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通庵路190號的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外觀。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賴鑫琳 圖
2月11日，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迎來了自己的120周歲生日。
縱觀近代中國文化史，商務印書館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里程碑。商務印書館現(xiàn)在以《新華字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工具書，《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等譯作站在出版界橋頭。而在百年前，中國的現(xiàn)代出版業(yè)也正是由此開端。
11日上午， 以商務印書館120年歷史為主題的“起步——中國現(xiàn)代出版”專題展在上海天通庵路190號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開幕。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總經理于殿利、商務印書館前掌門人張元濟之孫張人鳳、上海史專家熊月之、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等人參加了開幕式。
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觀眾在專題展上參觀商務印書館名人墻。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賴鑫琳 圖
第五印刷所是商務印書館上海僅存遺址
1897年2月11日（農歷正月初十），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業(yè)于上海。
第五印刷所是商務印書館目前在上海僅存的遺址。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入侵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五所印刷所及附屬出版機構都被日軍飛機炸毀，在遠東煊赫一時的東方印書館也被日本浪人縱火焚毀。三十余年積累一朝成灰。
毀于“一·二八”事件中的商務印書館的五所印刷所及附屬出版機構。
其后商務印書館提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口號，開始一系列的復興活動。8月1日復業(yè)，實行日出新書一種。但此后隨著日軍全面入侵，商務印書館出版環(huán)境日漸變差，總部輾轉于香港、重慶等地。到新中國成立之后，1954年商務印書館實行公私合營，總部遷往北京，只有第五印刷所還留在上海繼續(xù)印刷圖書的業(yè)務，此后日漸沒落。
據澎湃新聞記者了解，第五印刷所作為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建至興盛的見證之地，此后將開辟為相關紀念館。
開幕式上，張人鳳向靜安區(qū)捐贈自己撰寫的有關商務印書館研究專著等共計30本。十分珍貴的是，上面除了張人鳳本人簽名外，還蓋有張元濟先生生前用印。許多商務老員工也出現(xiàn)在活動現(xiàn)場，共慶商務印書館120年紀念。
中國現(xiàn)代出版的開端
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人
1897年，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四人在上海以不到4000銀元資本租下三間小屋，買下兩臺印刷機，創(chuàng)辦了生產設備極其簡陋的印刷企業(yè)，前期以承印商業(yè)小冊子和圖書為主，自己并不編輯出版圖書，因而取名“商務印書館”。當時誰也想不到這個簡陋的印書館將成為中國現(xiàn)代出版的開端。
“在上海，我們率先出版外文書籍，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當時代表世界人類最先進的思想潮流的《天演論》，還翻譯出版反映社會風范的《茶花女》，不僅出版圖書，還出版期刊雜志。1904年創(chuàng)刊的《東方雜志》，到現(xiàn)在為止都是中國影響最大的，在當今中國擁有上萬期刊的情況下，沒有一本雜志可以與當年的《東方雜志》相比。1909年創(chuàng)刊的《教育雜志》，1910年創(chuàng)刊的《小說月報》，1911年創(chuàng)刊的《少女雜志》和以后相繼創(chuàng)刊100余種雜志，他們構成了商務印書館，構成了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于殿利在開幕式上回顧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每一樁幾乎都在中國出版史甚至是教育史上留下了印記。
1904年創(chuàng)刊的《東方雜志》。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賴鑫琳 圖
在張元濟入主商務印書館后，與夏瑞芳約定“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明確了“從教育著手，改變中國，變法圖強”的方向。此后商務印書館引入高夢旦、王云五等學者，編輯出版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各類新式課本，對外整理編譯外國科技文化著作，對內勾稽搜集中國古籍善本，在各方面引出版業(yè)風氣之先。
于殿利總結，商務印書館在近代中國，“培育造就了一代代后來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脊梁，一代代用現(xiàn)代文化和科學支撐的現(xiàn)代新人。”
觀眾在專題展上參觀《英華大詞典》。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賴鑫琳 圖
“中國現(xiàn)代文化是從商務開始的”
“商務印書館的建立和發(fā)展，象征著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轉型，中國現(xiàn)代文化是從商務開始的?！标愃己驼J為，商務印書館早年出版的這批圖書，不僅是開辟了中國的現(xiàn)代出版業(yè)，更重要的是一批有革新頭腦的精英知識分子進入商務印書館，并通過著書、譯書把新的思想、理念傳播到全中國。
1903年張元濟離開南洋公學“下?！边M入商務印書館，陳思和認為這是商務印書館在發(fā)展過程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張元濟以自身影響力邀請高夢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進入商務印書館，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出版魯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現(xiàn)當代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系列圖書，出版《東方雜志》《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志十數(shù)種，創(chuàng)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
商務印書館如今以《漢譯世界名著叢書》著名，而百年之前，張元濟就為商務印書館打下了譯書的基礎。陳思和特別提到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此前嚴復的《天演論》并不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張元濟看到了這個市場，也看到了譯書的責任性，就特意邀請嚴復在商務印書館出書，形成一整套的《嚴譯名著》，包含現(xiàn)代社會科學中的人類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等各學科的著作，在中國形成了現(xiàn)代文化的開端。張元濟甚至采用新的經營方式把重要譯者的版稅變成股份，所以嚴復后來成為商務印書館的股東，晚年靠商務印書館的紅利維持生活。
“商務印書館雖然不是第一個印了《天演論》，可它提供了一個平臺幫助嚴復完成現(xiàn)代文化的引進?！?陳思和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說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起源，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觀眾在專題展上參觀商務印書館早期出版物。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賴鑫琳 圖
上海的印刷資本主義孕育了商務印書館
在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以前，上海已經是中國印刷資本主義最為發(fā)達的城市。熊月之從商務印書館和上海的城市文化關系談起，認為引領了近代出版的商務印書館誕生于上海，絕非巧合。
從1843年以后，一直到1897年，中國出版的新書當中，至少70%是在上海出版的。商務印書館的四位創(chuàng)始人，起初都是教會主辦的美華書館的排字工人。其間，上海刷資本主義市場相當繁盛，商務印書館以資本主義方式運作，又體現(xiàn)國家意志，出書符合當時國家需要，應時而作，因而取得很大成功。
1903年10月，正式成立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設第一個分館于漢口。
而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引領出版業(yè)的風氣之先，熊月之認為與上海創(chuàng)新開放的城市特點有很大關系。甲午戰(zhàn)爭之后，整個中國都把“改革”提上日程，在這一進程中，上海與北京出現(xiàn)很大的分野。北京由于其政治地位較為保守，力圖革新的知識分子紛紛南下來到上海，為商務印書館和一批實業(yè)企業(y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當時南通張謇以清末狀元身份下海經商，創(chuàng)辦紡織廠、絲織廠，實業(yè)救國一時興盛。而張元濟選擇的是一條教育和實業(yè)結合的道路。
“張元濟先生為什么到南方來？就是因為戊戌事件。如果沒有戊戌事件，他可能不會和商務印書館有關系。張元濟先生原來在南洋公學，后來到商務印書館，到商務以后，把一批精英人物凝聚到一起，他吸取了原來上海那些印刷資本主義的長處，集合在一起，于是有了商務印書館的百年輝煌?！?熊月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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