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對郭沫若的詩和歷史劇有什么褒貶？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郭沫若《鳳凰涅槃》

2016年7月9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郭沫若蠟像

11月16日是郭沫若誕辰124周年的日子。從最初的五四時代充滿反抗、叛逆的作品，成就時代之標桿，到建國后，在全國文學藝術(shù)會、中國文聯(lián)擔任要職，再到逝世后，各界對他在“文革”前后表現(xiàn)的爭論，直至今天，人們對郭沫若的評價仍尚存爭議。如果不談其人，只看作品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學界對他傳世的作品也有許多爭議，一些學者肯定他的反抗與劃時代意義，另外一些學者提出猛烈的批評。

對郭沫若作品的褒揚

1921年，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出版，褒貶不一。在褒揚的一方中，最多的是對其自由詩體裁、白話詩風格的肯定。例如，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dǎo)言》中寫道：“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xiàn)，詩人的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他（郭沫若）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甭勔欢嘁苍鷦有稳荩骸昂龅匾粋€人用海濤底音調(diào)，雷霆底聲響替他們?nèi)P唱出來了。這個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p>

1921年版《女神》。

在《女神》首版后第二天，創(chuàng)造社作家鄭伯奇便對其思想內(nèi)核進行分析。他認為《女神》是個性解放的產(chǎn)物，郭沫若通過大量直接的情感表達和宣泄，向讀者展現(xiàn)出自己心中的理想、矛盾、掙扎，也展示出渴望通過毀滅獲得新生的涅槃精神。隨后，學者們圍繞郭沫若詩中的表達技巧、思想內(nèi)涵、社會心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討。這些褒獎最后都指向其浪漫主義精神和對自由的不懈追尋。

學術(shù)研究要有新拓展，需要有新解讀，新時期以來，郭沫若作品研究者試圖從文化品格、文化傳統(tǒng)上去理解他的作品。早期郭沫若研究者黃侯興認為郭沫若的詩歌創(chuàng)作具有鮮明的“青春型”文化品格，“作為一個詩人、學者，郭沫若的一生，便是在精神、氣質(zhì)、性格、情緒上始終屬于‘青年’的印記。”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玉石也曾撰文《郭沫若浪漫主義新詩本體觀探論》，提出“郭沫若浪漫主義新詩本體論”。他認為詩人的情緒、生命的情緒就是郭沫若浪漫主義新詩本體的核心，情緒是郭沫若“詩歌生命的源泉”。

除了詩作，郭沫若的話劇，特別是歷史劇也常常受到贊揚。他一生總共創(chuàng)作過11部歷史劇，全都是托古喻今的風格?！肚房梢运愕蒙鲜撬拇碜鳎趧”就瓿珊蟛痪?，散文作家孫伏園就撰文贊揚該劇實在是一篇“新正氣歌”，認為劇本表現(xiàn)的“是中國精神，殺身成仁的精神，犧牲了生命以換取精神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劉遽然則評價《屈原》的根本價值是“從屈原那種愛國舍身的高尚思想和堅毅不拔的卓越人格上，給予目前在為復(fù)興抗戰(zhàn)而奮斗的中華兒女，一番寶貴的教訓(xùn)和楷?！?。

1942年話劇《屈原》劇照，金山飾演屈原，張瑞芳飾演嬋娟。

對郭沫若作品的批評

對郭沫若作品的批評幾乎是伴隨著郭沫若本人的跌宕而成的。早期，學界亦不乏對他作品的批評，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郭沫若出任中國文聯(lián)要職的時間里，鮮少有批評之聲，直至郭沫若逝世，陸續(xù)有重新商榷、評估的文章出現(xiàn)。

不可否認，郭沫若并非一位篇篇精品的作者，在他平生的大量作品里，也有不少“粗劣“之作。另外，誠如俗語“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郭沫若的作品，換一個角度讀，也能讀出不少問題。在前文中提到聞一多曾贊許過《女神》，隨后也提出對該作的批評，“詩中夾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女神》底作者既這樣富于西方的激動底精神，他對于東方的恬靜底美當然不大能領(lǐng)略……”

除此之外，目前對郭沫若作品的批評大多集中在他建國之后的作品。有學者指出，建國以后，他的作品是典型的政治化文學作品，例如他在后期常常提及“東風”這一意象。這與毛澤東提出的“東風壓倒西風”的基調(diào)是一致的。從1962年5月對《憶秦娥·婁山關(guān)》中“西風”做政治化寓意的解讀之后，郭沫若便沒有停下對此的附和。政治第一、政治正確幾乎成為后期郭沫若創(chuàng)作的核心觀念。

同時，他后期的詩作里還充滿著口號和標語，從早先追求自由解放，突然帶頭推崇偶像崇拜，甚至失去理性判斷地對各項政策加以歌頌，今天看來實在是巨大的諷刺。例如，1974年，郭沫若寫作《春雷》一詩：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愿與工農(nóng)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除了詩歌，學者對郭沫若歷史劇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對傳統(tǒng)史實、傳說相去甚遠的改變和再創(chuàng)造。例如，早期的《王昭君》，他為了表達情感和彰顯主旨的需要，進行明顯地篡改杜撰。對此，當時的劇作家顧仲彝、作家向培良等人都提出過尖銳的批評。再加上其早期的歷史劇作品中，確實存在著思想過于直接明顯、藝術(shù)表現(xiàn)過于簡單化的問題，更令學者聚焦了這些不足，從而得出作品藝術(shù)性不足的結(ji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