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右派”丁玲結(jié)束了二十年的流放、監(jiān)禁，重返文壇，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極“左”路線下的受難者，卻一度被目為“紅衣主教”，一個僵化教條有點“左”的形象，特別是在她的老對頭–––一貫“左”的周揚忽地“異化”，向“右”邁了一小步，旋即被批檢討、狼狽縮回那只腳的時候，兩相對照，老太太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于是文壇某次換屆選舉的盛會上，在場的丁玲得票不高，因病不能到會的周揚獲得經(jīng)久不息的掌聲，作家們會下又自發(fā)地給周揚寫慰問信，簽名的人很多，排著隊。
當(dāng)時有一個人在場卻鄙夷而過、堅決不簽–––是曾因胡風(fēng)案牽連受迫害的耿庸。當(dāng)年周揚在領(lǐng)袖指引下批胡風(fēng)分子、搞各種運動，是毫不留情的。人們背地稱他是“文藝沙皇”。所以“文革”后復(fù)出，周揚會上會下給人鞠躬道歉。顯然耿庸沒有原諒他。丁玲從北大荒回來不久倒是主動登門看望周揚，然而這個整她的人卻沒有向她道歉，只一味地講自己在“文革”中受苦受難。丁玲非常遺憾地意識到，周揚的道歉還遠沒有真正觸及他自己的靈魂。待到看見周揚對來訪者笑談歷史功過，把延安時期他代表的“魯藝”和丁玲代表的“文抗”分列在“歌德派”和“暴露黑暗派”兩端，丁玲更加確信自己的判斷，她心里凜然冷笑：又在標(biāo)榜自己正確而指人為異端!
中國文藝脫離不開現(xiàn)實政治，這是很生動的一例。中國作家從“左聯(lián)”開始即分“左”“右”，直到1949年以后文壇歷次運動，作家們的政治選擇或被選擇，向左向右、你左我右、忽左忽右、形左實右，浪大水深，風(fēng)云變幻。道行很高的王蒙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作“左右說丁玲”，多少言及這種復(fù)雜情形。還有人推測，丁玲八十年代在某些場合的表態(tài)，不過是自我保護的現(xiàn)實策略。她的秘書王增如說，那是為了“防身”。
一貫被左棍打、心有余悸的丁玲并非過于敏感。她的“右派”問題平反、恢復(fù)黨籍、特別是歷史問題如何作結(jié)論，過程并不順利，遇到種種阻力、拖延。她寫《魯迅先生于我》，提到她被捕后，魯迅談及她時沒有因小報謠言而譴責(zé)她，但后來有些人卻對魯迅的談話過度闡釋，指她為自首、變節(jié)–––這篇文章，《新觀察》要去卻沒能刊發(fā)，中宣部、作協(xié)黨組、核心領(lǐng)導(dǎo)小組轉(zhuǎn)來轉(zhuǎn)去地審，說有點小問題，某某和某某將找丁玲談話;丁玲等著，準(zhǔn)備反駁，某某某卻一直沒來。這篇文章在《新文學(xué)史料》發(fā)表，又收入《魯迅先生誕辰百年紀(jì)念集》。而她寫于1979年底的那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因為陸定一反對，差點沒能編入《瞿秋白紀(jì)念集》，幸而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編輯部的堅持，才使人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秋白–––同時也感受到寫作者丁玲深沉而柔軟的內(nèi)心世界–––這個丁玲認識的秋白，不只是黨史上那個犯過錯誤的早期共產(chǎn)黨人，也不還是那個后來與魯迅惺惺相惜、被魯迅視為知己與兄弟、文壇攜手的秋白，這個秋白，以1979年底陸定一的眼光去看，太不高大，而且曖昧游移，遠不是標(biāo)準(zhǔn)化的黨的領(lǐng)導(dǎo)人形象。
瞿秋白
這個秋白，第一次見面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dāng)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的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的飄過來”;這個秋白是好老師，給丁玲和王劍虹講蘇聯(lián)情況像熟練的廚師剝筍，相比之下她倆在平民女校聽劉少奇講蘇聯(lián)就直如瞎子摸象，而以秋白的教法教她倆讀普希金詩，讀了三四首后，兩人簡直以為已經(jīng)掌握了俄文!這位聰明得體、有才華有識見而且風(fēng)度翩翩的二十四歲的秋白老師，幾乎每天下課后都來兩位少女的小亭子間，神聊中外古今，吟詩唱賦，也談身世遭際。–––這是不尋常的。果然，一派天真的丁玲被人告知，秋白陷入戀愛里，還讓她猜猜是誰。她猜不著，卻發(fā)現(xiàn)好友劍虹起了變化，直到發(fā)現(xiàn)藏在墊背下一沓劍虹的詩稿，恍然明白劍虹愛秋白。于是丁玲當(dāng)“紅娘”，促成了劍虹與秋白。
1923年，丁玲與王劍虹在常德
但是“紅娘”卻起了惆悵，不久便獨自離開。而此后劍虹的信與匆促的死，特別是秋白很快與楊之華結(jié)合，使丁玲對秋白懷著怨。后來每一次不期然與秋白相遇，她帶著探究的目光細細打量，即便半個多世紀(jì)過去，依然記著并寫下那些相遇的細節(jié)、言語、表情、心理……那些記敘中的欲言又止，迷蒙曖昧而意味深長 –—–
當(dāng)她獨自離開，新婚夫婦緊閉房門沒有送行，卻在隨后劍虹來信里看到秋白的附筆，說他竟哭了，這是多年沒有過的事。在劍虹死后，丁玲收到十來封秋白的信，謎一樣的信，他責(zé)罵自已對不起劍虹，又說只有天上的劍虹有資格批評他，丁玲似懂非懂。百忙中，秋白到北京曾去學(xué)校找她，在門房坐等兩個小時;又曾請丁玲看戲，因男女分坐兩個包廂，也沒有多交談，兩人總是錯過或相遇匆匆。后來他們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一個奔走革命，一個成為著名作家。秋白早有了楊之華，丁玲和胡也頻生了兒子。丁玲以“韋護”為題，以秋白、劍虹為原型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秋白來信，落款處赫然寫著“韋護”。還有一次，秋白突然降臨丁玲的寒舍，也不知怎么找到的，還是帶點兒抑郁的神情，當(dāng)他看到丁玲的兒子，他笑說，他應(yīng)該叫“韋護”。韋護是秋白的一個別名，也是韋馱菩薩的名字，秋白曾講過，韋馱菩薩嫉惡如仇，遇見不平就要生氣，就會下凡懲罰惡人。后來兩人在魯迅家里遇到過，那時白色恐怖，秋白又是在黨內(nèi)受批判、被閑置的人，而丁玲的丈夫胡也頻已遭殺害、血灑龍華，兩個人心里都有傷痛，卻不敢碰觸，他們的談話“完全是一個冷靜的編輯和一個多才的作家的談話”–––那時丁玲擦干眼淚、擔(dān)負起主編左聯(lián)機關(guān)刊物《北斗》的工作，瞿秋白寫稿支持。兩人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丁玲入黨儀式上。秋白翩然而至，還代表中央宣傳部講了話。此后，兩人沒有交集。
1926年6月17日，丁玲與胡也頻在北京
以往透過《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這篇文章及相關(guān)史料，研究者們對于秋白與丁玲的關(guān)系就有種種猜測。一種猜測是丁玲也愛秋白，但秋白卻愛劍虹，所以丁玲是愛情失意者。近來，丁玲之子蔣祖林撰寫的《丁玲傳》出版，首次披露了秋白與丁玲的感情真相–––這當(dāng)然是丁玲生前告訴兒子的–––原來那時秋白愛的是丁玲。
丁玲之子蔣祖林寫的《丁玲傳》
那是1977年1月，距丁玲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的1957年，二十年過去了。期間十二年流放北大荒，五年坐牢秦城監(jiān)獄，頭上戴著“右派”與“叛徒”兩頂帽子，又被發(fā)配到太行山下嶂頭村。此時國家政治生活已發(fā)生了巨大變動，但丁玲對自己能否活到重見天日并不樂觀，在兒子前來探望的幾天里，她急于向兒子細述平生。關(guān)于瞿秋白，她這樣說：“其實，那時瞿秋白是更鐘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對他是在乎的，他就不會接受劍虹?！?/p>
當(dāng)她拿了劍虹的詩稿跑去找秋白–––
瞿秋白問：“這是誰寫的?”我說：“這還看不出來嗎?自然是劍虹?！彼麩o言走開去，并且躺在床上，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他問我：“你說，我該怎樣?”我說：“我年紀(jì)還小，還無意愛情與婚姻的事。劍虹很好。你要知道，劍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你該走，到我們宿舍去??????你們將是一對最好的愛人"我更向他表示：“我愿意將你讓給她，實在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呵!”他沉默了許久，最后站起來，握了一下我的手，說道：“我聽你的?！?/p>
聽了母親講述，兒子問：“你說自己年紀(jì)還小，無意于愛情與婚姻，這是真話嗎?”丁玲答：“當(dāng)然不是真話。瞿秋白是我那幾年遇到的最出色的一個男子，而且十分談得來。不過也有一點是真的，就是在這以前我的確無意于戀愛，我覺得應(yīng)該多讀點書，立足于社會。”兒子不解：“為什么要做出這樣的自我犧牲呢?要讓呢?”她答：“我很看重我和劍虹之間的友誼，我不愿她悲傷，不愿我和她之間的友誼就此終結(jié)?！眱鹤佑謫枺骸澳敲赐鮿绠?dāng)時知道瞿秋白更鐘情于你嗎?”答：“我想，她或許不知道。但婚后，我想，她定會知道的?！?/p>
關(guān)于丁玲與瞿秋白之間情感狀況的猜測，以上爆料總算給出了答案。而瞿秋白信中那句，他的錯，只有天上的劍虹有資格批評他，丁玲在寫《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時有意藏了半句，甚至后來在一次接受采訪時，還在這句話里加上了楊之華，借以平息由《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引起的猜疑與議論，而事實上，她告訴兒子，完整的這一句是：“只有天上的夢可和地上的冰之才有資格批評他?！?夢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譯音，秋白總是叫劍虹“夢可”;而那時的蔣冰之還沒有成為作家丁玲。這半句，補上了丁玲與瞿秋白二人情感拼圖的最后一片空白，以往的撲朔迷離可以真相大白了。
青春時期的情感是純粹的，卻又是笨拙的，好意的成全竟成了銳利的刺傷。劍虹死于肺病，又何嘗不是死于心情頹唐：一邊是密友的奉獻，一邊卻是愛情的殘缺。秋白愛冰之而不得，便以實現(xiàn)冰之的愿望為一種情感釋放和表達，卻又時時難忘對于冰之的愛戀而有負疚于劍虹。冰之俠義、成全好友，卻不料失去秋白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很受傷，而且劍虹那么快死去。三個人都有愛有怨，抑郁低回不已。雖然不久丁玲與秋白各自有了新的愛人，初戀總是難忘的。
瞿秋白在獄中打算寫回憶錄，題目也擬好了，叫作“痕跡”，并且列了三十個小標(biāo)題，其中第十個是“丁玲和他”?？墒撬麤]來得及寫，即被殺害。以他《多余的話》那樣襟懷坦白的風(fēng)格，又在大限來臨之前，他一定會披肝瀝膽、無所隱瞞地寫出他與丁玲的交往，他對丁玲文學(xué)成績的評點，可惜這樣的文章永遠沒有了。2015年是他犧牲80年，《新文學(xué)史料》刊發(fā)一封秋白寫給劍虹信，寫于1924年1月12日，那是國共合作、秋白在廣州籌備并參加國民黨一大期間，百忙中寫情書還不忘問一句：“冰之的腰不疼了嗎?”據(jù)說《多余的話》有一種版本是有這樣一句話的：“秉之也不知在何處，她是飛蛾撲火，至死不止?！薄氨奔础氨?，是抄本的筆誤，因為秋白曾經(jīng)對丁玲說過那樣的話。
1920年5月，瞿秋白在北京
秋白對于冰之，在她那么小、還沒有寫作的時候，就很深刻地了解她的性格、愛惜并鼓勵她的志向，后來她所取得的文學(xué)成績，秋白看到后多么欣悅，甚至暗中會覺得，她完成了他自己為政治奔走而放棄的心愛的文學(xué)夢。在獄中，在大限到來之際，他想到冰之，想到她會繼承并延續(xù)他的未竟的工作……他是否想得到，連他遭受黨內(nèi)錯誤路線的打擊，冰之在后來的生命歷程中也同樣承受了，甚至更其慘烈。
丁玲后半生的厄運從1955年開始，在不斷擴大規(guī)模的批判會上，批判的調(diào)門也不斷升級，雖然中間經(jīng)過起伏，一度“翻案”，但到了1957年反右，丁玲陷落。周揚直接領(lǐng)導(dǎo)了這一場場陣仗。1957年7月25日，周揚展開講稿，說“我不能不講話了”，他一講兩個小時，他說：從歷史來看，丁玲在南京、延安、北京這三個時期都沒有經(jīng)受住考驗–––全面否定了丁玲的革命史。多人回憶，當(dāng)時周揚口若懸河，口氣強硬，上綱上線;9月，周揚又做題為《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道路》的長篇報告，報告之長，竟于16、17日分兩次才講完。龔育之曾回憶：“正是在這些會上，我親見了周揚疾言厲色，咄咄逼人，令人可畏的一面”。韋君宜在《思痛錄》也有類似回憶：周揚的講話“殺氣騰騰，蠻不講理，可謂登峰造極”……在痛批丁玲之后，周揚對丁玲：“以后，沒有人會叫你‘同志’了?！敝軗P“說這話時，他那輕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臉色”狠狠刺中了丁玲心靈的痛處。那樣的批判會上，“群情激奮”，丁玲委屈，百口莫辯，有一次伏在講桌上嗚咽，更多時候“與陳明坐在一起，聽著各種各樣對她的批判，侮辱，作賤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隱忍，她的入地?zé)o門，我這支禿筆是沒有辦法寫出來的”–––這是曾在丁玲主辦的文學(xué)講習(xí)所受教的、寫過《小兵張嘎》的作家徐光耀的回憶。
據(jù)李向東、王增如所著《丁玲傳》的統(tǒng)計，1957年毛主席三次提到丁玲，但延安窯洞里填詞“文小姐”“武將軍”的盛贊，已經(jīng)完全翻轉(zhuǎn)為不屑。一次是9月底接見捷克訪華代表團，他談到：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搞文學(xué)的很糟，丁玲這樣的人，是一個大作家、黨員?，F(xiàn)在很好，可以把她趕出去了，趕出去更好辦，文學(xué)藝術(shù)會更發(fā)展。當(dāng)時正是在討論反右派斗爭的方針政策和具體部署的八屆三中全會期間。另外兩次是在10月13日最高國務(wù)會議第13次會議講話中，他說：“共產(chǎn)黨里頭出了高崗，你們民主黨派一個高崗都沒有呀?我就不相信?，F(xiàn)在共產(chǎn)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么一些人，你們民主黨派不是也出了嗎?"在談到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時又說：章伯鈞的部長恐怕當(dāng)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dāng)人大代表了。到了1958年1月26日《文藝報》對王實味、丁玲、蕭軍、羅烽、艾青在延安時期就引起爭議的雜文《野百合花》《“三八節(jié)”有感》等“再批判”，毛主席親自修改編者按，當(dāng)時丁玲一讀就猜出，那居高臨下的氣勢和潑辣的文字一定是毛主席的手筆。她知道再申辯也沒用了。她認了。
1983年1月，丁玲在瀾滄江上
1984年8月1日中組部9號文件徹底為丁玲平反，所謂“徹底”，即不僅止于1979年平反了“右派”“反黨”之罪，還包括對她南京被捕那段歷史做出結(jié)論：“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間，敵人曾對她進行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其做事，但她拒絕給敵人做事、寫文章和拋頭露面，沒有做危害黨組織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來輾轉(zhuǎn)京滬，想方設(shè)法終于找到黨組織，并在組織的幫下逃離南京，到達陜北。”對于那份“申明書”的定性是：“只是為了應(yīng)付敵人，表示對革命消沉態(tài)度，沒有污蔑黨、泄露黨的秘密和向敵自首的言辭”。丁玲非常激動，說：沉冤大白，這下我可以死了!周揚卻很不高興，他把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賀敬之找到家中，說：“丁玲的事情我不太好說，你還是應(yīng)該講一講的，我過去跟你說過幾次，丁玲的歷史污點是翻不了的!”賀敬之說：“中組部那些材料全都經(jīng)過調(diào)查取證，我怎么能懷疑呢?”周揚用嚴厲的語氣說：“那叛徒哲學(xué)是可以的了?”賀敬之清楚記得，這位老領(lǐng)導(dǎo)對他的回答很失望，氣急了，說：“你如果這樣看，以后是不是還要在文藝界工作呢?”而其時周揚同志自己已是退到二線的中宣部顧問了。
1955年，在經(jīng)過解放后多方查找、鑒定而確認的秋白烈士的遺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公墓。有一張照片是楊之華撫對秋白遺骨，滿面悲戚與痛惜!那橫陳的遺骸，頭骨完整，肋骨、胸骨已碎成1寸左右，而5顆白紐扣還在，楊之華認出那是秋白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qū)時穿的衣服上的扣子。到了1966年，因為秋白獄中寫的《多余的話》，在“文革”中被認為是向敵人示弱的叛徒行徑，一伙紅衛(wèi)兵沖進公墓，砸毀秋白烈士墓，挫骨揚灰!
1935年6月18日，秋白慷慨就義，年僅36歲，永遠留在他的盛年。丁玲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jì)，獲得更大榮耀，也遭受千夫所指，歷盡劫難而不改初心，白發(fā)蒼蒼之際回首青春，僅此《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一篇，雖礙于隱私和現(xiàn)實考量而有所隱，卻也足以自證–––那種自由的精神、越軌的筆致、如秋白《多余的話》一樣的誠摯，無須“左”或“右”的尺子量來量去了。–––而在二十世紀(jì)國際共運大背景下，丁玲與周揚、還有瞿秋白，竟似是同一個人，在漫長生涯中走著崎嶇路，左右奔突，千回百轉(zhuǎn)，飛蛾撲火，在不同時段顯現(xiàn)出不同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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