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的本質(zhì)：為什么猶太人成了替罪羊？

他們將每一次國家的災難、人民的不幸都歸咎于基督徒。如果臺伯河涌向了城墻，如果尼羅河沒能灌溉入田野，如果天色不再變化或大地開始震動，如果發(fā)生了一場饑荒，如果暴發(fā)一次瘟疫，他們將立刻哭喊道：“應該將基督徒送入獅口！”

——德爾圖良（Tertullian），公元三世紀

嚴格來說，“少數(shù)”一詞僅指代那些相較于另外一個群體規(guī)模較小的群體。根據(jù)這個定義，白人也是少數(shù)群體，美國的衛(wèi)理公會和佛蒙特的民主黨也是如此。但這一術語還帶有心理層面的意蘊。這意味著主流群體對一些種族特征顯著的小群體持有刻板印象，并伴有歧視性的行為。這樣做的結果是這個小群體的成員變得越來越憤恨，反過來加深了他們?nèi)后w的分離傾向。

為什么一些統(tǒng)計層面上的少數(shù)群體會成為心理層面上的少數(shù)群體，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學童、注冊護士和長老會成員在數(shù)量上都是少數(shù)群體，卻不是遭受偏見的對象。心理學意義上的少數(shù)群體包括許多移民、地區(qū)性群體、從事特定職業(yè)的人、有色人種以及特定宗教的信徒。

一些心理層面的少數(shù)群體只遭受了溫和的貶斥；而另一些群體則受到了強烈的敵意，我們稱后者為“替罪羊”。這適用于任何心理層面上的少數(shù)群體，無論其遭受的是輕度的歧視，還是全面的迫害。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將使用“替罪羊”一詞來涵蓋這兩類受害者。

讀者們會注意到，這一術語暗含著一個特定的偏見理論，即挫折理論。這意味著一些外群體無辜地承受了由內(nèi)群體的挫折所引起的遷怒。這個理論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現(xiàn)實，然而卻無法解釋為什么唯獨是某些群體成了偏見的受害者，為什么遷怒并沒有發(fā)生在其他的群體身上。

替罪羊的含義

替罪羊（scapegoat）這個詞起源于希伯來人著名的宗教儀式，在《利未記》（Leviticus 16: 20-22）中有所記載。在贖罪日當天，人們會抽簽選擇一只活山羊。穿著亞麻服飾的大祭司將雙手按在山羊的頭上，對著它懺悔以色列人的罪孽。于是以色列人的罪孽被象征性地轉移到了這頭山羊身上，接著人們將山羊帶到野外放掉。人們感到自己的罪由此被凈化了，暫時變得純潔無瑕。

這里涉及的思維方式并不罕見。從最早的時候起，這種觀念就一直存在：罪惡和不幸可以從一個人身上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萬物有靈論思維會將精神和物質(zhì)世界混為一談。如果一堆木頭可以從一個人的背上轉移到另一個人背上，為什么不能轉移一堆悲傷或內(nèi)疚呢？

如今，我們可能會將這一心理過程標記為投射（projection）。我能夠在他人身上看到主要存在于自己之中的恐懼、憤怒和欲望。要為我們的不幸負責的并非我們自己，而是他人。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也有許多類似于“代人受過的人”（whipping-boy），“遷怒于狗”（taking  it  out  on  the dog），“替罪羊”（scapegoat）這樣的表達。

替罪羊現(xiàn)象背后的心理過程是復雜的。現(xiàn)在我們關注的是在替罪羊的選擇中涉及的社會文化因素。單一的心理學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某些群體比起其他群體更易于成為替罪羊。

《圣經(jīng)》中替罪羊的由來

在獨立的六個年份中——1905年，1906 年，1907年，1910 年，1913 年，1914 年——美國各接收了超過一百萬移民。這導致了大量的少數(shù)群體問題，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內(nèi)，大部分問題都自然消解了。大部分移民的適應能力都很強，并渴望成為美國人。于是他們開始融入美國這個大熔爐。到了第二代移民的時候，同化過程已經(jīng)部分生效，盡管沒有完全完成。如今，美國約有兩千六百萬第二代移民。在一定程度上，這一龐大的群體仍然承受著一定的（逐漸減少的）不便。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在家里使用另一種語言而不能熟練地講英語。他們?yōu)樽约旱母改甘峭鈬硕械叫呃?。這種對于自身社會地位的自卑感正在加劇。通常，他們?nèi)狈Ω改傅拿褡鍌鹘y(tǒng)和文化所應具有的自豪感。社會學家得到的證據(jù)表明，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和其他社會失范的比例相對較高。

然而，大多數(shù)從歐洲移民而來的心理層面的少數(shù)群體，在美國靈活而有彈性的社會結構中都過得還算順利愉快。他們偶爾會被當作替罪羊，但這一情況并不會持續(xù)太久。在保守的緬因州社區(qū)中，當?shù)厝丝赡軐幼∮诖说囊獯罄嘶蚍ㄒ峒幽么笕擞行┡懦狻@種歧視是相對溫和的，能夠證實存在實際暴力行為的情況很少。另一方面，他們與其他少數(shù)群體（猶太人、黑人、東方人、墨西哥人）的對立更為顯著。主流群體的人們會說，“我們永遠不會將你們接納為我們的一員”。

正如我們無法清楚判斷出一個群體在何時被當作了替罪羊，而何時沒有，我們也無法找出一個明確的法則來概括替罪羊的選擇。問題的本質(zhì)似乎在于不同的群體出于不同的原因被挑選。

即使有些群體似乎背負了更多的責難，但似乎并不存在一個“全責替罪羊”。也許如今黑人與猶太人被指責犯有最多種多樣的罪惡。但我們注意到，這兩者都是由兩性（及其子女）組成的包容性社會群體，傳遞社會價值觀和文化特征。它們或多或少是永久的、明確的和穩(wěn)定的。相比之下，人們會發(fā)現(xiàn)許多特定的替罪羊，他們被指責犯有更加具體的罪行。美國醫(yī)學協(xié)會或軟煤礦工聯(lián)盟可能會被社會的某些部分憎恨，被指責為健康政策、勞工政策、高價格或某些他們可能承擔或不承擔部分責任的特殊不便負責。（替罪羊自身無須是清白無瑕的，但他們往往會招致比他們應得的更多的批評、敵意、成見。）

宗教、民族或種族群體是最接近全責替罪羊的群體。它們具有持久性和穩(wěn)定性，可以作為一個群體被給予明確的地位和刻板印象。我們之前已經(jīng)提到過，分類具有任意性——許多人會簡單粗暴地被一種社會法令包括或排除。某個特定的黑人身上的白人血統(tǒng)可能比有色人種血統(tǒng)多——然而種族是一個“社會假定”，所以他被隨意地包括在“黑人”范疇里。有時，這個過程是反過來的。納粹統(tǒng)治時期的維也納市長希望給一位杰出的猶太人一些特權。針對那些因為他的受益人來自一個猶太家庭而反對這個決定的意見，他回應道：“他是不是猶太人由我決定?！奔{粹需要把某些受優(yōu)待的猶太人變成“名譽雅利安人”這個事實，表明了使受迫害的少數(shù)民族保持鐵板一塊的重要性。只要做到了這一點，邪惡就可以被視為來自一個具有異類價值觀的完整的、個性化的群體，擁有代代相傳的永久威脅性特征。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種族、宗教和民族仇恨比對職業(yè)、年齡或性別群體的偏見更普遍。明確和永久的類別是吸引明確和永久的仇恨所必需的。

歷史方法

這些不同的泛化仍然沒有涉及一個主要問題: 為什么在一段時間內(nèi)，一個特定的民族、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tài)群體遭受的歧視和迫害比其已知的特征或應得的聲譽所能合理解釋的還要多？

歷史方法主要有助于我們理解在這些年間各類替罪羊的命運沉浮，以及為什么他們受到的敵意會周期性減少或加劇。今天的反黑人偏見就與奴隸制時期的有所不同；反猶太主義是所有偏見中最頑固的一種，它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形式，并根據(jù)不同情境而有所變化。

今天，反天主教的傾向在美國仍然存在，但其形勢沒有六十年前那么嚴重。當時一個激進的反天主教組織——所謂的美國保護協(xié)會——蓬勃發(fā)展。該協(xié)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消亡，與此同時——原因尚不清楚——反天主教的情緒似乎也消退了。即使是后來歐洲天主教徒的大規(guī)模移民潮也沒有使19世紀的迫害回潮。然而，就在最近幾年，對羅馬教會政治影響力上升的擔憂似乎再次增加。偏見的浪潮可能會再次泛濫。只有深入的歷史分析才能讓我們理解這些波動。

在美國保護協(xié)會的全盛時期，社會科學家對探索其興起背后的現(xiàn)象鮮有興趣。如今，針對類似的煽動性社會運動的研究則全面細致。但是，一位在當時對美國保護協(xié)會發(fā)出抗議聲音的公民則被遺忘了。他提出了超越其時代的分析和警告，并在最后提及了反猶太主義。根據(jù)他的分析，他認為到了1895 年，猶太人會成為比天主教徒更大的歸咎對象。半個世紀以來，針對這兩個群體的偏見強度已經(jīng)發(fā)生了扭轉。

在未來，愛好和平、遵紀守法、勤勞上進并且有愛國心的群體可能會成為斤斤計較、冥頑不化、狂熱主義的群體的眼中釘。如果出于保護個人利益與權利的緣故而縱容美國保護協(xié)會（APA）主義，不久以后，這一群體將會把矛頭直指任何不服從其領導或管理的階層或個體。誰知道呢，在迫害了天主教徒和外國人之后，他們接下來或許會把矛頭指向猶太人。

由于替罪羊的選擇問題是一個主要使用歷史方法來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像歷史學家一樣工作，將視線聚焦于具體案例。以下分析僅涉及我們選擇的三類受害者：猶太人、共產(chǎn)黨人和“臨時”替罪羊。每一個案例都并非完整，且十分復雜，很容易在解釋或強調(diào)中出錯。

作為替罪羊的猶太人

反猶太主義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86 年猶大王國的陷落（fall of Judea）。即使猶太人流散到各處，他們依舊嚴格遵守著他們相對死板嚴苛的傳統(tǒng)。關于飲食方面的教法讓猶太人無法與外邦人一起吃飯，與外邦人通婚也是禁止的。甚至猶太先知耶利米（Jeremiah）也認為這些規(guī)矩是“繁文縟節(jié)”。無論猶太人身處何方，其正統(tǒng)教義所設定的規(guī)則總給他們帶來麻煩。

在希臘和羅馬——猶太人眾多新家園中的兩個——人們歡迎新的想法。于是，猶太人作為有趣的陌生人而得到接納。但是他們進入的世界性文化無法理解他們?yōu)槭裁床荒芊催^來以接受他人的飲食、游戲和娛樂方式作為回應。耶和華（Jehovah）可以輕易成為被多神論者崇拜的眾神之一，為什么猶太人卻不能接受多神論？猶太教在其神學、種族習俗和宗教儀式上似乎過于絕對化了。

在所有猶太風俗中，引發(fā)觀者最大恐慌的可能是割禮。人們無法理解其中的象征主義成分（精神的切割）。相反，割禮儀式似乎是一種野蠻殘暴的行為，對男性身份的威脅。在幾個世紀以來，這一儀式在非猶太人心中造成了多少無意識的恐懼與性方面的陰影，現(xiàn)在很難判斷。也許在人們的潛意識里，“閹割威脅”的暗示在指向猶太人的憎惡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古羅馬，基督徒比猶太人遭受的迫害更深重。本章開頭引用的段落，是德爾圖良為作為替罪羊的基督徒所寫下的簡短記錄。在公元四世紀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治下成為羅馬的官方主導宗教之前，猶太人得到的待遇可能相對基督徒而言都要更好一些。但在此之后，由于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安息日（Sabbaths）并不一致，猶太人成為一個區(qū)別于基督徒的、高度可識別的群體。由于早期的基督徒自己就是猶太人，所以要等到基督教時代開始后兩三個世紀，人們才開始忘記這一點。只有到了那時，猶太人（作為一個群體）才開始被譴責為要對耶穌被釘十字架一事負責。在后來的十幾個世紀里，人們世世代代都將他們是“謀殺基督者”作為將猶太人視為替罪羊的充分理由。在公元四世紀圣約翰?屈梭多模（St.  John  Chrysostom）布道時，他將對猶太人的仇恨傳播了開來，猶太人不僅作為“基督殺手”而受到譴責，還背上了所有其他你可能想到的罪行。

反猶太主義的一些依據(jù)是直接從基督教神學之中推理得出的。由于圣經(jīng)明確指出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在他們承認他們的彌賽亞（Messiah）之前，他們將一直被侵擾。上帝會懲罰他們，直至他們承認彌賽亞。因此，基督徒迫害猶太人，是奉了上帝的旨意。的確沒有任何現(xiàn)代神學家將其解釋為，任何基督徒個體都有理由不公正并毫無慈悲之心地對待任何猶太人個體。然而事實仍然是，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行事，而且看上去他是想要使他所揀選的人——冥頑不化的猶太人——如同認同《舊約》一樣地認同《新約》。雖然現(xiàn)代反猶太主義者當然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因為這個特殊的原因懲罰猶太人，但從神學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是上帝的長期計劃。

在這一點上，神學上的解釋會引發(fā)更微妙的心理分析。由于希伯來人不接受彌賽亞，因此也不受《新約》中特別嚴苛的道德法則約束。（事實上，希伯來人自己也有另一套同樣嚴苛的道德規(guī)范，但是這與此無關）。該論點在于，基督徒有著一個隱秘的欲望，即擺脫福音書和使徒書信所強加于自身的道德規(guī)范。根據(jù)精神分析的思路，這種不敬神的沖動可能會引發(fā)嚴重的沖突和自我仇恨。因此，從象征層面而言，有著這般欲望的基督徒本人也是“謀殺基督者”。然而這個念頭是如此讓他們痛苦，以至于類似的想法必須被壓制。看哪，猶太人公開否定《新約》的教導。所以我們痛恨猶太人（因為我也痛恨自己身上相同的想法）。基督徒自身的愧疚被遷移到了猶太人身上，就如同古希伯來人將罪孽轉移到山羊身上。

弗洛伊德將這一邏輯擴展至大多數(shù)男性都壓制自己“殺死父親”的欲望。人們難以忍耐父母權威的限制——同時也可能涉及一些性層面上的對抗。無論如何，弗洛伊德認為，謀殺長輩的強烈動機始終存在，這也導致了刺殺上帝——所有人共同的父親——的欲望。如今，如果猶太人是基督殺手，那么（從基督教的角度）也是上帝的殺手。我們無法面對自己的沖動，但是能夠?qū)⑵滢D移給猶太人，并憎恨他們。

我們有必要強調(diào)反猶太主義中所存在的這些宗教因素，因為猶太人首先是一個宗教團體。也許今天的許多（或大多數(shù)）猶太人都會反對這一點，認為猶太人并不都具備宗教信仰。正統(tǒng)的猶太教已經(jīng)衰微，然而針對猶太人的迫害并沒有因此減少。此外，如今的反猶太主義中，猶太人被賦予了道德上、經(jīng)濟上、社會上的罪孽；但宗教層面上的差異很少被提及。即使如此，宗教問題所遺留的痕跡依舊存在，如醒目的猶太教節(jié)日；在猶太人住宅區(qū)矗立著雄偉的猶太會堂。

不過，如今，很多人對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具體的宗教爭端漠不關心。更多的人能夠超越這些紛爭，在心中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tǒng)合二為一。但是，對這一問題更廣泛的解釋認為，我們每個人仍然受到猶太文化中歷史精神的影響。信仰天主教的學者雅克·馬蒂恩（Jacques  Maritain）這樣寫道：

以色列位于世界的心臟。刺激它、激怒它、攪動它。就像一個異質(zhì)之物，一團點燃群眾的火焰，帶給世界以混亂……它教會世界背棄對上帝的信仰，使人們貪婪不安，它促進了一系列歷史上的運動。

一位猶太學者繼續(xù)就這一論題提出：猶太人作為一個群體的規(guī)模并不比非洲一些人們聞所未聞的部落更大。然而，猶太人的精神不斷發(fā)酵。他們堅持一神論；堅守自己的倫理觀；重視自身的道德責任。他們尊重知識，與家人緊密聯(lián)結。他們崇尚理想，鍥而不舍，道德感強烈。他們對上帝、倫理、高道德準則的注重由來已久。因此——盡管自身并非完美——他們始終是世界上良知的楷模。

一方面，人們欣賞并尊重這些標準。而另一方面，他們對這些標準提出抗議并反抗它們。反猶太主義的出現(xiàn)是因為人們被自己的良知所激怒。猶太人象征著他們的超我，沒有人會喜歡被超我逼迫的感覺。猶太教所堅守的道德準則是即時的、毫無妥協(xié)余地的。無法堅持自律與慈善行為的人可能會排斥這種高標準的道德理想，并繼而排斥整個猶太民族。

假定所有這些宗教和倫理層面的考量可能都早已不復之前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這些因素依然是之后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所受到的差別待遇的根基。猶太人自身在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間接導致了其長期以來受到多個國家的驅(qū)逐。猶太人只能夠從事短工或邊緣性的職業(yè)。當十字軍東征需要資金時，他們不能向基督徒借錢（基督教的道德準則不允許高利貸）。于是，猶太人成為放債人。猶太人這樣的做法不僅招攬了生意，也引來了人們的蔑視。他們不僅無法擁有土地，還被手工業(yè)所驅(qū)逐。猶太家庭被迫從商，并只能夠從事放債、貿(mào)易和其他不受尊重的職業(yè)。

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持續(xù)至今。職業(yè)傳統(tǒng)隨著歐洲猶太人的移民而傳播到了新的土地上。同樣的歧視在某種程度上也迫使猶太人只能夠從事他們一貫操持的職業(yè)。他們不得不在這些邊緣性的職業(yè)活動中成長為冒險的、精明的、善于管理企業(yè)的商人。這個因素導致大量的猶太人，特別是生活在紐約的猶太人進入零售業(yè)、娛樂業(yè)或成為專業(yè)人士。國家經(jīng)濟的分配不均使得猶太人群體格外顯眼；也加深了人們關于他們的刻板印象——工作狂、大富翁，在不穩(wěn)定的行業(yè)中從事灰色交易。

這使我們回想起“城市憎惡”的理論。如果國家日益發(fā)展的城市化意味著不安全感，并伴隨著某些價值觀的喪失與日益嚴重的焦慮；如果猶太人在人們心目中就是城市的象征，那么城市化所導致的生活惡化就將被歸咎于猶太人。

讓我們再次回顧歷史事件的進程，這次我們找到了另一個重要關聯(lián)。猶太人缺少一片家園，因此，他們被認為是政治身體上的寄生蟲。他們會具備一個國家所具有的特定屬性（民族聯(lián)結與國家傳統(tǒng)），但事實上，他們是唯一一個沒有土地的國家。否定“雙重忠誠”的人指責他們不愛國、沒有對生長土地所應有的榮譽感。由于許多猶太人在其他國家都有血親，他們對所有國家中猶太人的命運都深感關切，也正因如此，人們指責他們“國際主義”——意為猶太人沒有那么愛國、忠誠。我們沒有任何能夠證明猶太人不忠的證據(jù)，但是我們無法否認其“無家可歸”的歷史事實。只有在近幾年，情況才有所改觀——但由于反猶太主義的最終走向并不明朗，所以我們無法給出定論。在猶太人的新家園——以色列，周圍阿拉伯國家的反猶太主義日益高漲，這對于猶太人無疑是個不祥的預兆。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是，猶太文化中長期的、標志性的對知識的尊重與學習的熱情。分類差異能夠通過比較高等教育機構中猶太學生所占的比例與非猶太學生所占比例來衡量這一特質(zhì)。在沒有偏見參與的情況下，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猶太學生在高等教育機構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為什么對學習的尊崇反而使猶太人成了替罪羊？這里存在一種“深度的”解釋。猶太知識分子將愚昧和懶惰視作心靈缺陷。在這里，猶太人再次象征了我們的良知，并刺疼著我們。在大量學習內(nèi)容面前，我們?yōu)樽陨淼闹橇Χ械阶员?。當普通的（或?yōu)秀的）猶太人使我們意識到自身的不足，我們心中會涌出一絲嫉妒。我們通過枚舉他們的缺點和罪孽使自己平靜。所以，反猶太主義可能部分源于對“酸葡萄心理”的合理化。

在調(diào)查如此混亂的歷史心理因素時，人們自然會質(zhì)疑是否存在一個主題能夠總結這些因素?！氨Ｊ貎r值觀的邊緣”的概念似乎是最接近的解決方法。然而，我們必須理解，這個表達不僅涵蓋宗教、職業(yè)、國家，同時也包含偏離了普遍的保守價值觀：刺痛良知、求知欲望、

精神發(fā)酵。人們可能會這樣認為：猶太人是遠離主流的（略高于、稍低于、略微偏離），并在方方面面騷擾了非猶太人的生活。保守派所感知到的“邊緣”即是威脅。事實上，差異是細微的，但是這些輕微的差別使人們不安。我們在此可以再次引用“輕微差異的自戀”這個概念。

從歷史角度看，這個對反猶太主義的分析是遠遠不完整的。這些分析只表明了現(xiàn)象，卻沒有出自歷史的觀點。我們無法解釋為什么這個群體成為了敵對的對象，而不是另一個群體。猶太人從古至今就被當作替罪羊，只有通過歷史分析，并輔以心理學的見解，才能夠還原這個故事。

對于反猶太主義存在許多解釋。在缺乏對證據(jù)的仔細考量的情況下，大多數(shù)人著重于幾個特點。作為這些“解釋”中的一個相當?shù)湫偷睦?，讓我們來看一看英國人類學家丁沃爾（E. J. Dingwall）的以下陳述：

我們發(fā)現(xiàn)猶太人所感受的敵意，就某些重要方面而言，是來自他們自身的信仰和行動的。無家可歸的人在哪里都是少數(shù)群體。通過宗教或傳統(tǒng)習俗凝聚在一起的猶太人顯示出顯著的排他性，并拒絕一切同化…… 他們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深惡痛絕，卻會毫不猶豫地認為其他人是劣等于自己的。因此，猶太人將一種持久、溫和的刺激滲入社會結構之中。即使基督教源于猶太人，兩者卻是獨立的。人們不斷被提醒，基督殺手至今死不悔改。胸無大志的窮人的確處境悲慘，但猶太人在自私自利、陌生的商業(yè)競爭環(huán)境中努力向上爬時，他們也變得越來越煩躁，也越發(fā)好斗…… 在敵對與厭惡的困境中，猶太人變得大膽、雄心勃勃。他們追求女性時往往是公開的、無所束縛的，所以時常收獲成功。這激起了那些敏感怯懦的追求者們的嫉妒與憤怒。

上述分析中的一些特點值得注意?？傮w而言，這項分析采用了“刺激對象”（stimulus object）的方法，著重于猶太人有哪些特性和做法激怒了他人。分析中的有些言論無疑是正確的，但其他的言論卻是虛構的、富有歧義的?！八麄儭币辉~毫不嚴謹?shù)刂复苏麄€猶太人群體（而不是其中的個別成員），作者認為所有猶太人都將他人視為不如自身的，或“變得大膽、雄心勃勃”。但是作者并沒有任何依據(jù)能夠證明他們“追求女性”時比其他種族的男性更為“公開、無所束縛”。模糊性、暗示性和虛構性使上述對于反猶太主義的分析不足為信，這也是很多其他分析站不住腳的原因。

這個問題是極其復雜的，除非我們在每一個階段都能夠嚴謹度量事實依據(jù)，將猶太人群體的特質(zhì)與精神動力過程都納入分析之中，否則這個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

特殊場合的臨時替罪羊

替罪羊的歷史可能有幾個世紀那么長，比如猶太人；也可能相對而言更為年輕，例如共產(chǎn)主義；又或者有些替罪羊只是稍縱即逝的，很少被記載在冊。

在每日的報紙新聞中，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臨時”替罪羊的蹤跡。一場越獄，一個從州立醫(yī)院逃脫的殺人狂，一次市政府貪污的曝光，一次吹噓。出離憤怒的社論和被激怒的公眾來信紛至沓來。有時，這些聲音給出了他們各自所指認的替罪羊。群眾的憤怒需要一個個體作為替罪羊，而且他們現(xiàn)在就想要。結果是官員的解職并非出于其罪行，而是因為犧牲了他，人們的憤怒就可以得到緩解。

以下的案例能夠作為例證——在 1942 年 11 月 28 日，波士頓椰子樹叢夜總會（Coconut Grove）發(fā)生了一起慘絕人寰的大火。

波士頓椰子樹叢夜總會大火

這場災難造成了近500 人死亡。事件發(fā)生后，報刊編輯和公眾信件都對此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一名服務員成為了第一個替罪羊。他劃了根火柴，企圖用它代替電燈。然而他這一舉動導致了高度易燃的紙質(zhì)裝飾品起火。報刊的頭條宣稱：“都是服務員的錯?！边@一指控引起了軒然大波。輿論導向意圖免除其罪行（部分出于他的自首行為）。有讀者給報刊來信，寫明愿意推薦他去西點軍校；這名服務員甚至還收到了追隨者的來信與金錢。另一名替罪羊是“不明身份的惡作劇者”，據(jù)說是他取走了燈泡；但是這并無法使負責這起案件的官員所信服。還有些指控指向消防領導、警察領導、消防員與其他公職人員。然而幾乎沒有一條新聞指出了這場造成人員巨大損失的事件的罪魁禍首，即群眾的過度恐慌。只有一名官員說出了事實：

“發(fā)生在波士頓的悲劇部分是由于在場眾人心理崩潰而造成的?！比藗冃枰粋€具體的人為這一切負責。

漸漸地，人們將矛頭指向夜總會的所有者、經(jīng)理和其他股東。夜總會的所有者是猶太人。即使報道并沒有指明他的種族，但僅僅是含糊其辭的暗示就使他受到了極大的敵意。尖銳的評論例如“骯臟、不顧一切的猶太人”。夜總會的所有者也被認為與政府官員勾結，兩者被指控“腐敗”“謀求政治利益”，而共同成為了這場事件的代罪羔羊。

在災難發(fā)生后的一周內(nèi)，人們就指認了所有不同的替罪羊。之后，人們對此的興趣日益消退，直至災難發(fā)生的兩個月后，縣檢察長頒布了十份起訴聲明，被告者包括夜總會的所有者、經(jīng)理、消防員、建筑檢查員等公職人員，人們的興趣再次被調(diào)動了起來。這段時期報紙上再次充斥著人們的譴責。最后，只有夜總會的所有者被判處監(jiān)禁。

我們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情緒動蕩的人們將矛頭指向特定的（幾乎所有的）嫌疑個體。出于憤怒與恐懼，他們將單獨的個體視為罪魁禍首。而人們的謾罵與譴責在替罪羊之間游移。隨著人們情緒趨于平靜，不再需要宣泄的出口，最后的審判往往比最初人們的呼聲要溫和、有限得多。一名替罪羊就足以安撫處于鬧劇尾聲的人們。而隨著他被懲罰，這場災難給人們所帶來的痛苦會迅速結束。

本文節(jié)選自[美]戈登·奧爾波特著，凌晨譯，《偏見的本質(zhì)》，九州出版社·后浪2020年10月出版