善本古籍轉(zhuǎn)藏理想歸宿；2018年百歲壽辰之際又將珍藏明沈周《臨戴進謝安東山圖》、清“四王”之一王原祁《杜甫詩意圖》兩軸捐贈上博。惟其承讓“修內(nèi)司本”《閣帖》，向未公之于世而鮮為人知，特別耐人尋味。
翁氏舊藏淳熙十二年（1185）奉旨摹刻修內(nèi)司本《閣帖》堪稱繼北宋淳化年間內(nèi)府刊刻《閣帖》后，唯一明確南宋淳熙年間奉旨模勒上石的南宋御刻《閣帖》，它既保持帖宗本色，又碩果僅存，流傳有緒，堪稱海內(nèi)唯一，舉世無雙；特別是其每卷后保留相當于唯一效法北宋祖本尾款，署明南宋官署奉圣旨摹刻上石的款署“驗證碼”，是為其“皇家血統(tǒng)”官刻帖的不二標簽。
庚子農(nóng)歷冬至前夕，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五世孫、社會活動家、旅美文物鑒藏家、華美協(xié)進社前主席翁萬戈先生，在美東萊溪寓所翩然駕鶴，遽歸道山，我遵當軸囑起草唁電中，有“感恩遙念，追思如縷；此間學(xué)人咸軫，緬懷同深”等語；代擬挽聯(lián)一副謹表哀忱則云：虞嶺泖峰并峙，見證鑒藏偉業(yè)；萊溪黃浦同波，述說貢獻恩澤。藉此追悼翁老將家傳文物海歸奉獻桑梓的無量功德，包括秘不示人卻割愛“上博”絕世孤本南宋“修內(nèi)司”刻全帙《淳化閣帖》的慷慨豪舉。
翁萬戈先生
翁老廿年前將“上圖”視為自家隱秘海外半個多世紀善本古籍轉(zhuǎn)藏理想歸宿；2018年百歲壽辰之際又將珍藏明沈周《臨戴進謝安東山圖》、清“四王”之一王原祁《杜甫詩意圖》兩軸捐贈上博。次年9月此間為此專門舉辦“萊溪華寶——翁氏家族舊藏繪畫展”致敬，展出上述兩幅高頭立軸，及2016年征集自翁氏南宋梁楷《白描道君像圖》卷共三件翁氏藏品眾所周知。惟其承讓“修內(nèi)司本”《閣帖》，向未公之于世而鮮為人知，特別耐人尋味。因該帖系筆者于2003年“最善本”花落上博后，次年6月22日遵汪慶正館長囑，行文落實入藏手續(xù)當事人與稍后爬梳整理者，茲將先睹為快獨具南宋“皇家血統(tǒng)”該善本披露以饗同好。
“修內(nèi)司本”《閣帖》
翁氏舊藏淳熙十二年（1185）奉旨摹刻修內(nèi)司本《閣帖》，每卷尾款跟南宋曹士冕《法帖譜系》最早記載“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guī)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nèi)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一致?？胺Q繼北宋淳化年間內(nèi)府刊刻《閣帖》后，唯一明確南宋淳熙年間奉旨模勒上石的南宋御刻《閣帖》。
“修內(nèi)司本”《閣帖》卷尾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nèi)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
1987年，“朵云軒”碑帖行家王壯弘《帖學(xué)舉要》提及《淳熙“修內(nèi)史本”》“亦名《淳熙秘閣前帖》，十卷。淳熙間奉旨以《淳化》原本翻刻（個別字略有改動），置禁中。卷尾楷書題‘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廿五日修內(nèi)史恭奉圣旨摹勒上石’，行次、卷數(shù)與《淳化》皆同，見坊間尾刻本作‘九月’?！?003年，上圖碑帖專家仲威等撰著《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橫談》，介紹《淳熙“修內(nèi)史本”》觀點幾同。
2002年，北京刻帖專家王靖憲發(fā)表于《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上的《〈淳化閣帖〉概述》，在《〈淳化閣帖〉的翻刻》一、宋代《淳熙“修內(nèi)司本”》章節(jié)，引錄《法帖譜系》記述后云：按清孫承澤《閑者軒帖考》、清王澍《古今法帖考》，“均云未見刻本。民國間上海有正書局出版《宋拓淳化閣帖》十卷，此帖為清李宗瀚收藏，有萬歷丙午（一六O六年）河陽潘祖純跋，謂：‘此帖當是《修內(nèi)司本》?！颂砗鬅o楷書淳熙修內(nèi)司題記，非修內(nèi)司刻本可知。”由此表明后世學(xué)者多無緣目鑒翁氏舊藏修內(nèi)司本《閣帖》。
因尾款除《法帖譜系》著錄在先，翁氏藏拓分明亦顯示“二月十五日”而非“二月廿五日”。至于“修內(nèi)司”本系宋室掌管皇宮、太廟修繕事務(wù)官署，真、偽本均不曾作“修內(nèi)史”。據(jù)此反映作為南宋皇家刊刻《閣帖》，淳熙修內(nèi)司本史上傳拓流播相當有限，非等閑之輩有幸品鑒，更非輕而易舉能夠獲取收藏，因而造成歷代刻帖研究者就其多只聞其聲而不得要領(lǐng)，廬山真面目渺不可識。像晚近嶺南著名帖學(xué)家容庚編著帖學(xué)史著作《叢帖目》就未載錄修內(nèi)司本；北京琉璃廠“慶云堂”碑帖鋪主、碑帖研究名家張彥生經(jīng)驗之談的《善本碑帖錄》第四卷《宋元明刻叢帖》，道及“在上海許翰卿家藏《淳化》全帖十卷，有明萬歷丙午（卅四年，1606）六月潘祖純題跋，為‘修內(nèi)司本’。……此本現(xiàn)或藏上海博物館”則明顯有誤。因盤點考索不難判別今上博原李宗瀚、許翰卿遞藏《閣帖》十卷本歸屬另一南宋翻刻系統(tǒng)，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該系統(tǒng)另立，跟修內(nèi)司本渾然無關(guān)。最明顯的鑒別區(qū)分征候，是懋勤殿本（即上博許翰卿舊藏“潘祖純本”）每卷尾款一仍北宋《閣帖》作篆書：淳化三年壬辰歲（992）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并非上述修內(nèi)司本尾款楷書南宋年號。據(jù)此足以斷言張彥生也未曾鑒賞過翁氏束之高閣修內(nèi)司本。
這其實也可以理解。傳世修內(nèi)司本為晚清帝師翁同龢入藏，家傳為其嗣裔翁萬戈先生繼承，并于1948年攜往海外，長期深藏若虛，不為世人所曉。直到2003年最善本翩然海歸上博，引發(fā)《閣帖》研究熱潮后，修內(nèi)司本這一藏之域外孤本，才重新進入研究者尋覓視野而浮現(xiàn)水面。率先將其起底打撈出水的，是原朵云軒碑帖專家馬成名，他在2002年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舉辦“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學(xué)術(shù)研討會”后出版論文集，發(fā)表《有關(guān)〈淳化閣帖〉點滴》指正《善本碑帖錄》張冠李戴謬誤后透露：“至于‘修內(nèi)司本’，所知目前傳世有一套全十冊，為美國‘萊溪居’主人翁萬戈先生收藏，該帖乃明邵僧彌所藏，后歸鐵保。有無錫華云補菴、長洲文從簡、大興翁方綱、梅庵鐵保和翁同龢等人題跋?！?/p>
不僅如此，馬先生2014年6月出版《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對翁氏舊藏修內(nèi)司本呈現(xiàn)所有信息，又作了近乎“地毯式”翔實、全面搜羅和鋪陳介紹，包括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1213—1275），元初鑒藏家王芝（生卒年不詳），明中期“吳門四家”之一文徵明（1470—1559）、官至南京刑部郎中華云（1488—1560），明末清初“畫中九友”之一邵彌（生卒年不詳），清中期工書的兩江總督鐵保（1752—1824）、金石學(xué)家翁方綱（1733—1818），清晚期同治、光緒兩朝帝師、書法家翁同龢（1830—1904）、何天衢（生平事跡與生卒年不詳）和現(xiàn)當代翁萬戈（1918—2020）諸位鑒藏??；翁方綱三跋、翁同龢補錄翁方綱題詩、題跋共兩則；華云與明末清初書畫家、文徵明曾孫文從簡（1574—1648）、鐵保各一跋，均被一網(wǎng)打盡，如數(shù)過錄在案，為帖學(xué)界報告了修內(nèi)司本尚存世間學(xué)術(shù)佳音，徹底揭開其與世暌違神秘面紗，由此有關(guān)該帖進一步梳理被提上學(xué)術(shù)探討議程。
首先，從該本南宋賈似道、元王芝和明中期文徵明、華云，明晚期邵彌等留存鑒藏印記，尤其南宋末年奸相賈似道鈐押“封”字鑒藏印時代性認證分析，該帖刊刻真實性由原先僅見文本載錄虛無性，頓時上升到拓本實物與同時代人鑒藏見證雙重印證高度。換言之，種種跡象匯集充分證實翁氏舊藏修內(nèi)司本完全具備出自南宋中期淳熙年間官刻本的可能性。
其次，咀嚼存見修內(nèi)司本間明清藏家和帖學(xué)家題跋，特別是清金石刻帖研究大家翁方綱多則題跋能夠發(fā)現(xiàn)，他經(jīng)過長期系統(tǒng)?？眰魇馈堕w帖》版本得出的印象，相當傾向于修內(nèi)司本乃明末萬歷四十三年（1615）第八代肅藩王，謚封肅憲王朱紳堯及其嫡長子，也是末代肅王朱識鋐先后歷時七年刊刻于甘肅蘭州《閣帖》“肅府本”的底本。且看下列翁方綱就此論斷詳盡解析，以及通過比對考察后就此探索發(fā)現(xiàn)發(fā)表的不無自得自題詩。
此第九卷《昨遂不奉帖》，山谷（書壇北宋“四家”之一黃庭堅）謂有秦漢篆意，正取其用筆之圓渾。即如首廿字之右直，亦以半缺處想象古意，而《肅本》已不可見矣?！跺a大佳帖》柳下惠語，本《淮南子》?！傲笔恰跋隆弊?，其上一筆微帶彎意，而《肅本》意作“六”字矣。又卷末《諸舍帖》“塞仰”下與前行相連是一帖，《肅本》脫失之。王若林（清代書法家王澍）遂謂前后是二帖，亦因執(zhí)《肅刻》而誤。此“修內(nèi)司本”有之，正與內(nèi)府所藏《淳化》初拓本及《大觀》本相合。此《修內(nèi)司帖》十卷，足訂正《肅本》非一處，而此卷尤為有益，不特氣味淳古勝之也。
淳熙《修內(nèi)司帖》十卷。王子慶（元王芝）、邵僧彌所舊藏也?！翊颂?，歸于冶亭尚書梅菴（清代書法家鐵保）秘笈，以示北平翁方綱，既為審定，詳識于卷內(nèi)，復(fù)系以小詩?！澜駛髡呶睹C刻》，《肅刻》祖禰誰區(qū)分。今傳或非肅之舊，后先摹補費與陳。我嘗審研第九卷，南渡后每滋異聞。《修內(nèi)司刻》肅所祖，九卷正復(fù)無歧紛。大令《昨遂不奉帖》，涪翁秦漢篆勢云。又如細楷列御寇，鑒家那識蕭子云。此皆中鋒一當百，羊薄所向山陰津?！舱l儕“長”字印，王子慶篆鈐猶新?！咭税偃f《肅本》上，自今且莫查詩論?！螒c十八年（1813）癸酉秋八月十有二日，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清金石刻帖研究大家翁方綱題跋
此十卷，是邵僧彌藏本，有無錫華云跋，長洲文從簡跋，有賈似道“長”字印，王芝子慶印，紙墨亦出宋拓，無可疑者。然此本實與明肅藩所刻相同，惟第九卷出入較多，則以《肅刻》第九卷之別是一本耳?！w其所自出之本，即是《肅刻》所自出之本。而此刻豐腴古厚，十倍勝之，則南宋刻工與明朝刻工，懸絕可知也。且又因以見《肅刻本》之可信，然而《肅刻》雖遠遜此，抑又尚有一二筆勝此者，善鑒者其可忽諸。
準以肅州初拓卷，訝似一石同摹然?！疚醺ψ窏椖究?，舊聞已近二百年。（淳化壬辰至淳熙乙巳一百九十三年。）……箬林苦泥第九卷，賴此祖本居其前。（《肅帖》所刻第九卷別一本也，此足正之。）自余摹勒互同異，重儓誰與評差肩。一藝問津艱若此，何況傳注承拘牽。取冠吾齋《肅帖》考，儼若鐘律筍簴懸?！?/p>
非但如此，翁方綱在其《蘇齋題跋》中，還針對《肅府刻〈淳化閣帖〉初拓本》（南海葉氏藏帖凡十冊，肅府原跋刻本一冊），撰有更為嚴謹校帖隨筆。這一工作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歷經(jīng)四十九年（1784）八月、十月，五十一年（1786）三月，嘉慶五年（1800）十一月，前后差不多耗時十八年之久，經(jīng)反復(fù)互校多版本不懈努力，又積十三年時間沉淀思考，到嘉慶十八年（1813）八月再“以邵瓜疇（邵彌）舊藏淳熙‘修內(nèi)司帖’十卷，細對‘肅刻本’”，展開了更為認真細致，近乎嚴絲合縫，纖毫畢爽諦審比較，終于就修內(nèi)司本疑似肅府本祖本定論，有了全新認知與清晰界定。
進入21世紀初，隨著上博購置《閣帖》最善本并舉辦展覽、研討等系列活動整體打包推介，本鮮為人追究驗證《閣帖》版本比勘考訂，進入史上嶄新深層次發(fā)掘探討時期，相關(guān)最新研究成果紛紛面世而推陳出新。尤其所有研究均采取從傳世《閣帖》書法具體筆畫、行次等細微個案著手，進行由形式到內(nèi)容微妙異同變化的羅列對比法，為繼其嚴格排比互校，有幸進入翁氏舊藏修內(nèi)司本整理研究工作打開方便之門，開啟捷徑通道。筆者相關(guān)爬梳厘定，也相應(yīng)變得有案可循而暢通便捷許多。
綜上校帖，筆者原則同意翁方綱學(xué)術(shù)裁決，即修內(nèi)司本可視為明末肅府本取法藍本之一。事實上，汪慶正先生當年推敲《閣帖》版本系統(tǒng)時，在“存世《淳化閣帖》過目一覽表”最右邊，曾列出肅府本上溯源頭作：祖本已消失；而把明其他翻刻《閣帖》源頭歸納為“國子監(jiān)本”和“泉州本”系統(tǒng)這兩大類。那么，綜合以上排比，是否能將汪先生當年尚不及深入對標的翁氏舊藏修內(nèi)司本，就確認為明末肅府本重點取法的底本呢？筆者認同此裁判結(jié)果。這除了有翁方綱考訂題跋、題詩在前佐證，此間繼諸家后再提供一重之前學(xué)人不曾留意校帖心得收獲，即第七卷王羲之《皇象帖》間“勿三（實系“忘”字）”的“三”字筆畫，國子監(jiān)本、泉州本、肅府本跟修內(nèi)司本最為神似，而與其他版本則均相去甚遠一望而知。
“存世《淳化閣帖》過目一覽表”
另外，《諸家古法帖五》卷首起“蒼頡書《戊己帖》”、“夏禹書《出令帖》”、“魯司寇仲尼書《延陵帖》”、“史籀書《敡州帖》”到“秦丞相李斯書《田疇帖》”篆書每字出鋒，特別豎筆末尾出鋒，國子監(jiān)本、修內(nèi)司本、泉州本和肅府本均為圓潤鈍筆；惟懋勤殿本（即潘祖純本）則呈尖銳狀筆鋒，蒼頡、夏禹、史籀書三帖尤為明顯。這些鑒定考據(jù)要點，均可被視作彼此隸屬關(guān)系歸類的旁證依據(jù)。
《諸家古法帖五》卷首起“蒼頡書《戊己帖》”
據(jù)仲威等《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橫談》附錄《〈淳化閣帖〉版本異同匯要》，尹一梅主編《懋勤殿本〈淳化閣帖〉》（下）所附《不同版本〈淳化閣帖〉文字對比》等，筆者主張翁氏舊藏修內(nèi)司本，應(yīng)被認定為繼北宋最善本后南宋皇室刊刻最善本和傳世孤本，它和北宋最善本、南宋國子監(jiān)本和泉州本一起，共同構(gòu)成為明末肅府本刊刻主持者——肅藩王參考借鑒的底本之一。由于上博藏海歸祖刻最善本傳世僅見四本已不盡完備完整。國子監(jiān)本雖上圖存有第九卷一冊，不過，另外九卷均孤懸美國佛利爾美術(shù)館，基本成為海外遺珠。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與上博藏潘祖純本，在就《閣帖》內(nèi)容和書法取舍訂正上自我發(fā)揮成分較多；雖主持者或刻工善書，或能理解書法運筆可知。但其大刀闊斧地從形式到內(nèi)容斧正古帖，已失去追摹古刻翻刻意義，效果完美理想與否，仁智互見。就行草書傳習而言，許不無示范積極意義；但從版本價值上評估，卻未免失之“進步”而走樣偏頗了。
至于上圖藏宋拓《閣帖》泉州本，同樣不無摹刻筆畫脫漏、數(shù)字誤衍、刻工溢刀和第八卷卷首標題不嚴格按照行楷書通行本位置而擅以草書移位等粗枝大葉失誤；而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藏《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僅殘存三卷，且存帖量約僅占三卷總數(shù)四成多，三卷卷首標題、卷尾署款均失無存，包括卷七《皇象帖》等約六成多刻帖缺失，殘缺情況嚴重，近乎僅及三卷原本總數(shù)零頭，已不具備跟其他版本完整比對的對等基礎(chǔ)、條件與資格。
其實《閣帖》北宋祖刻因始于初創(chuàng)，從選取內(nèi)容、謀篇布局到上石刻工等均非盡善盡美，因而常為后世帖學(xué)界詬病，這由其選擇上古偽帖、編輯接續(xù)錯誤、刊刻筆畫遺漏乃至一帖重復(fù)兩刻等謬誤可見一斑，不一而足。但這些弊病與不足，恰恰體現(xiàn)出問世之初早期《閣帖》版本體系的真實性。而繼祖本后各翻刻本主持者，顯然或多或少陸續(xù)注意到上述疏漏問題，有的采取一仍古刻追摹之道，而有的則試圖予以微調(diào)、修訂和改正。這些不同舉措，取決于主持者是本著嚴格遵循拷貝復(fù)制古帖紋絲不動，盡還舊觀意愿，還是在保持尊重古刻面貌基礎(chǔ)上，對不盡合理形式與內(nèi)容加以一定程度乃至全方位修正。后者不光需具備帖學(xué)專業(yè)知識素養(yǎng)，還要有相當水準書法基礎(chǔ)尤其行草書功底，才敢于不因技癢就對之前版本中存在差錯訛誤進行毫不留情修繕改定，難度可想而知。懋勤殿本和泉州本主持人或刻工無疑進行過這方面嘗試。前者明顯用功甚勤，技藝高超，不露斧鑿痕跡，改訂得天衣無縫；而后者仿佛也花費不少心思，但在考訂補闕方面力度不及前者，甚至反而釀成不少新失誤，如卷六《月半帖》“王羲之再拜”“拜”字左下部溢刀；卷九《諸舍帖》脫漏后三行即然，這些現(xiàn)象均始見于泉州本。
當然，《諸舍帖》脫落三行情況實際上并非泉州本僅見，之后肅府本亦然。因此，筆者主張后者很可能就第九卷選取是以泉州本為底本的；否則，不應(yīng)當在《諸舍帖》缺失面目上何其相似乃爾。因為修內(nèi)司本《諸舍帖》內(nèi)容分明保持完整無缺，并無遺漏后三行；加之卷首帖目僅為“晉王獻之”四字，非通行本“晉王獻之一”五字，遂不為肅府本選作底本。而審視彼此《諸舍帖》缺后三行高度一致性，肅府本卷九背后的泉州本底色，未免就端倪可察起來了；啟功先生就明確認為是用《泉帖》補配的。也因此，筆者主張肅府本不僅僅如翁方綱所認為的以修內(nèi)司本為藍本，它顯然還參考了包括泉州本在內(nèi)的其他兩宋善本《閣帖》。
泉州本一般被視為南宋莊夏摹刻，明陳懋仁《泉南雜志》卷上載：
《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驚怖，發(fā)之，卽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眞跡。余按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后莊少師氏，復(fù)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眞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后以其半質(zhì)錢于族，秘匿不返，至于構(gòu)訟。于是各飜木刻足之，分為兩部，今所傳者，旣非宋遺，而莊模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憲副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其寶之，甚為難得，欲得莊刻之全，與蔡之所藏，必求數(shù)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莊少師者，不知何名，考泉郡志，有莊夏者，登淳熙八年進士，歷官侍郎，封永春縣開國男，卒贈少師，有文名，他莊無仕少師者，故知是帖復(fù)摹，乃莊夏也。
關(guān)于莊夏其人其事，《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列傳第一百五十四有傳可稽。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zāi)，為旱蝗。愿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后宮戚里、內(nèi)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shù)也?！?/p>
召為太學(xué)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jié)，詔墨未干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jié)，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jiān)、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為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quán)直學(xué)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荊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p>
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zhàn)守不成，而規(guī)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于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侄若壻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鄙显唬骸氨渥拥芘c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背渴汤?、煥章閣待制，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據(jù)上本傳敘述可知有關(guān)泉州本刊自莊夏說，也無非后人推測而并無實證。當然，綜合莊夏史跡生平，他因詔為太學(xué)博士，遷國子博士，又遷軍器監(jiān)太府少卿等職，似乎職位跟國子監(jiān)和修內(nèi)司事務(w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牽扯，也不無存在他利用職務(wù)之便，獲取外人無法獲取的南渡后分別兩度刊刻的國子監(jiān)本或修內(nèi)司本可能。鑒于莊夏嘉定十年（1217）卒前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因而他如果回泉州后，以之前覓得的國子監(jiān)本或修內(nèi)司本翻刻為泉州本的時間，應(yīng)當在他去世的嘉定十年前，這跟元末明初松江曹昭編撰、景泰間（1450—1456）江西吉水王佐增補《新增格古要論》卷三《泉帖》（后增）所云的時間大抵前后銜接吻合：
以淳化法帖，翻刻于泉州郡庠。（王）佐生也后，無以考究模手。洪武四年辛亥（1371），知府古任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序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見矣。
不過，如上推論成立，泉州本在南宋后期似乎并不如人們想象的影響那么出名，至少曹士冕《法帖譜系》和曾宏父《石刻鋪敘》都不曾記錄在案。案，曹士冕乃曹彥約（1157—1228）之子，生卒年不詳；曾宏父，生卒年亦不詳，理宗淳祐間（1241—1252）在江西吉安創(chuàng)設(shè)鳳山書院。所以，如若泉州本真是莊夏刻于他生前泉州，就算去世那年（1217）；那么，到距曹、曾二人分別編寫《法帖譜系》和《石刻鋪敘》的約二十多年后，即大約淳祐年間，泉州本尚不為人所曉，證明當初它在外界影響事實上非常有限而并不為人所重視。泉州本引起世間關(guān)注，該是明初洪武以后的事。這跟啟功先生1975年作《明拓泉州本〈閣帖〉跋》時指出：“北宋時泉州有《閣帖》摹本，殆出市舶司所刻，其石南宋時在郡庠中，嘉定間，莊夏以舊石殘損而重摹之。明初洪武間，常性增刻釋文，此后翻本益多，有四十二泉之目，以其底本得真，故雖一再翻摹，而筆勢風神，依稀尚在”觀點頗相接近。而啟老將宋刻泉州本幾乎提升到海上絲綢之路高度，雖也不過大膽假設(shè)推測，卻不無見地與啟發(fā)。只是泉州本是否有北宋摹本，恐怕早已渺不可尋，同樣不具備追根究蒂小心求證基礎(chǔ)了。
至于上述陳懋仁《泉南雜志》謂泉州本系“宋季南狩，遺于泉州”說，則相當可疑且?guī)в袕娏也淮_定性。清倪濤《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六援引明趙靈均《寒山金石林》之《何莊淳化帖記聞》載：
……昔宋季南遷，金人追迫戹于泉州，舟車狼籍，所負而趨者，珠玉繒帛，所委而溺者，研材碑板耳。厥后識者，間取鐫摹，不下千萬，即世所稱“泉州本”是也。此以眞贗最多，魚目夜光，說如聚訟，由此而勝國湮沒莫顯……
咀嚼以上兩說語境，出自道聽途說而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顯而易見，不言而喻。如上所述，南宋皇室官刻《閣帖》，有案可查惟修內(nèi)司本一種，國子監(jiān)本恐怕只能算半官方本。倘若泉州本真如上所云也為宋內(nèi)府帖石，并為宋端宗趙昰因受蒙元所迫南逃時攜來泉州，應(yīng)該必為這兩本具有官方色彩刻石之一無疑；但泉州本跟該兩本體系明顯不合，只可能是以此兩本為據(jù)的翻刻本。何況宋帝南狩，乃元蒙兵臨城下使然，跟金兵毫無瓜葛；況且攜帶跟抵御元軍作戰(zhàn)毫無關(guān)聯(lián)如此規(guī)模帖石輜重負擔南奔可能性也根本不存在。
歷史真相是，德祐元年（1275）二月，元初名臣伯顏（1236—1295）攻克南宋都城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wèi)軍?！比?，伯顏虜宋全太后、謝太后和宋恭帝趙顯等北歸。此前，“大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昰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昺為廣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五月，益王趙昰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時在1276年，是為宋端宗。但播遷入閩小朝廷立足未穩(wěn)，十一月，元軍逼近福州，宋室被迫起駕繼續(xù)流亡。“乙巳，昰入海。癸丑，大軍至福安府，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昰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初，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杰不可?；騽袷澜芰魤鄹?，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杰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挛斐?，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蓖拢纤蝺?nèi)府原藏經(jīng)籍圖書書畫等物被運往元大都秘書監(jiān)入藏。
據(jù)上史實可知，南宋末年趙宋王朝氣數(shù)已盡，大勢已去，小皇帝漂泊閩廣時期充滿血雨腥風，根本沒有可能顧及《閣帖》刻石可想而知。景炎三年（1278）四月，宋端宗在數(shù)度逃難的亡命天涯驚恐萬狀中得病而亡，文臣陸秀夫等擁立衛(wèi)王昺，年八歲，是為宋末帝。五月，改元祥興。六月，遷居崖山（今廣東新會）。次年（1279）二月，蒙元大軍壓境，南宋朝野寡不敵眾，大敵當前，陸秀夫抱幼帝昺投海，南宋江山被蒙元軍隊自北而南趕盡殺絕，徹底覆亡。由此王朝興替動態(tài)走向辨析，泉州本為莊夏翻刻于泉州可能性最大；而所謂隨宋端宗自臨安南奔時攜出，最終丟棄遺留帖石于泉州，遂為泉州本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綜上所述，上博翁氏舊藏南宋淳熙修內(nèi)司本《閣帖》，隸屬于北宋以來皇室宮廷刊刻系統(tǒng)真正嫡傳正脈。它既保持帖宗本色，又碩果僅存，流傳有緒，堪稱海內(nèi)唯一，舉世無雙；特別是其每卷后保留相當于唯一效法北宋祖本尾款，署明南宋官署奉圣旨摹刻上石的款署“驗證碼”，是為其“皇家血統(tǒng)”官刻帖的不二標簽。而根據(jù)上述論證得出的結(jié)論，足以就傳世宋代《閣帖》體系拓本，按傳承時代早晚作出的如下排列：時代最早名列第一為上博藏北宋祖刻最善本第六、七、八共三卷；其次為美國佛利爾美術(shù)館藏九冊和上圖藏第九卷的南宋紹興年間官方依照御府珍藏北宋祖本翻刻的全套國子監(jiān)本；第三即為本文重點討論的上博翁氏舊藏南宋淳熙年間皇室宮廷依照御府珍藏北宋祖本翻刻的全套修內(nèi)司本，它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其時以假銀錠紋冒充祖刻的以上國子監(jiān)本充斥市場以假亂真，混淆視聽惑人而為杜絕后患，以正視聽，撥亂反正刊刻僅供內(nèi)部流通，故而世間存量極少，相當罕見珍貴；再次為疑似南宋民間高手修訂翻刻全套，后入藏清宮，由北京故宮博物院遞藏的懋勤殿本和上博藏潘祖純本；最后是上圖、國博、上博和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藏或全帙或零散相傳刊刻于南宋后期泉州本。泉州本許是刻于國運衰微又遠離偏安都城杭州的海濱貿(mào)易商都泉州，雖底本精良，但刻工拙劣，因而差錯舛誤難免。而明代翻刻《閣帖》，以肅藩王翻刻于蘭州的肅府本最得各宋刻本精髓，這無疑跟明肅藩王具備收藏多種傳世善本《閣帖》的優(yōu)厚條件有關(guān)，加之得吳門良工溫如玉、張應(yīng)召助一臂之力，前后歷時七年才完工，因而成為明代上佳《閣帖》翻刻本。
《淳化閣帖》展出現(xiàn)場
遙想十多年前，汪慶正先生為北宋《淳化閣帖》最善本回歸嘔心瀝血在先，翁萬戈先生則為其家藏南宋孤本《淳熙閣帖》修內(nèi)司本回歸慷慨無私隨后。如今兩先生先后回歸天國，特別今年系汪先生九十華誕，故謹以這篇粗淺研究心得，聊寄在下對兩位前輩學(xué)者無盡緬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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