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尺牘《董侯官帖》在日本的流傳

蘇軾《董侯官帖》，紙本墨書，行書尺牘，縱24.8厘米，橫26.2厘米。八行，計六十五字?，F藏藤井有鄰館（京都）。

藤井有鄰館（京都）

尺牘釋文：

軾啟：近者經由獲見為幸。過辱遣人賜書，得聞起居佳勝，感慰兼極。忝命出于馀芘，重承流喻，益深愧畏。再會未緣，萬萬以時自重。人還，冗中，不宣。長官董侯閣下。軾再拜。

蘇軾尺牘《董侯官帖》（藤井有鄰館藏）

盡管該尺牘帖上鑒藏印累累，但流失日本之前僅有一段清人題跋。據《書畫苑》所載，題跋者為西園主人，其跋曰：“東坡手札極佳妙，確有可信。一見于渤海藏真，又見于平遠山堂石刻，此其藍本也。同治五年丙寅良月，西園主人，志于吳門干將坊寄寓課子孫齋?！焙筲j有“李二”和“西園無上之品”印。同治五年，為1866年。可知這里的西園主人為晚清時期活躍于蘇州書畫鑒藏界的收藏家李瀚文。李氏認為該尺牘為《渤海藏真帖》與平遠山堂石刻所收之藍本。

傳入日本后，這一尺牘又新添了羅振玉（1866-1940）、長尾甲（號雨山，1864-1942）和內藤湖南(1866-1934)三人的題跋。

羅振玉跋曰：“東坡墨跡傳世者，簡牘為多，又或一紙傳撫為二三本。此卷三希堂法帖及渤海藏真帖并有傳刻，而行款書勢互異，要以此卷為勝。丁巳九月。上虞羅振玉觀于海東之二蘇仙館寓齋中，并題記?！倍∷饶昙?917年，為羅振玉避難京都后的第七年。羅氏將該尺牘與《三希堂法帖》和《渤海藏真帖》對勘后，認為“此卷為勝”。

長尾甲在長跋中稱：“論書者稱蘇、黃、蔡、米為宋四家。蘇書胎息右軍，出入率更、北海、平原、少師，剛健婀娜，尤饒姿致，宜矣論者以蘇為四家之冠也。其墨跡存者甚罕，偶有之，亦多經傳摹，即此札之刻入三希堂法帖、渤海藏真帖者，互有異同。一日，羅叔言來過我齋，因以此札與諸帖對勘，三希堂以書字、余字、以字抬起別行，尾有六月廿八日五字。藏真行數與此札同，而其書勢略與三希堂同，與此札往往不同，六月廿八日五字則在別翰之尾。蓋三希堂自藏真摹刻，改其行數，而誤以別翰之月日羼入此札之后，尤為妄濫。至其書勢，二帖均不若此之勝。予所見如此，叔言亦以為然。其余諸帖應亦有刻入者，但未暇細檢耳。姑記以質諸博識君子?！?/p>

長尾題跋沒有署時間，但從內容判斷，恐與羅振玉所題時間相去不遠。其題跋中，言及羅振玉曾至其寓所，將此帖與《三希堂法帖》以及《渤海藏真帖》對勘，結果發(fā)現《三希堂法帖》所刻入者與此帖不僅行款有異，而且札尾還多了“六月廿八日”五字。而《渤海藏真帖》在行款上雖與此帖相同，但書勢卻又不同，反而跟《三希堂法帖》近似。這說明這件《董侯官帖》既非上述《三希堂法帖》之藍本，也非《渤海藏真帖》之藍本，或許另有所出，只是長尾甲尚未顧及細檢而已。至于說《三希堂法帖》本出自《渤海藏真帖》摹刻，只是改其行數等論斷是否正確，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長尾甲甚至也認為上述“兩帖均不若此之勝”。

羅振玉、長尾甲題跋

最后是內藤湖南題跋：“予平生所睹蘇東坡墨跡三本：盛京官庫治平帖、完顏樸孫所藏寒食帖，及此帖也。蓋北宋書，蔡端明傳唐人之骨肉，米襄陽得大令之風姿，蘇黃二家同出于右軍，而山谷出入率更，東坡溯洄北海，但北海亦學圣教，則坡書之于右軍，實兩得其原委矣。此帖用筆秀勁，自饒姿態(tài)，猶是晉唐人之遺法。至其與刻帖異同，則雨山、叔言二君商榷至為精審，不必更贅也。庚申二月內藤虎書?！?/p>

庚申，即1920年。內藤湖南稱平生親眼觀賞過的蘇軾墨跡共三件，除此帖之外，還有在舊盛京宮中收藏庫看到的《治平帖》，以及完顏景賢所藏《寒食帖》。目前所知，《治平帖》是內藤湖南最先目睹的蘇軾真跡。1905年6月，日俄戰(zhàn)爭硝煙未泯，內藤受外務省派遣，對奉天等日本軍占領地進行調查，并趁機在盛京舊宮觀覽了不少珍貴文獻和書畫。1917年冬季，又于北京觀賞到《寒食帖》，后來在為流失日本的《寒食帖》題跋時，曾言及“予于丁巳冬，嘗觀此卷于燕京書畫展覽會，時為完顏樸孫所藏”（《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159頁）。另外，還曾記述“丁巳冬游燕京，在書畫展覽會觀景樸孫所藏寒食帖，又訪徐東海，觀其所藏成都西樓帖，自謂此行不虛。見東海時，與談時事不過半刻，而覽帖及數點鐘，譯人戲曰：公今日訪徐東海耶抑訪蘇東坡耶？為之哄笑?！保ㄍ叭谑木?、第254頁）。內藤在北京觀賞的《寒食帖》當時確實為完顏景賢所藏，但不久便轉入顏世清之手。至于顏世清將其帶往東京展出，并高價售于收藏家菊池惺堂之事，則發(fā)生在內藤湖南做此題跋后的一兩年時間里。

內藤湖南在題跋中，簡要點評宋四家源流及書風后，認為蘇軾此《董侯官帖》“用筆秀勁，自饒姿態(tài)，猶是晉唐人之遺法。”對一向崇尚王羲之書風的內藤來說，做此論評也在情理之中。

內藤湖南題跋之后，似乎還不盡興，又在后面補充了幾句?！岸∷戎星镆?，大風雨，與有竹、碩園、雨山、衣洲諸君會格原田氏池田山莊，同賞此帖。匆匆三年，而有竹、衣洲二君已歸道山，今題此帖，追憶勝游，存沒之感，曷可勝言？虎又書?！?/p>

內藤湖南題跋

這段補跋，《內藤湖南全集》等文獻均未收錄，為補闕拾遺，故在此徑直錄入。文中“有竹”，即雅號為有竹齋的上野理一（1848-1919），時為朝日新聞社社長、中國書畫收藏家?！按T園”是漢學家西村天囚（1865-1924）的另一雅號，“雨山”即前述長尾甲，“衣洲”是著名漢詩人籾山衣洲（1855-1919）。“原田氏”為大阪古籍商兼出版商博文堂主人原田莊左衛(wèi)門（1858-1938），其別墅池田山莊當時是愛好中國書畫的文人墨客常出入之地。1917年中秋之夜，內藤湖南與上述幾位在池田山莊共同欣賞了這件蘇軾尺牘，三年后，即1920年為此題跋時，同觀者上野理一與籾山衣洲已經離世，故不由得慨嘆生死無常。

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京都，不僅是國際漢學研究的一大重鎮(zhèn)，而且也是中國書畫文物交流與傳播的一大據點。除內藤湖南、狩野直喜、桑原騭藏、富岡謙藏等京都大學的知名學者，以及富岡鐵齋、長尾甲、山本竟山等書畫界人士之外，尚有避難而來的羅振玉、王國維兩大中國學者也一時活躍其中。周圍還有小川為次郎、藤井善助、黑川幸七等商界人士，上野理一、原田莊左衛(wèi)門等報界或出版界人士，以及犬養(yǎng)毅為首的政界人士等。這些人以一種共同的中國書畫文墨趣味，走到一起，形成一種極具影響力的中國書畫文物交流圈或傳播網。而集收藏家、鑒賞家、學者為一身的羅振玉則可謂執(zhí)牛耳之存在，起到了引領作用。當時流失到日本的中國書畫不少都經過羅振玉、內藤湖南及長尾甲的鑒定題跋而為富豪收藏。博文堂復制出版的中國書畫也多是經他們題跋后，由博文堂鈐上“博文堂審定精印記”之印發(fā)售。這就大大提高了書畫的可信度和附加價值。

左起：長尾甲、犬養(yǎng)毅、羅振玉、富岡鐵齋、內藤湖南

由以上三人題跋可知，此《董侯官帖》出現于日本應是1917年前后，主要流傳于關西地區(qū)私人之間。一般讀者得知其存在則是1920年5月以后，因為法書會編輯發(fā)行的《書畫苑》第一卷第一號（1920年5月）將其復制公開，原帖當時為東京的竹內長庚所收藏。1922年秋，書法家滑川達（號澹如）又為此尺牘題寫了幾行識語，因其中并無什么重要信息，故于此從略。

后經博文堂斡旋，該尺牘轉入藤井有鄰館創(chuàng)始者藤井善助之手，此后一直為有鄰館所收藏，并收錄于該館發(fā)行的《有鄰大觀》第二冊（非賣品，1929年9月）。

當然，羅振玉、內藤湖南與長尾甲等人題跋時，尚不知蘇軾同類尺牘墨跡仍存于世。日本方面也是直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公開之后才得以獲知的?，F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蘇軾尺牘中，俗稱《獲見帖》（又稱《致長官董侯尺牘》）者，即是與上述這件日本所藏內容一致而行款與書勢不同的傳世蘇軾墨跡。至于兩者是否均為蘇軾真跡，尚有待進一步研究考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蘇軾《獲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