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嶺：我把往事與小說一起尋找

作家秦嶺

人間不缺尋找，缺的是永遠找不著。

我寫《尋找》其實也是一次尋找的過程，我找屬于我的小說，小說的主人公秦球球在找屬于他的壇子。有趣的是，小說是虛構的，卻被專家評價為：“長征題材需要這種并不多見的視角和鄉(xiāng)土氣息，它提供了另一種形式?！边@么抬舉我，小說似乎是找到了?？蓧幽?？它豈止虛構，本來是個謊言。這世間，誰愿意拿一生去尋找謊言？

緣起于年初。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多家報刊約我以紀實文體紀念之，可北京某名刊主編卻叮囑我：“你務必用小說來表現，發(fā)揮你獨特的歷史觀，而且寫你老家甘肅天水的紅軍故事。”一語道破天機，也刺穿了長期凝結在我心頭的一大困惑。半個世紀以來，世人提到紅軍，往往想到的是井岡翠竹綠、瑞金映山紅、遵義放光芒、赤水四渡魂，誰會想到甘肅呢？事實上，甘肅作為紅軍三大主力唯一全部經過的省份，是軍級以上高級將領隕落最多的地方，也是唯一成建制全軍覆沒（西路軍）的地方。從甘肅最南端的臘子口到最西段的河西走廊，紅軍和國軍、地方民團廝殺過的遺跡隨處可見，成千上萬隴原兒女加入了紅軍，可是，喋血河西走廊之后，哪位幸存者敢回延安？1984年以前，西路軍幾乎就是“逃跑主義”、“機會主義”、“退卻主義”的代名詞，當年數千被打散、俘虜的紅軍戰(zhàn)士，大都流落在甘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改名換姓，有的一生裝聾作啞，有的當了上門女婿，有的一輩子當光棍、當寡婦，有的女戰(zhàn)士被買來買去，有的身份暴露后接受批斗，有的怕連累子女斷然自殺。他們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與當地農民一起種田、推磨、過日子。他們與其說在等待，不如說在尋找，尋找真相，尋找轉機，尋找命運，尋找自己。而1984年之后，難道他們的尋找就該結束嗎？

詭異的是，史學界曾一度對這些往事諱莫如深，文學界更是退避三舍。我完全相信，我和主編不約而同地尋找到了另一條表現長征題材的路徑。我斷不會應景追蹤，也不會沉溺于歷史老人的輝煌碎片。我必須要到這條路徑上進一步尋找歷史、戰(zhàn)爭和人的關系，尋找戰(zhàn)爭原點和人性脈絡中銜接的部分，尋找普通農民精神的傷口與槍傷、刀傷的不同，尋找戰(zhàn)爭與和平輪回中人的生存、生活形態(tài)。在我看來，歷史、現實和未來是一碼事兒，小說最活躍的因子往往只在斷裂的十字路口綻放。我只是找到了小說《尋找》而已，這并不意味著尋找結束，只要尋找在路上，那就是紀念。

有這樣一種尋找，尋找者為自己假設了一個壓根就不存在的目標，并死心塌地找了一輩子，直到閉上眼睛。這是我在甘肅老家聽到的一段往事：民國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中央紅軍突破臘子口途徑天水一帶時，沿途與國民黨王鈞部、地方民團和土匪打了許多惡仗。紅軍強渡渭河北上后，四坡八梁多了許多死難者的墳頭。當時的縣政府一邊嚴查幫助紅軍掩埋過尸體的老百姓，一邊對掩埋過國軍尸體的老百姓進行獎勵。當時，某村的一個放羊娃因為掩埋過“國軍”長官并為之守陵而受到嘉獎。解放后，工作組毫無疑問要對這位國民黨反動派的“孝子賢孫”進行專政，可放羊娃卻說：“我掩埋的其實是紅軍哥?！彼诖淖C人——那位和他一起掩埋過紅軍遺體的紅軍戰(zhàn)士——終于回來了，可戰(zhàn)士已經背負西路軍“逃跑分子”的標簽，淪為衣衫襤褸的乞丐，1984年以前，自身難保的他豈敢作證？于是，放羊人給工作組編造了一個謊言：“當年，我深埋了一個壇子，里面裝有紅軍烈士的血衣，找到它，你們就信了?！?/p>

謊言，反而成了自證清白的唯一存在。于是，他冒著隨時會被專政、判刑、殺頭的危險開始了尋找，挖遍了整個山頭，一遍，一遍，又一遍……尋找，讓他活了下來。

你如果認為這不是長征故事，它又是什么？你如果認為這不是紅軍時期的生活，它又是什么？你如果認為它沒價值，那換了你窮盡一生去尋找，你覺得值嗎？你如果認為不值，好了，你別做人了，做驢去吧！

回首中國百年災難史，我們的文學卻慣于漂浮在戰(zhàn)火、硝煙敘事的頂端，看不到人在戰(zhàn)爭中多元、復雜的本相，即便以藝術的名義回顧風卷全球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也不得不依賴于歐美的文學、電影敘事。在我看來，由人操作的戰(zhàn)爭，敘事主體永遠也不能離開人，無論描寫對象是統(tǒng)帥還是乞丐。記錄戰(zhàn)爭是史學家的事，而作家應該迂回到戰(zhàn)火的背后，在“包抄”中尋找被硝煙纏裹的道德與靈魂。道德的博弈靈魂的掙扎，遠比一場戰(zhàn)爭要不堪回首，地動山搖。

《尋找》收筆后，有三家期刊要爭相發(fā)表，我最終答應了老家的《飛天》，甘肅往事，還是讓他回到甘肅吧。陸續(xù)接到《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國當代文學經典》等多家期刊、選本選用通知的時候，有位責編是這樣告訴我的：“這樣的小說，我們在尋找?！蔽掖穑骸捌鋵崳胰匀辉趯ふ??！?/p>

我曾經問過一位歷史老人：“有人找過天水的紅軍故事嗎？”

老人說：“就看你找啥?！?/p>

當歷史習慣了撲朔迷離，我常對文壇熱鬧非凡的所謂紀實、現場、還原、再現充滿質疑，能夠撥云見日的，唯有小說強大的虛構力量，這才是進入往事的路徑。歷史不容虛構，可在歷史的斷裂、盲區(qū)、隱蔽、模糊地帶，虛構往往比紀實更要靠近本源。中國小說的同質化、單一性早就被廣為詬病，我既然找到了切入題材的路徑并選擇了“家族”敘事，就索性采取了天水人取土打坯之后“干打壘”砌墻的辦法，讓天水方言通篇橫貫。我虛構的“現場”，恰是歷史給我的真實。我還寫過一篇同類題材的小說《幻想癥》（《解放軍文藝》擬12期發(fā)表），一位為人妻母的“啞巴”農婦——原西路軍女戰(zhàn)士，不慎說起了夢話，被族人當鬼來驅趕。她干脆偷偷割掉了舌頭，這才“尋找”到正常人的日子。

舌頭是長在嘴里的，就怕說真話；壇子分明是假的，人們卻拭目以待。你如果能從人性深處找到理由，我這小說也就白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